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高校教材出版数量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教材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也日益凸显。高等教育出版社编审周俊华指出,从教材的需求和供给层面看,有三类问题需要加以重视:一是低水平重复建设,供需结构不平衡;二是学科体系交叉不够,融通不足;三是精品教材数量不足,自主原创水平还有待提高。[1]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提高教材编写队伍的整体素质,强化教材作者身份构建。
针对教材作者身份构建,笔者结合多年编研实践,试就教材作者应当具备的教材编写资质和十个教材编写意识做一论述,以期加深教材作者对教材的全面理解,助力编写高质量教材,为建设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及《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教材管理办法”)对教材作者的资质作了明确且多维度的要求。这些要求涵盖思想政治素养、法律与道德素养、学术素养、教育素养、教学与科研素养、教材编写素养以及职称条件等多个层面。
其中,思想政治素养是核心要素,是教材作者必须恪守的基本前提。思想政治素养主要包括: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四个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没有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2]
相较于其他类型图书,教材作者在法律与道德素养、学术素养、教育素养、教学与科研素养、教材编写素养及职称条件方面,需满足更为严格且特定化的标准。
教材作者作为教师群体的代表,必须恪守法律法规与职业道德规范,具备高尚的思想品德与良好的社会形象。
教材作者不仅要具备深厚的学科专业素养,还需深刻理解高校教学实践、人才培养目标体系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
现行教材管理办法对参编与主编资质作了明确规定。
职业院校教材参编作者一般要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技术资格。普通高等学校教材与义务教育教材参编作者一般要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各类教材主编均要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是本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或学术领军人物,在教材建设或教学研究方面具有公认的影响力。职业院校教材主编还要熟悉相关行业发展的前沿知识与技术动态。
新兴学科、紧缺专业领域的优秀人才,以及代表新兴行业高技能水平的实践专家、能工巧匠,可适当放宽职称限制,担任教材参编作者。在职业院校新兴专业或紧缺技术领域,具备相应卓越能力的专家、能工巧匠经认定亦可担任主编。
教材编写团队应注重作者结构多元化与优势互补,汇聚全国知名专家、学术领军人物、学术水平高且教学经验丰富的学科带头人、教学名师、优秀教师、行业顶尖实践专家,并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的梯队,以有效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深化产教融合、推动科教融汇。
教材参编作者应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并能精准把握教材特有的语言风格与表述规范。教材主编在此基础之上,还要拥有丰富的教材编写经验与组织协调能力,并严格把关内容质量,保证教材的科学性、适用性与使用效能。
当前,不少教材作者未能充分辨析教材与其他类型图书的主要差异,存在将学术写作思维或教学思维直接应用于教材编写的倾向,导致最终成果偏离教材的基本要求,难以满足教材“适教利学”的基本准则。教材编写思维是教材作者应当恪守的核心思维范式,而遵循此范式的前提,在于作者系统建立并强化教材意识、政治意识、学科意识、学生意识、法律意识、创新意识、应用意识、服务意识、问题意识与原创意识这十个教材编写意识。这十个教材编写意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支撑、协同作用的有机整体。其中,教材意识是教材作者必须具备的基础意识,政治意识是教材作者必须具备的核心意识,其余八种意识是教材作者应当具备的重要意识。这十个意识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高质量教材编写的核心素养和价值遵循(如图1所示)。
图 1 教材作者身份构建的十个意识的关系
Figure 1 The framework of ten awarenesses for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extbook authors
教材意识是指教材作者对教材的概念、基本范式与重要性所持有的准确、全面且深刻的认知。教材意识是教材作者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素养。它要求作者立足多维视角对教材进行系统性规划与设计。强化教材意识,是保障教材具备科学性、适用性与有效性的根本前提。
教材概念具有层次性。广义而言,教材泛指一切承载教学内容的材料,涵盖书籍、讲义、图片、讲授提纲等。狭义上,教材特指依据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学科内在逻辑及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由课程专家、学科专家及优秀教师等专业人士精心编撰的教学用书。本文所探讨的教材,聚焦于其狭义概念,即作为核心教学载体的教学用书。
传统教材范式侧重构建经典知识框架,其核心在于如何精准反映教学大纲要求、达成课程目标、整合教学要素与设计实训项目,构建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传统教材范式通常遵循“概念—原理—方法—案例—实训”的逻辑顺序,系统阐释某一知识体系。
新时代以来,传统教材范式在应对社会新需求方面渐趋局限,新型教材范式应运而生。新型教材范式不再追求学科知识的完整性,转而聚焦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新型教材范式以专题模块为核心,着力阐释问题解决的思维、方法与过程,通常涉及跨学科知识整合,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
无论何种范式,教材都要明确区别于学术专著、社会图书和讲义。其差异主要体现在编写宗旨、目标受众、编著方式、内容结构、语言表达与评价标准等方面。其中,教材在内容结构上的独特性尤为明显:内容上,教材强调知识的权威性与系统性;结构上,教材要求层级分明。此外,教材通常含有思考与练习模块,以巩固学生新学知识和评估学生学习效果。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是老师教学、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也指出:“课程教材集中体现党和国家意志,是育人的载体,直接关系人才培养方向和质量。”[4]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凸显了教材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不少学者专家也十分重视教材建设。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主任米博华、研究员王梓在《光明日报》上发文,认为教材是国家主权的无形边界。[5]高等教育出版社编审刘自挥、刘清田直接指出,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版都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是统治阶级调控社会思潮和价值走向的平台。[6]国外学者也特别注重教材问题,如福克斯和博克认为教材是不同社会形态以及不同政治、社会、宗教和道德群体之间不断争夺的对象。[7]
