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宜宾
全球化进程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深度融合,推动高等教育向“价值—知识—能力”三位一体培养范式转型。《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新工科建设需着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的卓越工程师”,要注重强化学生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1]。这对以跨文化能力为内核的外语教育提出了新的命题: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构建职业价值观的深层认知图式?当前大学德语教学面临双重结构性矛盾:在内容维度,《新编大学德语》教材的职业主题单元存在明显的文化失衡,其核心聚焦于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展示,缺少文化对比视角来解码中国工匠精神的当代价值,导致“文化失语”现象;在方法维度,传统讲授模式难以突破语言形式训练和思政内容灌输的机械叠加,致使学生缺失在真实任务中开展价值思辨的实践场域。
文秋芳提出的产出导向法(POA)为此提供了突破路径。其“学习中心”“学用一体”“全人教育”三原则[2],与新工科“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形成三重耦合,并深度契合《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框架》(以下简称“欧框”)的“行动导向”理念[3]。通过“驱动—促成—评价”的教学链设计,将价值观塑造嵌入语言产出任务,同时参照《欧框》的“能做描述”体系(Can-Do Statements)[3],实现语言能力目标与思政育人效能的标准化映射;借助以目标为导向的课程规划,重构“课前价值认知建构—课中跨文化思辨—课后伦理决策迁移”的育人闭环。这种教学模式创新直指当前症结,使《职业与工作》主题教学从语言技能学习升维为工程师伦理的养成载体。
本研究聚焦核心命题:在智能制造人才培养的语境下,如何通过POA理论框架重构德语课堂的思政育人路径?具体而言,需解决两个子问题:(1)如何设计“中德工业文化对话”产出任务链,使工匠精神的价值要素转化为可观测的语言行为?(2)如何构建“语言产出—价值判断—伦理决策”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实现思政育人效果的可视化测量?这些问题的破解,将推动大学德语课程思政从“元素融入”走向“模式创新”,为新时代工程人才培养提供可复制的教学范式。
产出导向法(POA)以“学习中心”“学用一体”“全人教育”为核心原则,为新工科背景下跨文化职业价值观教育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与方法论框架。其“学习中心”强调课堂教学需围绕有效学习展开系统性设计,通过创设真实情境(如职业伦理冲突、跨文化价值观碰撞),将传统单向度的价值观灌输转化为内生性建构过程。例如,在职业价值观教育中,通过模拟技术传承与个人发展的伦理困境,学生不仅需运用语言能力表达观点,更需在思辨中重构对“工匠精神”与“社会责任”的深层认知,从而实现语言学习与价值塑造的协同。
“学用一体”原则主张突破传统教学中语言形式训练与育人目标分离的困境,通过输入性学习与产出性实践的深度衔接,形成“以用促学、学用相长”的良性循环。POA理论框架下的“驱动—促成—评价”三阶段教学链,构成了一个渐进式任务体系,贯穿语言应用、文化转译和价值内化三个过程,并充分遵循二语学习的认知发展规律。具体而言,初级任务侧重通过思辨活动强化语言逻辑建构,中级任务依托文化比较培养深层分析能力,高级任务则通过价值决策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行为选择。这种阶梯式教学设计不仅实现了知识难度的层级分解,更重要的是创设了知行合一的实践情境,使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表征自然地展现出来,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实践性。
