西藏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咸阳
西藏历史悠久,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生活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有着独特的语言文字和璀璨的民族文化,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其别具一格的文化特征。西藏地处高原,地理环境较为特殊,是祖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门户,是祖国的国防屏障、资源屏障、生态屏障。在全球气候、生态日益恶化的现在,要保证国家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西藏的战略作用将更趋重大。千百年来,青藏高原富饶的资源环境与藏族人民的智慧共同创造了青藏高原独特的西藏文化,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得以传承,嵌刻着青藏高原时代的烙印,是中国历史上一朵璀璨的奇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发展,对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作出系列重要论述,建设体育强国是新时代体育发展战略,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西藏体育作为中国体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国家体育战略目标过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探究远古时期藏民族传统体育的萌芽、探索吐蕃时期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为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奠定基础,厘清元明清时期的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脉络与近现代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创新发展,以期为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史的传承与保护提供参考意见,同时为新时代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和谐发展进行有益探寻。
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2012年发布《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2016年发布《“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旨在加强对少数民族事业的管理与监督,增进民族团结与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建立健全少数民族体育相关政策以及法律法规,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品牌赛事活动。2015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对西藏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市场对体育的消费,促进体育产业与西藏地区旅游、文化、教育等,推动体育产业多业态发展,同时对西藏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进一步深化保护与传承西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2018年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秉承《全民健身计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的总体原则与要求,推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建设,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传承发展,深度融合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理念,坚定民族文化自信以弘扬民族体育精神,旨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繁荣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以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需要。运用历史研究法,对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历史阶段进行划分,根据发展背景厘清历史脉络,梳理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历程。自古以来,西藏有修史的传统,远古时期以崖壁岩画、崖阴岩画、洞穴岩画、地表大石岩画等遗存形式记录西藏原始体育形态,吐蕃时期主要以西藏寺院壁画的记载方式描绘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元明清时期以交流、传播的形式对西藏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继承与发展,在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盛世,通过书文记载、实地造访、口手相传、网络互通等方式对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进行修缮[1-4]。