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Journal Platform

对于领导干部学习党史的重要性，早在2013年3月1日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讲到：“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1]从历史中获取经验，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缺席过，本文之意，意在如此，即从延安时期党在在职干部教育中如何开展党史、党建教育学习的经验中获得新的启发。

1 延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概况

延安时期，对于干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始于1939年5月26日《新中华报》第三版刊登的动员大会内容。《新中华报》刊载：“为了执行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特设立干部教育部，以洛甫、罗迈两同志为正副部长，领导全党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以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关于各机关的学习组织，干部教育部早已计划和督促建立，昨日（廿日）干部教育部复在陕公大礼堂召开干部教育动员大会，计划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共千余人。大会于下午一时许宣布开会，首由罗迈同志对学习运动之重要性，干部教育在今天进行的情形，及今后学习的计划做了一个详细的报告，并对过去的学习小组加以检讨。继由毛泽东同志讲话，他用通俗的话，扼要地指出在学习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困难，和学习的方法；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2]与此同时，王明也作了报告，阐述了学习联共党史的重要意义。

半年以后，在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3]而更进一步地对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则是在1940年3月20日发布的，该指示指出：“中央书记处一月十三日‘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已经一般地提到了干部教育的方针、课程与在职干部的学习等问题。兹更对于在职干部教育补充以如下的指示：现时的在职干部大致可分四类：①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②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③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④工农出身的新干部。”[4]大约两年之后，1942年3月16日，《解放日报》刊文更加明确地讲到了在职干部教育的重要性。《解放日报》社论题目即为《为什么把在职干部教育摆在第一位》，文章开篇即说到：“‘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的决定’里，开头就告诉我们：‘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第一中的第一，自然是凸显了在职干部教育有着与别的教育类型无法比拟的重要性。

为什么要把在职干部教育摆在第一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对中华民族、对全国人民，肩头上的责任空前的重大。我们现有的各部门的干部如果不能够站定自己的岗位，力求进步，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副千斤重担担负起来”。

“其次，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在职干部教育，就是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在战斗中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件事都需要人做，而且所需要的是能够把他的学识、经验灵活地运用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的人”。

“然后，就因为今天是一个动乱变化空前激剧的时代，如果站在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不能够不断地从学习中提高自己，如果不能改造自己的经验，充实并提高我们的学识和能力，我们就会迷失方向，站不稳脚跟，以致腐化、堕落，甚至为时代，为革命，为人民所抛弃”。

“最后，我们今天之特别强调在职干部学习，不仅因为我们绝无可能把所有在职干部教育从工作中抽调出来进入学校学习，而且因为学校的教育，无论如何，也只是训练和培植人才的第一步，实际工作中的锻炼和学习才是锻炼人才的最好学校”［5］。

2 在职干部教育的党史课程设置与党史教育

延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按不同地区或者所在区域不同划分，主要有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陕甘宁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八路军的在职干部教育和地方在职干部教育等四类。

2.1 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

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主要是指在延安的各机关中开展的各类型在职干部教育活动。在最开始的一段时期，延安各机关学校都把在职干部编成各类小组，后来随着人数的增加，就把在职干部做了具体的分类，即把参加学习的在职干部分成甲、乙、丙三类，而这三类在职干部所学习的党史课程重点是不同的。甲类主要是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以联共历史为必修课，乙类主要是文化水准较高而党龄较短的新干部，以党的建设为必修课，丙类是政治文化水平都较低的干部，他们同时学习文化课与党的建设。正因为甲、乙、丙三类在职干部学习党史课程设置重点各异，所以体现在使用的党史教材上也自然不一样。甲类以《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为课本，以马列主义原著为主要参考书。乙类以中央宣传部编的《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为课本，此外，还可指定参考材料。丙类所采用的教材是《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下册和中央印刷的供在职干部用的国语课本。

