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医科大学,泸州
自“十四五”规划实施以来,我国深刻洞察全球经济体系数字化转型的宏观趋势与时代要求,通过构建并持续优化数字经济政策的逻辑体系与战略蓝图,明确了数字经济在国家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核心地位。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软件、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重点领域数字化发展,引领产业转型升级[1]。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战略部署[2]。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3]。
作为推动文体旅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数字经济是建立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基础上的新经济形态,突破了固有的时空限制和传统的产业边界[4],能够实现文体旅产业的联通互动、高度协调和深度耦合。文体旅产业融合,即文化产业、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相互融合,最终形成新产业、新业态与新模式的过程[5]。可见,数字经济赋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体旅产业深度融合,已成为新时代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与高质量生活需要的应有之义。
相关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赋能文体旅产业融合的过程中仍存在政策供给碎片化、标准化建设滞后、数字基础设施薄弱、传统基础设施转型障碍、数字平台应用场景不足、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不足等问题[5,6]。据此,本文在厘清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理论的基础上,审视数字经济赋能成渝地区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分析其深度融合的优化路径并提出路径机制,旨在为推动数字时代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镜鉴与实践依据。
自Don Tapscott(1996)于其著作中首次提出“数字经济”这一术语后,该概念历经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和新经济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7,8]。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内涵界定与外延范围各有侧重,从早期强调数字技术生产力和数字技术产业化,逐渐转向对数字经济价值功能的解读以及数字技术赋能生产关系的变革。
就数字经济的内涵定义而言,国内外官方文件多为列举性定义或外延描述性定义。例如,国际G20杭州峰会发布的倡议性文件中使用“refer to”(即“涉及”)来描述“数字经济”,其内容几乎涵盖所有代表性的数字化技术和经济活动,是对数字化经济相关的技术和经济活动的一种包容性描述。国内官方文件对数字经济的定义亦契合新时代发展需求,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2022)。
从学理内涵来看,狭义的数字经济相当于“数字技术产业化”和“数据”本身产业化部分。“数字技术产业化”主要是指将数字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并形成相应产业的过程。例如,软件开发、集成电路制造等行业,它们专注于数字技术本身的产业化发展,通过不断创新和规模化生产,推动数字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和扩散。“数据产业化”则强调对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交易等活动形成独立的产业形态,像数据交易市场、数据分析服务提供商等,通过挖掘数据的价值来创造经济效益。
广义的数字经济则包括“产业数字化”和“非产业性经济活动数字化”部分[9,10]。“产业数字化”是指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转型升级,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管理、销售等各个环节,从而提高产业效率和竞争力。例如制造业中的智能制造,通过引入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生产设备的互联互通、生产过程的智能监控与优化;服务业中的在线旅游平台,借助数字技术整合旅游资源、优化预订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非产业性经济活动数字化”涵盖了诸如政府数字化治理、数字教育、数字医疗等领域,这些原本并非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活动,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了效率提升、服务优化等目标。例如电子政务系统提高了政府办公效率,在线教育平台拓展了教育资源的传播范围。结合本研究背景,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信息为关键资源、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信息载体、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为牵引、以一系列新模式和业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活动,涵盖数字化信息、互联网平台、数字化技术、新型经济模式和业态四个核心内容[14]。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归纳总结,数字经济的主要特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数据支撑价值创造
