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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战后的日本，核心家庭化、少子化等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在此背景之下，日本女性被迫面临着孤立的育儿环境及重重育儿难题，“育儿焦虑”问题愈加严重起来。

“育儿焦虑”不仅会损害母亲和孩子的身心健康，还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虐待儿童、弃婴等恶性事件［1，2］。从长远看来，该问题也与少子化、晚婚化、非婚化等现象有着紧密的联系。对此，日本政府制订颁布了许多相关方针政策，但各项调查结果显示该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学术界也围绕着“育儿焦虑”问题展开了各项研究。然而，“育儿焦虑”问题的原因至今未有结论。以往讨论“育儿焦虑”问题原因的研究大多基于调查，缺乏理论支撑。此外，现有研究也未能对性别角色分工这一要素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

因此，本文将以日剧《坡道上的家》为例，从性别视角研究日本女性“育儿焦虑”问题的原因，并探讨更有效的对策。其中，《坡道上的家》作为一部刻画了女性育儿困境的写实风电视剧，将日本女性面对的“育儿焦虑”问题及其背后的种种原因放大化呈现了出来，以其为例更有助于本文清晰直观地对该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对日本女性“育儿焦虑”问题的研究，我们能够深入探究问题的原因，从而为解决问题提供启示。同时，这也将对中国类似问题的解决有所启发。

2 什么是“育儿焦虑”？

2.1 “育儿焦虑”的定义和尺度

在“育儿焦虑”的定义方面，牧野（1981）首先提出“育儿焦虑”是一种对孩子的现状、将来、育儿方法及结果产生的模糊且恐惧的情绪状态，是一种持续、积累的焦虑状态[3]。住田等人（1999）将“育儿焦虑”定义为执行育儿任务时惧怕失败的模糊感受[4]。川井（2000）认为“育儿焦虑”的实质是一种心理上的育儿困难感，即由日常育儿引发的母亲对育儿的困惑、对孩子的否定态度[5]。此后，又有手岛等人（2003）从心理学角度将其定义为一种压力反应[6]。近年来，定义仍在丰富之中，比如大豆（2015）将其解释为照顾者对孩子的现状和未来的模糊恐惧，或由于对自己的养育行为缺乏信心而产生的不安全感[7]。又有大森（2016）将其解释为育儿时感受到的消极情绪和由此产生的压力[8]。如今，“育儿焦虑”以“母亲在育儿时感到过度焦虑、困惑或缺乏信心的模糊心理状态的总称”为人们所熟知，其不仅表现为心理状态，还表现为由此引发的冲动性、攻击性行为。

而在与“育儿焦虑”定义高度相关的尺度开发方面，首创者仍是牧野。牧野（1982）参考了“累积性疲劳症状调查”方法，开发出了由“普通的疲劳感”“普通的精力不足”“焦虑”“育儿焦虑症状”“育儿意愿降低”五大类及其下十四个具体项目组成的“育儿焦虑”测量尺度[9]。其后，岩田（1995）将“生活疲劳”“母亲的充实感”“育儿焦虑”作为主要因素，开发出了精度更高的尺度[10]。川井等人（2000）开发的尺度则将项目细分为育儿困难I（缺乏信心、困惑）、育儿困难II（消极和攻击性情绪）以及援助评估（养育、怀孕和分娩、母子关系、母亲和父亲的心理和儿童特征）[11]。另外，手岛（2003）开发的由22个项目组成的育儿心理状态尺度也被用于测量“育儿焦虑”[6]。

可见，“育儿焦虑”的定义和尺度虽多种多样，但却有着共通之处。由此我们得以明晰何为“育儿焦虑”——简而言之，“育儿焦虑”是父母（通常是母亲）在养育孩子期间经历的一种消极的身心状态，其呈现出一种积累的过程，即可从焦虑、沮丧、担心的心情逐渐转变为更严重的状态，如失去育儿自信、厌恶孩子等等。更有甚者，其可能反映在行为上，如虐待儿童等等。

2.2 “育儿焦虑”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育儿焦虑”成为了日本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当时出现了许多弃婴和杀婴事件，一时间社会上涌起了一股指责女性“丧失母性”的热潮。而随着社会对女性“母亲”身份要求得愈加严格，日本女性的“育儿焦虑”问题也愈发严重且普遍起来。

