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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育人工程，对培养青少年运动员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等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1］。自2015年教育部将校园足球建设成为立德树人的育人工程以来，其价值定位已明确指向“足球育人”［2］。2024年3月1日，《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校园足球工作的实施意见》强调，“坚持以体育人，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强体育心，以足球运动践行五育并举”，赋予了校园足球在新征程中的新要求，重申了校园足球的育人理念［3］。目前，我国高校校园足球呈现出规模持续扩大与运动员行为规范有待进一步加强的双重特征，亟待足球育人的回归。一方面，校园足球在大学体育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据统计，中国大学生足球参赛队伍近3000支，覆盖全国近2000所高校，影响力覆盖3800万在校大学生［4］。另一方面，近年来高校校园足球运动员球场行为失范事件时有发生［5］，成为社会大众诟病的对象。以上情况表明，在实践层面亟需强化我国高校校园足球的育人属性，在理论层面对育人成效展开有益探索。

学界关于高校校园足球育人的相关研究形成了宏观和微观两种解释视角。一方面，宏观视角以全面发展理论为代表。相关文献显示，以校园足球为代表的团队运动在我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中起着基础性作用［6］。在高校推广校园足球运动，不仅可以增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水平［7］，还可以强化规则意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8，9］，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10］。另一方面，微观视角以具身德育理论为代表。例如，郭庆等学者认为高校校园足球运动具有促进道德内化的教育价值［11］，可以形塑高校学生的道德认知［12］，培育道德情感，巩固运动员的道德行为［13］。虽然学者们对校园足球育人的价值与功能进行了理论阐释，但如何在实践层面体现育人原则？如何定量评价育人成效［14］？这是新时期高校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基于以上背景，为了在实践层面评价高校校园足球育人的现实成效，在理论层面开发实证研究工具，本研究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高校校园足球运动员为研究对象，运用开放式问卷和深度访谈方法，探索高校校园足球育人成效的维度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开发有效的测量量表，以期推动足球育人的实证与理论研究。

1 高校校园足球育人成效的结构维度

1.1 开放式问卷调查

1.1.1 调查对象

调研活动于2024年5-6月湖北省大学生足球联赛期间开展，采用两阶段样本量确定法：首先，基于量表开发研究中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样本量标准，结合预调研确定的35个初始题项，计算得出最低需350份有效样本［15］；其次，考虑20%的问卷无效率，最终确定450份的目标样本量。研究采用实地调研与在线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分层方便抽样法收集匿名问卷：委托24所参赛高校的足球教练员在运动队微信群发放问卷链接，共回收问卷455份。经严格数据清洗（剔除填写时长<90秒、规律作答>80%、缺失值>10%的问卷19份）［16］，最终获得有效问卷436份，有效回收率95.8%。该方法选择基于三重考量：其一，赛事期间运动员群体高度集中，可突破校园足球群体分散性的抽样障碍；其二，符合探索性研究快速获取基础数据的时效性需求；其三，通过教练员介入保障样本的专业性与应答质量［17］。

样本构成呈现三方面特征：性别维度，男女运动员比例为1.43∶1（268人/187人），与教育部公布的校园足球男女参与率（1.5∶1）保持统计一致性；教育阶段维度，本硕博占比分别为48.4%、46.6%、5.0%，精准匹配我国高校足球运动员的学历结构特征；年龄跨度17～28岁，覆盖大学生足球联赛规定的18～28岁主力参赛群体。该抽样设计通过性别平衡性检验、学历结构适配度检验、年龄覆盖度验证的三重控制，既保证样本的群体代表性，又可追踪育人成效的累积效应。

1.1.2 调查步骤

研究团队以统一的方式发放开放式问卷，要求被试依据问卷指导语进行作答。问卷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被试者对高校校园足球育人效果的理解；二是被试者在参与校园足球运动后所获得的个人收获。本次调查未设定时间限制，鼓励被试者尽可能多地分享观点与感受。被试完成作答后，问卷数据通过问卷星系统统一回收。随后，研究团队对回收的开放式问卷结果进行讨论、整理与分类，以确保后续分析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1.2 半结构式访谈

