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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新秩序贡献的重要方案，而教育建设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则是事关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1]。教育的对外开放，促使高等学校积极投身国际事务，以教育和非教育手段参与全球治理。国门大学作为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尝试，逐渐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手段。准确把握国门大学的科学内涵，深刻理解国门大学在对外开放、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传播中国理念中的重要地位，认真总结建设国门大学的经验与启示，客观探析建设国门大学面临的紧迫问题，有助于我们采取科学有效的手段推进国门大学的建设，进而推动全球治理工作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自杨磊[2]提出国门大学的概念以来，以普洱学院、红河学院等为代表的国门大学在自身的建设与发展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国门大学不仅为边疆地区培养了人才，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还为边疆治理、对外开放与国际交流提供了新的路径。但是，定义未达成共识、成果未加以总结、方向未能够确定等问题的存在，呼唤着基于理论的新方法与新手段的出现，从而为实践提供支持。

本文比较了国门大学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差异，基于文献对国门大学的概念、探索与目标进行了梳理与论述，指出建设国门大学必须坚持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点推进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采取切实措施实现构建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

1 国门大学的概念辨析

国门大学的定义尚未形成共识。李刚存认为，国门大学的概念由红河学院提出[3]，而理论界中最早关于国门大学的论述，应追溯到杨磊于2004年发表的《凸现师专在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功能——文山师专办学定位探析》一文。文中“国门大学”一词被用于叙述文山学院（学校名称参考《全国高等学校名单》[4]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同）的办学定位，即“积极辐射东南亚，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民族性、生物多样性突出的多科性国门大学”。尽管该文并未明确界定何为国门大学，却揭示了创建国门大学的逻辑起点——高校所处的地理位置。杨磊[5]在《关于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办学地域特色的思考：以文山师专为例》一文中深化了这一观点，指出该校办学特色的边疆性正是依托学校所处之边界位置体现。

理解国门大学，重点在于如何理解“国门”这一修饰语。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国门”一指国都的城门，二指边境[6]。因此，在讨论国门大学这一概念时，学界往往将“国门”的含义等同于边境、边疆地区，作为对中心词“大学”的修饰。王晓军指出，边疆地区的高校常被称为国门大学[7]；段从宇、李兴华及伊继东等人认为，国门大学是指分布在与国外直接接壤地区的大学［8，9］；陈德洲定义国门大学为处于边境地区，临近国门的高等院校[10]；李宇则建议在讨论国门学校时，应将其理解为一类国家在边境沿线设立的学校[11]。混同修饰语，致使国门大学与边境大学、边疆大学之间的界限模糊，营造出国门大学就是边境大学、边疆大学的假象。国门大学在地理分布上固然具有与边境大学、边疆大学类似的特征，而毋庸置疑的是，前者并非后者的简单替换词。

当确定地理位置的沿边性为国门大学的首要特征时，我们不得不回答如下两个问题：其一，如何理解前述定义中的“边疆地区”“与国外直接接壤地区”“边境地区”“边境沿线”？其二，国门大学与边境大学、边疆大学或沿边大学——尽管边境大学、边疆大学和沿边大学三者间可能存在差异，然而由于本文之讨论重点为国门大学，故除特别说明外，后文中的沿边高校一般均作为边境大学、边疆大学或沿边大学的指代——等同样指代位于国界地带高校的概念，它们的区别何在？

第一个问题所追问的是对国门大学沿边性的规定，包括距离国界多远属于沿边等子问题。在以往讨论沿边高校的沿边性时，学界一般采两种方法加以解释。一种是模糊描述法，如使用“边境地区”“边疆区域”或“边疆地带”等词来描述其沿边性［12-14］。另一种方法是从量上进行界定，如车永宏、宋丽荣就将距边境线100公里以内的高校定义为边境大学［15，16］，郭振华、朱蕊则将这一界限扩展到了200公里以内[17]。这两种规定沿边性的方法教条而死板，且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笔者更推崇杨邵灵[18]的方法，即从行政区划的视角加以界定。

表1列举了学界所普遍认可的沿边高校。可以看到，在沿边高校的语境下，高校所在的省级行政区均与邻国接壤，而其所处的地级或县级行政区是否沿边，并不是其成为边境大学、边疆大学或沿边大学的要件。因此，位于广西、新疆、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陆路边疆省区的高校都可以被称作边境大学、边疆大学或沿边大学。

