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师情绪劳动在课程、教学和教师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成为教师发展研究热点[1]。情绪劳动是由Arlie Hochschild于1983年提出的社会学概念,是与脑力和体力劳动并存的第三种劳动,是具有交换价值的职场情绪管理,旨在产生公众能观察到的、符合机构规则的情绪表达[2]。然而,当前情绪劳动实证研究存在“心理学偏向”,注重大样本量化研究情绪劳动的心理机制、调节策略、社会应用,偏离了Hochschild的社会学研究取向[3],即关注职场不平等权力关系、不公正工作条件对职员情绪的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Sarah Benesch教授在其2012年出版的专著《批判性英语教学中的情绪:理论与实践》中用一章篇幅专门论述了情绪社会学批判理论视角下的教师情绪劳动实证研究[4]。然而,五年后,她发现已有教师情绪研究文献对教师情绪所反映出的社会、文化、历史、政治含义的挖掘和探究依然不足,因此出版了本文评介的专著《情绪与英语教学:探究教师情绪劳动》。她用整本书的篇幅详尽论述了英语教师情绪研究的历史脉络、研究局限,以一项英语作为二语(ESL)教师情绪劳动质性研究为依据,从后结构主义理论、话语理论和批判理论视角深入剖析了英语教师情绪劳动的社会和政治含义,是近年来教师情绪研究领域中的一部佳作。笔者认为有必要与外语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同行们分享其犀利而深刻的观点,以便更好地理解教师情绪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为外语教育及教师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思路。
本书作者Benesch教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师情绪劳动理论。该书共八章,前三章为研究概述、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后四章是实证研究发现及其讨论,最后一章是研究结论。
在第一章“引言”中,作者首先指出她的研究目的不是预防、避免或消除情绪劳动,而是增强教师的情绪劳动意识,鼓励教师承认和探究情绪劳动,以便作出更周全的教育决策、抵抗教育情境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改变不利的教学现状。接着,Benesch教授介绍了其实证研究过程,即访谈纽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15位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教师,探究英语教师谈话中如何呈现情绪、如何以话语的方式建构情绪,从而剖析其情绪劳动的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意义。她还回顾了自己的情绪劳动体验,并简单介绍了全书的结构和各章的主要内容。最后,Benesch教授特别说明她用Emotion Labor而非Emotional Labor表示“情绪劳动”这一概念,一方面是因为Emotional一词具有情绪化、不当表达等贬义,而情绪劳动是教师面对挑战性情境的健康反应,作者希望避免歧义;另一方面,作者用“情绪”加“劳动”的表述方式,旨在暗示英语教学连接了情感与智慧、身体与工作、激情与理智,并受到教师身处的各种权力关系的影响。
第二章“构建情绪理论”首先从后结构主义和话语理论视角定义“情绪”,认为情绪具有情境性和文化性,与权力相关。接着,作者综述了生物、认知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视角的情绪概念、典型实证研究及其文献批评。在此基础上,Benesch教授论述了以Ahmed的情绪文化政治理论[5,6]为理论框架的合理性,强调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情绪黏着(Stickiness)”及其政治作用,即情绪遵循特定观念、活动、政策时,后者就具有或能够唤起特定情绪;遵循则可获得黏着了情绪的社会目标,背离则会遭到嫌弃、惩罚或嘲笑。Benesch教授认为该理论框架为ESL教师情绪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有助于分析语言、情绪、目标和身体之间的联系。因此,Benesch教授从后结构主义和话语理论视角出发,指出教师情绪是“话语建构”[7]的,“受权力关系的紧密而复杂的影响”[7],应该更关注英语教师情绪“可以做什么”,而非“是什么”[7]。
在第三章“构建情绪劳动理论”中,作者首先概述了Hochschild的经典情绪劳动理论及其理论初衷:揭示职场中情绪和机构权力的作用。随后,作者通过评述文献研究,指出情绪劳动并非真实的私密自我和虚假的工作自我之间的争斗,而是不同宏观权力话语之间相互矛盾的要求导致的挑战性管理过程,是抵制、改革、合作行动的起点,是颠覆功能不良的规则、产生更有用规则的动态过程。在此基础上,她将英语教师情绪劳动视为“机构政策及其隐含的感受规则与英语教师职业培训及其他影响力之间的冲突”,是“英语教师信念和机构政策之间的碰撞”,具有将碰撞转变为创造和可能性的“转化性”作用[7],反映了“机构政策与教师的职业培训、信念、经验之间的争斗”[7]。最后,作者强调她的研究关注大学机构和ESL领域隐性但可协商的感受规则、教师为具备机构政策和职业准则引导的恰当情绪而进行的自我监控、大学机构与ESL教师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影响,及教师的情绪劳动话语。
