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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苏区与川陕苏区概况

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在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于1927年11月至1928年6月，多次组织领导农民起义和武装暴动，先后创建了东固、延福等小块根据地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以及溪南根据地和赤色地方武装。1929年4月1日，红四军回师赣南。5日，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接着，红四军相继攻占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等县城，成立了赣南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兴国革命委员会，并颁布了《兴国土地法》。随后，雩都、宁都等县分别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和赤卫队，其他一些县的群众斗争也有很大发展，赣南苏区初步形成。5月，红四军再次入闽，先后攻占龙岩、永定县城。在闽西各县分兵发动群众，各县区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至7月，以龙岩、永定、上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苏区基本形成。7月20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邓子恢为闽西特委书记，张鼎丞为军委书记。12月底，中共红四方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议通过了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

1930年1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团等部合编为红军第六军。2月7日，中共红四军前委，红五、红六军军委，中共赣西特委在吉安县陂头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共同前委，统一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赣西、赣南和湘赣边三个特委合并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为书记。3月，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曾山、邓子恢分别任主席。在此前后，红军在赣西南和闽西分兵发动群众，使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展。4月，闽西地方武装组成红军第十二军。6月，红四、红六、红十二军组成红军第一军团。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10月，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此后，赣西南、闽西两苏区统称中央苏区。1931年1月15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小布成立。在周恩来未到任前，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

川陕苏区的建立，与别的革命根据地一样，也是充满了艰辛与困难，同时和红四方面军这个革命的主体更是分不开的。

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建立川陕苏区，既有主观上的因素，也有客观上的原因，不过客观因素较大。四川军阀混战带来的有利条件，这是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建立川陕苏区的客观因素之一。

同时，在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以前，四川已经发动起来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和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些革命根据地，为即将进入四川建立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奠定了群众与革命基础，这是川陕苏区建立起来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客观因素。1927年8月12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成立后，在全省党内迅速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于11月20日和27日先后制订了《四川军事工作计划》和《四川暴动计划》，明确提出“以农民暴动为中心，以土地革命为目的”。1928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制订了《四川春荒暴动行动大纲》，随即发动了南溪、宜宾、邻水、武隆、涪陵天宝寺等地的农民起义。6月，川南工农革命军独立团发动了潼南、万县、涪陵罗云坝起义。7月发动了绵竹、武隆、射洪等地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打击了反动派的进攻，配合了全国各地的武装斗争，为党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开创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培养和锻炼了武装斗争人才，并为后来的土地革命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这些宝贵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四川地方组织经过艰难的斗争，先后建立起了川东游击根据地、涪陵罗云坝游击根据地、虎城南岳大树游击根据地和蓬溪县苏维埃政权等根据地与苏维埃政权。这些游击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自然为后来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苏区提供了客观可行的经验与基础。

徐向前时任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他在西乡县钟家沟的动员讲话中说道：“我们在鄂豫皖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分得了土地。今天，我们到四川去，帮助四川人民建立苏维埃政府。因为有了过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经验，红四方面军不仅能够而且可以去四川建立新的苏维埃政权，这是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建立川陕苏区的主观因素。”