古有岩画、壁画,今有藏文史籍和互联网,旨在不断传承与保护、修复与完善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史,并对其进行创新发展。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究其各个历史阶段持有矛盾与问题存在的历史渊源,根据历史依据厘清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来龙去脉,纵向追溯远古时期至近现代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阶段发展历程,从历史的视角考察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各个维度在不同发展阶段演变的历史呈现,揭示不同时期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特征。
西藏文化内容丰富,其物质文化、体育文化、精神文化等等,都为我们演绎出藏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其变迁与升华的过程。探究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使我们更能深入了解与挖掘隐藏在其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学者佘静芳(2010)在《西藏寺院壁画中的体育文化初探》[5]将西藏寺院的壁画作为研究西藏体育文化的出发点,对布达拉宫、山南桑耶寺、阿里古格遗址等地的进行实地考察,重点研究西藏寺院的体育壁画,为笔者研究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历史提供了真实有效的证据,但是调研力度有待加强,需要多角度对西藏各个富有体育壁画的寺庙进行调研考察,才能为未来学者的研究指引方向。学者耿献伟(2014)在《藏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研究》[6]将藏民族传统体育分为竞技类、游戏类、舞蹈类以及其他类,分类的方式值得借鉴,但是对每一类别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且应该点明分类的缘由,为学者探究提供新的发现点。耿献伟(2018)在《藏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文化内涵》[7]中阐述藏族传统体育的萌生、形成、发展,但是后续没有对每一时期进行具体论述,在探究藏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文化内涵如果按时间顺序对各个历史阶段藏族传统体育的内涵进行研究,条理将会更加清晰客观,而且对后续部分应该再一次进行主旨的点明,强调藏族民族传统体育与生活的贴近度,凸显其在藏族生活中占据不可分割的地位。学者杨文豪(2015)在《布达拉宫壁画中的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8]中对西藏布达拉宫壁画中的体育图像进行分析,主要集中对吐蕃时期体育活动的研究,同时彰显出通过体育活动所传达西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特征,即民族性、传承性、差异性、竞技性与审美性以及生态文化性。通过壁画探究西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方式给予了笔者新的启示与灵感,但是对体育活动分类不清,可以采取一定的分类方式对各项体育活动进行划分,比如按时期划分或者按种类对其进行划分,在研究西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史应该厘清相关的发展历程与时间脉络,才能凸显体育的发展是如何进一步与藏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生产生活离不开体育,应该凸显体育的实质特征,为今后指明研究方向,笔者需要收集更多的史料进一步丰富与完善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史的研究。陶光华(2021)在《新时代藏族传统体育传承实践模式研究》[9]借助新时代发展的契机对继承与弘扬藏族传统体育寻找新的亮点,探索其历史发展历程,对史前时期至清朝时期的藏族传统体育做了简明的阐释,同时对西藏和平解放前后以及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藏族传统体育进行论述,最后引出新时代的藏族传统体育,为笔者探究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引入了新时代的元素,但是守正创新既需要立足于守正也要坚持创新,应该分阶段探究其传承的路径,对未来研究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史也没有进行系统的阐述。