“全人教育”原则强调外语教育需兼顾工具性与人文性目标,培养既有语言能力又有跨文化思辨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复合型人才。本研究基于Byram的跨文化能力多维度模型,从意识、态度、知识与技能四个维度整合教学目标[4]:在意识与知识层面,通过中德工业伦理对比,加深学生对文化差异的理性认知;在技能层面,设计跨文化分析与伦理决策任务,强化批判性思维能力;在态度层面,借助模拟职业情境,引导学生形成工程师社会责任的价值认同。具体而言,在职业价值观教育中,学生不仅需掌握德语语法与职业场景表达,还需在职业情境中强化文化主体意识、践行符合社会责任的价值准则。这种多维能力培养模式既呼应了新工科对“家国情怀”与“全球视野”的双重要求,更通过语言能力与价值观的深度融合,推动外语课程思政从零散的“元素融入”转向结构化的“模式创新”,为新时代工程人才培养构建了可复制的理论范式。
本文以《新编大学德语》(第二册)第七单元《职业与工作》(Beruf und Arbeit)为例,展开具体分析。第七单元的教学内容与POA理论框架呈现多维契合。单元核心文本聚焦职业选择的价值冲突(如教材中Tobias被迫继承家族车间与Markus面临的高薪职业伦理困境[5])、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解析等主题,为POA驱动的思政渗透构建了三重实践接口:其一,职业认知冲突驱动价值观思辨,通过中德职业困境案例对比,激活学生对“工匠精神传承”与“个人价值实现”的辩证思考;其二,跨文化制度对比强化文化主体意识,在解析德国职业教育优势的同时,嵌入中国职业教育跨文化对比分析任务,实现从“单向文化输入”到“双向价值对话”的范式转换;其三,语言产出任务促成价值内化,依托“职业伦理冲突场景”“智能制造工程师绿色生产承诺书”等输出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可观测的德语交际行为。
基于《新编大学德语》第二册第七单元《职业与工作》(Beruf und Arbeit)的教学内容,结合POA理论框架,构建“驱动—促成—评价”三环节思政育人模式,实现语言能力训练与职业价值观教育的深度融合。
基于文秋芳POA驱动环节设计理念,即产出任务须内嵌在交际场景中,包含话题、目的、身份和场合四个完整要素[6],本任务聚焦教材中Tobias的职业困境(被迫继承车间)与Markus的高薪矛盾(家庭与工作的失衡),设置两个典型职业伦理情境:其一,模拟家族车间继承人Tobias与父亲关于技术认证与员工生计的立场冲突;其二,构建中德贸易总监Markus面临家庭责任与跨国紧急任务间的决策困境。两组场景以“如何平衡职业理想与社会责任”和“高薪与职业幸福感何者为重”为思辨命题,激发学生探究欲望,明确语言学习需服务于价值观辨析的教学目标。
(1)环节一:语言输入
语言输入:聚焦单元语法重点(“obwohl”让步从句、“haben/sein...zu”责任表述),提炼职业伦理表达范式。例如:
责任意识:“In der Werkstatt sind viele Vorschriften zu beachten.”(车间需遵守规章)→ 引申为工匠精神的“严谨性”。
矛盾表达:“Obwohl Markus viel verdient, ist er unzufrieden.”(尽管高薪却不幸福)→ 引导反思物质追求与精神满足的关系。
(2)环节二:文化对比
学生通过阅读任务分组完成“中德职业价值观对比表”(教师提供词库),分析两国在职业培训、价值观等方面的异同(如表1所示)。
表 1 中德职业价值观对比表
Table 1 Vergleich der beruflichen Werte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Kategorien | Deutschland | China |
Berufsausbildung | duales System | moderne Lehrlingsreform |
Berufswerte | Technologie-Fokus | Handwerkskunst |
Berufszufriedenheit | Work-Life-Balance | gesellschaftliche Verantwortung |
(3)环节三:价值输入
引入“大国工匠”视频案例(如高铁焊接师李万君),分析其职业选择中的家国情怀,关联教材中Annika的职业满足感(“viele Leute kennen lernen”),探讨“职业价值”的多维内涵。
初级任务(语言应用):通过角色扮演还原课前驱动场景,教师着重考核语言表达的逻辑性与价值观的辨析深度。
中级任务(文化转译):小组合作设计中德职业价值观海报,对比两国职业价值观。每项对比配一句德语说明( 如“Deutschland: Technik ist wichtig! China: Handwerkskunst ist die Seele!”)。
高级任务(价值内化):以“智能制造工程师”身份,用德语制定绿色生产承诺书并提出具体环保措施(如“使用可持续材料”)。通过此活动,可将学生的“绿色发展观”转化为可观测的职业行为。学生可自己撰写,也可以利用提供的模板。模板如下:
“Als zukünftige Ingenieure versprechen wir:
Wir ______ (tun) unser Bestes für die Umwelt.