由于高校校园足球的育人成效更多来源于运动员的个人认知，适合从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因此采用访谈的方法可以协助研究者逐步挖掘这部分深层次的信息。而半结构化访谈在保证受访者不受限制地表达观点的同时，也能让研究者对访谈结构有一定的把控，从而更好地引导话题深入［18］。在实际资料收集过程中，访谈采用“渐进式聚焦法”，即从被访者容易接受的一般性话题领域开始，再逐渐集中到特定领域，这种开放式的、半结构式的谈话能够“从人们的话语中了解人们在情境中的问题领域，并试着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来了解事情”［19］。主要访谈问题包括：（1）在您看来，高校校园足球运动给您带来了哪些变化？（2）高校校园足球经历对您未来职业发展有何帮助？（3）有没有某个具体的足球经历，让您印象深刻，并对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确定受访对象范围之后，研究人员按批次预约访谈者，采用现场面对面以及线上视频访谈两种形式，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控制在30～60分钟。在获得受访者许可后，访谈过程被录音保存。当访谈进行到第18位受访者时，新观点的出现趋于饱和，随后对已预约的6名受访者进行的访谈亦未能揭示出更多重要信息。基于此，研究决定将访谈样本量限定为24人。随后，对这些访谈内容进行转录处理，最终得到24份文本资料，总字数达到275,700字。

1.3 内容分析

针对开放式问卷的收集结果，研究者进行了频数统计分析，剔除高度个性化的回答，以确保结果具有广泛代表性。具体操作步骤如下：首先，移除仅被一位受访者提及的回答；其次，邀请两位心理学专家、一位社会学专家及一位体育学博士，共同对出现频率低于5%的回答进行剔除或整合；再次，筛除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答案，最终提炼出1557条与高校校园足球教育效果紧密相关的关键词汇及句子；最后，研究团队遵循合并同义词、保留近义词的原则，对这些条目进行系统分类与整理，并参照现有成熟量表的内容进行优化调整。最终，研究揭示了高校校园足球教育成效的内涵及特征，主要涵盖三个方面，详细内容如表1所示。

表 1 高校校园足球育人成效的维度及其代表性题目

Table 1 Dimensions of university campus football educational outcomes and representative topics

1.4 维度的基本构想

基于上述结果，本研究构建出“三维螺旋”高校校园足球育人成效理论模型，包含认知深化、情感内化、行为外化三个具有时序递进与交互作用的维度。该模型突破传统德育“知—行”二元割裂范式，引入具身认知理论构建“认知—情感—行为”动态耦合机制［20］。

在认知维度，育人成效表现为运动价值认知的结构化跃迁。研究表明，足球运动的战术决策复杂性形成独特的“道德模拟场域”，运动员在攻防博弈中持续经历道德两难决策，完成从规则认知到道德判断的认知升级。实验研究证实，竞赛情境化认知训练可显著提升前额叶皮层道德推理神经回路的激活强度［21］，为校园足球促进高阶认知发展提供生理证据。

在情感维度，育人成效呈现为体育精神认同的内源性建构。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追踪研究显示，持续参赛经历可使运动员的自主性动机提升，通过情感承诺中介效应，实现社会规范的内化［22］。这种情感转化机制，有效弥合了道德认知与行为实践之间的“情感断层”。

在行为维度，育人成效外显为运动惯习的社会化迁移。校园足球通过重复性情境演练，在运动员群体中构建“球场惯习”，包含规则遵从、团队协作、抗压应对等行为模块［23］。文献表明，竞技体育行为模式可通过泛化效应向公民行为迁移，其迁移效率与运动年限呈显著正相关［24］。

综上所述，高校校园足球的育人成效并非单一认知维度所能概括，而是一个动态递进过程，即从认知层面逐步深化至情感层面，最终外化为行为表现。

2 高校校园足球育人成效量表的编制过程

2.1 初测量表的形成过程

本研究采用演绎法和归纳法编写初始题项。综合已有文献、成熟量表以及访谈结果生成测量题项池，该方法既可以保证量表的内容效度，又能使量表在应用时更贴合研究情境［25］。

首先，以“足球运动员”“高校”“量表”“育人”等为关键词在各大中英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收集到12篇中文文献和3篇英文文献，其中11篇对校园足球的育人成效进行了具体描述。本研究从15篇相关文献中提炼出14道题项。同时，基于访谈资料编码得到的初始范畴，对题项表述进行调整，获得11个语义较为明确的测量题项。其次，为确保量表的内容效度，邀请4名体育教育学领域的资深学者、3名体育心理学领域的专家进行定性评估，确保专家和受访对象对各题项的理解一致，采用内容效度专家评价表评估各测量题项的可理解性、准确性和代表性［26］。最后，综合评价意见对题项进行修订，确定由两个部分构成、共25个测试条目的初始量表。第一部分为高校校园足球育人成效量表，题项编号1-25，涵盖认知（10题）、情感（7题）和行为（8题）三个维度。该部分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评分，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很同意”，对应分数从1分到5分。第二部分包含4个题项（26-30），用于收集受访者的个人信息。鉴于被试填写选项时的认真程度是影响数据质量的关键，研究者特意设置了一道陷阱题，作为判断无效作答的依据［27］。