延安的在职干部党史课程设置与讲授，除了上面讲到的甲、乙、丙三种各自的必修课以外，还有一些大课（按照今天的说法即是公共课）。一是党建，主要内容为党、党员、组织、党纪、边区党、八路军党、支部、干部政策、领导方式、党与群众、宣传教育工作、两条战线斗争、组织与领导、党章与党纲等。二是联共历史，内容一共有24章，分阶段完成讲授。三是马列主义，主要分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三个来源、无产阶级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四个专题。四是中国问题，如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国民党的改组与国共合作、大革命、苏维埃运动等七大方面。五是大讲演，在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中，1939年就16个问题讲了20场次，其内容极为丰富，计有第一次参政会问题、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苏联人民的生活和建设、巩固党、敌后方的两条战线斗争、边区之过去及现在、反对侦探奸细的斗争、新四军贡献给抗战二周年的（两次）、共产党员的修养（两次）、抗战三周年的总结和敌后抗战形势之展望（两次）、辛亥革命与中国目前抗战、华北抗战的经验教训与现状、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之战略和策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的经过和宪政运动、联共（布）十八次大会总结（两次）。随后，在1940年又就15个问题讲了16次。仅仅就授课内容来看，不可谓不丰富。

2.2 陕甘宁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

因为陕甘宁边区地理上靠近中央（指延安）而有诸多便利之处，但是问题也显而易见，就是在职干部文化水平很低，特别是各个县区一级的在职干部更是如此，据统计，1940年，陕甘宁边区管辖下的安塞县在职干部，文盲人数是县（区）委书记1名，区长4名，自卫军营长6名，妇联会主任7名，工会主任4名，保安处助理员2名，青救会主任2名。由此可见，在职干部文化水平确实不高。就党史教材而言，一般都是使用翻印的《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下册）与解放社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上册），除了这两种之外，还开始准备《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以及从党的代表大会上的文件中或者最近的党报上取材料作为教材，另外如《边区群众报》也是很多在职干部很好的读物。除了上述情况以外，陕甘宁边区根据不同地区在职干部文化水平的不同，灵活使用了党史教材与设置了党史课程。如在三边分委，“我们没有按照边委的教育计划进行，我们是根据分委的具体情况，讨论一些与工作上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如分委一级文化理论程度较高的甲组干部规定他们讨论边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文化理论程度较低的乙组干部，规定他们讨论与本身工作有关的问题，党的工作干部讨论党员修养的问题，保卫处的工作干部讨论保卫工作，群众团体的工作干部则讨论党代表大会决定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学校中的干部在分委一级讨论《政治经济学》”。[6]由此可见，党史教材使用和党史课程设置灵活实用与就地取材是陕甘宁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的鲜明特点。

2.3 八路军的在职干部教育

由于部队的特殊性即打仗是最主要的任务，在中央正式定出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以前，部队虽然已经有在职干部教育，但这时是个别的，不是有整个的一定计划的进行。如该时部队中所选学的科目和教材，关于一般理论方面的有：《什么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概论》《列宁主义初步》《哲学提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科学概论》《政治常识》；关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有：《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党的建设》《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时事政治和军事问题方面的有：《毛泽东同志苏区党代表大会报告提纲》《毛泽东同志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怎样进行持久战》《战时政治工作的讲授提纲》等。从上述课程设置的整体情况看，由于在职干部教育方针和原则提出较晚，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部队的干部教育实际上是偏重于临时性的政治问题，而缺乏有系统的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9年底才有了比较大的改变。1939年年底，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及1940年晋察冀军区和120师，都提出加强干部的阶级教育及有系统的理论教育，并规定：一般的旅、师或军区一级学习联共历史、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营团一级学习列宁主义、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联共历史、党的建设；排连一级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政治常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和党的建设；同时，各级都把时事政治问题定为必修科目。