表1 理论界用“边境大学／边境高校”“边疆大学／边疆高校”“沿边大学／沿边高校”指称的高校

Table 1 Borderland-located Universities Titl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注：*即高校所在地级行政区是否沿边；†即高校所在县级行政区是否沿边；境为“边境大学／边境高校”指称的高校；疆为“边疆大学／边疆高校”指称的高校；沿为“沿边大学／沿边高校”指称的高校。

表2展示的是学界所普遍认可的国门大学。可以看到，国门大学所在的地级行政区绝大多数与邻国接壤，相比沿边高校更靠边境、更为前沿。其中，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辽东学院、黑河学院、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德宏职业学院五所学校甚至达到所在的省—地—县三级行政区都处于国家最边缘的程度。

表 2 理论界用“国门大学／国门高校”指称的高校

Table 2 IOBLU Titl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注：*即高校所在地级行政区是否沿边；†即高校所在县级行政区是否沿边。

在通常的理解中，国门是指设立于口岸的门状建筑物[46]，国门大学因此也应与设有国门建筑的口岸处于同一地区。正如杨勇、鲁云所指出，国门高校就是位于国门的高校[47]。然而，如果要求所有国门大学都处于设有国门口岸的县级行政区，那么能够纳入讨论的高校数量将大大减少，不利于国门大学体系的建构。因此，不妨将国门的范围扩展至辖区内设有口岸的地级行政区，正如伊继东等人建议，国门大学的范围应限于分布在我国沿边州（市／地区／盟）内的各级各类高等学校[48]。

第二个问题所追问的，是相较于沿边高校，国门大学是否有别于前者的特质。从地理位置上看，国门大学是从属于沿边高校范畴中的，但国门大学不仅仅是比沿边高校更为前沿，两者在质上也存有差异。沿边高校最大的特点是位于边境且邻国接壤，因此在促进对外民心相通、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具有地方性、民族性、宗教性、政治性、边境性、国际性的特征［14，49，50］；李加洞认为，沿边大学邻接国内外两个教育市场，因此具有沿边性、交互性和辐射性［51，52］。至于国门大学，学界则普遍认为，除具备沿边高校的一般特质外，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更具有空间区位上的沿边性、发展定位上的交互性和辐射交流上的窗口性［18，53，54］，且包容性、国际性、国门性和开放性特征更加显著［55，56］。

可见，沿边高校与国门大学虽有共同的逻辑基础和类似的表征，但却有不同侧重。理论界常常将沿边高校置于边疆治理的话语体系中，更关注高等教育及其机构如何在复杂的边境环境中服务当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生态的发展［57-60］。国界之于沿边高校，一方面充当着高等学校成为跨境教育承担者的客观要件[61]，一方面构成境外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事实基础[62]。因此，沿边高校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有效抵御外来风险的同时，发挥好社会服务功能，而国际交往并非沿边高校所追求的。概而言之，沿边性所引发之地方的、民族的、宗教的以及国际的等特性，仅仅是对沿边高校所在地方生产生活的描述，这些与内地大学相区别的特质，是沿边高校与生俱来的。可以说，一所高校只要地处边境，就一定具备以上诸特征，具有客观必然性。

对于国门大学来说，其所有特征、价值、意义都是人为赋予的。伊继东等人曾指出，“国门”的内涵发生了延伸与拓展，演变为地缘政治的概念，因此在“国门大学”的语境下可被理解为“一国的门户”[48]。因此，国门大学承担着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的双重使命，而这种积极“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国际交互性正是国门大学竞争力与创新力之所在[63]。如此便不难理解诸如杨明宏、樊娅苹[64]所提及的“国门特征”，即是高校积极参与国际交往，投身国际化的过程。可以说，沿边高校的国际性特征源于当地自有的跨国交往，这一交往过程是民间的、自发的，沿边高校的有无并不影响交往的存在；国门大学则以社会政治目的为导向，利用地理位置的便利，谋求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积极作为。综上所述，沿边高校和国门大学两类概念所指皆为边疆地区参与到国际交往过程中的高等教育机构，差别只在于各自观照国际交往的角度不同：前者从“国内的”社会结构或关系视角出发，强调外部环境对高等教育之影响；后者从“国际的”信息流动视角出发，聚焦高等教育的跨境活动。

