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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任何一个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生活的，一定的社会文化会渗透到人们的精神、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自己的社会文化氛围中生活多年的外国人来中国学汉语，必然会碰到多方面的跨文化的问题。他们学习汉语，这种活动本身就是在感知、理解、学习、掌握一种新的民族文化。在具体的学习活动的各个层面上都会发生跨文化的问题。因此我们说，“对外汉语教学”既是一种语言教学，同时又是一种文化教学，或者说是语言文化一体的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或明或暗地，或隐或现地，每时每处都充满着学习主体与客体所不可摆脱的两种民族文化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它的具体表现就是跨文化问题的多面性。这也是“对外汉语教学”区别于本民族语言教学的最根本的特征之一。

对外汉语教学不可能固守在传统语言学的范围内，仅仅去完成语音、词汇、语法和句子的知识传授。跨文化因素是对外汉语内在的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决定着对外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和句子的内在结构和构成原则。与此相应，掌握这种跨文化语言学的跨文化能力就是一个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基本素质的最重要的核心。一个对外汉语教师，无论是在本国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还是在异国教授汉语，首先是一个跨文化交际的行为，其次才是一个教授汉语的行为。也就是说在外语教学中，它首先必须考虑到自己的语言与学生的语言在文化上的差异，以及由差异带来的冲突、误解。好的外语教师应当充分利用这些冲突和误解，在克服这些冲突和误解中，教会学生能够解决交际问题的语言能力。而这与在本国教授本国学生学习作为母语的汉语完全不同。对外汉语教学行为是基于跨文化平台上的语言操练，而传授作为母语之汉语的行为则是建基于同一文化平台上的语言实践。更重要的是，跨文化交际因素是内嵌于对外汉语教学之中的，它是对外汉语教学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即不能仅仅把语言看成是文化的表征，而应当把语言视为文化交际的一部分。

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是要使外国留学生通过学习汉语，能用汉语进行交际。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而不是教给学生全面、系统的语言知识。作为构成语言的三大要素：语音、词汇、语法，它们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应该教授的内容；除此之外，还会涉及语用、修辞、文化。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不同语言之间差异极大，词汇量不够，学了语音、语法也无济于事。语言系统内部可以大致分为几个子系统；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在几个子系统中，词汇最能反映出社会文化的特征，也最容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相对来说，语音和语法跟文化的联系不如词汇。在对外国留学生进行语言文化教学时，应该更重视在词汇教学中导入文化因素。

由于各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价值观念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因而对同一事物、同一概念的理解和表达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会产生偏误或引起误会，以至影响语言交际的顺利进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经济的发展，交际文化引起了对外汉语教学界的普遍重视。因此，文化词语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象征词语是文化词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赋予了非常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尤其是集中体现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文化方面的特征。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象征词语的象征意义也有异有同。我们通过汉语与亚洲圈其他国家象征词语的对比，认识到象征词语的差异与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这对于对外汉语教学，尤其是词汇教学方面具有一些参考意义。

象征词语是通过具体事物的形态、习性、特征来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或者说，象征词语以客观事物的某种特点来象征人的主观心理。因此可以说，某些词语除了理性意义之外，还含有某种抽象的文化象征意义。毕继万先生在谈到对外汉语教学界当前词语的研究和教学情况时曾经指出，“词语教学中对词义的解释通常也仅限于对外汉语教学环境中的意义，对某词在汉文化中的一般涵义及其与学生母语文化中涵义的差别和在跨文化交际中可能产生的误会与冲突却注意不够。学生在学习中常常似乎理解了某词在课文中的涵义，却在其头脑中产生可能是经过本文化观念过滤了的图景，在实际交际中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1]。

象征词语是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中日韩三国是属于同一个文化圈的国家，不管是在文化还是语言方面都存在着相同点，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点。这就需要我们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留学生分组教学。