2 中央苏区学校教育与川陕苏区政治动员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之比较

中央苏区学校教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途径主要表现在下述各个方面。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表现在课程的设置上。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虽然“该校由于设立的班级不同，课程也有所不同。但主要的课程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人运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游击战争等”；另外，“属于公共课的有苏维埃运动史（毛泽东讲授）、中共党史（任弼时、邓颖超讲授）、职工运动史（陈云讲授）少共史（顾作霖讲授）”。这些思想政治或者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仅从名称上看，都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密切相关，通过这些课程的教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势必逐渐为学生所了解所接受，逐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再如苏维埃大学，“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分析、政府法令、群众观点工作、社会调查、党的策略路线等课程”。这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课程在性质上完全一致，所有课程都带有十分明显的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是，它也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学分制也十分明显，如“政治科目48学分，常识科目36学分，专修科目60学分”。虽然政治科目的学分不是最高的，但是也是处于第二位的，亦不少。之后，“1934年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校长由瞿秋白担任，课程有：苏维埃工作的理论、实际问题和实习三项”。可见，有了办学的经验以后，课程设置上逐渐体现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科学趋势。在专门性的红军学校中，即使是专业性特别强的中央农业学校，在农业专业知识课程之外，也“十分重视对学员的政治教育，给他们讲授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及苏维埃建设的实际问题，培养学员的马克思主义观”。连高尔基戏剧学校也是这样，教育内容有：“前4星期科目：唱歌（发音、音符）、舞蹈（动作姿势、跳舞）、活报（排演、解说）、文字课（读解、写字）、政治（政治问答）。后12星期科目：俱乐部问题（剧社工作、剧团工作、俱乐部组织）、政治常识、戏剧理论（舞台、剧本、排演）。”这也说明政治课程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在普通教育的小学教育中，我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小学生还用得着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吗？即使设置了类似课程，小学生们能听得懂理解得了吗？能接受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吗？但是，事实却告诉我们，小学教育中不仅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而且还收到了极好的效果。1934年2月16日，中央苏区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下称《暂行条例》），条例规定：“苏维埃小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和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的共产主义建设者。”目的既然这样明确，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就体现无余。“列宁小学的课程设置：前期有国语、算术、游戏（包括唱歌、图画、游戏、体操），后期有国语、社会常识、科学知识、算术、游戏。前期的国语课包括乡土地理、革命历史、自然以及政治常识”。革命历史与政治常识就是典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即是说，“从苏区小学整个课程设置来看，既重视国语、算术等知识课，又重视唱歌、游戏等游艺课；不仅将文化课列入教学计划，而且将劳作、实习和社会工作正式列入课程，课程设置贯穿着知识教育劳动教育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经过这样的教育教学以后，小学生们不仅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积极参加儿童团的工作。“工作认真负责，斗争性坚强。例如站岗放哨时，不会放过一个不带‘路票’的陌生人。检查烟赌时，就是儿童团员自己的父兄，也是公事公办，不徇私情。儿童们在工作过程中，就养成了诚实、勇敢、机警、互助、阶级意识鲜明、服从组织和遵守纪律等优良品质”。如果没有针对性极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小学生们没有认真学习及理解接受，就不可能有这种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转化的过程，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过程。

其次，就是体现在教材的使用上。中央苏区时期，由于受国民党的围剿，加上苏区自身经济条件等各方面的限制，中央苏区时期各个学校所使用的纸质教材是十分有限的。虽然如此，“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苏区党和政府根据苏区的实际情况，为了切实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创办了许多种报刊，出版和翻印了大量的革命书籍。在瑞金，曾用木版印刷了一批《共产党宣言》。当时发行量达几万份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在1934年7月21日发行的第68期上，刊载了马克思在1853年6月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社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以及恩格斯1857年5月为该报写的重要评论《波斯和中国》的全译文”。这些都被苏区干部教育当作了教材，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意味特别强烈。如上所说，“由于条件艰苦，缺乏印刷设备和纸张，即使是像中央苏区这样最大的革命根据地，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印刷的数量也不能满足大家要求，一些同志就用一字一句抄写的办法，抄下马列主义著作进行学习”。之外，还“出版各种问题的小册子并收集和编写其他材料供给党员作研究的参考”这说明，只要涉及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列主义方面的内容，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材料，都可以充当教学用的教材。苏区小学教育的教材，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体现了新式革命教育的特点。“特别是中央教育人民部主编的小学课本，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小学教材有显著的区别。这些苏区的小学教材不仅注意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地理的等方面知识的传授，而且密切联系革命战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及群众生活的实际。苏区小学教材的丰富内容来源于群众生活斗争的丰富性。因此，学生读起来觉得十分亲切，因为许多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它不是同自己无关的，而是和自己的利害密切联系的”。正因为教材内容包括与自己紧密联系的革命内容，从而激发了学生参与斗争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许多苏区学校的学生，为了坚持革命斗争，献出了幼年的宝贵生命！如果心底没有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能有这种壮烈的结果吗？另一个特点是体现了灵活性。中央人民教育委员部主编的小学教材还十分注意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随着学生年龄的发展，教材也作了相应的变化。例如，许多政治性和理论性的内容，广泛地采用了对比、问答、故事、韵文、歌谣、顺口溜等方式反映到教材中，使政治性、理论性的内容和形象性的形式统一起来，从而引起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了学习的效果。

