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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职业生涯规划、生涯辅导为主要内容的西方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理论、方法传入我国，职业生涯发展教育快速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本土化进程远没有完成。如何使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符合中国国情，如何体现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丰富性、动态性和发展性，贴合“五育并举”“三全育人”的整体工作要求，已成为当前职业生涯发展教育工作的重要课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范畴。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以及“两个结合”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凝结着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智慧。寻根溯源，将职业生涯发展教育赋予强有力的文化支撑，能够回答并解决职业生涯发展教育中的深层次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最根本的精神基因，能够为职业生涯发展提供丰厚的教育资源，是涵养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文化源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新时代，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业生涯发展教育是一项目标创新、内容创新、方法创新的系统性工程，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推进也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实践参考，对二者具有双向促进作用。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文化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凝聚力[1]，是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不竭源泉和丰厚宝藏，夯实了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文化根基。

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职业生涯发展教育文化思维

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滋养。《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即指出生命有边际、有限度，暗示人们应该早日做好生涯规划。“人贵有自知之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中蕴含的自我反省、见贤思齐的文化思维，则督促人们要时刻以高标准、严要求规训自身，时至今日仍是中华儿女不断成长的自发动力。此外，“俯首甘为孺子牛”中的勤恳态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的家国情怀，“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中合乎于道的富贵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职业底线的遵守，则从多方面蕴含着人自我完善的道德品质与实践价值追求，成为职业生涯教育的厚实文化积淀。

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文化内涵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化是永恒的，职业生涯发展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更需要在不断应对变化中完成教育理念、教育内容以及教育实践等多重维度的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观念、伦理原则、审判风尚和传统美德，能够与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不同时代要求相契合，通过对其价值理念的挖掘和阐释，能够引导学生深刻认识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文化根基，更好地帮助学生将职业生涯发展理念内化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外化为职业生涯发展行动，为职业生涯发展打下坚实的根基。具体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的伟大民族精神，是职业生涯发展的根基，其中“以民为本”“天下大同”“诚实守信”“礼义廉耻”“精忠报国”等核心思想理念，与职业生涯发展理念相契合。“志当存高远”“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的远大志向，“早立志、立早志”“志不强者智不达”蕴涵的人生价值，“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蕴涵的稳重思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蕴涵的环境影响，则有利于坚定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理想信念。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孕育着职业生涯发展的丰厚理念，同时这些理念自身仍具有时代价值，因而能够不断深化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文化内涵，起到生发和助力的作用。

1.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文化交融

由孕育、生发到转化符合职业生涯发展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相融入、相促进的理论与实践逻辑。从教育个体的成长与发展价值共识入手，“创造性转化”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性转化为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的组成部分，“创新性发展”就是将共性转换成个性，将概念发展为具有个性特点和时代特征，符合现实要求的价值实体[2]，因而“个性”与“共性”转化是二者融入的关键因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包含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积极有为等丰富人文精神和进取精神，实际上与培育敬业乐群、济世利民的奉献精神和社会理想相契合。例如，“敬业”的道德要求是在“群己关系”中理解个人职业的价值和意义[3]，更强调个人职业的社会价值。因此，职业生涯教育也始终注重将人生规划与人生价值、道德修养、群己关系紧密结合，将个人的职业规划、就业选择，与民族前途、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紧密结合[3]，实质上正是将传统文化与职业生涯教育的“共性”因素与“个性”要求相结合的时代表现。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理论挑战

职业生涯发展教育（career developing education）是以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独立生存能力、全面发展素质的人才为目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职业生涯意识与技能，发展个体综合职业能力，促进个体职业发展的活动，更是以引导个体实施职业生涯规划并落实规划为主线的综合性、过程性、实践性教育活动。

目前我国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理论以西方理论为主，尚未形成中国特色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理论话语。从1908年帕森斯（Frank Parsons）提出的“特质—因素论”到2001年萨维科斯提出的生涯建构理论，在职业生涯发展教育中影响较大的理论已有40余个，大体可以分为人职匹配理论、职业生涯发展理论、社会学习生涯理论和后现代生涯理论四大类型，分别回答了人如何适应职业环境、人如何通过职业生涯得以自我实现、人如何积极主动改变自己、人如何构建自己的职业生涯。四种理论的价值取向各有侧重，也都有各自的现实合理性和理论局限性，实践过程中往往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特点和不同需求综合施策、灵活应用[4]。西方职业生涯理论的分析，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看清中国特色职业生涯发展的实际需求，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职业生涯发展教育中的特殊意义。

2.1 人职匹配理论

1908年，“职业指导之父”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弗兰克·帕森斯创办了波士顿职业指导局。次年，他出版了《选择职业》（Choosing a Vocation）一书，第一次运用“职业辅导”这个术语。在书中，他提出了“特质—因素论”这个概念，即“人—职匹配理论”。他指出，特质指的是个人的品质，比如兴趣、性格、能力、资源和优势等；因素指的是工作对人的要求和成功的条件，比如用人条件、要求、报酬、前景和晋升机会等。