由沿边性发展而来的国门大学的另一特征，是政治主张上的辐射性。高等教育语境中的辐射性，是指高等教育机构向外发出以教育内容为核心的信息，并以文化、精神产品的形式加以传播，进而影响信息所到之处各类活动的特性。如果说是否强调主动面向国际是区分国门大学与沿边高校的标准之一，那么是否意图对外辐射则成为国门大学与沿边高校的本质区别。这种差异的存在，乃是因为国门大学同沿边高校两者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如前文所述，沿边高校因地处边疆，社会情况复杂，民族、宗教因素众多，边疆高校大学生往往成为境外敌对势力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的通道[65]。因此，相比于内地高校，沿边高校除了影响所在地社会发展外，还承担着抵御外来文化侵略的任务。观之国门大学，其以信息的跨国界交流为己任，意图将高等教育之影响跨越政治界限，从文化与精神层面对外传播政治主张，进而以达到辐射境外的目的，如图1所示。

图1 内地大学、沿边大学与国门大学的辐射性差异

Figure 1 Radioactivity of General Universities, Borderland-located Universities and IOBLU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国门大学应界定为：坐落沿边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积极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以期达到辐射境外，传达中国理念的一类高等教育机构。

2 国门大学的研究现状

外交政策与对外战略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活动。我国自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外交工作转向“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教育的对外开放，及如何借助高校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研究讨论的重点课题。作为参与跨境教育最前沿的沿边高校，同样愈加受到学者的关注，理论界对沿边高校之讨论，自2012年始大幅增加。

同一时期，广西民族师范学院、黑河学院和红河学院等一批沿边高校在重新审视自身地理区位优势，结合国家外交和地方对外事务政策——如2008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43]、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9]、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云南后提出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66］、2009年《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67]、2010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对俄合作适应性战略调整的意见》[67]——的基础上，提出以国门大学为自身品牌建设或定位发展［7，43，44］。自此，“国门大学”正式现身于学界话语之中。

2013年我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及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做出的希望云南努力建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指示，为关于国门大学的研究注入了更多动力［18，67］。越来越多“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沿边高校置身于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背景中，思考自身发展前景与路径，其中以云南地区最为显著。在将辐射南亚东南亚作为发展目标的基础上，以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普洱学院、德宏职业学院、云南师范大学和红河学院等五所机构为代表的学者就国门大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发表的文献数量占到了有关国门大学总体文献的半数以上。然而，来自同一高校的学者以所在学校为例将研究成果发表于所在学校学报上的情况较多，明显体现出研究的延续性及成果的开放性不强。

回顾已有文献，我们认为，当前关于国门大学的研究主要围绕三条主线展开。第一条主线以高校及外部的关系与互动为线索，着重考察边疆社会和地缘政治如何影响国门大学的运作，国门大学又如何反作用于当地社会发展。譬如，王晓军指出，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能够激发学生在思政课程中的学习兴趣[7]；余梓东、郭颖[68]把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上升到兴边富民行动中，论述了国门大学对扶志与扶智的意义所在；陈德洲论述了国门大学在服务和促进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10］；李宇认为国门大学具有维护和改善社会系统机构的作用[11]；曾振新[69]则论述了国门大学与建设世界旅游名城工作之间的关系。

第二条主线从高校本身出发，着重讨论国门大学内部的各项事务。其中，围绕课程教学、学科建设和学生工作三个主题的文献最多。在课程教学中，学界围绕思政课进行了大篇幅的讨论，如岳宗凤[70]讨论了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解决的对策与创新的方法；段利莹[71]讨论了英语教学改革；赵媛媛［72］论述了师范生的职业技能训练。在学科建设中，赵义平[73]探讨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发展和存在的问题；朱勇生、朱俊[74]围绕航空旅游专业群的产教融合，论述了专业群的建设思路与目标；李刚存[3]讨论了新闻传播教育的目标与实践。在学生工作中，伊继东等人讨论了国门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9]；周茂春、张阳［75］调查了大学生思想认知状况；杨益昌等人[76]对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进行了研究。

此外，在学生职业发展[77]、国际合作与交流[78]、校园文化建设[63]、科研［79］、党的建设[80]、资产管理[81]、教师发展[82]等方面，学界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这些文献中还包含从高校个案的角度，综合梳理总结了建设的历程、成就与经验，如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66]、红河学院［43］、黑河学院孙先民等人[67]、保山学院刘蜀子、何国正[83]、普洱学院代红兵、成文章[84]。