2.2 数据收集与分析

研究者利用问卷星平台收集数据，将问卷以网址或微信链接的形式分发给校园足球教练员，再由教练员将问卷转发给各自队伍的运动员。问卷调查持续两周，共收集到985份问卷。结合问卷陷阱题以及答题时间，剔除135份无效问卷后，最终确认有效问卷850份，有效回收率达86.2%。

本研究选用SPSS 26.0与Amos 2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在SPSS软件中，通过“数据—选择个案—随机个案样本”功能，设定样本大小约为所有个案的30%，创建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样本一数据（N=255）。

从收集到的问卷数据来看，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高校校园足球运动员覆盖华中、华北、西北和西南等多个地区，具体细节如表2所示。

表 2 样本一和样本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Table 2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s 1 and 2

2.3 项目分析

为评判题项质量，研究者采用三种方法对样本一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具体为高分组与低分组的独立样本T检验、题目与总分的相关性分析以及可靠性分析。

首先，研究者运用高分组和低分组的独立样本T检验。通过计算22个题项的总分，将得分排名前27%的参与者划分为高分组，得分排名后27%的参与者划分为低分组［28］。经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所有题项在高分组和低分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明该量表的题项具有良好的区分度。

其次，研究者采用题总相关性分析方法，评估每个题项得分与总得分之间的相关性［29］。如果相关系数超过0.4，则认为该项目具有较好的鉴别能力。然而，统计发现第1、2、4、5、7、8、12、14、22、25题的相关系数低于0.4，因此从量表中删除以上题项，保留其他15个题项。

最后，研究者进行可靠性分析，测得15个题项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09。在深入开展的项总计统计分析过程中，通过考察“校正后项目与总分相关性”及“项目删除后克隆巴赫α值”，发现Q17、Q18、Q22的相关系数与删除后的α值分别为0.346与0.909、0.352与0.909、0.415与0.909，这表明移除这三个题目后，克隆巴赫α系数会有所提升。因此，在完成项目分析之后，研究者决定剔除Q17、Q18和Q22这三个题项，最终保留12个题项。

2.4 探索性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并非仅作纯粹验证，还可用于模型选择和模型生成［30］。本研究选择数据驱动式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对量表进行检验，目的是考察高校校园足球育人成效量表3个维度的结构合理性，以便与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共同验证高校校园足球育人成效的理论模型。首先，前一半样本数据（N=281）分析结果显示，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表明，初测量表KMO=0.814，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χ2=1587.161，df=66，p<0.001，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次，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选择最大方差旋转抽取因子。对12个题项再次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3个，累计方差解释率、因子载荷系数和特征根值如表3所示。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和各题项归属的维度，可以确认因子结果与高校校园足球育人成效的预设维度结构相吻合。

根据表3数据，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系数范围在0.712～0.897之间，且题项聚合在3个不同的因子之中。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的题项内容，将这3个因子分别命名为认知（Cognitive）、情感（Emotional）和行为（Behavioral）。

表 3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3 高校校园足球育人成效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3.1 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量表开发的研究过程中，尽管探索性因子分析可以初步划分构念的因子结构，但无法确保该因子结构在整体上的拟合度［36］。因此，研究者采用Amos 26.0分析软件对样本二（N=595）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旨在评估因子结构在整体方面的拟合度。首先，根据修正后的卡方值对模型进行调整与优化，针对最大修正指数（MI）对应的两个残差项，引入相关路径，并考虑新增路径在理论上的合理性。每次模型调整后，均重新评估适配度，直至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达到可接受水平。

经过一轮调整，最终为模型增添了一条路径［e3至e4］。修正后的模型如图1所示，指标和参考值如表4所示。综合分析，修正后的因子结构模型在各项拟合指标上完全满足客观要求。（χ2/df）、（GFI）、（CFI）、（IFI）、（TLI）、（SRMR）和（RMSEA）等指标均处于可接受的参考值范围内，表明模型与数据之间拟合良好。

表 4 修正模型拟合度检验

Table 4 Modified model fit tests

图 1 校园足球育人成效维度探索修正模型

Figure 1 Exploration and correction model of the effectiveness dimension of campus football educational outcome

3.2 信效度检验

首先，三个维度的克隆巴赫系数均超过0.7的阈值，表明样本二数据整体显示出良好的信度；其次，三个维度的组合信度值介于0.862～0.915之间，高于0.7的标准，证实了高校校园足球育人成效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最后，三个维度的AVE值均超过参考值0.5，进一步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具体指标如表5所示。