2 对外汉语教学中对中日韩象征词语比对与差异阐释

中日两国文化接触历史悠久，古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近代中国则在不少方面接受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其中主要的一个特点，这种相互影响延至今日，而且仍然在继续。就文化思想来说，日本最早于3世纪后半叶从中国传入了《论语》《千字文》等典籍，儒学进入了日本。6世纪上半叶则大量传入了包括“五经”在内的儒学经典，同时初传佛教，此后以儒、佛文化思想作为日本教育的主要基础，形成日本教育的传统，一直影响到近现代的教育和人文思想，渗透到当代日本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社会，除了特定的历史时期，大体都维持在“以和求全体之中”，这表现在如个人与家庭、职工与企业等方面都是强调自我与群体的融洽关系。《菊花与刀》进一步向我们展示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正如，题目“菊花”与“刀”般：菊花，高雅，柔和；刀，好斗，残忍。日本人能把这两种鲜明对立的性格融合起来，“以和为贵”地调和起来。

日本到了近代大量吸收西方文化，日本民族在实践中巧妙地学习外来文化，使外来文化变成有益于自身的东西。文化交流是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在文化交流进行的同时，也同时进行着语言的交流。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的具体表现。由于中日文化模式相互影响，但也有一定差异，象征词语的语义覆盖面也同中有异，我们在教学中应把那些有显著差异的象征词语做重点讲解。

上述这一点在中日颜色词的象征意义上体现较为明显。在颜色词方面，无论是汉语还是日语，其联想意义都有接近的一面：“白”有清白、纯洁的意义，汉语“他是清白的”跟日语“彼は白い（他是无罪的）”是同义的。汉语“黑市”“黑话”“黑车”等中的“黑”有私下、秘密、非法的含义，日语中的“黑”则蕴含了“有罪”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给日语以很大的影响，日语借用了汉语的很多根颜色相关的词语：白丁、黑头（少年）、红粉等。现代汉语中，表示黑的“青”、表示红的“赤”已经较少单独使用了，而在日语中，这些用法依然存在，可见中国文化对日语的深远影响。

不同之处：“白”日本备受推崇，代表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和神性，甚至成为天子的服装色。婚礼上，女子常穿“白无垢”的白色和服。而在汉语中，白色成为了丧服的颜色。“黄”在汉语中是高贵、权威的象征，日语则没有，甚至在古语中都没有黄色，直到平安时代才由中国传入日本；后来汉语的“黄色”又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蕴含出一种新的附加义——色情、不健康，而在日语中，象征色情的颜色词则是“ピソウ（粉红色）”。

中韩两国的文化渊源可谓源远流长。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也对韩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其政治、思想、道德、法律、文化、教育乃至风俗习惯、社会风貌，无不打上儒学思想的烙印。从韩国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社会上普遍推行的伦理道德准则基本上源于儒家思想。“唇齿相依”一词往往被人们用来形容中韩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据说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将近三千年，从山水相连的地理关系中也可以初步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两国在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都曾有过密切的交流。尤其是公元前二世纪由于汉字传入韩国，对韩国的语言与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语言中的象征词语也不例外，它主要体现在动物类象征词语、植物类象征词语、数词的象征词语等方面。

汉韩有一些完全相同的象征词语。

“龙”—“龙”作为图腾很早就传入韩国，韩国人也把它看成是神圣的象征，而且通过一些古籍的记载就形成了与汉语完全相同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在朝鲜时代（1402年）吸收中国的政治制度时，不仅模仿了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且象征皇权的“龙”也被吸收了。因此，韩语与汉语一样，凡是与皇帝有关的都加一个“龙”字。“鸳鸯”它们主要生长在中国北部与朝鲜半岛。雄鸟称“鸳”、雌鸟称“鸯”，它们喜欢成双成对地生活。如若其中一只遭遇不幸，另一只则终生不配。由于这样的特征，人们就把它们看作恩爱夫妻的象征。“五”在汉语中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也是一个神秘的数字。中国古代盛行五行说。古代思想家称金、木、水、火、土为构成万物的五种因素，以此来说明物质世界的起源和变化。与五行相配，便有五方：东南西北中，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味：酸辣咸辛甘，五官：耳目口鼻身等。韩国的“五行”“五方”说也是很早就受到中国的影响，这些有关“五”的象征义与汉语完全相同。