研究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史有助于丰富与完善西藏体育的内涵、文化与发展历程,迄今为止也有很多学者对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史有独到的见解。学者邢新强(2008)在《西藏岩画中原始体育图像的解读》[10]主要通过藏北地区的岩画对原始体育进行解读,阐述西藏岩画是吐蕃文化与西域文化多重融合的结果,笔者认为岩画嵌刻着地域文化的特征,在探究西藏岩画中的原始体育需要借助大量相关遗址、墓葬、遗物等史籍遗存以及史志类、神话类历史文献等的文字记录,需要对更多的原始体育活动进行进一步解读,厘清西藏体育史程的时代脉络,通过纵向分析的方式进一步解读西藏体育史程,丰富西藏原始体育的史料。学者沈德功(2005)在《试论西藏古代体育的产生与发展》、陈崇凯(2006)在《一部研讨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史的拓荒之作——西藏的民族传统体育读后》、毕卫忠(2016)在《西藏古代杂技与藏族传统体育相互融合的探讨》,以及学者丁玲辉在《西藏史前时期的原始体育》[11]、《从藏汉文献记载看西藏古代体育及其发展原因》[12]对西藏古代体育的发展进行探究,对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阐述,为后续学者学习西藏体育史留下宝贵的材料,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较为详尽的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史程。丁玲辉(2006)在其著作《西藏的民族传统体育》[13]为研究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开创了历史先河,邵生林(2008)在其著作《西藏体育史》[14]为西藏体育的发展历程厘清了历史脉络,也为后者学习、研究西藏体育准备了翔实的资料。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8)在著作《西藏自治区志·体育志》[15]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实事求是遵循体育发展规律,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体育史集,是藏族人民聪明才智的汇总,是西藏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百科全书”。在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过程中,既需要盛世修史,也需要守正创新。研究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史的历程,既需要坚守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悠久历史,也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创新,完善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前有专家、学者、文人提供史料文献,但是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史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几卷文字,而是从古至今百万年的积累与沉淀。在厘清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史的过程中,需要积累大量史书文献,对西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以寻求更为真实可靠的资料,对远古时期、吐蕃时期、元明清时期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萌芽、形成与继承进行梳理与考究,并结合新时代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将新时代的元素融入近现代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创新发展的研究,为今后的研究方向提供参考意见。
在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要探寻西藏体育的萌芽就要借助考古发掘,通过对古代遗迹、遗址考察和古代遗物的研究,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原貌,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萌芽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身体和动作行为的进化,为体育的产生提供了生理学与体质人类学基础;劳动与生产(采集、渔猎等)衍生出来的跑跳、掷石、摔跤、攀登、游泳等是体育萌芽的直接动因与条件;人类早期的社会性活动,如狩猎、娱乐衍生的骑射、摔跤、舞蹈、武术、抱石头等是体育萌芽的重要前提之一。
在新石器时期高原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练就了跑、跳、投掷、攀登、游泳等基本技能,而后在生产和战争中造就了射箭、骑马、摔跤等技能,后来形成有目的性的竞赛与表演。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西藏考古在定日县、普兰县、聂拉木县等地发现大量旧石器,充分证明青藏高原有古人生息和繁衍,这就为西藏古代原始体育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基础。1977年,经放射性碳素测定,1981年西藏考古发现的昌都卡若遗址早期距测定年4655年,晚期距测定年3930年。其出土的石制品主要有铲状器、斧、锄状器、钻、尖状器、刮削器、锥、针、矛、镞等生产劳动工具及武器近8000件。1984年10月发现拉萨曲贡遗址,年代距今约4000年以前。出土文物主要有土青铜镞、玉器镞、锛、镰、刀、针、梳形器、镞、匕以及装饰品等生产劳动工具及武器万余件。1986年发现昌都小恩达遗址,年代距今约3000-4000年。出土文物主要有敲砸器、切割器、骨匕等生产劳动工具及武器近400件。西藏考古研究证明在当时对应的年代,在昌都、拉萨,已经有人类居住,而且藏族先民正在从事农耕生产活动[16-18]。远古时期的西藏民族传统体育主要源于藏民为适应环境与谋取生活,生产劳动工具及武器造就了早期跑跳、掷石、骑射、摔跤等传统体育活动的萌芽。