和经济发展[11];(2)融合创新推动产品和服务迭代升级[12];(3)开放共享促成平台经济[13,14]。因此,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其所蕴含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长尾效应等新特征为直接和间接赋能高质量消费提供理论支撑[15]。本文将紧密围绕数字经济的四个核心内容和三个主要特征展开对成渝地区文体旅产业融合的研究,以期从多维度全面剖析数字经济对文体旅产业融合的赋能作用。
20世纪70年代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扩散,使得原本独立的、大规模生产分工的产业边界逐渐模糊或消融,并在原本的产业边界处融合发展成新的产业业态,成为价值的主要增长点以及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源泉与动力[16]。当前,许多国内外学者对于产业融合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从技术、产品、企业、市场及制度等视角来界定其理论内涵[17],但理论界仍未形成对其内涵的统一认识,基于不同视角能解读出不同的答案。
从企业视角出发,日本学者植草益提出,产业融合是指原本属于不同产业或市场的产品,由于技术创新而导致具有相互替代关系,使两个产品或市场中的企业转为处在竞争关系中的一种现象[18]。该观点为理解文体旅产业融合过程中企业间关系的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有助于分析文体旅企业在融合过程中如何应对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转变。
从产品视角出发,产业融合是指以产品为基础的融合或是采用数字技术后原本各自独立的产品的整合[19]。这种融合可以分为替代性融合与互补性融合,而文体旅产业的融合更符合互补性融合的定位,即多产业融合后的效果比单一产业发展效果更好。
一般而言,产业融合全过程应以市场融合为导向,需经过技术融合、产品与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三个阶段,主要表现为渗透融合、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三种方式,最终模糊产业界限[20-23]。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文体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同样包含着多重融合模式,如业态重组、交叉互嵌、产业延伸与市场渗透等,这些融合方式均难以脱离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驱动赋能[5]。
因此,可以把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定义为以实现共同利益为目标,以文化资源和体育赛事为核心,以旅游服务为营利方式的混合交融的产业模式[24]。
工业经济时代,产业融合现象根源于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并以此为事实基础诞生了产业融合理论。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产业融合的基本要素产生了变革,数据作为新的经济增长要素重构了产业融合的生产要素体系,进一步拓展了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的理论边界。目前,学术界对于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的研究主要体现在:(1)理论层面,主要围绕数字经济赋能某一产业融合的理论逻辑、机制创新和实施路径,如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实证测评[9]、数字经济赋能文体旅产业深度融合的内在机理[5]、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25]等;(2)实证层面,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数字经济促进某一产业发展的实证检验[26]、动态影响[27]、演变的特征[28]等。
这些研究多从宏观视角提出数字经济与某一产业融合的实践路径,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我国区域经济、产业融合协调水平及产业结构协同的不均衡现状。因此,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体旅产业的发展现状为立足点,通过产业融合理论,系统分析数字经济赋能成渝地区文体旅产业融合的路径机制、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促进成渝两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并为类似区域提供可借鉴的理论与实践指导。
依据产业融合理论,文体旅产业融合需历经文化融合、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四个阶段。从我国当前文体旅产业融合的内在规律来看,其路径机制包含巴蜀文化的数据化创新、数字技术加快文体旅产业技术融合、互联网平台推动文体旅业务拓展、新型经济模式驱动文体旅产业市场融合与业态创新这四条演进路径。文体旅产业在这四条演进路径的基础上,最终完成数字经济赋能下的融合全过程(如图1所示)。
图 1 数字经济赋能文体旅产业融合的路径机制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ath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empowering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industries
文化建构与文化创新是实现“文化自信”这一时代命题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促进文化、体育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前提条件。文化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标尺,而体育与旅游是文化传播的两大载体,二者的融合发展能够将文化的内涵与魅力通过体育赛事、户外探险、旅游体验等多种形式展现给公众,从而提升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29]。“数字化信息”或称“数据”,作为一种与土地、资本、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相并列的新型生产要素,兼具通用性与专用性的双重特性[10]。在推动文化创新的过程中,数字化信息能够将原本无序、多元且混杂的文化信息整合为大数据集合,通过科学的数据处理手段,这些大数据可进一步转化为具有特定应用价值的专用型数据库。
