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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是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1]，文学史的研究当然应该立足于文学的本位上，但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与文学本位研究紧密相关的外围层面，也就是背景知识，诸如经济财富、政治法律、军事外交、社会思潮、作家生平心态等往往对作品的理解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经济是社会运行的基础，本文以古代文学史教学中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价值观与财商教育相互融合作为论述的主题。

1 古代文学作品、古代文学现象与财富现象和财富知识的了解息息相关，财商教育对于理解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有背景知识的价值

神话传说的后羿射日与《弹歌》中所记载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2]反映了弓箭在狩猎中的巨大作用，《诗经·芣苡》《诗经·卷耳》等篇章则反映了采集的劳动场景。

《诗经·周颂》中的《噫嘻》《臣工》《丰年》《载芟》《良耜》和《国风》中的《豳风·七月》《采采芣苡》《伐檀》以及《诗经·小雅》中的《信南山》《楚茨》《甫田》《大田》等文学作品反映了周朝时期中华民族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规模和水平。以上这些作品对于理解华夏族文明的农业经济底色有着直接的帮助。

西汉时期司马迁所著《史记》中《货殖列传》和《平准书》则反映了西汉商品经济水平和国家宏观控制财政管理的水平。东晋时期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记载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3]则反映了在长期战乱之下，人们对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向往。与此同时的北方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4]则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经济。

唐代诗人杜甫笔下的《忆昔》中所记载：“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5]反映了唐代开元年间农业丰收、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琵琶行》中的身在长安的琵琶女在歌舞场中成为众多少年的宠儿：“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6]不仅仅是京师一地繁华，扬州也成为当时的经济重镇，正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7]。与此同时，统治者已经忘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警告，不断盘剥百姓，“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6]，过着“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8]的奢靡生活，导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9]，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

逮至宋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繁荣景象，店肆林立，游人如织，极为繁华。北宋词人柳永因未考中进士，曾长期放浪形骸于青楼歌妓之中，靠“倚声填词”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其作品描写了大量青楼女子的心态和爱情。

至于元代，混一宇内，疆土辽阔，马可·波罗游历中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写下了《马可·波罗游记》，极大地刺激了西方冒险家对东方财富的狂热追求，成为大航海时代的动力。生活在元代的儒士文人，因科举制基本被废除，社会地位低下，不得已靠编写元曲和杂剧来维持生存，但当时的商品经济确实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关汉卿所记杭州的景象：“水秀山奇，都市繁阜，人烟辏集，勾栏瓦舍星罗棋布，艺伎伶人大显身手。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10]显示出江南苏杭的繁华。

至于明清时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大量出现，有了良好的受众基础。大量说书人出现在勾栏瓦肆中，讲历史兴亡、英雄传奇、神仙鬼怪、饮食男女，为中国白话短篇如《三言二拍》和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量商人开始以正面形象跻身于文学的殿堂。与此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文学的传播速度急速加快，大量书商开始出现，在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刻版、印刷、贩卖的数量越来越大，书籍的流通也越来越顺畅，出现了像凌濛初这样集撰写、刻版、售卖于一体的文人，也出现了像天一阁、海源阁、传是楼等私人藏书楼的出现。因为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明清时期的小说和戏曲中出现了明显的市民气息，如男女婚恋、牟利获利、探险得宝等，还出现了《金瓶梅》这样专门写商人兴衰史的作品。

总之，古代文学史以时间为顺序讲述古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这其中反映了从狩猎采集、农业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过程。没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升级，就没有文学作品的千姿百态和日益繁荣，就没有明清小说中大量为市井细民写心、曲尽人情的作品。

2 古代文学作品中涉及的作家生平、义利之辩对于个人正确财商观念的塑造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代李商隐在《咏史》诗中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11]

北宋词人晏几道，身处名门，为神童宰相晏殊之第七子，自小锦衣玉食，优游富贵之间。晏殊去世之后，他的生活条件一落千丈，但又有四痴：“仕途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12]晏几道的第一痴是不知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其父已去世，自然不能像原来一样，但他放不下架子；第二痴是不肯写可以谋生做官的文章，只肯写与生计无关的情感之文；第三痴是花钱大手大脚，毫无计划；第四痴是众多青楼歌女知其痴情，欺骗其感情与钱财。在此“四痴”裹挟之下，晏几道后半生贫困潦倒也就不足为怪了。

南宋词人刘过，一生未第，流落江湖，谋生乏术，生活颇为贫寒，然而为人极其清狂。他把才情上的自负、身份上的自卑、经济上的寒酸融为一体。无钱时家徒四壁，有钱时肆意挥霍。辛弃疾曾多次接济他，多则至于万缗，然均旋踵而散尽，清贫一生。

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对毫无见识的守财奴往往是一种极尽讽刺挖苦之事。

《世说新语》中单列“俭吝”一类，其中王戎给侄子婚礼仅送了一件单衣，后来想想心疼，居然又追要了回去。对自己的女儿也是一样：“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13]他“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13]。