根据考古学界的考证,西藏岩画刻绘着远古时期藏族先民的生产生活。岩画遗迹主要分布在西藏西部、藏北高原、藏南谷地、藏东南等地区,且作为藏族先民用以交流的“原始语言”,也嵌刻着原始体育珍贵的历史史迹。或是踏歌起舞,或是争战演练,或是杀牲祭祀,或是狩猎畜牧活动中的一些跑跳、投掷、骑射等场面,诸如此类,都构成了原始体育的因素。如藏北的加林山、纳木错湖一代的岩画,藏族先民有组织的狩猎放牧、骑猎牦牛的场景印刻在岩石上,藏族骑射运动慢慢展开的雏形;如当雄的扎西岛岩画,部落矛盾而引起的战争,武士激烈交手,藏族传统的武术运动开始萌芽;如东藏拉鲁卡的岩画,舞者翩翩起舞极其轻松愉悦,藏族舞蹈初步存在;如西藏盐湖的壁画,藏族先民缰绳勒马,马的刻画也十分细腻,藏族赛马运动也有了眉头;如雅砻河谷在石器时代就出现了原始的摔跤遗迹,藏族先民以贴身肉搏的形式与自然界、敌对部落作战,这种贴肉搏战的形式便是摔跤运动的雏形[19-21]。再有《艺术与宗教》所指岩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祭祀礼仪的一部分,原始的图腾膜拜与巫术形式也是当今佛教徒在纳木错朝拜活动形成的原因之一。劳动创造了人类。在青藏高原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藏族先民们利用劳动锻炼耐力、攀岩能力、射击能力、弹跳能力等,在长期的劳动和实践中加快了西藏民族传统体育萌芽成长的步伐,可见,传统的生产劳动习俗是民族传统体育的最重要的起源之一。
藏族先民积累的以跑跳、投掷、骑射等等生产生活的经验,渐渐形成有目的的赛跑、掷石、赛马、响箭等带有体育性质的活动,吐蕃时期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将其推向高潮。随着西藏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学的发展,藏族与周边各民族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赛跑、赛牦牛、抱石头、古朵掷石、藏式围棋、藏式摔跤、骑射与马球等体育活动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藏族先民倚靠跑步进行狩猎活动,到了吐蕃时期,藏民将跑步作为娱乐活动之一,演变成“赛跑”运动,至今在山南桑耶寺的壁画上还遗存有吐蕃时期赛跑的原始面貌。尤其在藏族第32代藏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的执政时期,迎娶文成公主的途中以赛跑和赛马等各种竞技娱乐活动,缓解旅途劳累和增加喜庆的气氛,此时藏族传统体育已初步形成并带有竞技娱乐的色彩融入藏民日常生活,同时也加强了藏汉体育的交往交流。吐蕃时期,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牲畜,也是藏民特有的“高原之舟”,是运输物品、负重托运、农田耕作之用。在迎娶文成公主途径青海玉树时,骁勇的藏族人民进行各色牦牛的比赛欢迎文成公主的到来,文成公主及送亲官员见此景既惊奇又欣慰,骑猎牦牛的原始体育演变成吐蕃时期赛牦牛这一体育项目,赛牦牛这一西藏民族传统体育渐渐形成。文成公主成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王后,尊称“甲木萨”,协助修建拉萨大昭寺,完善大昭寺壁画,其中记载了着长袍、腰间系带的彪形大汉将石头举上肩的比赛过程,追溯到远古时期,藏族先民抱牲畜的活动,源于劳动之余的娱乐活动,后将其过渡到竞技形式,彰显藏民“大力士”而逐渐形成“抱石头”(如图1,图片来源于网络)这一传统体育项目[22-24]。“古朵”投石是远古时期藏族先民为狩猎、放牧以及防御狼豺与外敌的主要武器,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演变成藏民练习臂力的体育器材,吐蕃时期更新其练习方法与技术,“古朵”运动也广泛传于民间。相传文成公主将“围棋”带入吐蕃,而后藏民们根据西藏的特点形成具有藏式风格的“密芒”(即“藏式围棋”)。远古时期藏族先民的贴肉搏战造就了摔跤,吐蕃时期“角抵戏”盛行于唐蕃,形成独具藏族特色的藏式摔跤(如图2,图片来源于网络)这一传统体育活动。
图 1 布达拉宫壁画抱石头
Figure 1 Hug stones of Potala Palace murals
图 2 布达拉宫壁画藏式摔跤
Figure 2 Tibetan wrestling of Potala Palace murals
马匹在藏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有“驿人”说,表示传达信件者,后誉为“飞鸟使”,以彰显马术技艺的高超,“日行数百里”的“马使”犹如当今“快递员”,吐蕃时期主要以“马使”传递信件物品,故骑马便形成带有一定目的的跑马运动。公元7世纪前后,随着唐蕃文化交流和唐蕃联姻及舅甥关系的确立,唐杂技百戏也传入吐蕃,吐蕃的马球运动也传入唐,在相互学习的基础上,加快了藏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促进了藏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吐蕃的体育活动中对体育发展贡献最大的当属马球,西藏高原特殊的气候条件与地理位置,决定了藏民族与高原为友以及与马为伴的民族文化特征以及剽悍的民族性格。藏族从古至今称马球为“波罗”,唐人称马球为“颇罗”,即来源于藏语。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赤德祖赞,吐蕃使臣赴唐都长安迎娶金城公主,吐蕃马术技艺超群、声震长安,吐蕃马球队与唐王朝马球队进行比赛,唐蕃体育文化的交流,促进藏汉友好往来。而今有观赏长安马球赛,直接联想到当年唐都长安与吐蕃的“马球之战”。据记载,格萨尔王的出生得助于箭,出生后则是“拉弓”的样子,弓箭则是其降魔除恶的主要武器,到朗日伦赞时期,射箭趋于竞技化,同时也形成一种独特的体育活动,后与马组合形成骑马射箭才进一步得到发展与强化,“骑射”(如图3,图片来源于网络)因此形成。对马匹多维度且频繁地使用,逐渐形成传统意义上的赛马、骑射、马球等藏民族传统体育活动[25-26]。