教育具有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三大属性,政治属性居于首位。[8]与之相应地,政治性是教材的灵魂和根基,在教材编写中具有统领性、决定性作用,是教材出版的根本前提,为教材编写指明方向、划定边界、提供根本遵循。它要求教材作者时刻将党和国家的意志与育人目标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铸牢教材阵地,确保教育强国建设的根基坚如磐石。
这是教材作者具备政治意识最核心的要求。教材建设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教材作者应做到“一个坚持、五个体现”,强化教材育人理念,具备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确保教材内容符合国家大政方针、法律法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材作者还要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渗透,防止出现任何可能误导学生、危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表述或倾向。教材内容必须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任何偏离正确导向的教材,都将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教材内容的语言表述必须严谨、清晰、准确,经得起推敲,避免使用模棱两可、容易引发歧义或曲解的词汇、句式和修辞。涉及时政和生活类、法律法规类、民族宗教类、港澳台和领土主权类、国际关系类内容的表述,必须严格依据权威文献和官方定论,如《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2016年7月修订)》,保证其科学性和权威性,不得有民族、地域、性别、职业、年龄歧视等内容。
教材所选用的文章、案例、图片、数据等素材,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把关和意识形态筛选。要坚持正面引导为主,选用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展现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质内容。尤其是选文篇目,要内容积极向上、导向正确,选文作者也要历史评价正面,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坚决摒弃含有不良情绪、消极思想或隐含不当价值观的素材。例如,文学鉴赏或导读类教材在选择文本时,不选反映改革开放中极少数人不幸遭遇和饱含颓废、感伤情绪的现当代文学作品。
教材必须立足学科建设,反映学科本质,构建科学的知识体系。学科意识是教材作者专业水平和学术底蕴的直接体现,是教材学术性和科学性的根本保障。它要求作者既是本学科领域的专家,又是知识传播的良师,能够将学科专业知识,以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方式,系统、精准、清晰地呈现给学生。
教材要能反映教学内容的内在联系、发展规律及学科专业特有的思维方式,反映相关学科教学和科研最新进展。教材作者要全面准确阐述学科专业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和学术体系。教材中的概念阐述要科学、严谨、规范,符合学界共识,避免口语化或随意性解释。知识点的组织要遵循学科内在的逻辑结构,例如从现象到问题,从概念到原理,从理论到方法,从方法到实践,从简单到复杂,从基础到前沿,层层递进,逐渐加深,构建清晰、完整、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要符合课程标准或教学目标的要求,既要避免内容过于浅显失去学习价值,也要避免过于艰深超出学生认知水平。
现代科学发展日益呈现交叉融合的态势。教材编写应有机融合相关学科的知识与方法。通过跨学科学习,学生能够突破学科界限,开阔视野,利用多元化思维和技能解决复杂问题。[9]例如,沟通写作类教材可以融入传播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同时,教材内容需要与时俱进,及时吸收学科行业新知识、新技术,充分反映相关学科专业发展的新成果,充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10]
学生意识强调教材编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是学生的全面发展。它要求作者时刻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着力于“学生需要什么、能学会什么、怎样才能学好”,而不是“我想讲什么、我的作者团队能讲什么”。学生意识突出表现为育人维度的培根铸魂和育才维度的启智增慧。
教材内容的编排、知识点的呈现、思考练习题的设计,应结构严谨、逻辑性强、体系完备,严格遵循不同年龄段、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和学习心理特点。例如,职业院校教材注重突出职教特色、适应产业需求,强调产教融合、职普融通;普通高等学校教材注重专业基础知识和通识性知识的学习;研究生教材更为看重专业内容的精深性、学科内容的前沿性和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教材作者要关注和把握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设计具有创新性和挑战度适当的学习任务。同时,还应关注学生的情感发展、品德培育和价值观塑造,教材内容筛选与实训活动设计应有助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和健全人格的培养。
教材内容应尽可能与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生活经验和社会热点相联系,选择学生熟悉的、关心的、有价值的事例和情境作为知识导入或应用的载体,激发学生的浓厚兴趣和深度思考,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培根铸魂、启智润心。例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在每章章首,以学生常见心理问题或学习、生活困境作为案例导入,引导学生思考探究解决其心理问题或摆脱其困境的方法,形成“提出问题—阐述原理—探究方法—解决问题”的闭环。教材的语言表达、版式设计、图文搭配、数字资源链接等,也应考虑学生的审美偏好和阅读习惯,增强教材的适用性。
教材应编排科学合理,符合学术规范,清晰地呈现学习目标、核心知识点以及评价标准。体例结构的设计要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合理设置栏目,如导入案例、正文、案例、图表、思考题、实训活动、拓展阅读等,区分清楚哪些内容需要教师讲解、点拨,哪些内容可以学生自学,使教材既便于教师讲授,又便于学生自主学习、复习巩固和知识拓展。良好的体例结构本身就是一个结构完整、系统科学的知识图谱。