2.4 地方在职干部教育

地方在职干部教育主要是指各区县基层干部的教育，如果按照在职干部所属的主管部门划分，地方的在职干部教育实际上也属于陕甘宁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范畴。1942年《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即明确提出：陕甘宁边区，因为过去文化基础的薄弱，一般县区乡工作同志，多未得到享受教育的机会，以致一方面不能更好地吸取过去的工作经验，以提高工作的质量，同时自己积下来的许多好的工作经验，不能够把它好好地总结起来。这个实际存在的因素，导致了在许多县里，学习计划中依然沿袭着老一套的办法去读《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党建》《联共党史》，而不知道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提高自身文化，掌握本职工作，研究政府各项政策与法令，改进工作方式与方法，和了解县内县外的具体情况，作为在职干部学习的重要内容。自然，这种情况必须得到纠正，所以以后地方的在职干部教育，在党史课程设置等方面，必须根据党中央类似关于教育问题的决定，实行彻底的改造。学习科目，首先，在区乡应该把扫除文盲，提高阅读能力的文化课放在第一位；其次，就应该是政策法令的学习与研究和工作方式方法的总结和讨论；最后，就应该是工作内外环境的调查与了解，县区乡政府应该有专任教员负责干部的学习领导与检查。[7]

3 在职干部党史课程设置与党史教育学习的特点

3.1 党史课程设置和党史教育水平参差不齐

由于延安时期在职干部人数成千上万，文化水平与理论程度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党史课程设置和党史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这是第一个突出的特点。上述已经提到的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分为甲、乙、丙三类，这已是明证。除此之外，即使在同一类在职干部教育中，不同步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自《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实施后，1939年8月对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活动进行了第一次大检查，就发现了“各机关学习的发展中存在着极端不平衡的现象。关于联共历史，个别的小组已学完四章半，大部分小组学完三章、二章、一章不等，而另有个别地小组则还没有开始。关于党的建设，个别小组已学完五章，大部分小组学完四章、三章不等，而另有个别小组则还没有开始”。[8]这种情况在陕甘宁边区的在职干部党史教育中同样存在，陕甘宁边区所下辖的神府、三边、关中、陇东等分委，“有的县委学完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下册），如关中的赤水县；有的则至今还没开始学习，如关中的淳耀县。由此可见，边区党委所规定的分委、县委一级在1940年内完成《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和《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两门课程的计划，将只有部分的地区可能完成”。[6]在八路军在职干部党史教育中，也有同样情况，在缺少系统和计划性学习党史或党建理论之前，各地比对情况都不一致。“如1938年1月学习‘干部问题’，至6月才又学‘党建’中间空了5、6个月。‘党建’学了两个月，又停止了。这说明‘有计划地、有系统地、按部就班地、进行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做得极其不够’……晋察冀军区尚且如此，他如120师，平西部队等经常与极其分散的，就会更逊一等”。［9］

3.2 党史教育方式灵活多变

在在职干部党史教育学习中，各自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展党史教育学习，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这是第二个突出的特点。例如，延安的党史教育学习方法，主要是以个人自习为主，而个人自习又以独立思考问题为最重要。在以自习为主并养成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和能力的基本原则之下，允许各种学习方式和方法的同时存在。例如在小组学习的方法中，有两个小组就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一是陈云领导的小组，一是洛甫领导的小组，前者采用“就书论书”方式，即每周读一章或者半章，要求每句都读懂，连读二、三遍，做笔记，开讨论会时，逐页质疑，质疑后，由报告人报告，然后讨论，然后由指导员作结论。后者是有研究提纲、有指定的考试材料，也有报告，有结论，也有指导员，但质疑不依一定形式，而报告更是多样性的：除开简单的、一般性的报告而外，有时插入专门性质的报告。讨论时，也常有专门性质的问题的发言，例如有些小组注重独立思考和生动的辩证，很少有形式上的拘束。实践证明，这两种方法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好的方法，也是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方法。[8]在陕甘宁边区的在职干部党史教育方法中，“有的分委或者县委（如庆环分委、神府分委、甘泉等县）采取上大课的方式，教员由分委或县委负责同志担任。‘县级党课由县委书记和宣传部长上，时事党报由王县长、市抗敌会主任上，中国问题由保安科长、县政府一科长上’”。这是分委、县委一级的学习方法，而区乡干部的学习方法，则是“能看书报的同志，须请能阅读书报的同志用集体听读的方法来帮助；同时要求帮助读的同志耐心、细心地给听者解答疑问，指出中心”。[6]八路军的在职干部党史教育学习方法，也是因情况而异。如“师旅一级的干部多以自动学习为主，讨论为辅；团级以讨论为主，每次讨论由团政委或政治处主任主持，以团为单位；营级干部也是以讨论为主，每次讨论之前，指定参加讨论的人做报告，然后进行讨论，由小组长作结论，但也有轮流作结论者；以营为单位的营级干部的讨论，则由教导员和政治教员共同负责；连级干部上课与讨论并重，每周上课二次，每次下课前二十分钟作为解答问题的时间”。[9]