图 3 布达拉宫壁画骑射
Figure 3 Riding and shooting of Potala Palace murals
吐蕃时期的体育活动由生产劳动渐渐过渡到带有以一定目的的竞技性,标志着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与发展。布达拉宫、大昭寺、桑耶寺等寺院的壁画,都对当时赛跑、赛牦牛、抱石头、古朵掷石、藏式围棋、藏式摔跤、骑射与马球等体育活动的过程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绘,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绘入壁画,折射出古往今来西藏民族体育文化的光芒。由此可见,吐蕃时期各寺院的壁画反衬出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各个项目已经初步形成。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吐蕃王朝走向分裂,西藏开始了长达400多年的动乱,西藏高原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藏族传统体育也因此受到影响。但总的来说,吐蕃时期促进了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并将其推向了历史的高潮。
经历远古时期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萌芽、吐蕃时期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元明清时期,国家政治与经济逐步稳定繁荣,西藏建立地方政权巩固西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西藏民族传统体育也逐渐得到了继承与发展。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全面深刻地展现出藏族文化的方面,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内容丰富,具有原生态性、民族性和地方性,可以说是藏族文化的浓缩与精华。传昭大法会的召开展现了藏族传统体育的竞技性,江孜“达玛节”“藏历新年”等节庆表现了藏族传统体育的休闲性,孜康俗官学校对赛马与武艺的重视呈现了藏民族传统体育的教育性,战乱时期抵御外敌入侵重视习武凸显其军事性,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竞技性、休闲性、教育性、军事性发展丰富了西藏古代体育文化,掀起了西藏古代体育发展史的又一高潮。
公元1409年,首次举行了传昭大法会,闭幕期间举行了三天的藏族传统体育比赛,源起于生产劳动的藏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其竞技性较为明显,比赛项目有赛跑、抱石头、藏式摔跤、箭术、马术等等[27]。赛跑:主要是人、马同时混合赛跑,赛跑一直以来都是藏民赖以生存的主要活动之一,元朝时期赛跑是传昭大法会不可或缺的一项体育运动,当时赛跑的场面如日程、路线、参赛选手以及特有的场地等等,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中将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推向高潮。抱石头:“朵加”这一体育活动源于日常的生产劳动,以展示藏民力量与权威,随着时代的发展,朵加形式越来越丰富,难度也有所增加;“古朵”在远古时期的西藏主要用作驱赶虎豹豺狼的攻击武器,后逐渐演变为较量臂力的体育用具,“古朵”掷石是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不断完善与创新的抱石头这一传统体育项目,元朝时期得到了跨越式发展,其范围不断扩大、工艺更加精致、比赛更为频繁,成为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藏式摔跤:摔跤是象征着男子的英勇技艺之一,主要分为固定式、自由式、背抵背式以及马上摔跤,多样化的发展为传承藏式摔跤这一传统体育项目带来福祉。箭术:射箭在元朝时期排列体育项目首位,“碧秀”(响箭)是弓箭的一种,在工布江达、林芝等地盛行,箭射出后引起空气震荡而发出“呜呜”声响因此为响箭,射箭比赛后来被注入节日庆典中,其形式也更加丰富,越来越多的藏民开始重视对箭术的学习与传承,这不是一项普通传统体育项目,而是藏族男子汉的标志。马术:赛马活动于元朝以后盛行于民间,传昭大法会后当雄、那区等地的赛马会逐渐兴起,衍生出不同形式的赛马比赛;骑射主要包括跑马打枪和跑马射箭,源于古代防身需要,后来江孜的骑马射箭为众人所知;马上技巧主要包括马上拾哈达(彩色哈达横放在地,骑手飞马左右侧身伸手迅速拾起哈达)、马上献青稞酒(主要考察团队协作能力,向观众献青稞酒以示庆贺)、马上形体表演(奔驰的马儿背上展示倒立、仰睡、直立、跳跃)[28-30]。赛跑、抱石头、藏式摔跤、箭术、马术等藏民族传统体育的竞技性发展丰富了藏民的生活,将西藏古代体育推向了新的高潮。