最后，教材内容决定了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与方式上，不仅灵活多样，而且与干部和学生们的实际相结合，走的仍然是大众化路线。“苏维埃的儿童教育，必须完全用诱导劝告和帮助的方法，绝对禁止强迫威吓，甚至敲打的手段。反对把整个科学知识加以人为‘呆板的分割’的教授法，要求采用‘混合和统一的教授法’”。在干部教育方面，“教学方法是理论结合实际，学员在学习的同时还参加生产劳动和群众运动。有不少干部学习一个时期，就去工作或者参加战斗；工作或者战斗一个时期又回学校来学习，使理论密切结合实际，逐步提高”。因为干部学员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军事斗争，因此不可能完全长时间地在学校学习，这是一种二者兼顾的灵活教学方法，不仅符合了学生的实际，而且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革命过程中的政治动员，历来都是有着十分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为了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需要。川陕苏区建立以后，情况同样如此。

193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曾指出，“目前最迫切是要加紧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将共产党的政纲与主张，最浅近、最通俗、最明了、最生动地在各种斗争中去宣传、组织和煽动，大胆地吸收积极勇敢和有阶级觉悟的工农分子入党”，来扩大党和红军的力量。即是说，“党的一切组织发展，都基于斗争中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因此，党的宣传工作成为开展斗争发展组织的导火线。党对自己的政纲和主张、苏维埃问题、红军问题以及一切问题，都要有充分的宣传煽动工作”，而且，在组织与动员群众的同时，“对群众应马上开始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其实，这种共产主义教育不是仅仅针对普通群众的，应是包括每个共产党员在内的革命群体。1933年2月23日，在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会议再次明确指出，目前“最要紧的是切实整顿和扩大党的组织，加强每个党员的共产主义教育，在新的胜利条件下，动员千万群众，扩大与加强红军，改进与巩固苏维埃，团结群众在共产党的周围，扩大革命战争，彻底消灭四周敌人，争取更大的胜利！”由此可见，进行政治动员与政治宣传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但是，更深一层次的问题是，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普通群众又不是十分了解红军的情况下，我们要使用什么样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宣传，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换言之，我们的宣传手段或者宣传渠道是什么？这些手段与渠道是否能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首先，针对所有贫苦大众都可以参加的团体，自川陕苏区建立伊始，就十分注重建立雇工会与贫农团等等。雇工会是党在农村群众中最基本的组织，是农村中领导斗争的骨干。贫农团是雇工与贫农共同斗争的组织，领导中农一致来反对富农。从二者的关系来看，雇工会与贫农团是上下级的领导关系，前者领导后者。除此之外，还有如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革命互济会等。就这些团体与机构的性质来看，正因为是广大群众广泛地参加了，所以，其本身就具有了“大众”化的性质。在这些团体中进行政治动员与政治宣传，要密切结合参加者的实际情况，不仅要使这些参加者听得懂，理解得了党的政策主张，还要让他们去影响身边的群众，使他们也能起来革命，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即是说，如何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使普通群众也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要实现这个目标，在动员与宣传的手段上，就要结合四川尤其是川陕苏区老百姓的实际情况，不能脱离川陕苏区的实际。

1933年2月，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参与革命，打败军阀刘湘对川陕苏区的侵犯，中共川陕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大会的报告中，就极力避免使用普通群众听不懂的语言，而更多地使用了通、南、巴人民熟悉的方言。如“同志们！现在我们川陕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我们和刘湘最激烈的战争已经开始了。前方正在剧烈的战争中。这是一个决死的战争。如果不把刘湘打下去，我们全赤区的穷人就要刘湘、田颂尧、杨森、邓锡侯等棒老二整。如果把这些棒老二打下去，不光是可以消灭他们，全四川还会是我们的，便可以取得四川首先胜利。”此处的“棒老二”这个词语和“整”这个字，在川陕苏区的通、南、巴使用是十分普遍的。从广义上讲，“棒老二”通指土匪、强盗，此处特指国民党。“整”这个字，在通、南、巴乃至整个四川的口语中，也使用得很多，含义很多，这里和四川的另外一个口语词汇“修理”差不多，包括“挨打、受欺侮”等意思。笔者数了一数，在整个报告中，一共使用了二十次“棒老二”这个词语，这样一来，就使得整个报告通俗易懂，老百姓也容易接受与理解党的政策与主张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与理论也就被大众化了。