（1）本研究通过分析各题项的因子载荷来测量量表的结构效度。有文献指出，当因子载荷值大于0.55时表示情况良好［37］。表5显示，量表18个题项的因子载荷介于0.655～0.884之间，表明题项能有效反映构念的特质，量表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2）本研究通过计算组合信度（CR）以及平均提取方差（AVE）来检验量表的聚敛效度。由表6可知，3个因子的CR值在0.843～0.915之间，高于0.70的标准；AVE 值在0.576～0.729之间，高于建议的0.5的标准［38］，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聚敛效度。

（3）本研究通过对比各因子AVE的平方根与该因子和其他因子的相关系数来检验区分效度。由表6可知，各因子AVE的平方根绝大部分都大于该因子与其他因子的相关系数，表明因子之间既具有共同属性又各自独立，量表区分效度良好。

表 5 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

Table 5 Test of scale reliability and validation

表 6 量表区别效度检验

Table 6 Differential validity test of the scale

注：对角线括号内为AVE开根号值，对角线下方的下三角区域数字为潜在变量之Pearson相关。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本研究采用理论与数据取向相结合的方式，构建了高校校园足球育人成效的维度。这种理论与数据取向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提高所构思结构对实证“结构”的准确率［39］。并且，通过问卷调查提出高校校园足球育人成效的三维度假设，最后基于实证数据验证此假设。

首先，在认知层面的育人成效上，高校运动员展现出对足球运动价值的深度理解。这一成效与王殿玺［32］等人开发的问卷在价值认知维度的内涵相契合，但本研究的测量题项更加凸显了高校体育教育的独特性。具体而言，通过校园足球这一独特的育人平台，高校运动员得以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尤其是对足球团队精神的文化内涵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这种认知与儒家经典思想中孔子所倡导的“克己复礼为仁”观念高度一致，即强调个体需自我约束，遵循集体规范，将个人利益融入集体利益之中［40］。进一步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与足球团队精神中个人为集体贡献的核心理念相互映照，共同塑造了高校运动员的价值观。此题项不仅揭示了足球运动在增强高校运动员文化认同感方面的积极作用，而且展示了传统文化元素在当代高校体育教育中的传承与创新。总体而言，本量表在认知维度上的细致划分，尤其强调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校园足球运动对于运动员价值观塑造的重要作用。

其次，在情感培育层面，高校校园足球运动展现出其独特的育人核心价值，这一价值通过运动员参与足球活动所获得的积极情感体验得以体现。尽管这一维度与Boardley［34］等人所构建量表中的道德情感维度存在相似之处，但本研究聚焦于高校环境，更加凸显了足球教育在激发运动员爱国主义情感方面的独特性和针对性。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审视，高校校园足球运动远非一项简单的体育活动，而是一个蕴含深厚社会化意义的过程［41］。在这一复杂过程中，运动员通过竞技比拼与团队协作，不仅实现了团队意识的显著提升，更在情感层面深化了对国家的认同与归属感。这种国家认同逐渐内化为运动员情感结构中的核心要素，成为其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该维度题项不仅揭示了校园足球在培养高校运动员爱国主义精神方面的独特功能和重要作用，也为更广泛地利用体育活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有力的实践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最后，行为层面的育人成效显著体现在运动员对公平竞争行为准则的深刻践行上。这一维度与郭庆［1］等人的观点存有共通之处，但本研究的题项更凸显了校园足球在培养运动员公平竞争意识方面的独特价值。具体而言，通过校园足球这一生动的教育平台，运动员在实战中不断深化对公平竞争原则的理解，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对比赛规则的遵守以及对对手的尊重。这一行为准则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公正、平等价值观紧密相连，正如法学家所言：“公平竞争是社会秩序的基石。”［42］并且，这种精神也与奥林匹克精神不谋而合，强调在追求卓越的同时，维护比赛的纯洁性［43］。此外，该维度揭示了校园足球在促进运动员形成正确竞争观念方面的积极作用，展示了体育教育如何成为传承与弘扬公平竞争这一良好公民行为的有效载体。总之，本研究在行为维度上的细致剖析，特别强调了公平竞争行为准则在校园足球教育中的重要性。

从整体来看，本研究开发的高校校园足球育人成效量表进一步验证了高校校园足球教育的多维特征。

4.2 结论

高校校园足球育人成效模型的理论构想得到证实，育人成效的维度由认知、情感、行为三个方面构成。这三个维度分别代表运动员通过高校校园足球运动在价值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表现上的全方位提升。此外，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本研究开发的高校校园足球育人成效量表显示出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组合信度（CR）和平均提取方差（AVE）等指标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证明了量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不过，作为学界首次对高校校园足球育人成效进行量表开发的尝试，本研究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例如，量表所含题项的陈述方向均为一致性的，缺乏反向测量的检验。这些问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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