巴蜀地区,作为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域符号,其独特性与象征意义在历史长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重庆直辖市的设立,这一重大行政区划调整不仅标志着巴蜀地区政治格局的新变化,更推动了巴蜀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促进了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协同发展。成渝地区作为巴蜀文化深厚底蕴的承载地,正积极探索通过构建巴蜀文化数据库来加强其数字化保护与传播。具体而言,成渝地区的多个旅游景点已率先开发出各具特色的小程序平台,如“文数四川”“巴蜀文化旅游”以及博物馆和文化馆等数字场馆小程序,初步建成巴蜀文化数据库,该数据库集成了海量的巴蜀文化资源,包括文物图像、历史文献、口述历史等。借助先进的数据处理与分析技术,这些海量的数字资源得以被系统地分类、整理与编码,为后续的检索、利用与传承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强化产业间的网络效应,打破传统产业内涵的边界,几乎所有产业都在被动接受和主动实施数字化技术,即所谓的“产业数字化”。回顾历史,前三次工业革命通过推动工业标准化生产的普及,为宏观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对各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渗透性影响,但由于其技术成果均带有一定的指向性和专用性,其影响范围和效果往往局限于特定领域[10]。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创新正通过精准的需求挖掘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推动“服务业”这一非生产性活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高附加值,并逐渐占据经济体系的主导地位,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对于以服务为核心的文体旅产业而言,数字技术的这一变革性影响尤为深远。数字技术不仅为文体旅产业提供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渗透性,还使其能够更灵活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实现更高水平的创新性发展。具体而言,通过数字技术创新能够优化绿色便捷的出行模式[30]、统计文体旅整体市场需求[31]、畅通文体旅产业链信息流通[5]和探索“人工智能+产业融合”模式[32]等,从多维度消除文体旅产业融合边界,逐步推动技术渗透、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产业融合的发展进程。
数字经济时代,各类互联网平台加速涌现。以开放的生态系统为载体,这些平台将生产、流通、服务和消费等各个环节逐步整合到平台之上,推动线上线下资源的有机整合,创造出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形成平台经济[13]。互联网平台的强连接能力能够加速文体旅产业融合和协同生产的进程[33],同时形成“虚拟聚
集”[34],即在网络虚拟空间系统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该空间可以充分扩展,使产业聚集不受地理条件及人文环境的局限,从而促进产业组织的网络化演进,实现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对传统地理空间限制的突破。
图 2 需求曲线中的长尾市场
Figure 2 Long-tail markets in the demand curve
互联网平台经济展现出的网络外部性和长尾效应特征,为文体旅产业融合与业务拓展提供了动力。一方面,从消费者效用来看,在部分文体旅相关平台中,在消费者偏好一致且能够准确预期用户规模的假设下,消费者需求会随消费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呈现出明显的正向网络外部性。这意味着消费者对产品消费越多,所获得的效用越高,边际效用递增的趋势显著,进而促进消费者正向购买行为。另一方面,从长尾理论来看,在品类-需求量曲线中(如图2所示),曲线的短头表示文体旅产业中品类较少的畅销产品,品类较多且需求量较低的部位形成了长尾市场。随着互联网平台的不断完善,文体旅产业的相关产品品类持续增加,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日益得到满足,形成了更为广泛且细分的市场需求,从而激发了更强的“长尾效应”,更长的尾部需求得到满足,更能体现“需求方的规模经济”[14],从而不断释放文体旅产业的消费潜力。
新兴经济模式和业态是数字技术与传统实体经济创新融合的产物[35]。在此背景下,文体旅产业融合属于第三产业的内部融合,即通过不同行业间的相互渗透与交叉融合,催生出具备多重行业特性的新型服务业态。此融合过程不仅促使新生业态吸纳并体现各融合行业的核心特征,而且相对于传统单一产业模式,形成了既存在替代效应又兼具互补优势的新型产业生态。这一转变极大地丰富了文体旅产品的多样性,并显著提升了其市场扩张的能力,诸如“网球+休闲度假”服务、“赛事追踪式定制化旅游”等新兴服务模式应运而生,这些创新模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展现出鲜明的竞争优势。以贵州省黔西南州为例,作为我国唯一以山地旅游为主题的国际峰会——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的永久举办地,当地以此为契机,连续举办山地旅游赛事,带动文旅、康旅、体旅、农旅等多业态融合发展,在凸显地域人文特色的同时,不断拓宽国内外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36]。
在此基础上,文体旅相关产品与服务供应商不断推动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的迭代升级,这一动态过程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中的“马太效应”,即市场份额领先的平台与产品能够凭借其业务拓展中的先发优势,持续巩固并拓宽其市场版图,进而对整个文体旅产业的市场结构产生深刻且长远的影响。