尽管两条主线以讨论所基于的内外视角之不同相互区别，但其客体，实际上仍难以割裂开来：国门大学所处之外部环境必然影响其内部管理的模式与路径，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其自身发展选择之不同必将导致不同的社会后果。因此，学界出现了脱离“高校—地方”关系的视角，关注“高校—区域”乃至“高校—全球”的互动；同时，加强从对个体阐述到对群体概括的转向，强调独立和成系统的理论框架建构，以期突破微观的桎梏，进而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对国门大学的整体概念进行探讨的第三条主线。如果说前两条主线旨在将国门大学置于内外部环境中以呈现其区别一般高校的特殊性，那么第三条主线的核心则是国门大学的本体性。

基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思考，段从宇、李兴华[8]论述了云南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认为云南应走开放型发展道路，以国门大学位居国门的前沿优势和沿边开放的辐射优势，不断增强我国高等教育面向毗邻国家的对外开放优势，进而达成云南高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融结合。段从宇、李兴华认为，国门大学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云南桥头堡建设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实效。在此基础上，樊蕾［85］论述了云南国门大学的人才培养方向，即以培养应用型、创新型、国际化人才为目标。

成文章[86]细化了这一开放型发展道路，提出了云南国门大学的建设模式。成文章指出，人才需求、云南与东南亚国家高教发展的长短差异、生态问题及国际争端致使全面实施开放办学成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云南国门大学发展的总要求，同时，云南国门大学在全面实施开放办学上也具有其他学校所不具备的优势。在回顾云南国门大学建设的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成文章认为，应在改革人才培养、加强语言教学、开展科研合作、优化专业结构、打造师资团队等方面加以努力。

郭振华、朱蕊从转型导向、外部需求、属性功能等角度对国门大学的建设路径进行了补充，并指出国门大学要争取国家政策保障、推动跨境学分互认[17]。郭振华、朱蕊同时强调，国门大学承担着对内精神守土，对外国际交往的使命。

伊继东等人赞成国门大学具有守卫精神领土的职责，却认为国际交往只是高等教育机构的一般属性，并不构成国门大学的特殊使命[48]。国门大学地处国境交界和国家前沿，其对外特征应为发挥区域交互功能和坚持向外辐射。

在此基础上，代红兵等人[87]论述了国门大学在国际化办学中的优势及开展国际化办学的必要性。代红兵等人强调，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是国门大学转型发展、内涵发展、服务地方的内在需要，更是直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加强周边国家关系，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现实需要、长远需要。

盛永红、曹能秀［88］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论述了边疆地方高校发展路径选择，认为很多高校不清楚自身的定位，急功近利，在专业设置、学科建设、管理体制等方面模仿“双一流”高校，失去了自身的办学特色和优势。由此，盛永红、曹能秀提出边疆地方高校要扎根边疆，以推动“国门大学”建设，强化沿边发展作为自身发展的路径选择。

段成思等人[89]创新地引入行政管理的视角，论述了国门大学建设中政府职能转型的必要性，强调要从“一刀切”的目标定位到国门大学分层分类的内涵式建设。

此外，梁晓航等人[90]、刘刚、龙微[91]、周银燕[92]还分别对这一时期对国门大学理论积累和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指出希望云南努力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后，学界开始关注国门大学辐射性的目标及其实现路径。代红兵、李斌［93］论述了国门大学在云南辐射中心建设中的作用，认为充分发挥国门大学的社会功能，有助于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彰显文化自信，树立中国形象，打造云南与南亚东南亚互学互鉴的命运共同体。代红兵、李斌强调，云南和中国在南亚东南亚的影响力的扩大需要各种人才来实现，而人才的培养正与具有各种窗口优势的国门大学紧密相关。

成文章等人[94]从差异性国际化办学的角度对云南国门大学的建设工作进行了论述。成文章等人认为，不同类别的高校在国家国际化办学中的任务不同，云南国门大学的建设应以周边南亚东南亚国家作为重点合作对象，实施区域性国际化办学，以推进中国和周边国家间的睦邻友好合作。

周清松、代红兵[95]回顾并探讨了云南国门大学建设中的不足与机遇，认为云南国门大学在留学生培养、师资队伍建设、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科研合作方面仍待加强。周清松、代红兵还指出，云南国门大学在自身校园文化的国际化建设不够，未能将山水相连、民族同源、人文相近、语言相通等最具特色的优势发挥好，因此交互能力略显不足，辐射效果不尽如人意。左永平[96]更是指出云南国门大学对外辐射仅限于三个接壤国及湄公河流域的泰国与柬埔寨，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几乎没有辐射。

高龙等人[97]、高龙［98］分别就云南国门大学学科专业建设、留学生教育进行了回顾总结，提出了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对策。

