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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逐渐孕育而生。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子领域，全球教育治理兴起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伴随着教育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人类面临的共同教育挑战愈发复杂，各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语境逐渐突破了本国地域范围，逐步向全球扩展，教育发展逐渐融入到全球治理的大格局中。[1]全球教育治理也逐渐呈现多元主体、多维治理的发展态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系统推进教育对外开放事业的同时，逐步走上了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之路。伴随着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升、大国意识增强，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已被正式纳入决策日程，并不断得到推进。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角色逐步从“观察者”和“学习者”发展为主动的“倡导者”和积极的“建构者”，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日渐活跃，影响力逐渐提升。[2]目前，我国的全球教育治理参与已经初步形成多层次互动、多主体合作和多样化参与的特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分享教育经验智慧，推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既是国际社会的期望，也是负责任大国的担当。面向未来，我国以何种形式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是实践界和理论界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本研究拟在剖析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现实诉求、核心挑战的基础上，擘画新时代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战略趋向，以回应来自实践界和理论界的双重关切。

2 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现实诉求

全球教育治理是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必然产物。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是扩大教育对外交流合作、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是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彰显中国力量的现实需要，也是增强我国国际教育话语权的现实需要。

2.1 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交流

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和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以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重要内容的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高质量推进，颁布实施《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等多项重要政策文件，教育对外开放逐步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格局，我国教育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教育对外开放以及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参与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进。首先，要实践更大格局的开放合作。放眼全球，为应对人类共同的全球性教育问题挑战、促进人类共同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其次，要实施更加主动、自信的开放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教育公约制定，深度践行教育国际援助理念和合作理念，搭建更加开放的中外教育交往合作的载体和平台，更加注重中国价值和中国理念的传播。最后，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开放合作。汲取和传播先进的国际教育理念，使其融入国家的教育政策；促进国际视野与国内经验相结合，更好地推动国内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教育外事服务与治理体系建设，提升依法开展涉外监管的水平，为各级各类教育交流合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保障和制度环境。

2.2 传播中国教育经验智慧

互鉴互容互通、共同发展进步是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率先兑现全民教育承诺，加强国际双边、多边教育合作，努力重塑世界教育新格局，积极创新全球教育治理新逻辑，为全球教育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3]当前，在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征程中，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人类社会贡献中国教育经验智慧，提升教育国际影响力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和担当。首先，在教育优势领域贡献中国经验。我国作为一贯重视教育的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脱贫人口教育、妇女儿童教育、乡村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全民教育、教育公平、职业技术教育、教师教育等多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基础教育领域PISA和TALIS测试中的优异成绩获得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些构成了我国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中传播分享中国教育经验的重要基础。再者，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思想、中国价值。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治理理念、“政府引导，民间主体”的治理结构以及以平等尊重、合作共赢为原则的实践路径，是我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独有的教育发展方法论，可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教育治理提供新理念、新思路、新逻辑。

2.3 增强教育的国际话语权

将人类从各种不合理的教育支配中解放出来，实现全球教育的“善治”，是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国际组织的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教育事务，取得了诸多成就，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话语权有所增强。但是，整体来看，目前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国家整体实力还不够匹配，全球教育治理仍由西方国家把握主要话语权，多元文明的代表性不足。面向未来，增强全球教育话语权是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迫切诉求。第一，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的修订与创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长期以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教育规则制定模式，提高自身以及所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推动国际教育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第二，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重要事务、重大活动，彰显中国力量，提高我国在国际教育秩序建构中的影响力。第三，拓宽双边合作的范围，加大多边合作的力度，努力打破西方的话语主导权，重塑世界教育格局。第四，持续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公共产品，不断加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教育文化的接受，提升文化的统合能力和塑造能力。

3 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核心挑战

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过程中，我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要深入推进全球教育治理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国际秩序重构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本身的不足，以及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短板，加剧了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难度。

3.1 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环境日趋复杂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政治环境，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世界发展的格局，重塑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形态，影响国际人才培养和教育治理模式，给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内部，不确定性、不平衡性的复杂特征愈发凸显。首先，全球教育治理价值存在非一致性。各治理行为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性，导致教育价值的内涵和意义在不同治理行为体间呈现差异性，从而影响全球教育治理的价值取向在各主体间达成深层次共识。其次，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存在不确定性。全球教育治理的结构依然处于发展之中，全球教育治理的规制尚不健全，各治理行为体的行动缺乏刚性约束，合作网络带有脆弱性，协调网络有待完善。再次，全球教育治理秩序存在不平衡性。世界各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决策权和话语权分布并不平衡，国际组织制订和推行的价值观念和行动规则呈现“非中性”特点，不同程度和形式地向发达国家倾斜，广大非西方国家不能均衡地享有各种权利和“红利”。[4]最后，全球教育治理环境充满多变性。大国的不参与、任性“退群”甚或是责任“甩锅”行为，致使全球教育治理面临诸多问题和不确定性。[5]如何规避风险？如何吸引各国成为盟友，支持全球化的理念？这些都是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过程中亟需考虑的现实问题。