自2022年川渝两地合力颁布《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划》至今,巴蜀文旅建设正式由“全面起势”阶段迈入“深化创新”阶段。川渝两地通过跨领域、跨机构、跨终端的方式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打造巴渝文旅云,形成全域公共文化旅游资源数据库,推动“智游天府”“惠游重庆”平台互联,为巴蜀文旅大数据的深度互联与高效互通奠定基础[37],但针对文体旅产业融合协调发展的机制和路径仍需深化。从实践发展层面审视,巴蜀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建设蓝图虽已初现端倪,但其核心——“数据”的资源积累与整合却面临固定资产性质的挑战,具体表现为对数据收集、高端机器设备、先进技术、专业人力资本及完善基础设施的配套需求。这些要素的高效配置与持续优化均需成渝两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经济支持与战略协同。
学者王慧文指出,一方面,由于当前成渝地区文体旅产业融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两极分化态势,且四川省因其地处西部经济发展核心区的地理优势,在经济总量、产业规模、市场活跃度等方面可能相对重庆市及其邻近区域具有一定优势,这使得其在文体旅产业发展方面更容易获得资源支持,从而对周边区域产业产生较强的吸引力,进而引发“虹吸效应”,削弱了重庆市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阻碍了成渝两地空间集聚效应与区域联动发展格局的形成[38]。另一方面,四川省与重庆市面临资源整合程度不高、区域发展失衡、基础设施及规制建设滞后以及协调管理能力薄弱等现实
问题[32,39],致使两地难以形成有效合力,共同推动巴蜀文化数据库的高效构建与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在文体旅产业融合过程中,因重庆市及其邻近区域难以提供与四川省相匹配的资源条件,导致跨区域的项目合作、资源共享等难以有效推进,这不仅限制了成渝两地区域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实现,而且最终对巴蜀文化数据库的高效构建与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要加速巴蜀文化数据库的建设与发展,必须解决成渝地区文体旅产业融合协调发展失衡的难题。
在数字化技术与数据产业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成渝地区文体旅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据产业融合理论,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与生产成本的降低能够促进产业融合,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对产业深度融合至关重要[5]。然而,在数字基础建设的推进过程中,成渝地区城乡数字技术伦理失衡的问题逐渐显现,对文体旅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
一方面,成渝地区部分乡镇社区在智慧健身设施的建设实践中,面临着一系列由数字技术伦理失衡引发的资源配置问题。数字技术伦理是指在开展数字科技活动过程中人们应当遵守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然而,受经济水平、文化传统、技术能力等多重因素制约,部分乡镇社区在追求智慧健身设施的高成本与高技术含量时,往往忽视了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与操作能力,导致资源投入与实际应用效果之间存在不匹配的问题。据数据显示,2020年四川省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1.9%;重庆农村60岁以上户籍老龄人口311.9万,占农村人口的31.86%[40],
成渝地区农村老龄化和数字技术不契合问题日益突显,因而逐步增长的老年人口对智慧健身设施的低利用率可能导致部分地区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成渝地区在数字技术服务于人的能力构建上存在明显短板。譬如,在成都地区,除建川博物馆、成都文旅集团、武侯祠锦里等一批支撑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骨干企业外,周边区域内相关企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这些企业普遍面临资金短缺、技术人才不足、专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足、硬件设施老化等问题。由此,孵化出的赛事文旅传媒、体育特色小镇、景区智能通信等关键设施的数字化转型进程滞后,基础设施的运营管理水平较低,维修保养成本高昂,严重制约了文体旅产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步伐。
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所呈现的平台经济体,具有平等性、普惠性和共享性[41],它使得中小微企业能够依托“云网端”以及互联网平台企业强大的商业基础设施,实现运营成本的大幅降低、市场的高效拓展,并得以与跨国公司共享数字经济红利。对于成渝地区的文体旅互联网平台企业而言,它们作为文化、体育、旅游产业价值链延伸与融合的关键节点,以及三重市场利益的契合之处,在推动新消费市场形成的同时,也展现出中小微企业的典型特性。然而,这类企业却面临着政策聚焦与规制协同缺失的双重困境。
从中小微企业政策实施维度来看,尽管成渝地区各级政府已致力于构建中小企业梯度体系、完善中小企业培育体系[42],但针对文体旅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专门扶持政策尚存在欠缺。具体表现为政策扶持的针对性不足,未能精准聚焦该类企业需求;对文体旅这一重点产业的关注深度不够,相关具体措施有待进一步细化与深化。从文体旅产业规制协同机制层面分析,成渝地区围绕“文体旅”的规制体系尚不完善,产业规划协同机制缺失,致使核心资源的耦合程度与能级处于较低水平,这无疑加剧了政策赋能文体旅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难度。截至目前,成渝地区在综合层面尚未达成“多规合一”以统筹引领文体旅产业融合,相关重点任务与政策措施的制定仍局限于单一领域或“文旅”“体旅”的简单组合。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文体旅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创新动力,致使产业融合效应与数字经济溢出效应难以充分释放,最终阻碍了文体旅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健康发展。