明朝时期,交通的畅通便利了中原与西藏的政治、经济、体育、文化的友好往来,西藏民族传统体育愈渐盛行,明朝时期其休闲性更为明显。15世纪中叶,江孜“达玛节”“望果节”“藏历新年”“沐浴节”都要举行射箭、赛马、藏式摔跤等体育活动。这一时期,具有藏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已经从生产、生活、宗教仪式及战争中独立出来,目的性和功利性弱化,休闲性、娱乐性得到强化,基本形成了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框架。藏历七月,“嘎玛堆巴”沐浴节延续七天,勤劳淳朴的藏民在这一时期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前往河水之滨,白日清洗衣物,夜晚嬉水游戏,洗去一年的风尘,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体育的变迁中,明朝已有藏族女子参与体育游戏活动的记载,这是当时藏族体育的一大进步。明朝藏式拔河颇受藏族妇女的喜爱,“押加”作为藏式拔河代表以游戏的形式普及开来,这一休闲体育活动深受藏族妇女儿童的青睐。17世纪前后,“密芒”(藏式围棋)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西藏还出现了专门论述棋艺的书籍,在藏语里“密”为“眼睛”,“芒”为“众多”,因而,藏式围棋也称“多眼棋”。藏式围棋的对弈,富于一定的战斗性,比智斗谋,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有助于培养人们冷静坚毅的性格,作为一种休闲体育在民间广为流传[31-32]。18世纪以前,以富有高原气息和藏民族风韵为主的项目划分为西藏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这一时期,主要以表演为目的的项目有:跑步、跳跃、古朵、藏式摔跤、藏式拔河、朵加(抱举石头)、箭术(射箭、碧秀、射弩)马术(赛马、骑射、马上技巧、马球)、武术、游泳、绳技、爬杆;以娱乐为目的的项目有:妥古竹古、斗风筝、抛石游戏、踢毽子、藏式围棋、藏牌、吉布杰增(二王棋)、吉韧等,部分体育项目的发展也受到了中原文化及周边国家的影响,形成了藏族“新式”体育,进一步继承与发展西藏民族传统体育。
清顺治二年,五世达赖喇嘛将部分体育项目当作政府官员选拔的测试项目之一,比如孜康俗官学校将赛马与武艺作为毕业考试的必备部分,推动了西藏传统体育在学校的发展。清朝以后,已有越来越多的藏族女子加入民族传统体育竞赛的行列,许多藏族传统体育项目普及到城镇和农牧区,藏民族传统体育由早期仅限于贵族到认识缺乏群众基础,因而转为普及群众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发展。明代末年“碧秀”(响箭)比赛是公布年节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战乱时期主要用于防御外敌入侵,以响箭作为冲锋的信号,抵御外敌进攻。康熙、乾隆年间,学校体育教育也设立射箭课程,其目的一是为了适应军事的需要,二是通过“射礼”实施仁礼教育,注重培养官吏的德行,为社会培养能文能武、德行兼备的人才。尤其在清乾隆年间,巴勒布廓尔喀军队两次入侵西藏,为保障民族民生安全,清政府派遣驻藏大臣前往西藏援助,旨在抵御外侵、加强发展边疆军事体育。起初,驻藏大臣张荫棠开办“蒙学堂”,推广“算学、兵操”,用以提高藏民的文化水平与藏族传统体育的军事性,光绪三十三年,主张“练兵兴学、以图抵制”,对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军事性和教育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练新式军队以抵制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兴办新式学堂普及汉藏语言的教育,不仅为提高藏民的文化程度,同时也是抵制外来侵略的紧急措施,“练兵兴学”不仅推动了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军事性与学校教育性的发展,也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有了一定的抵抗力,西藏的民生安全得以保障。18世纪中叶《西藏志》《颇罗鼐传》等著作记载投石掷远、撑竿跳高、跑步跳跃等体育运动的描述,《初四定日阅操》中提到:“短兵百刃试击刺,长矛大盾纷腾骧……”反映了驻藏军队的系列活动,为抵制外侵,驻藏军队进行各种操练项目,并进行定期检阅。通过清朝体育活动在军队、教育中的开展与传播,侧面烘托当时被侵略的社会背景,同时也反衬出对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视,为军事性与学校教育性的开展打下基础[33-35]。
近现代,尤其是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随着西藏的繁荣壮大,对民族传统体育有了更高的要求,传统体育在藏民的心中也占有更重要的比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设立为继承与发扬西藏传统的民族体育文化提供了保障,鼓励与提倡藏民坚持与完善其独特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挖掘失传体育项目以延续淳朴民族的信仰。比如修建赛马场以传达民族情怀,自古以来马与藏族人民的物质追求和精神渴望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儿贯彻着藏民生活的始终,“感情基础+娱乐生活”的融合创造了西藏赛马节,这是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民的生命源泉。