为了应对“育儿焦虑”问题，日本政府将“减少育儿焦虑”作为“健やか親子21”的关键问题之一，并制定实施了相关政策。但据调查反馈，有“育儿焦虑”问题的母亲的指数尚未改善。此后，厚省劳动省（2018）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每4个母亲中就有3个对育儿抱有焦虑情绪(a)。而在“关于少子化社会的国际意识调查”（2021）的结果中，有六成左右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是一个对育儿不友好的国家(b)。

同样的情况也反映在民间调查之中。日本儿童健康协会（2011）报告称，近年来日本母亲的身心健康没有明显改善，超过一半的母亲“对养育孩子缺乏信心”。由BuzzFeed Japan（2018）组织的“想要孩子吗”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已生育的受访者中有超过80%的人（主要是女性）对育儿感到焦虑(c)。同年，Business Insider Japan（2018）进行的“对育儿感到焦虑的一代人的紧急调查”发现，在1100名受访者中，有超过90%的人认为日本是一个对育儿不友好的国家(d)。

由此可见，日本女性的“育儿焦虑”问题尚未解决，且呈现出了愈加严重的趋势。

3 《坡道上的家》中的日本女性“育儿焦虑”问题

日剧《坡道上的家》改编自角田光代同名小说，是一部刻画了日本女性“育儿焦虑”问题的写实风电视剧。该剧通过主人公里沙子参与庭审期间的遭遇，展现出了日本女性过重的育儿负担、心理压力及由此引发的“育儿焦虑”问题，极具现实意义。许多处于育儿期的女性观众表示很有共鸣，“我感到惧怕，因为同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也没有育儿自信”等评论层出不穷(e)。

3.1 《坡道上的家》剧情介绍

家庭主妇山咲里沙子被选为一桩令人震惊的虐待婴儿致死案的补充陪审员。一开始，里沙子对同为母亲的嫌疑人水穗抱着厌恶感。但随着案件全貌逐一浮出水面，里沙子从水穗的遭遇中看到了同样有着育儿焦虑的三年前的自己——因不习惯育儿而困惑焦虑，因别人无心的一句话而否定怀疑自己、逐渐对育儿失去自信，一度面临着精神崩溃。因此，里沙子开始理解并同情水穗。而与此同时，面对着过去和现在的种种问题，她再次陷入了育儿焦虑之中、痛苦不已。

幸运的是，里沙子最终明白了自己的育儿焦虑和由此而产生的糟糕行为，是各种人事相互作用的结果。她终于鼓起勇气，替有着同样经历的水穗说话，并坚强地迎接新的生活。

3.2 “育儿焦虑”问题中女性的表现

3.2.1 异常的精神状态

无论是三年前还是现在，里沙子都因育儿焦虑而精神状态逐渐异常。起初，同许多母亲一样，里沙子只是从育儿本身感到了压力、困惑和疲劳感。但这些情绪不断累积，最终变为了异常的精神状态。里沙子开始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焦虑不快，对女儿和家人也更加敏感易怒。而随着育儿焦虑的加重，在最后阶段，里沙子更是一度精神崩溃、情绪失控，认为自己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

就这样，“育儿焦虑”下的里沙子的精神状态由普通的消极情绪逐渐异常化，甚至进一步恶化。

3.2.2 异常的行为

里沙子的“育儿焦虑”还反映在行为上。三年前，里沙子为了减少焦虑而近乎神经质地向保健师或其他母亲询问育儿情况。与此相对，三年后的里沙子则早已度过了不懂育儿的阶段，但愈发焦虑的她同样做出了异常的行为——开始频繁地喝啤酒。随着育儿焦虑愈盛，里沙子的行为也从一些小事开始向不好的方向发展。三年前的里沙子为了逃避现实而虚构育儿日记以自欺欺人，三年后的里沙子则是做出了撕碎婆婆给的菜谱、偷看丈夫手机等过激行为。不仅如此，里沙子的育儿焦虑甚至继续恶化。深陷于痛苦之中的里沙子失去了判断力和行动控制能力，差点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伤害女儿。