法律意识是教材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学术素养和底线思维,是教材安全出版的防火墙。它要求作者恪守学术规范和出版伦理,保证教材在知识产权、内容合法性等方面没有法律风险,避免因法律问题导致严重后果。
教材编写要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这是教材作者法律意识最普遍、最重要的体现。教材中引用的非原创内容,包括文字、图片、图表、数据、音视频等,无论篇幅长短,都要清晰标注来源,并依法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合理使用除外。不能抄袭、剽窃、未经许可大篇幅引用或改编。对公有领域素材的使用也应注明来源。使用他人拍摄的照片、制作的插图等,也要获得其授权。
当教材内容涉及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文件时,表述务必准确、完整,严格遵照官方发布的权威文本,不可断章取义、曲解或模糊处理。对法律概念、术语的解释要严谨、规范。此外,介绍法律案例或分析法律问题时,要保证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观点公正,以免误导学生对法律条文的理解。
在新时代,创新意识已成为教材作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是提升教材时代性、创新性、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关键。它要求作者在“守正”的前提下,敢于突破传统范式,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和新技术应用,以创新的内容组织和呈现方式,满足新时代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赋能当代教育。
教材作者应将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思维有机整合,关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将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前沿知识、创新成果以适宜的方式融入教材。同时,探索知识呈现的新形式,打破知识点罗列的模式,注重核心概念群、思维方法、探究过程的展现,构建更具弹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的知识体系。
充分利用大数据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发数字教材、富媒体教材、智能化学习平台等新形态教材。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实时互动反馈、沉浸式学习体验、学习过程数据采集与分析、学习资源动态更新等。同时,纸质教材的版式、体例也应不断创新,提升可读性和学习效率。
应用意识是应用型学科教材的主要价值和特色所在。它强调教材要“知行合一”,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应用意识要求作者具备丰富的行业实践经验或产学合作经验,将职业规范、岗位要求、项目操作融入教材。
教材内容设计要将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理论知识讲解应紧密围绕实际应用展开,阐明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价值、原理、方法以及局限性。在阐述概念、原理后,提供典型案例或情境模拟,展示如何运用所学理论分析问题、设计方案、改进决策。
教材内容应包含系统且可操作的实践教学模块。这些模块通常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实训任务或实训项目,如实验、实训、项目设计等。二是操作指南与规范,如操作规程、技术标准、安全注意事项、设备使用说明等。三是问题诊断与解决,如设置基于真实故障、缺陷或具有挑战性的案例。四是评价标准。明确实践环节的评价维度和具体评价标准,如操作规范性、结果准确性、行动效率、创新能力、团队协作性等。设计实践模块应讲求可操作性、递进性和挑战性,保证学生强化操作技能,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材编写不仅是知识的组织整合,更是为特定的教育对象和目标提供教育服务的过程。因此,教材作者应当具有服务意识。服务意识要求作者扎根中国大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编写教材,坚持需求导向。
教材应自觉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如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内容应反映我国新时代伟大实践成就、战略方向,如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数字化转型,反映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融入国家认同、社会责任、工匠精神、创新精神等核心素养要求。服务意识是教材发挥育人功能的保障。它要求作者超越“编书”本身,时刻思考教材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社会、学生和教师的多重需求,实现其最大的教育价值和社会效益。
教材的一切设计,最终都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终身学习和个性化成长。这意味着教材作者要为学生提供系统、准确的知识内容,设计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的学习路径,创设利于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训练活动,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积极引导,提供科学有效的学习支持和反馈机制。教材作者需要意识到,教材应成为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索、发展潜能的资源库。
教材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主要工具和得力助手。优秀的教材应能有效减轻教师备课负担,赋能课堂教学,成为教师的教学服务微平台。具体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提供清晰的教学指引,如明确教学目标、重点难点、教学建议、课时分配;二是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如配套教学PPT、教案、教学案例库、习题库(含答案)、实验指导手册、拓展阅读材料、在线资源链接等;三是设计多样的教学活动,如可直接用于课堂教学的讨论题、小组活动方案、项目设计建议等。
问题意识是新时代教材编写的关键要素。它强调教材不是知识的静态呈现,而应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立足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问题意识推动教材从“知识仓库”转变为“思维训练场”“问题解决实验室”,促使学生主动探究,为培养具备高阶思维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创新人才奠定基础。