3.2 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有待提升

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仍然有待提升，集中反映在引领能力、理念创新能力、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等方面。首先，引领能力有待提升。尽管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教育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但总体而言，在资金援助、规则制定、议程设置等诸多方面，我国尚未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其次，理念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在全球教育治理领域，我国尚未形成提出具有广泛影响力并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创性教育理念、思想和规范。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的教育理念和思潮的提出和推广大多源于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再次，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有待提升。我国近些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公共产品受到了国际社会关注，但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领域为世界教育发展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数量和种类依然比较有限，尤其是非实物类的“软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明显不足。最后，人才培养和输送能力有待提升。我国向国际组织输送的人才存在数量偏少、代表性不足、职业层级偏低等问题，导致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话语权受限、国家利益难以得到充分维护。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成为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3.3 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困境依然突出

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困境仍然比较突出，集中体现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渠道不畅和质量不高等方面。首先，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渠道不畅。一是参与国际组织教育治理合作渠道不畅。例如，我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中地位较低，在UNESCO工作的官员和职员相对较少，所能发挥的国际影响力相对较小，对UNESCO的研究也比较薄弱。[6]二是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和运行渠道不畅。国际教育规则可划分为“显性规则”和“隐性规则”。[7]在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过程中，我国面临的显性规则层面的困境包括：对国际教育公约的深入研究和积极创制不足、参与国际教育公约制定的专业人士和国际职员储备不足；隐性规则层面的困境包括：对教育国际援助理念的实践不足、对教育国际合作理念的实践有待加强。[8]其次，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质量不高。一是参与程度薄弱。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参与程度仍然不高，与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形象不太匹配。据统计，在联合国系统的雇员中，中国籍雇员目前仅占1.12%，居菲律宾、印度、俄罗斯等国之后，列第11位；而我国给联合国缴纳的会费占比为7.92%，排在美国、日本之后居第三位。[9]二是参与主体单一。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参与主体仍然单薄，总体来看，政府行为是主导模式，而学校、民间组织、企业、个人等主体参与不足，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治理格局尚不稳固。三是参与深度不够。例如，在对外教育援助方面，虽然援助项目在逐渐增加，但数量、规模和广度与我国的大国地位尚不匹配；援助形式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短期教育培训为主，缺少系统化、一体化的教育援助以及对教育方案、教育经验的输出；教育援助评估监测体系不健全；对外教育援助研究队伍建设亟待加强。［10］

4 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战略趋向

科学谋划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战略构想，着力加强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建设，规划设计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关键制度与实践策略成为当务之急。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重要时刻，我国要在有效提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上有新的作为，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推动乃至引领作用。

4.1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2012年，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化时代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指导思想，也是全球教育治理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遵循。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求我国夯实民心相通的民意基础，通过全球教育治理构筑起全球教育共同体。这一教育共同体是超越国家主义的利益共同体，是尊重多元文明的文明共同体，也是承担内部与外部责任的责任共同体。在这一理念和蓝图之下，我国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中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第一，在全球教育事务中，我国与各治理行为体平等对话、民主协商，充分表达各自的意见和愿望，达成一致，凝聚共识，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第二，我国与各治理行为体充分挖掘各自在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加强双边、多边以及全球性、区域性教育合作，为建设全球教育共同体而共同努力。第三，贯穿全球教育治理整个过程，我国与各治理行为体共享相关教育资源，共享教育发展的智慧和经验，共享全球教育治理的成果。