第四章到第七章是实证研究发现与讨论部分。她通过描述英语教师谈话中呈现情绪、以话语建构情绪的方式,通过分析访谈中的情绪话语,展示了机构权力与黏着情绪的话题之间的相互影响。在第四章“选拔性读写测试与情绪劳动”中,作者发现美国高校英语教师对选拔性测试的强烈矛盾心理是教师进行情绪劳动的重要原因。英语教师的矛盾心理体现在相互交叠的五种话语[7]:必然性话语(实施必要性)、不公正性话语(语言、修辞、测试条件等技术层面差异)、不公平性话语(对考生的求学和入职的社会性后果)、感激话语(为备课和教学提供指南)和羞耻话语(应试教学有悖于专业理念)。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高校无视学生的社会经济状况、教育背景和读写培训差异,要求ESL教师独自承担短期迅速提高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的责任、承担作为入学门槛的选拔性考试的高风险后果;同时,ESL教师不满于这种教师问责制的压力,但又缺乏足够改变现状的权力资本,因此产生情绪劳动,即一边用“感激话语”和“必然性话语”屈从于机构权力,“自我监控”地负起应试教学责任;一边用“不公正性话语”和“不公平性话语”抵制应试教学的感受规则,反抗机构权力,用“羞耻话语”为改变机构感受规则留下可能空间。其次,筛选入学资格的选拔性英语考试作为“权力工具”,把教师从专业教育者降格为“考试代理人”[7]和“备考教练”[7],从而导致ESL“课程狭隘化”(异化成备考训练课)和“师生互动狭隘化”(异化成备考教练与寻求秘诀的应试者之间的博弈)[7]。这种教育异化现象导致教师认同和教育理念的强烈冲突,导致“工作热情消退”[7]、“无权/无力感”“去职业化”和“去道德化”情绪[7],甚至对ESL教学前景的失望或绝望,是教师情绪劳动的重要原因。最后,作者建议取消独立的ESL课程,在大学写作课里增加贯穿整个课程的ESL辅助教学和课外辅导。
第五章“学生写作反馈与情绪劳动”描述和分析了大学ESL教师评阅学生作文时的情绪劳动:(1)新自由主义问责制背景下的教育测量要求教师为可测量的读写教学提供服务,这与教师专业身份和教学理念之间产生冲突;(2)评阅作文耗费的时间与提高学生作文质量的效果之间没有明确相关性;(3)评语反馈的语言与意义之争导致ESL教师角色模糊;(4)作文反馈与师生关系的相互影响。作者的结论是,反馈类型之争反映了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视角,作文评语不应将针对语言使用的反馈与针对作文观点的反馈分割开;反馈的持续性比反馈类型更重要,因为这标志着教师关注师生关系建构和学生的共同体成员身份;ESL教师评阅学生作文时的情绪劳动涉及反馈类型、教师角色以及师生关系的协商。
在第六章“学术抄袭与情绪劳动”中,作者首先援引纽约城市大学的“学术诚信规定”条文,指出机构话语将学术抄袭等同于“学术剽窃”“学术欺诈”[7],惩罚手段严厉,对学生学业影响过甚;然而ESL教师并不完全认同这一机构话语,因为更体谅需要兼顾职业、家庭和学业的移民学生,常选择与学生私下协商解决学术抄袭问题,并借机辅导学生掌握严谨的学术写作规范。机构政策隐含的严厉的感受规则与教师实际体验之间存在的张力导致ESL教师的情绪劳动。此外,ESL教师的情绪劳动是话语建构的,体现在他们分析学生抄袭原因的话语中[7],包括过度扩展话语(欺诈和剽窃是对非母语者学术抄袭的过度解读)、语言不安全感话语(移民学生英语书面语基础薄弱)、技术话语(互联网技术使学生获得海量碎片信息)和文化差异话语(不同文化对学术抄袭的定义不尽相同)。这些解释性话语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情绪劳动。对此,作者建议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话语论述,鼓励记忆与创新相结合,鼓励跨语言写作。
第七章“考勤与情绪劳动”聚焦机构考勤规定及其实施情况对师生互动的影响。作者指出,迟到或旷课学生身体在课堂中的缺席会影响ESL教师情绪,需要教师用情绪劳动来应对:协商“考勤政策、感受规则、预期以及与缺席学生的师生关系”[7]之间的冲突,用失望、不满或担忧等情绪填补眼前的学生身体的缺席,通过肢体动作(包括言语和表情)表达对迟到和旷课的不满,通过规范迟到学生进入教室、就座等身体要求表达对迟到学生的期望。可见,教师应对学生考勤的情绪劳动格外突出情绪具象特点。此外,Benesch还分析了ESL教师应对学生考勤时情绪劳动的政治性。由于ESL教师同情在职蓝领移民学生的难处,而机构考勤制度虽然严厉,制度实施却相当灵活,因此教师常常放弃执行学校政策的隐性权力;但ESL教师又担心在学生心目中形成放任纵容的老师形象,削弱自己在师生关系中树立起来的权威。可见,机构考勤规则、教师实施以及学生需求之间存在持续冲突,导致ESL教师的情绪劳动。总之,教师情绪劳动的根源其实仍然是权力:一方面,教师抵制机构管理权力,“不愿将教学时间用于监控出勤和实施学校政策上”[7];另一方面,“学校考勤政策只是一纸条文,而非铁律”[7],而且教师执行考勤制度的审核权归管理层,一旦学生投诉、上级干预,教师往往处于无权地位。因此,ESL教师往往不情愿严格执行考勤政策,以免自找麻烦。最后,作者建议师生应开诚布公地讨论身体所发出的情绪信号,合作制定包括身体约束在内的课堂考勤制度,从而改变不利于师生的教学条件或状况。