教材内容应重视学生在学习、生活和职业发展初期普遍遇到的问题和挑战,通过情境式的项目学习、案例分析、问题反思,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探究、理解、尝试解决贴近自身实际的问题。例如,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材可设置求职面试模拟场景。这有助于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其社会适应力。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11]教材应有时代感和现实关怀,适当地引入当代社会的热点、难点和前沿实践,如人工智能、文化传承与发展、社会治理创新等。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了解国家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批判性思考人生未来规划。这既能深化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又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家国情怀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特别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特色原创性教材体系建设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时代命题,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的迫切需要,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是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学术话语权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12]原创意识要求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积淀、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强烈的文化自信、学术自信,勇于在立足国情和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造和学术超越,为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智慧贡献教材力量。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作者在当前阶段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大地,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实践经验和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概念、范畴、理论、方法。要着力阐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的内在逻辑和显著优势,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构建起逻辑严密、系统完备、能够解释和指导中国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哲社科教材作者必须树立这样一种理念:教材应成为构建和传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渠道。
原创意识不仅体现在内容上对中国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更体现在对知识本身、理论范式和方法的创新上。教材编写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知识创新。反映本学科领域最新的研究发现、学术观点和知识进展,特别是中国学者的原创性贡献。二是理论创新。敢于突破既有理论框架的局限,尝试提出基于中国实践的新概念、新判断、新理论,或对已有理论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方法创新。探索和介绍适用于研究中国问题的新研究方法、新分析工具、新数据获取和处理技术,鼓励交叉学科方法的运用。教材应成为孕育和展示学术创新的重要平台。
教材建设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依托。广大专家学者不仅要努力具备教材编写资质,还应当不断强化教材编写的十个意识,重视对教材的研究,加深对教材的理解。惟其如此,方能协同赋能,打造出政治方向正确、内容科学精准、编排合理适用、形式新颖利学、育人成效显著的精品教材,谱写高质量教材建设新篇章,助力教育强国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周俊华.与时俱进推进教材建设[N].光明日报,2024-04-30(13).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的通知[EB/OL].(2019-12-19)[2025-06-20].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moe_714/202001/t20200107_414578.html.
[3] 习近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EB/OL].(2024-08-31)[2025-06-20].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2408/t20240831_1148231.html.
[4] 国家教材委员会.国家教材委员会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的通知[EB/OL].(2021-07-21)[2025-06-20].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8/25/content_5633152.htm.
[5] 米博华,王梓.国家事权视域下的教材建设[N].光明日报,2021-11-19(11).
[6] 刘自挥,刘清田.教材管理的依据与对策[J].品牌研究,2018(6):61.
[7] 福克斯,博克.帕尔格雷夫教材研究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
[8]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2025-01-19)[2025-06-20].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501/t20250119_1176193.html.
[9] 刘静.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校教材建设的五个维度[J].出版广角,2023(13):65.
[10] 国家教材委员会.国家教材委员会关于开展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工作的通知[EB/OL].(2020-10-27)[2025-06-20].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012/t20201211_504993.html.
[11]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84.
[12] 刘超,谭方正.中国特色原创性教材体系建设的内容表征与路径机制[J].中国高等教育,2024(24):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