3.3 成立研究会

延安时期在职干部党史教育活动中的第三个突出特点就是各种研究会的成立，这在延安的在职干部党史教育学习中表现尤其明显。该时的研究会大概有如下五种：一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第一次政治经济学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三九年的春天，第二次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开始于一九四〇年九月间。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主要研究原始共产社会的基本矛盾、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是否有革命、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经济学的对象等，而参与研究者主要是党校、马列学院、抗大、工校等校的教员。二是马列主义研究会，它成立于一九三九年四月，讨论的主要问题有马列主义一般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苏联与联共党、马列主义与中国、马列主义与妇女、马列主义与青年、马列主义与文化艺术、马列主义与宗教等八个问题。参与者主要是各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员、马列学院研究室研究员及一部分对马列主义有兴趣的在职干部。三是中国问题研究会，该会在一九三九年春天成立。主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性质及前途）、沦陷区工作、中国文化运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中国职工运动、中国青年问题、中国妇女问题、中国农民土地问题、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中国国民党与其他党派、中国军队、革命军队与革命战争、抗日根据地及其他、统一战线、国民政府及其政策等，参与者主要是各校教员和马列学院中国问题研究室的研究员。四是党建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三九年，主要研究内容为党章、党员、组织原则（包括组织机构）、干部政策、支部工作、两条战线斗争、领导方式、党与群众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巩固党、党内教育、自首分子。而参与者一部分是少数教员，一小部分是延安各机关的负责同志，绝大多数是各地方党派来的干部，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各研究会中人数和规模最多最大。五是哲学研究会，成立于一九四〇年五月。成立之后，讨论了哲学是什么，辩证唯物论：物质、时间、空间等，辩证法诸原则：四个规律及范畴，认识过程等四个大题。参与者主要是中央直属各机关、马列学院和中宣部的干部。[10]

4 历史的启示

首先，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旗帜鲜明地学习党史、宣传党史，这是我们党党性的明显体现。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在那个充满艰辛而又紧张活泼的日子中，我们党都已经十分明确地认识到了学习党史的重要性，更遑论今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党史中汲取营养，是我们每个党员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的力量源泉。

其次，党史课程的设置与党史教育方法的灵活多样，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的。尤其是如今我们党员数量已达到9100多万，遍布在各行各业，并且如今各行各业更为精细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采取适合本行业的党史教育方法，真正让党史教育学习进入每个学习者内心就更为重要，否则，党史教育就会流于形式起不了任何实际作用。

最后，我们还应该从延安时期在职干部党史教育学习中吸取教训。延安时期在职干部的党史教育不是没有缺点，而是缺点十分明显。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的在职干部党史教育学习的“建议”中就曾说到：“从三年多的和平环境来说，陕甘宁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应当作出显著的成绩。但除开边区领导机关和个别地委（分委）领导机关外，成绩是很差的。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号召及此后边区党委关于一九四〇年的学习计划，远没有能完成。关节何在呢？第一，是与边区地方党政机关的工作制度与工作作风有很大的关系。第二，是由于地方干部文化水平大都很低，缺乏适合他们的读物，尤其缺乏能够直接帮助他们学习的教育干部。第三，就是在相当数量的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轻视理论、政治学习的观点。”[6]反观今天，我们的在职干部以及在职干部的党史教育学习中有没有这样类似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如何去避免？历史已经有了最好的回答。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7．

[2]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份）［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

[3] 共产党人［N］．第五期，1940-04-25．

[4] 共产党人［N］．第六期，1940-05．

[5] 解放日报［N］社论，1942-03-16．

[6] 学习生活［N］．1940-10-23．

[7] 解放日报［N］．社论，1942-02-05．

[8] 学习生活［N］．1940-10-20．

[9] 学习生活［N］．1940-10-29．

[10]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份）［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96-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