中韩两国属于同一个汉字文化圈的国家，韩国过去曾长期受到中国的影响。但是韩民族在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也融入到自己的一些民族历史文化，展现了韩国的文化象征世界。虽然汉韩象征意义完全不同的象征词语数量不多，但我们可通过完全不同的象征词语了解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及不同的传统文化。

“熊”—汉语中的“熊”的象征义是借熊的外表特征来取义的。它胖乎乎的样子和笨拙的动作使人们联想到笨拙、愚蠢。不过，在韩语中的“熊”的象征义是来源于神话。在韩国的建国神话中，熊是吃了二十一天的大蒜与篙子后变成女人。由此“熊”象征女人与忍耐。在韩国，“猪”也有特别的象征意义。首先它的外表因胖而使人们联想到一种福气。此外“豚”的音与韩语的“钱”是同音，念“don”，因此它就象征财富。韩国人如果做有“猪”的梦以后往往要买彩票，人们相信“猪”能够给自己带来好运，会带来则富。20世纪70年代在韩国的商店里很流行贴一只黑猪给几个小猪喂奶的画，它象征财源广进，事业发达。

每个数字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但首先可以分成阳数与阴数，也就是奇数和偶数。汉民族偏爱偶数，汉民族的原始宗教和道教也都崇拜偶数，认为是大吉大利之数。《易经·系辞》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2]这种二元思想观念反映到生活方面，即事事讲究对偶和对称，并且喜欢事物的成双成对。“二”和“八”，这两个数字在中国很受欢迎。“二”—在文化生活方面，旧诗词及对联都讲究对偶、对仗；从建筑艺术到城市布局、民间工艺等，都讲究对称均衡之美。人们在相互送礼物时，也讲究“送双不送单”，以取成双成对的吉利之意。不仅如此，汉族人在择定结婚日时喜用双数日，送喜糖要带双数，新房内外要张贴红“囍”字。这些都是偏爱偶数而形成的社会风俗。“八”——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原来并不受青睐的“八”，现在却是越来越走红了，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广东话里“八”和“发”的语音相近，因此“八”就意味着“发”，意味着发财。近年来，在改革开放中领先一步的广东人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很高，广东来的阔佬来往于各大城市，自然也把“八”带到了大江南北。既然“八”与“发财”联系在一起了，“八”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吉祥号。因此，人们喜欢在8号开业，喜欢有8的电话号码、车牌，甚至有一些商店，为了迎合顾客的心理，在商店的价格上也出现18元、58.8元、88元等等。

韩国却与中国恰恰相反，韩民族自古以来较喜欢阳数，也就是奇数或单数，认为阳数是个吉利的数。这是与阴阳思想有关系，阴阳的观念是全受中国道家的影响而产生的，也是儒、佛、道三个宗教共同分母。韩民族也认为数字有一种神秘力量，在生活中办重大事情选日期的时候，喜用奇数日，不用偶数日，以免发生灾祸。韩国人送礼物的时候绝不送双数，而送单数。盖房子的间数也盖3、5、7、9间房子，饭桌上的菜也是摆3、5、7、9个菜。

3 对外汉语教学中象征词语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

由此可见，尽管日、韩语都大量借用了不少的汉语词，在文化观念和文化价值上，跟中国也有一些相近，但仍然会有一些词语在使用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冲突。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际双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对交际中出现的象征词汇存在着一定的，甚至是很大的差异。我们要正确预估学生会从自己的文化背景中获取知识，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建立新的教学模式。就文化词语教学而言，新的教学模式应该是这样的：

正确理解不同文化模式的特点，相互尊重，以充分发挥文化模式中的积极影响，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尊重、接触和发展。同时也促进语言的学习。语言学习有母语的学习和把非母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学习第二语言既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思维方式和文化系统的转换，可以说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镜子，基于这种新的教学模式，我们在象征词语的教学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各种教学方法的使用。

3.1 翻译法

翻译法是将汉语象征词语直接翻译成学生的母语或中介语。这种方法比较适合于初级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中高级阶段对那些词义比较抽象、又可以找到准确对应词的词汇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运用翻译法简单方便，能减少课堂讲解的时间，有利于学生迅速理解和掌握词义。但需要指出的是，翻译法的使用必须降到最低限度，能不用则尽量不用。因为如果大量地使用翻译法，会使学生产生对母语或中介语的依赖，影响他们对汉语的掌握。