《三言二拍》中也刻画了许多吝啬鬼形象，比如《喻世明言》中的“禁魂张员外”、《警世通言》中的“翁金钟”、《初刻拍案惊奇》中的“贾仁”等。其中对“禁魂张员外”的刻画十分形象：“这员外有件毛病，要去那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这员外平日发下四条大愿：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是个一文不使的真苦人。他还地上拾得一文钱，把来磨做镜儿，捍做磐儿，掐做锯儿，叫声‘我儿’，做个嘴儿，放入箧儿。人见他一文不使，起他一个异名，唤做‘禁魂张员外’。”[14]

其余如徐复祚杂剧《一文钱》中的卢员外捡了一文钱买芝麻一粒一粒数着吃；《儒林外史》里的严监生，临死之前，伸着两根手指头不肯咽气，居然是因为油灯有两根灯草。以上都是吝啬的典型。

中国古代的财商理念，既反对奢侈浪费、挥霍无度，也反对拜金主义，一毛不拔，更反对见利忘义，而是要义利双行，特殊时刻，比如国家危亡之际，要能舍生取义。

《三国演义》中吕布是典型见利忘义的人。第一次是因董卓派李肃用珠宝和赤兔马收买了吕布，吕布背叛且杀害了他的“义父”丁原，转而拜董卓为“义父”；第二次是因王允用美人计反间董卓和吕布，吕布又背叛且杀害了他的“义父”董卓；第三次是吕布兵败下邳，吕布又想归附曹操。见小利而忘大义，反复无常，被人骂作“三姓家奴”，成为笑柄。

而南宋最后一位宰相文天祥放弃可以在元朝当宰相的机会，向南再拜，甘愿就死，这种伟大的人格受到后来人的无限景仰。文天祥的事迹和作品被后人口口相传，在文学中也有许多赞美文天祥的作品，如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西台哭所思》《书文山卷后》等诗文中就以沉痛的笔触来追思文天祥。在《书文山卷后》一诗中，他写到：“魂飞万里程，天地隔幽明。死不从公死，生如无此生。丹心浑未化，碧血已先成。无处堪挥泪，吾今变姓名。”［15］

以上所举例子中透露出来的就是财商伦理上的“义利之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国家也需要考虑收入与开支之间的平衡。这其中，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是儒家的义利观。孔子在《论语》中说：“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6]又说：“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16]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6]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7]生是人最大的利了，但在理想面前，还要有更高的追求，不能破坏自己的原则和理想。正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种志存高远的理念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发挥了强大的精神作用。如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后，临死之前掷地有声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他用自己的鲜血来警醒世人，在救亡图存的民族责任之下，为后来无数的有志之士和革命烈士指明了义与利的取舍关系。

3 古代文学史分期、历史上升期文学、遗民文学等文学现象对于理解历代王朝兴亡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衰败有着令人警醒的借鉴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中国历史息息相关，所有的文学史版本中，基本上以历代王朝的国号为分期，将文学史分为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伴此而生，文学史中文学作品的介绍、文学现象的描述都是在这种大的框架下进行的，也伴随了很多相关的文学现象。如前文所述的农业经济的底色、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学的兴起和传播等。历代王朝的兴亡体现在文学上的现象如王朝在上升期出现的歌功颂德派、在王朝覆灭后的遗民文学现象、咏史怀古类文学作品、感慨战争对百姓的伤害和对经济的破坏等。

秦始皇嬴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18]，巡游天下，封禅泰山，李斯遂有《泰山刻文》。汉武帝刘彻西辟河西四郡，南收交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徙豪强以实边，对垒匈奴五十余年，四海一统，皇权至尊，遂有司马相如《上林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遂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唐太宗削平四方，北击突厥。李靖阴山一战定天下，唐朝疆土极大拓展，国力强盛，国际声威赫赫，盛唐边塞诗派、山水田园诗派此时涌现，代表盛唐之音的天才诗人李白同时出现。此后宋代诗歌以杨亿代表的西昆体、明代诗歌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清代诗人沈德潜、清代浙西词派等也可从属此类。

王朝覆灭，遗民乃出。最早可追溯至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下。宋亡于元，元建国之后，谢枋得、谢翱、郑所南等或隐居山林，或奋起斗争，或以笔抒亡国之痛，做杜鹃啼血之作。明亡于清，清建国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反思明亡国之训，终身不仕，迨至孔尚任所作《桃花扇》仍有遗响。