2.2 职业生涯发展理论

美国职业管理专家唐纳德·舒伯（Donald Super），从1957年到1990年间一直不断地发展与完善生涯理论，提出了生涯发展的概念，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按照帕森斯的假设，匹配的才是最好的，那不匹配又该怎么办？这便是舒伯提出的生涯发展论的核心观点：人的生涯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动态匹配过程。这里面有两点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突破：第一是角色平衡的概念。1984年，舒伯提出了生涯彩虹图的概念，每个人都有人生角色和生命广度。因此，如果一个人在工作者这个角色中暂时无法得到满足，可以到别的角色中去寻求平衡。平衡的前提是别的角色可以赋予自我认同的意义。第二是阶段论。舒伯认为，一个人在20岁到65岁之间，会有七次成为一个行业专家的可能性。

2.3 社会学习生涯理论

199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职业生涯规划大师约翰·克朗伯兹根据社会学习理论提出了：一切都是学习的结果，都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变。该理论源于行为疗法的认知行为理论，创始人为阿尔伯特·班杜拉。理论的核心认为：人是有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自我效能有四大因素：成功经验、替代经验、社会鼓励、情绪情感。

2.4 后现代生涯理论

后现代主义理论是让人们一旦确定目标之后，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和行动力。同时，该理论认为每个问题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而非固定的观念，强调异质性、特殊性和唯一性。和传统主义的咨询流派不同，后现代主义对于问题的解决集中在三方面：“不要”还是“要”；“过去”还是“未来”；“为什么”还是“怎么办”。后现代主义拥有多元文化观点，强调自我构建。

以上理论从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发展而来，大多站在个人的视角，而集体主义国家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团、民族和国家利益。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集体主义教育［5］。集体主义通常指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相对，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之一，贯穿于共产主义道德各项规范的核心。其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提出来的。“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6]。“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7]。这些论述已经蕴含了在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关系时的集体主义原则。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8]。因此，在职业生涯发展教育中引导学生自觉树立集体主义的生涯发展价值观、就业观是顺应社会发展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的应有之意。构建以集体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生涯发展理论，是我们当下面临的理论挑战。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现实困境

职业发展属于社会化的产物，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和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毕业生就业形式及价值观不同，因而国内外对职业发展教育的实践和探索也有多种模式。当前，我国现行的职业教育理念、理论框架、教学工具、数据支持体系以及教材均以借鉴国外的经典理论为主，在本土化过程中愈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及“时代新人”追逐青春理想的需求相脱节。职业发展教育不仅需要教育青年学生如何求职，更应该在教育青年学生如何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找寻自我发展的方向，提升个人综合能力，设立职业发展目标，在时代的发展大潮中实现自我价值。“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新要求，既强调教育的“中国”特色、“民族”使命，更将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不同领域人才的培育提升到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关的高度，因此建设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职业发展教育体系机制迫在眉睫。

职业发展教育体系机制，应该是适应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状况的，应该是适应不同学生不同需求的。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职业生涯发展教育机制，要先学习并批判性地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美国几乎所有学校都设置职业发展教育机构，开展生涯辅导和自我实现转化教育，且有不断加强的趋势。英国学校重视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注重建立长效的就业指导运行机制和就业市场反馈机制。德国学校普遍建立符合自身发展的职业发展教育模式，开展入学咨询指导、设立市场学院、帮助学生联系实习岗位。美国、英国、德国是世界经济强国，高等教育发达，各国均高度重视学校在职业生涯发展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为学校职业发展教育提供有利的条件和保障[9]。

我国职业生涯发展教育长期以来从理论到实践均以西方理论为基础，本土化程度不够。面向新时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生涯发展教育体系任务重大而紧迫。中国特色职业生涯发展教育需要适应中国的具体实际并满足中国学生的发展需要。“中国具体实际”应该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1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深厚底气，深厚支撑，因应时代要求，也为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贡献[11]。有必要从文化角度入手，在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目标、焦点、评价三个维度上分析存在的现实困境。

3.1 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目标

目前的职业生涯发展教育以求职行动为主，更接近于就业指导。以提升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为目标，过于狭隘。中国特色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目标应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发展需要，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集体和集体主义，逐步形成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对国家的深厚情感，并在内心深处将集体主义作为生涯发展过程中价值选择的重要准则，在个人与集体的双向互动中，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总方向，促进个人的全面成长。

3.2 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焦点

新时代的生涯教育，对生涯的概念外延已经扩展到了狭义的“职业”之外，还蕴含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人与人生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哲学化”命题。生涯发展教育关注的焦点也不仅是为求职就业做准备，而应转化为全面与终身理念的贯穿，更应关注人的多元化和核心素养的培养。当下国内生涯教育并未得到普及性重视，教育资源单一，应更加关注如何调动丰富与优质的社会资源以支持中国特色职业生涯发展教育。