文体旅产业市场融合的关键要素之一在于企业主体的直接推动作用。无论是技术融合、市场融合还是业务融合,其最终的执行与实施通常借助企业层面的投融资、兼并收购等形式来体现。迈入数字经济新时代,尽管数字技术与数据资源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企业融合的时空限制,并有效降低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然而,从投资关联网络的视角来看,成渝地区的文体旅企业虽看似呈现“合作”态势,但实际上并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深度融合”。具体而言,文体旅行业内部以及行业之间缺乏以投资为纽带构建的紧密联系网络,跨界创新投资的关联性较为薄弱,难以实现产业间资源的高效跨界整合、业务的协同推进以及平台的共建共
享[43],这不仅致使企业运营成本增加,而且削弱了其市场竞争力。
此外,成渝地区大力推进巴蜀文化走廊建设,这表明成渝地区旅游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其在拉动旅游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火车头”般的引领作用,在稳定旅游市场格局方面起着“压舱石”般的关键作用[44]。然而,与之相对的是,成渝地区旅游市场对体育与文化产业的带动效应相对有限[32]。这种发展的不均衡态势,不仅对文体旅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限制了资源互补与互促潜力的充分释放。
产业融合协同共享架构是巴蜀文化数字保护的基础平台和实现路径。通过构建两地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的综合性架构,能够为巴蜀文化数字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提供系统性支撑,进而实现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与创新发展。
第一,深化成渝两地间的协同发展架构,强化数据资源共建共享。政府应在数智赋能产业融合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利用政策导向、专项资金扶持及项目合作等手段优化资源配置,在成渝两地间实现更为均衡的布局,有效缓解“虹吸效应”,强化区域间的联动发展,以期达成文体旅游产业的深度交融。近年来,成渝两地通过“川渝一卡通”的实施已初步促成区域间数字政务平台的整合,显著加快了两地线上线下信息与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为区域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两地之间的现实差距仍需得到重视,应加速补齐短板或实现优势互补,避免融合失衡。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通过设立“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成功促进了区域内城市的协同进步,形成了优势互补、资源高效共享的发展格局,为成渝地区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第二,强化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激发巴蜀文化内在创新活力。相较于《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2022)对数据处理、文化体育等新兴领域的明确保护,重庆市(2021)与成都市(2023)相关条例在体育文化、数据处理等新型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方面存在不足[45-47]。因此,亟须建立成渝地区文体旅产业融合专项工作组联席会议,形成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升侵权成本,着力构建起“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48],推动文化创新与产业升级,促进文化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可持续发展,从而为巴蜀文化乃至更广泛领域的文化创新与产业升级筑牢坚实的法律保障基石。
加快数字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是缓解数字技术伦理失衡的实施载体和重要保障。通过优化城乡数字资源配置与提升数字技术服务能力等措施,能够为缩小成渝地区城乡数字鸿沟奠定物质基础,同时深切关注并满足老年群体在数字时代的人文需求,进而推动数字技术伦理的均衡发展。
第一,优化城乡数字资源配置,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群众体育服务平台体系。针对成渝地区在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中面临的数字技术伦理失衡挑战,应当依据城乡人口分布的实际情况,科学规划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比例,确保资源配置既符合现代化发展需求,又兼顾地域特色与差异化需求。在此过程中,要避免过度追求基础设施智能化倾向,忽视乡镇社区的实际应用需求与后续维护能力,适当增加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增设力度,力求提供更为精确、高效且经济适用的数字化服务,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城乡体育服务的均衡发展,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以浙江省为例,该省份通过积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将年轻人的活力和创造力引入农村,显著提升了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程度与服务质量,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加便捷、丰富的数字生活体验[49]。