可见，“育儿焦虑”下的里沙子的行为也是异常的，而且这些行为会从琐事逐渐演变成极端行为。

3.3 “育儿焦虑”问题中女性的处境

3.3.1 所处环境的封闭

里沙子是典型的家庭主妇，日常生活便是做家务和育儿。由于丈夫工作繁忙，白天的时候，家便变成了仅有里沙子和女儿两人的密闭空间。虽然里沙子也会出门社交，但所有事情总围绕着家庭和孩子展开。可以说，她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中。

而不止实际意义上的环境，里沙子在精神上也被禁锢着。自女儿出生起，她便独自一人竭尽全力地照顾女儿。尽管如此，一旁的丈夫却连倾听她的烦恼都做不到。而且里沙子同亲生母亲的关系不好，便也无法从母亲那里得到慰藉和帮助，只能自己面对各种育儿烦恼和焦虑情绪。

可见里沙子身心都处在封闭的环境中，十分孤独。

3.3.2 育儿本身的困难

三年前，里沙子初为人母，面对哭闹不止的女儿，她往往束手无策、只能不停安抚。因为婆婆和保健师指出女儿发育慢、母乳喝得少，里沙子便努力尝试了各种方法，然而效果甚微。三年后，处在“小恶魔”阶段的女儿总是与里沙子作对，喜欢把食物扔在地上、不满意便大声哭闹。与此同时，不同于婆婆等人的育儿理念也困扰着里沙子。与努力教导女儿懂事的里沙子不同，婆婆等人总是一味溺爱孩子。对此，里沙子亦是烦恼不已。

可见，里沙子面对着育儿本身的各种困难。

3.3.3 来自丈夫的控制

里沙子在生活中受到丈夫阳一郎的控制。婚前，阳一郎曾表示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专注于家庭。因此，里沙子放弃工作，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努力做家务和照顾孩子。但阳一郎却很少做家务，甚至拿啤酒这样的小事也需要妻子代劳。同样，他在育儿方面的付出也很少，却总能够挑剔里沙子的育儿。

里沙子在精神上同样被丈夫控制。阳一郎时常否定里沙子，更在里沙子患有“育儿焦虑”时向其灌输自卑感，让她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从而在精神上控制了她。

可见，里沙子面对着来自丈夫的生活、精神双重控制。

3.3.4 周围人的不理解

里沙子因患有育儿焦虑而受到周围人的关心，但实际上真正考虑到她的感受的人并不多。三年前，不论是丈夫、婆婆还是保健师，都将她面对的育儿焦虑视为平常之事，并不理解里沙子内心的痛苦。而在审判期间，里沙子则受到了周围人不恰当的关心与帮助。丈夫阳一郎认为里沙子精神异常，于是私下咨询前女友，甚至将里沙子骗去看心理医生。婆婆对里沙子的家务和育儿方法指手画脚，忽略了她的感受。公公则是一面温柔地鼓励里沙子，一面在背后怀疑她虐待女儿，联系了儿童福祉司。

看似一切都是为了里沙子好，但事实上并没有人考虑到她的真实感受。像这样，里沙子面对着周围人的不理解。

3.3.5 “一般母亲”

“一般母亲”这一概念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频繁出现。人们认为“一般母亲”都有育儿烦恼与困难，但也自然能够逐一克服。同时，社会希望并要求母亲们达到“一般”的标准——擅长育儿且深爱自己的孩子、绝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或对育儿产生抵触情绪。饱受育儿之苦的里沙子便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

同样，里沙子自己也被“一般母亲”的概念所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里沙子都是全身心投入育儿，努力成为着“一般母亲”中的一员。而随着育儿焦虑的日渐严重，她逐渐丧失了自信，发觉自己偏离了“一般”的行列。这使得里沙子深受打击，甚至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自身，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

可见，里沙子深受“一般母亲”概念的束缚。

4 日本女性“育儿焦虑”问题结构性原因和对策

第二章介绍了《坡道上的家》中里沙子的育儿焦虑表现与复杂处境，由此可知“育儿焦虑”问题原因之复杂。而本章将主要从性别视角对日本女性“育儿焦虑”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入探索，并讨论其解决之策。