Wir ______ (nutzen) nachhaltige Materialien.
Wir ______ (achten) auf Sicherheitsregeln.”
思政成效评估:通过“问卷星”匿名调查职业责任感认同度变化,并举办“中德职业价值观创意展”活动,投票选出学生最喜爱的标语并进行评价,观察记录学生的价值观内化过程。
基于为期3周共18课时的教学实践,本研究通过课堂观察及问卷星平台数据(共回收有效问卷51份)发现,POA驱动的德语课程思政育人模式在提升学生跨文化思辨能力与职业价值观认同方面成效显著。85%的学生在课后反馈中表示,能够通过中德职业伦理对比更清晰地理解“工匠精神”的本土化内涵;72%的学生认为梯度化产出任务设计有助于将抽象价值观转化为具体的语言行为。然而,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亟待优化。
首先,任务链的难度梯度需进一步细化。部分学生由于语言表达能力和职业认知水平的欠缺,在完成高级任务时难以将“绿色发展观”与个人职业规划深度融合,从而导致产出内容流于模式化(如绿色生产承诺书的撰写)。例如,学生在填写承诺书时,过度依赖教师提供的句式框架,未能结合智能制造领域的实际案例进行个性化书写。在今后的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引入德国工业4.0和中国“双碳”战略的典型案例,引导学生开展案例研讨,使其能够结合自身专业背景,建立专业知识与语言表达的关联性。
其次,跨文化对比的深度与广度有待拓展。虽然中德职业价值观对比表有效激活了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但在分析“职业满意度”维度时,部分小组仍停留在表层现象描述(如“德国注重工作与生活平衡”),未能对文化差异背后的制度根源(如德国社会保障体系与中国产教融合政策的协同效应)进行深入探讨。对此,可借鉴Byram的跨文化能力模型,在课前驱动环节增加制度背景阅读任务,要求学生查阅中德职业教育政策文件,对比两国在“企业主体责任”与“政府主导作用”上的异同,从而强化批判性思维训练。
最后,思政育人效果的评价机制需增强动态性与多元性。当前的匿名问卷与创意展投票虽能反映价值观认同度的总体变化,但难以捕捉学生在伦理决策过程中的思维转变细节。有些学生虽然可以在输出环节使用德语表达观点,但对于工程师社会责任的系统性认知不足,他们的价值判断还受到个人经验的限制。后续将通过收集学生的课堂发言记录、反思日志及迭代方案,追踪其“语言产出—价值判断—伦理决策”能力的递进发展。此外,还可邀请企业导师参与高级任务评价,从行业视角反馈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实践契合度,形成“校内—校外”双维评价闭环。
在新工科背景下,外语教育亟待突破工具性目标的桎梏,以价值观引领重塑跨文化能力培养范式。本研究基于产出导向法(POA)的理论框架,构建了“驱动—促成—评价”三环相扣的大学德语课程思政育人模式,通过《职业与工作》单元的实践验证,实现了语言能力训练与职业价值观教育的深度协同。教学实践表明,该模式通过中德文化对比、梯度化任务链设计及多元评价机制,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德语跨文化思辨能力和职业价值观认同,并能将“工匠精神”“绿色发展观”等抽象价值观转化为可观测的德语交际行为。该实践为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全球视野的卓越工程师提供了创新路径。后续研究将进一步拓展实践广度、深化技术整合,推动外语课程思政从“模式探索”迈向“生态构建”,为高等教育育人改革贡献外语学科的独特智慧。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EB/OL].(2020-06-01)[2025-04-08].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2]文秋芳.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4):547-558.
[3]Council of Europe.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Learning,Teaching,Assessment[Z].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9):231-235.
[4]Byram Michael.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J].Multilingual Matters,1997.
[5]朱建华,陶玉华.新编大学德语2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1):158-159.
[6]文秋芳,孙曙光.“产出导向法”驱动场景设计要素例析[J].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0,3(2):4-1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