3.3 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评价

中国传统教育评价多数以分数、升学等量化指标来评价学生发展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而如何评价职业生涯发展教育质量，当前并没有统一标准，但多看重“结果”，而非“过程”，即以就业率为职业生涯教育质量的关键评价指标。一是因为政府强化就业率的管理功能，使得生涯发展发展教育功利化突出[12]；二是受总体经济形势影响，社会过于关注“就业率”，致使职业生涯发展教育趋于短视化；三是人才培养绩效评价与考核以“就业率”为核心评价指标，致使生涯发展教育过于片面化；四是在中国多年应试教育的文化影响下，容易忽略学生的多元化特征。在教学评价环节要把教化的效率、内化的效果和外化的效益有机统一，提升教学的实践性和实效性[13]。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实施途径

职业生涯发展教育要把“为谁培养人”作为逻辑起点，把“人到哪里去”作为核心使命，把“成为大写的人”作为价值主线，把“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涯建构”作为本质内涵，把“人的成长成才规律”作为基本方略，把“人的优秀文化习得”作为必由之路，把“人的生涯建构能力的培养”作为时代课题[14]。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现传统文化向传统文化教育的转化[15]，是当前中国特色职业生涯发展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职业生涯发展教育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学全过程，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及教学内容，创新教育教学路径[16]。

4.1 重构课程教学体系设计，注入有关家国集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对“时代新人”的必须要求是要有集体主义精神，“时代新人”必然是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现代公民。中国特色生涯发展教育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在生涯发展过程中培育爱国情怀和集体主义是中国特色生涯发展教育中价值观教育的使命，担当精神和进取精神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中国人的生涯文化基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对“时代新人”职业素养发展的内在要求。涵育文化自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17]，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18]。中华传统文化中积淀着我们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尤其是以忠义为本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情结的英雄主义，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在生涯教育过程中可以合理吸收、科学讲解的文化内容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生涯课程设计中理应运用这些情感价值内容，结合典型案例讲解，强化学生大国自豪感和归属感。

4.2 注重生涯课程思政，结合时代发展全新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

新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有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社会文化背景、家庭教育背景，对生涯教育理念的接受程度有赖于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知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需要主渠道与微循环的双重进路[1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业生涯发展教育，对于帮助学生塑造尊重自然的生态人格，增强学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升学生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确立学生修身立德的价值取向，具有独特价值和优势[20]。需要结合时代发展，全新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生涯元素，才能促成教—学的双向互动和目标达成。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讲贡献，生涯课程中需要对“贡献”从生涯视角做出全新解读：一是引导学生脚踏实地，长期浸润，专注努力，搭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国的屠呦呦、袁隆平、樊锦诗等，都是能够沉下心来专注事业发展，才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二是需要在职业生涯发展教育中引导学生缩小“个人主义”，关注社会需求，在成长过程中要对齐个人优势和社会需求；三是在国家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在职业发展教育理念中引导学生冲击更大空间的意义感。

4.3 加强文化熏陶和培训，提升职业生涯教育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

新时代学校在育人中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推进学生家国情怀，善爱品质，道义担当，勤新素养等的培育，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学生的践行实践之中，培养有“志气、骨气、底气”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1]。通常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的授课老师多为学生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繁杂琐碎，学科背景较为多元，理论学习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经过培训和自学后，具备较为系统的生涯发展理论知识体系，以此为基础为学生开展课堂教学、生涯咨询、团体辅导等工作。但都比较缺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培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不一，甚至理解接受程度不一。很难挖掘出足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并做出生涯视角的文化解读，融入课堂教学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业生涯发展教育，必须以更新颖的表现形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贴近现实生活，必须紧扣时代之需，借助科技和产业，开拓文化市场，从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2]。学校可以聘请校内外文学、国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专业老师和生涯教学老师进行学术交流和学习，也可以外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家开设相关课程、培训，帮助生涯教学老师进行系统学习和提升。

4.4 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涯元素，探索建立本土化职业生涯发展理论体系

建立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本土化职业生涯发展理论体系，近年来一直都是国内生涯界学者和教育者的期待。也有许多学者做过尝试探索，但至今未有被生涯界内普遍认可的本土理论产生。本土化理论的产生，需要在考虑我国实际情况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从西方生涯发展理念中吸取精华，做批判性借鉴；同时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涯发展理论的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涯发展理论；进一步推动职业生涯教育实践，普及生涯发展理念，帮助更多人理解本土生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不断积累经验，形成并发展生涯本土理论；除此之外，还需考虑社会环境和时代变迁对生涯发展的重要影响，以本土生涯发展理论回应时代发展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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