在第八章“结论与教育启示”里,Benesch教授重申ESL教师情绪劳动是英语教师职业理念与教育机构政策规则相冲突的结果,是教师面对这一不可避免的张力所做出的健康反应,是教师应对教学情境里不和谐和不平等、创造更有利教学条件的工具,因此具有转化功能和目的。当然,作者无意否认情绪劳动导致的困惑和不适,但强调承认和直面这种冲突和张力,教师不必孤独挣扎、默默忍受,甚至质疑自己的教育能力。最后,作者总结该研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是:情绪劳动作为不和谐信号,可以成为师生合作、同行合作的平台和工具,以便用群体力量影响和改革不如人意的教育条件;对情绪劳动的关注凸显了师生身体在课堂中的重要性,后者通过师生具象操演的话语得以展现。
本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贡献。在理论方面,Benesch教授通过反思情绪劳动概念的经典诠释,从批判理论视角指出情绪劳动不是教学空间里教师消极、被迫的情绪管理,而是英语教师面对机构规定与自己专业教育理念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时的健康反应和主动抗争。由此,她深化了教师情绪劳动概念的价值和意义:揭示社会文化和教育现象的深层含义,彰显可能的改革空间。她还从话语理论视角归纳出后结构主义教师情绪劳动理论要点[7]:(1)大学机构和ELT领域中存在隐性但可协商的情绪规则;(2)教师进行自我监控,以便感受机构政策和职业准则所要求的恰当情绪;(3)大学机构和ELT中不平等权力对ELT教师有影响,包括他们对隐性规则的屈从和抵制;(4)重视ELT情绪劳动话语。在实践方面,作者呼吁英语教师将情绪劳动视为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实践常态,鼓励教师通过情绪劳动发现教学情境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以便把教师个人情绪挣扎转变成教师群体合作机会,从而抵制或改进英语教学的不利条件,获得更多职业发展机会,创造更合理的教学条件,催化英语教学改革。
本书也存在一定局限。Benesch教授将情绪视为身体、认知和社会文化多层面互动、通过话语建构的复杂现象,因此分析单位不是访谈对象个体,而是英语教师群体;由于研究伦理和保密原因,她引用访谈资料时使用的是文本排序格式,而非具体研究对象。虽然她承认这种数据呈现方式可能导致非具象、非人化分析,并通过详细描述其亲身经历和身份认同予以弥补,但情绪劳动是非常个体化、独特而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需要丰富具体的数据,特别是访谈对象身份、个人历史、关键事件、重要他人等个体化数据,才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产生共鸣。此外,虽然Benesch教授详细说明了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但若该研究采用历时研究设计,或者结合除访谈和调查问卷之外的其他类型数据进行三角验证,则其研究结论会更具说服力。
这本专著最大的亮点是,Benesch教授反思了二语习得(SLA)和英语作为二语的教学(TESOL)研究文献中认知心理学视角的情绪研究局限,指出教师情绪不是教学中消极、负面的因素,不应一味调控、抑制。相反,应当从后结构主义视角审视教师情绪,承认其在外语教学中的核心地位和合法价值,理解和利用教师在所处的权力关系中利用情绪进行劳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说,Benesch教授通过撰写这部专著,与其他学者一起推动了英语教育的“情感转向”[8]。
本书对我国教师发展研究的启示是,一方面它呼吁承认情绪劳动是外语教师应对教学情境中的冲突和张力的健康反应,具有抵制、改变、创造教育教学和教师职业发展条件的功能,这一后结构主义情绪劳动理论可能拓宽教师发展研究思路,鼓励更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寻教师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它主张情绪是身体、认知和社会文化多层面互动、通过话语建构的复杂社会现象,与权力相关,这一批判性视角可能启发国内更多研究者展开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跨学科教师情绪研究,鼓励更多教师发展研究者结合描述性和解释性研究,深入挖掘教师情绪及情绪劳动现象背后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意义。
感谢Sarah Benesch教授在美国应用语言学协会(AAAL)年会期间接受笔者访谈,详细阐述和澄清了该著作中的关键术语和理论思想。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重点课题(2020GJZD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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