4.1 育儿孤立

由第二章可知，里沙子面对着封闭的环境和育儿本身的困难。这使她不得不独自承受着育儿压力、面对着各种育儿难题。在无人倾诉、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里沙子的育儿可谓十分艰辛，可以说这是她产生“育儿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际上，并非里沙子一人，育儿期的日本女性普遍面对着“育儿孤立”现象。这一现象始于核心家庭化。战后，日本修改了民法，以往以家为单位的家庭制度开始以夫妻为单位，从而导致日本的核心家庭(f)不断增加[12]。不同于过去家人邻里一同育儿的情况，育儿重任由此开始落于母亲一人身上。独自育儿的日本女性越来越多，育儿对她们来说是一项困难且令人焦虑的工作。

另一方面，少子化也加剧了日本女性的“育儿孤立”。据统计，2019年日本的出生人数为86万5239人(g)，创下历史新低。在此背景下，很多女性在不了解孩子、没有育儿知识的情况下成为母亲，还要独自承担育儿责任，于是陷入了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又助长了她们的“育儿焦虑”。此外，地域间人际关系淡薄、父亲的长时间劳动、育儿支援者的缺失以及新冠疫情等原因，也共同造成并加深了日本女性孤立的育儿现状。

综上所述，日本女性由于核心家庭化、少子化等社会变化，正面临着“育儿孤立”。这种现象与育儿本身的困难叠加在一起，从而增加了日本女性的身心负担，是使其处于“育儿焦虑”状态的社会层面的结构性原因。因此，有必要改变日本女性“育儿孤立”的现状以解决“育儿焦虑”问题。一方面，今后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育儿援助政策的实施范围；另一方面，为了在精神上也帮助女性摆脱孤立，应当给予女性的心理健康以更多关注。

4.2 父权制下不平等的性别分工秩序

正如第二章所述，里沙子作为家庭主妇负责着家务和育儿，丈夫阳一郎则作为家中顶梁柱专心于工作。这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据日本内阁（2021）调查显示，截至2020年，仍有42.1%的日本人赞成传统性别分工模式，而主要由妻子负责学龄前儿童育儿工作的家庭占比为58.1%，超过半数(h)。可见，在日本，父权制下的性别分工秩序及意识仍然根深蒂固。

这种性别分工秩序的形成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合谋的结果。作为其直接构建者，父权制对性别分工的影响存在于日本家庭内部的性别歧视现象中。这一方面体现为对男女分工的刻板印象，比如里沙子与阳一郎在育儿上付出的不对等。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歧视和偏见，比如里沙子与阳一郎之间存在的丈夫比妻子优越、丈夫贬低妻子等现象。而资本主义则是通过在市场中排挤女性、轻视女性劳动并将其关在封闭的牢笼内，从而间接巩固了性别分工秩序。这便体现在雇佣劳动中女性薪资低于男性、女性的无偿育儿被忽视等现象中。

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互相勾结，将女性束缚在家庭、育儿之中，使得不平等的性别分工成为社会现实。而正因为女性的育儿被视作当然，其间产生的辛酸苦楚也通常被当成女性自己的问题，不受周围人重视。女性自身亦是如此。由于在行动和意识上都遵从着性别分工秩序，包括里沙子在内的大部分日本女性便不得不一边承担着绝大部分的育儿工作、面对着重重育儿难题，一边又可能因被忽视和歧视而自我贬低、丧失育儿自信。如此一来，已经在社会变化中被孤立的育儿期日本女性便在家庭内被再次孤立。面对着育儿困难与压力，她们往往身心俱疲，容易陷入更加严重的“育儿焦虑”之中。可以说，父权制下不平等的性别分工秩序是日本女性“育儿焦虑”问题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育儿焦虑”原因研究将重点放在男性身上，如男性的家务育儿参与度、男性对妻子的支持和理解等等。其结果表明，男性对女性的“育儿焦虑”有较大的影响［13-18］。因此，改变固有的性别分工秩序是解决日本女性“育儿焦虑”问题的重要方向之一。

为此，首先应当鼓励个人性别分工意识的变革。比如，可在书籍和影视作品中提倡男女平等，强调男女双方既应当共同分担家务和育儿，又各自拥有追求自己的人生及角色定位的自由。其次，有必要从外部为女性创造更多机会、提高女性的自信。这不仅需要促进资本市场中男女地位的平等、待遇的公平，还需要更加重视和尊重女性在家庭中的育儿劳动。

4.3 母性观

本章前两节从社会性结构角度探讨了日本女性的“育儿焦虑”问题。而事实上，不仅社会性结构方面的育儿孤立与性别角色分工秩序，精神性结构也是研究“育儿焦虑”问题时不可忽略的一大要点。