在宣传的方式上，除了在文件或报告的文字中极力口语化大众化外，红四方面军也使用了很多的标语口号来宣传革命的道理，这些标语口号也很简单明了，易懂易记，体现了明显的大众化特色。如旺苍县的标语有“共产党分田地给穷人”，剑阁县的标语有“共产党是为穷人谋解放、谋衣穿、谋饭吃，使穷人有土地，有政权的政党！”红四方面军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在南江的标语有“共产党是给穷人找饭吃的政党”。红九军政治部在万源县的标语有“红军是全世界穷人的军队，也是川里穷人的军队。穷人不要怕发财人，要怕发财人就没有衣穿没饭吃，只有团结起来，消灭刘湘和发财人才是出路”。红廿七师政治部在平昌县的标语有“红军是川北川东一带的穷苦工农，同你们都是老乡。刘湘是英国洋大人的儿子、孙子，所以他要逼着你们来打红军”。为了发展川陕苏区经济，在宣传标语上同样大众化，如红三十军八十九师政治部的标语有“从前川棒老二、发财人估着穷人种鸦片烟，收鸦片烟，为的是他们好来派款子！”此处的“估”字，是四川人民常用的词语，意为“强迫”。即使是现在，四川人民也常使用“估到干”这个词语，意思是“强迫做某某事”。

其次，是一些专门性的机构，如学校、训练班等。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建立川陕苏区后，沿袭了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些做法，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学校，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使党的政策与主张，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逐渐为普通老百姓所知道所理解所接受再传播，由此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1933年8月23日，川陕苏区杂志《干部必读》曾刊载《培养干部的提案》一文，其中提到了“共产党党校、苏维埃学校、彭杨学校、军区党务训练班、各军政治部训练班、各军教导队、新同志训练班、列宁小学教师速成班、经济人才训练班、列宁学校、通俗演讲所、群众俱乐部、巡视员培养、宣传队”等十四种专门性机构。其中共产党党校是由川陕省委直接设办的，学生包含有雇工、贫农以及之中爱好学者。苏维埃学校由川陕省苏维埃直接设办，学生有工人、雇工、贫农、好中农，有斗争与学习精神，不吃大烟的人。如“赤江县决定开办苏维埃学校，每村村苏委员一人，雇工或贫农一人，于二十五日开学，大大赶忙训练干部”这些训练班所取得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如《小年先锋》1934年3月12日曾刊文报道，“红江县少共县委临时训练班，现在学期将满，有九名团员认清本身任务，一致自动起来热烈地参加红军，到前方去彻底消灭刘湘！”即是从学习理解到接受转化的一个明显例子！

最后，要进行政治动员与政治宣传，动员与宣传的重要载体之一就是报刊杂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每个时期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都不可或缺的方式之一。川陕苏区建立以后，川陕省委或新办机关刊物或将之前的一些报刊杂志重新进行改组。如“现党省委出版党报名《共产党》，省苏报《川北穷人》改为《苏维埃》，军区政治部报《战场日报》改为《红军》”。除此之外，还有《干部必读》《少年先锋》等刊物。这些报刊杂志“都是用蜡纸刻写油印的，版面美观大方，刻字工整，内容丰富，发行量较大。报纸在教育组织群众、支援红军战争、巩固和建设根据地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通过报刊杂志等的宣传，使老百姓不仅仅知道了红军是自己的军队，还了解了红军的胜利战况，积极支持支援红军。1933年11月22日，在粉碎刘湘的“六路进攻”过程中，《少年先锋》曾报道“最近红军的胜利，政治影响的深入，各县劳动青年群众都认清了只有自动参加少年先锋团，消灭刘湘，才能保障一切利益。扩大少年先锋团的组织，在群众中得着很好成绩，非常热烈来参加少年先锋团。”

3 历史的启示

第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大众”，最主要就是指人民群众，人民是革命的主体，今天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主体。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中的政治动员还是今天改革开放中的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人民群众仍然是最主要的群体。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过程中，广大群众不仅是学习的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受众主体。缺少了人民群众这个群体，任何大众化不能算作真正的大众化。

第二，大众化的方式方法不仅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实际，还要灵活多样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理论性比较强，如何让普通群众容易理解并接受再进而转化为自身的需要，再去影响他人？这就要选择让普通老百姓容易理解的方式或喜闻乐见的方式去表达，而且应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只有采取了这种各地普通群众容易接受的方式方法，在他们理解并接受之后，他们也才会用自己的语言再次表达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种表达，也往往是他们的心声，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第三，两个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式是同中有异，各显特色。中央苏区和川陕苏区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各自具有自己独特的方面，这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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