刘华林则将国门大学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认为国门大学具有加深边民国族认同、延伸周边公共外交、树立国家良好形象的重要作用[46]。刘华林认为，国门大学作为国家权力到边的面向和培养沿边人才主要方式的同时，还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前沿和门户，已然成为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可以看到，理论界对国门大学的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作为一类特殊的高等教育机构，国门大学独特的话语体系已经形成，且从与国家外交战略之关联的逻辑论证到国际化建设之策略的论证趋势愈加明显。同时，讨论话题也涵盖课程教学、文化建设、学生管理、师资建设等方面，研究领域愈加细化。然而，我们仍要客观地看到其中的问题依然突出：首先，以往研究过度注重理论推演，实证研究寥寥几篇且也缺乏与其他高校之对比。其次，过分关注以特定高校为个案的特征，鲜从群体的角度对国门大学的建设与发展规律进行总结归纳，无法概括出共性与通用的理论基础及操作模式，故难以形成指导实践的理论参考和可行策略。最后，一些文章虽冠以国门大学之名，内容却无国门大学之实，国门大学仅仅作为文章的噱头，出现在标题与摘要之中，哗众取宠，正文部分并没有相应的论述。此现象也从侧面说明，国门大学的创建与发展，是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有必要积极探索、科学界定、大胆实践、大力推进、有序管理。这也正是本文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3 国门大学的发展目标

通过前一节对已有文献的回顾，我们认为现有研究难以体现作为整体的国门大学区别于其他高校的特殊性所在。究其原因，乃是由于当前对国门大学之定义未能形成共识。因此在第一节，我们提炼了当前学界对国门大学不同定义的最大公约数，辨析了国门大学的内涵，以供学界和实践参考。我们认为，国门大学之所以为国门大学，其与沿边高校乃至内地高校的区别与特征必须突出，因此这一界定应被严格遵守，特别不宜在政策上随意加减，以免同质化严重和扩大发展差距的情况发生。对应到实践中，我们认为，国门大学之间互动不能仅限于理论中，而应当建立包括高校联盟形式在内的合作机制，以整合彼此资源，并在此基础上以“一校一案”的形式，确保国门大学的成功建设，成就国门大学的使命。

国门大学作为一类以国际化为取向，旨在对外辐射的特殊沿边高校，其特殊性应被明确，同时也应注意到我们对国门大学的价值期许同样也是沿边高校的发展目标。换言之，沿边高校也应如国门大学的定位一般，积极参与国际化进行，强化自身辐射能力和提高辐射效应。

对外开放不仅是经济的开放，更是人才的开放、教育的开放、文化的开放；“一带一路”倡议也不仅仅是货物与资产的交通，更是人才的交通、教育的交通、文化的交通。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和挑战，政界与学界都强调要以国门大学为核心建设对外教育辐射中心[99]。周谷平、阚阅就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存在两条教育路径：从内生路径强化国际意识与能力、深化课程教学改革、鼓励出国留学和海外实践、加强高校与产业界合作、加强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从外延路径加强来华留学生教育、开展多层次海外办学[100]。国门大学作为知识的传播者、跨境教育的承担者和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参与者，要做好中国故事与中国形象的传播。国门大学要以教育对外开放为原则，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积极参与跨境教育和国际化教育，要做好留学生工作，努力提高自身建设水平，要在知识、文化的层面，及精神、视觉的层面做好相关工作，以提升自身形象，更好服务国门形象、国家形象的呈现。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进而服务建构中国话语体系，传播中国理念。

教育本身是属于社会范畴的活动，而国门大学作为地缘政治的社会产物，承担着增进文明对话、促进周边和谐的特殊国际责任[10]。正如李宇指出，国门大学的目标、任务、意义与价值已远远超出了教育的范畴［11］。国门大学的这种特殊性加深了这种社会属性。凭一所大学的一己薄力，去创建承担着重大使命的国门大学，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这其中，一定需要国家及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鼓励、引导、扶持和监督。政府主管部门有必要率先制定出相关的目标、标准、规则与制度，在一个完整的、规范的大系统下，有序推进、逐步完善。

总之，国门大学的创建与发展，需要通过教育的和非教育的各种手段，需要学校和政府微观行为和宏观调控的双管齐下，以中国全球治理观为导向，积极参与跨境和全球事务，做好中国理念传播，真正形成辐射地区的圈层，最终实现国门大学的发展目标，在构建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中完成自己的使命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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