《坡道上的家》中，不论是周围人还是里沙子都曾执着于“一般母亲”这一概念，认为女性理所当然能够好好育儿，且不应因育儿而烦恼或痛苦。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在日本社会广为流传的“母性观”，同时也是女性“育儿焦虑”问题精神层面的结构性原因。

“母性”一词原本指的是女性作为母亲所具有的保护和养育孩子的本能，而“母性观”则将“母性”上升为“女性具有本能的爱”的“母爱神话”。其流行至今，几乎成为社会常识，根植在日本的社会意识之中。在其束缚之下，里沙子等日本女性一边过分在意周围人的看法，一边又自发强迫自己成为所谓的“一般母亲”，因此面对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步步深陷“育儿焦虑”的泥沼。

然而，上野千鹤子（2009）指出，“母性观”给“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一种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19]。也就是说，“母性”并非女性的本能，而是由社会、文化构建而成的。在“母性观”的庇护下，男性只要专注于工作、稍微参与育儿便能博得好评。相反，女性的全力育儿却被视作理所当然，且一旦违背了“母性”，便可能被贴上“不称职母亲”的标签。同时，许多女性也自发遵循着“母性观”，勉力克制私欲、牺牲自我，以求达成完美的育儿。由此，父权制下的性别角色分工意识得到强化，不平等的性别角色分工也成为现实。显而易见，这实际上是父权制对日本女性的精神压迫。

在“母性观”的影响下，女性被母亲的身份所束缚，将其作为社会意识和自我认识，强制或自发性地投身于育儿之中。如此一来，她们便面对着来自外界和自身的“母性观”的双重精神压迫。这一方面使得她们的育儿压力愈加沉重，另一方面则忽视了女性个体的多样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日本女性的生活方式和意识的改变，“母性观”与女性自身的身份认同感之间产生了新的矛盾，这便导致日本女性在育儿中面对着愈加的精神压力，从而加重了她们的“育儿焦虑”。

因此，想要解决日本女性的“育儿焦虑”问题，则必须将女性从“母性观”中解放出来。首先，有必要停止宣扬“母性”的行为。这点可以通过强调父亲的育儿来实现，比如推广《父子手册》、举办面向父亲的育儿讲座等。此外，还应致力于培养女性自身的身份认同感，比如举办鼓励女性发展的讲座、面向女性的求职活动等。

5 结论

本文以日剧《坡道上的家》为例，从性别视角考察了日本女性的“育儿焦虑”问题，探讨了其原因和对策。由此，本文得出了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社会变化导致的育儿孤立是日本女性“育儿焦虑”问题社会层面的结构性原因之一。战后，日本社会发生了诸如核心家庭化、少子化等变化，这使得日本女性不得不独自育儿，产生了焦虑情绪。再加上地域间人际关系淡薄、父亲的长时间劳动、育儿支援者的缺失以及新冠疫情等原因，女性的育儿孤立现象愈发普遍和严重，从而助长了她们的育儿焦虑。因此，有必要扩大育儿援助政策的实施范围并关注育儿期女性的心理健康，从而改善育儿孤立现象以减轻女性的育儿焦虑。

第二，父权制下不平等的性别分工秩序使得日本女性育儿负担过重，也是“育儿焦虑”问题社会层面的结构性原因之一。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合谋下，日本女性受到来自外界和自身的压迫，遵从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秩序。她们一边承担着过重的育儿负担，一边又受到歧视和排挤，因此身心俱疲，更容易陷入焦虑的情绪之中。因此，有必要促进个人性别分工意识的变革，同时从外部为女性创造更多机会、提高女性的自信，从而打破固有的性别分工秩序以减轻女性的育儿焦虑。

第三，“母性观”在精神上压迫着日本女性，也造成了女性的“育儿焦虑”，是该问题精神层面的结构性原因。“母性观”作为一种构建而成的意识形态机制，要求女性在育儿中克制私欲、无私奉献。受此影响，日本女性在努力育儿的过程中，持续积累着精神压力，从而可能陷入严重的“育儿焦虑”之中。因此，有必要停止宣扬“母性”并鼓励女性培养自身的身份认同感，从而将女性从母性观中解放出来以减轻女性的育儿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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