3.2 直观法

直观法是指用实物、图片、表情动作、幻灯等形象化教学手段来学习象征词语、解释词义。一般来说，人们感知的信息材料越直接、越具体、越鲜明，记忆的效果就越好。借助实物、图片、表情动作、幻灯等进行象征词语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在词语和所指事物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使抽象的词语具体化、形象化，同时能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和听觉，不但有利于学生理解、掌握和识记词语，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直接用汉语思维的能力。如讲解“红”“黄”等在中国具有象征意义的颜色词时可以出示传统婚礼上新娘服装的图片，中国历代皇宫的图片等。

3.3 词语搭配法

通过词与词的搭配来使学生理解、掌握词义，如常与哪些词搭配，怎么搭配。如为老年人祝寿时常常送“寿比南山不老松”的寿联。

3.4 语境法

在进行象征词汇教学时，要词不离句，避免孤立地死记硬背单词，要在一定的语境中运用掌握词语。因为任何词语都要在语境中出现，只有在语境中才能明确其含义，了解其用法。例如在中国民间婚嫁中，与植物有关的谐音就不胜枚举。传统婚礼，新娘入门后，要在新娘的被子里放上桂圆、核桃、枣、栗子、花生。桂圆，谐“圆”的音，象征夫妻圆圆满满；核桃，谐“和”的音，意味夫妇和美；枣，谐“早”的音，栗子谐“立子”的音，图的是“早立子”，早生儿子；花生，谐的是“花着生”的音，是既生儿子，又生女儿。枣、花生、桂圆、莲子或栗子是取“早生贵子”的意思。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精讲多练”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则，词汇教学也不例外。因此，练习也是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而且是连接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的纽带，教师必须精心设计，予以重视。

（1）直观练习法

利用课前准备好的图片、教室里存在的实物以及幻灯片，帮助学生练习学过的词语。

（2）句子练习法

句子练习法形式多样，有用规定词语造句、用指定词语回答问题、用指定词语改说句子、用指定结构完成句子等，是比较灵活的一种练习方式，有利于学生用所学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也有利于教师发现学生在词语使用上存在的问题。使用这种方法时，学生一旦说了病句，教师不宜立即打断学生，予以纠正；应等学生说完再进行点评。

（3）改错练习法

教师提供给学生几组有错误用词的词组或句子，让学生改正。这种方法可以用来检查学生是否真正掌握了词的意义、用法及语法特点。练习时，教师引导全班学生一起讨论，找出错误的地方并说明原因。改错练习法不仅有利于学生准确地掌握词的用法和汉语遣词造句的规则，还可以帮助他们提高减少错误的自觉性，因为改错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判断、分析、对比的过程，可以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4）话题练习法

在象征词语教学的初级阶段，留学生可能仅会组词、造句和简单对话。随着教学的深入，留学生将逐渐学会成段表达。用比较通顺、连贯的言语成段表达一个话题，是一种言语技能的综合训练。在这一过程中，可利用已学过的象征词语，启发学生围绕自身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自由表达感兴趣的话题。如学了有关中国节日上的象征词语，可以组织学生谈谈自己国家的节日，这样容易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习变成一件赏心乐事。正如皮亚杰所说：“兴趣是能量的调节者，能发动储存在内心的力量，使原本困难的工作变得乐此不疲。”

总之，“对于从事对外汉语的教师来说，工作的难度‘不在内容，而在方法’”[3]。象征词语中的“交际文化义”离不开跨文化交际的语言环境，需要对比才能揭示出来。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需要了解学生的民族文化，并把它与汉民族的文化进行对比。凡是不揭示文化义，留学生就不能准确理解的，我们就要给他们讲清楚。“交际文化义”的揭示也应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该把语言知识的传授与交际文化义的揭示有机地结合起来。初级阶段的汉语教学中，应该以传授语言知识为主，揭示交际文化义为辅；中、高级阶段应该对“交际文化义”的揭示应该深入、广泛一些。可以增设专门的“汉语词义与交际文化义”的课程，引导学生系统的掌握象征词语中的文化因素。[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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