分分合合，盛衰兴亡，其勃也兴焉，其亡也忽焉。秦亡而汉人哀之，汉亡而晋人哀之，晋隋亡而唐人哀之。如刘禹锡《蜀先主庙》咏叹三国蜀国中云：“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8]如在《乌衣巷》咏叹东晋贵族所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8]如杜牧《泊秦淮》中所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8]然而正如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所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19]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历代王朝改朝换代之际，给社会带来了极为巨大的伤害。在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三国志演义》中的智谋和英雄背后是无数生命的逝去和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根据《中国税收制度史》一书中所载数据：东汉桓帝永寿年间有人口5600余万人，至西晋平吴后，人口为1600余万，损失人口4000万。[20]曹操《蒿里行》中所言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并非夸张之言。明清易代之际，人口从明朝天启三年的5100余万降低到清朝顺治三年的1390万，短短23年中，人口竟减少了3900万，[20]城郭化丘墟，田园变茂草，白骨遍地，人踪沓绝。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中所记清军种种恶行，如人间地狱，惨不忍睹。明清易代之际，诗人吴嘉纪大量的诗歌记载了战争对社会的破坏，如《李家娘》《挽饶母》《过兵行》等诗，《李家娘》一诗中云：“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21]又如在《过兵行》一诗中写到：“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这些诗歌，就是文学，也是历史，反映了当时战争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

4 深刻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种种现象与国家宏观层面的财商普及相得益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诸多古代文学现象与王朝兴替有着紧密的关系，而王朝的兴替又与国家财政息息相关。表面上看起来，秦、隋亡于暴政，汉唐亡于割据，晋宋亡于入侵，明亡于农民起义，清亡于西方入侵，但背后都与统治者奢欲无度、横征暴敛、官僚集团、地方利益集团结党营私，比而不周有着极大的关系。

以明代为例，据《中国税收制度史》所统计：洪武永乐年间，国家掌握土地为850万顷，其中十分之一用于军队屯田，军队可以自给自足，再加上盐引、茶引、商税、钞关税、门税、海关税等，国库充盈，直追汉唐。但正德以后，随着皇庄的建立、宗藩的掠夺、各级官僚的兼并，国家控制的土地锐减至400万顷。万历二十八年，国家岁入400万两，岁出450万两，入不敷出。与此同时，军队屯田制度被破坏，只能靠募兵来维持和平，正德年间募兵费用为43万两，嘉靖时为270万两，万历年为380万两。万历三大征中，辽夏用兵费用为180余万两，朝鲜之役费用为780余万两，播州之役为200余万两，这就是1160万两白银。[20]皇室开支不断膨胀，据王世德《崇祯遗录》记载：“自神宗以来，膳羞日费万余金”[22]，万历皇帝一人一月费用即为30万两，一年开支360万两，再加上后宫将近万人的规模，帝陵的修建，国力不堪承受。与此同时明代宗藩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隆庆时，宗藩人口已增长了500多倍，如果全额发放，全国的总收入还差一半。到了崇祯时期，西北连年干旱，百姓揭竿而起，东北后金兴起，不得已加派三饷，其中辽饷一共加了900万两，剿饷一共加了330万两，练饷一共加了730万两，共计1960万两。[20]这些白银并不是从最富裕的阶层中得到的，因为代表江浙最富裕阶层的东林党控制了朝廷的舆论与政策，崇祯只能从小民百姓口中夺食。李自成的起义军，即将带兵入京，崇祯不得已下定决心放弃关外土地，调吴三桂“关东铁骑”入关拱卫京师。但因缺少调兵的100万两白银军费而不得不停止。崇祯皇帝曾试图用带头捐款的方式凑齐军费，但诸多王公贵族隔岸观火，作壁上观，只凑了20多万两就不了了之。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派出刘宗敏进行拷掠，各级官员无奈，以钱赎命，最终拷掠之刑，竟然得银7000万两之多。据毛奇龄的《后鉴录》中记载：“王侯之家得十分之三，宦官得十分之四，宫眷十分之二，商人十分之一。”[23]在明代亡国的背后，是正德以来的统治阶层穷奢极欲、挥金如土，是官僚阶层的贪墨成风和极度膨胀，是党派之间打着道德旗帜的自私自利和相互倾轧，是财政上的寅吃卯粮，入不敷出。

5 余论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不能仅仅把教学停留在作品字词上的赏析、叙事结构的变化、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手法的使用、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的出现等文学本体的研究上，还要从财商的角度去理解经济的发展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理解国家兴亡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理解古人在个人财商伦理观念上的义利之辩，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字里行间所蕴藏的深厚的时代特征，思想特点。

由财商教育角度而观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财商知识的普及，对理解古代“士农工商”的四分法以及由此衍生的中国古代科举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对理解北方、西北方、东北方向少数民族因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会在极端天气之后发动一系列针对中原地区的战争的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边塞文学；对因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导致的王朝不超越300年国祚的魔咒，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文学的盛衰和咏史、战争文学现象；对理解大一统王朝对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财富渴求，以及由此带来的西域文化交流和沿海港口城市的繁荣及商业文化作品的出现；对理解汉代桑弘羊以及后世采用举国体制来实行盐铁酒茶专卖的现象；对理解历代的党争诸如唐新旧党争、宋新旧党争、明阉党与东林党争以及由此派生的小说、戏曲等文学现象有直接的帮助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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