4.2 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议程

国际教育规则为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制度框架、基本原则和参照体系。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是扩大国际教育事务话语权的重要途径。我国要深入了解国际组织的核心使命、主要功能、运作方式以及规范，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掌握国际规范和准则的制定权和规制权，积极参与并实现国际教育规则的修订与创新。[7]在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或修订的过程中，我国亟需实现从国际教育公约“跟随者”到“有力建构者”的角色转型[8]。例如，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我国应利用自身优势发起制定有关“一带一路”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国际性公约。又如，在全民教育、农村教育、教师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全方位教育等具有优势的领域，从全球角度出发，发起制定相关国际条约；建立国际教育公约“人才蓄水池”；对现有国际教育规则进行全面、专业的学术研究，为修订已有规则及制定新规则奠定基础；加强全球教育治理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关注全球教育当前发展状况，研究评估未来发展趋势，提出适应全球教育发展趋势的行之有效的国际教育规则制定议题，形成议题设置上的引导力，增强规则制定讨论中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加强与UNESCO的合作，发起制定某个领域的国际或区域教育规则，并大力推动规则的贯彻实施。

4.3 增进与国际组织的深度合作

国际组织是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主体，与国际组织合作是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路径。未来，我国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拓展与深化与各类国际组织的教育合作，开拓我国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国际空间，提升我国的教育国际影响力。我国要深化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战略合作[11]，积极参与世界银行的全球教育治理，利用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创造的契机，为我国教育赢得更多的国际资源；深化与UNESCO的官方和非官方战略合作［6，12］，积极参加其组织的全球教育治理活动，有效利用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作用机制，与其开展跨区域的教育援助与开发，在教育合作与交流中实现共赢；深化与G20的战略合作[13]，通过其非全球正式教育治理机制及议题设置方式，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教育方案、注入中国力量，通过参与政策协调提高议程塑造能力，提升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4.4 注重全球教育治理人才培养

全球教育治理专业能力和人才是提升全球教育治理参与水平的关键。我国应充分发掘、整合并利用政府、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力量，建立国际化人才培养社会体系，统筹规划实施国际化人才培养重点工程，系统、有序、择优培养兼具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的全球教育治理专业人才。在全球教育治理人才培养过程中，各级各类学校应彰显立德树人的初心，发挥教书育人的功能。中小学要注重夯实学生的核心竞争力，重点塑造学生的责任担当精神，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重点塑造学生的实践创新素养，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高校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综合素养，加强国际组织、国际关系、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等相关学科与专业建设，充实具有相关从业经验的专兼职师资队伍，试点建设国际化人才培养基地，为学生提供国际组织、智库等多元化全球教育治理实践机会，重视培养国际组织工作必备的能力。此外，要高度重视全球教育治理人才的输送。不断创新、优化国际职员后备人员库的管理机制，加强国际组织人才信息服务网建设，完善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平台，积极向国际组织输送具有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能力的各类专业人才。

4.5 加强全球教育治理智库建设

参与全球教育治理需要科学的智力支持和有效的知识供给。在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过程中，我国要加强相关智库尤其是全球教育治理智库建设，系统、持续且深入地研究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主体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价值、标准、机制和趋势等议题，客观、理性且全面地剖析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困境和挑战，精准、迅捷且超前地研判全球教育治理实践的热点、趋势和方向，为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决策制定提供支持、服务和咨询。在全球教育治理智库建设过程中，高校应彰显独特的功能，充分发挥比较教育、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国际政治、区域与国别等学科的优势；积极履职担责，立足全球视野，聚焦全球性教育问题，加强研究全球性、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

参考文献

[1] 项贤明．教育全球化全景透视：维度、影响与张力［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5-13．

[2] 陈婧，邵思源．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国家战略研究——基于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视角［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6）：113-123，131．

[3] 滕珺，吴诗琪．党领导下的中国对全球教育治理的三大贡献［J］．比较教育研究，2021，43（8）：12-20，39．

[4] 孙进等．全球教育治理：国际组织、民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互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序言2-3．

[5]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张民选教授谈“全球教育治理”［EB/OL］．（2020-09-19）［2021-02-24］．http://cice.shnu.edu.cn/14/f4/c18761a726260/page.htm．

[6] 段世飞，刘宝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的历程、途径与影响［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1）：83-89．

[7] 王晓辉，谷小燕，翁绮睿．国际教育规则与全球教育治理［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2（1）：124-137．

[8] 娜迪拉·阿不拉江，段世飞．全球教育治理视域下我国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与运用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2020，8（4）：111-119．

[9] 石佳友，陈磊，赵越．国家留学基金助力全球治理人才培养［J］．神州学人，2018（2）：22-25．

[10] 周洪宇，付睿．全球教育治理研究导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20：267．

[11] 阚阅，陶阳．向知识银行转型——从教育战略看世界银行的全球教育治理［J］．比较教育研究，2013，35（4）：76-82．

[12] 段世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组织网络与对策思考［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9（1）：1-9．

[13] 付睿，周洪宇．G20与全球非正式教育治理［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40（4）：7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