赛马节独具藏族特色的马上射箭、马上倒立、马上拾哈达(如图4,作者于2020年8月8日摄)等马术表演(如图5,作者于2020年8月13日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马长跑、马中跑、马短跑、走马等赛马比赛(如图6,作者于2020年8月11日摄)带动所有人的情绪,后来随着西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传统的赛马节增添锅庄舞(如图7,作者于2020年8月12日摄)、传统服饰表演、赛牦牛、押加、抱石头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同时还增添产品展销等综合性活动,传统单一的赛马比赛变为集赛马、赛牦牛、抱石头、锅庄舞、藏式摔跤等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藏民齐聚草原共庆神圣的赛马盛会[36]。那区羌塘恰青赛马节、江孜达玛节、当雄“当吉仁”赛马节(如图8,作者于2020年8月13日摄)等民族传统体育节日散发的新兴活力对继承与弘扬西藏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以及开发旅游产业、促进西藏地区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落实西藏自治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各项部署,丰富“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37]。中共西藏“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健康西藏,对发展高原特色体育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力推广“地球第三极”农牧特色优势产品与体育赛事等系列品牌,同时主张建设西藏山地户外运动学院,旨在保护与传承西藏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推广与发展西藏特色传统体育项目[38]。展望西藏发展二〇三五年,充分发挥农牧区优势产业的发展,提升科技创新的能力,注重品牌的塑造与传播,将打造西藏传统体育节庆品牌同“地球第三极”品牌紧密相接,紧跟时代步伐,将西藏传统体育发展成具现代化特色的新型体育。
图 4 马上拾哈达
Figure 4 Riding pick up Hada
图 5 当吉仁赛马节马术表演团队
Figure 5 The Equestrian Performance Team of Dangjiren Horse Racing Festival
图 6 赛马比赛
Figure 6 Horse racing
图 7 锅庄舞
Figure 7 Guozhuang Dance
图 8 2020年当吉仁赛马节
Figure 8 Donjiren Horse Racing Festival in 2020
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全面深刻地展现出藏族文化的方面,可以说是藏族文化的浓缩与精华。纵观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与发展,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历经从远古时期的萌芽到吐蕃时期的形成,从元明清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延续到近现代的创新发展,书写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史,为藏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提供厚实的条件。但是研究仍有不足,对西藏古代记载和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史料研究的资料收集不齐全,为研究其发展史的脉络还不够清晰,逻辑性也不强,论述也显得苍白无力。在未来的研究与开发中,需要再一次进行实地考察,做好调研笔记,厘清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史的脉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更为真实有效的证据,也需要充分利用新时代的新兴技术,还原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历程,以保障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延续性发展。与此同时,紧跟时代的步伐,基于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对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有了更高的要求,基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对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设定了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在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倾力做到牢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使命,不忘延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初心,切实做到保护与弘扬西藏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对西藏民俗体育与宗教信仰自由更为重视,保障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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