第二,提升数字技术服务产业融合的能力,缓解数字技术伦理失衡。在数智化技术日益普及的背景下,需深刻洞察并理性界定人与技术的关系,明确数字化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增进人民福祉与便利,防止技术应用中的本末倒置现象。为有效应对数字技术伦理挑战,需采取多重措施。一方面,加强技术伦理教育,提升技术人员对技术伦理的认知与重视程度,通过系统化的教育与培训,深化其对伦理规范的理解与遵循。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技术伦理评估机制,对智慧设施的建设与运用实施严格的伦理审查,确保技术应用既符合技术逻辑,又彰显伦理价值,从而为成渝地区数字技术服务产业融合提供坚实的伦理支撑。
整合数字平台建设资源是创新驱动文体旅互联网平台发展的物质基础与优化路径。通过构建跨领域资源整合的综合性数字平台,可实现对文体旅资源的精准匹配,进而推动文体旅产业的业务创新,拓展市场边界,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文体旅互联网生态体系。
第一,整合数字平台建设资源,创新驱动文体旅产业合作模式。巴蜀文化走廊的建设实践极大地促进了成渝地区旅游企业与邻近区域文化、体育企业间的协作进程,但仍需进一步开拓思维以创新文体旅产业合作模式。在线下布局方面,应秉持规范提质与创新发展相结合的思路,依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的发展优势和巴蜀文化资源禀赋,深度挖掘特色赛事IP、体育博览会、体育旅游特色小镇等基础资源要素,同时结合交通、信息、商业等多行业前沿运营思维,为成渝地区文体旅产业线上数字平台的创设提供丰富的素材资源与决策依据。在线上运营方面,参考腾讯热门电竞游戏《王者荣耀》与敦煌研究院的合作案例,借助游戏平台推出杨玉环英雄皮肤“遇见飞天”,融合敦煌壁画飞天元素,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电竞的数字创新结合,并通过线上线下活动促进敦煌文化传播,带动文化旅游,为数字赋能文体旅产业合作模式的优化与升级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第二,积极探索数字金融赋能文体旅互联网平台企业。相较于传统金融,数字金融具有成本更低、速度更快、服务更广等优势,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文体旅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等行业痛点,为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资源保障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从而激发企业风险承担行为,激励企业更积极地投身研发创新活动[50]。政府应强化与企业、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协同合作,通过实施政策扶持与资金倾斜策略,激励企业增加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升级力度,进而提升数字技术的服务效能与运营水平。例如,北京市通过推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为科技企业量身定制了包括税收减免、资金资助、高端人才引进等在内的综合政策支持体系,这一系列举措有力地促进了科技企业的蓬勃发展。
提升文体旅企业融合度是强化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的重要策略与内在要求。通过深化文体旅企业之间的合作,能够构建一个更加多元、均衡且协同的市场生态,从而有效强化反垄断监管的效能。
第一,加大行业内部交流合作,提升文体旅企业深度融合度。在数字技术与数字信息的强力驱动下,文体旅产业链形成了涵盖上游资源供应、中游开发整合、下游运营服务及终端用户消费的多维度架构[51],不同于传统产业聚集对地理空间的强依赖性,文体旅企业的“虚拟集聚”形态显著增强了产业间的协同效应。因此,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建设,鼓励文体旅相关企业通过投融资、兼并收购等形式,借助金融资本的强大力量,利用政府财政提供的文体旅专项发展基金、社会融资文体旅产业投资基金、风投资金等实现文体旅企业的兼并重组,这也将有效促进文体旅产业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第二,强化文体旅产业融合反垄断政策构建与实施。强化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规范不正当市场竞争行为是维护数据要素市场正常秩序、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也是推动文体旅产业市场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52]。在此过程中,需着重构建完善的反垄断法律法规体系,明确界定市场支配地位与滥用行为的判断标准,并加强对文体旅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市场监管,防范平台经济中的垄断行为,从而提升中小微企业的议价能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文体旅产业市场融合的健康、快速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成渝地区文体旅产业融合趋势愈发明显。本文立足于数字经济赋能成渝地区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指出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化信息、数字技术、互联网平台与新型经济模式四个维度赋能文体旅产业融合的全过程,并审视数字经济赋能成渝地区文体旅产业融合的现实困境,提出针对性的实践创新路径。展望未来,可继续围绕区域文体旅产业融合数字化转型路径、数字经济赋能文体旅产业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市场监管问题、消费需求识别与潜力挖掘等方面进行深度探讨,为推动区域文体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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