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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审视我国自1955年以来“减负”政策的多次推行，虽未宣告失败，但也由于众多未能解决的问题，难以获得公众的正面评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为大多数家长群体对“减负”改革的应对态度。然而，“减负”工作一旦脱离家长这一校外执行主体，便缺乏社会支持，难以持续推进。2021年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通过“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实现“回应社会关切与期盼、减轻家长负担”“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等目标。“双减”以校内校外并行的创新减负思路，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现今最重要的阶段性任务。“双减”政策不仅是对教育制度的调整，还涉及社会观念与家庭行为的深层变革，旨在教育生态的平衡与教育信任的恢复。本文将从家长层面出发，梳理“双减”政策的实施成效，并深入剖析持续存在的家长焦虑问题，揭示焦虑的来源，进而探讨纾解路径。

2 “双减”改革的成效与挑战

“双减”政策推行以来，基础教育领域经历了从校内提质到校外治理的系统性改革。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双减”在减轻学生显性负担、规范校外培训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同时也使一些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

2.1 显性成效

在校内教育层面，政策推动了作业总量的显著下降和课后服务的全面覆盖，形成了“减量提质”的初步转型。根据针对全国30个省（市、区）137个地级市的调查，超过八成的家长确认孩子作业量相比上学期明显减少，作业难度整体偏低，更贴合学生的认知水平，有助于激发其学习主动性和个性化发展[1]。同时，作业负担向家庭转移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近六成家长表示不再承担辅导、检查、批改作业的任务，学生自主完成作业的能力有所增强。随着“双减”政策实施进入三周年阶段，进一步调查显示，72.57%的家长认为学校作业难度更适合孩子，84.25%的家长认同当前作业有助于孩子的个性化与全面发展[17]。此外，在校外治理方面，学科类培训实现了从野蛮生长到规范收缩的转变，培训机构数量锐减，收费与教学行为得到规范，家庭教育支出整体下降［7，17］。学生校外培训支出显著下降，学科类与非学科类培训费用在政策实施一年内均有所下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家长对“双减”政策实施成效的总体满意度较高，对减轻家庭教育支出、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的评价也较为积极。学生在作业情绪方面也呈现积极变化，排斥感降低，成就感提升，家长反映孩子面对作业时更为轻松。大多数家长认可“双减”在遏制资本化培训乱象方面的积极作用。

2.2 隐性挑战

表面的负担减轻并未完全消除家长的焦虑，转而呈现出从显性向隐性转移的特征。首先，改革效果在区域和学校层面存在显著差异，尤其在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和部分城市普通学校，课后服务供给质量普遍不足，难以有效满足学生与家长的实际需求。江苏省的实证调查显示，城乡学校在课后服务内容与质量上存在明显差异，乡镇学校更倾向于强化基础知识教学，而城市学校则更注重开展分层化、个性化的素质拓展活动[16]。龚欣等（2025）的研究也表明，尽管课后服务在城乡间的供给覆盖率差异不大，但在内容质量、资源丰富度与师资配置方面，农村及西部地区显著滞后［17］。基于西部11省的实证研究也发现，省会城市中心城区的重点学校在作业分层、个性化设计方面明显优于一般城市、县城及乡镇学校；乡镇及农村学校受限于师资力量与资源条件，课后服务内容仍多为看护型，难以有效发挥替代校外培训、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功能，这种服务落差加剧了部分家长的教育焦虑，家长开始担忧作业减量会削弱孩子的学业竞争力[6]、素质教育流于形式、孩子自我管理能力不足等[4]。部分家长因对校内服务质量不满意，转而寻求地下培训，反而推高了教育支出[16]。其次，校外治理虽有效遏制了资本无序扩张，却未能完全阻断隐性补课的社会需求。家长负担表面减轻，却因教育评价体系未变、社会竞争延续而陷入焦虑转移。部分培训机构转入地下或通过线上私教等方式规避监管，非学科类培训则出现应试化倾向。家长开始在艺术、体育等领域陷入新的教育内卷现象，以应对新的升学竞争逻辑[18]。这种非学科领域的焦虑事实上是旧式应试焦虑的变体，反映出政策治理与社会竞争结构之间的张力。

“双减”政策在抑制教育资本化、降低家庭经济负担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重塑教育生态、消除家长焦虑上仍面临深层困境。“双减”不仅是教育制度的技术性调整，更触及了社会竞争文化、家庭教育观念及资源分配格局的变革。家长焦虑的持续存在表明，政策的制定需与社会心理预期相匹配。真正的“减负”不能仅靠作业和培训的压缩，而需推动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家庭角色的重新定位和社会支持机制的完善［2-4，20］。

3 家长的焦虑来源

“双减”的落地效果与家庭的教育观念密切相关。家长焦虑作为“双减”政策实施中最直观的民生反馈，是衡量政策成效的核心指标。从宏观国家战略到微观家庭生活，家长焦虑已突破个体心理范畴，关乎教育公平、教育生态优化和社会和谐，成为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

3.1 角色转型的困境

“双减”政策旨在通过压减作业总量和治理校外培训，扭转“唯分数论”的教育功利化倾向，让教育回归立德树人的本位［2，20］。政策将此前由校外培训机构承接的补差培优功能、学校过度承载的应试训练压力，部分转移至家庭场域，从而推动教育责任的重新分配。继而家长不再仅仅是提供培训经费、监督作业的角色，而需在素质教育中与学校协同育人，在子女成长过程中发挥引导作用［3，4］。但这种角色转型的现实往往伴随能力断层与认知迷茫，催生出新的焦虑。实证研究显示，超过半数的初中生家长存在教育焦虑，核心问题之一便是角色转型中的无力感[3]，即能力断层。初中课程难度提升使大量家长无法有效辅导孩子作业，传统监督者的角色失效；加之“双减”导致的校外培训减少，让依赖培训弥补教育短板的家长陷入“想管却管不了”的困境。尽管“双减”后家长辅导压力下降、亲子交流时间增加，但超过四分之三的小学生仍未达到教育部规定的10小时睡眠标准，约三分之一的学生闲暇时间被看电视、玩游戏占据[4]。当孩子的闲暇时间被电子设备占据，而学业竞争力似乎又在减弱时，家长便产生了深刻的认知迷茫。尽管80%多的家长认为“双减”缓解了教育焦虑，但仍有超半数的家长存在焦虑情绪，其中养育精力不足和教育能力欠缺是主要原因［9］。家长既不知何为正确的素质教育，又无法摆脱对传统学业路径的依赖。

3.2 教育资本化的遗留问题

教育资本化不仅加剧家庭经济负担，更严重损害教育公平，使教育丧失社会流动阶梯的功能。从教育支出结构来看，2018年与2010年相比，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平均教育支出增长近两倍，远超同期人均GDP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其中课外辅导费占比涨幅最为显著，表明课外辅导已成为教育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11]。“双减”政策实施前，教育资本市场通过“饥饿营销”与“剧场效应”，在家长心中植入了深厚的焦虑惯性，让家长形成“不补课就焦虑”的惯性认知，即便在“双减”后仍未完全消解[5]。即便学科培训受到严格管控，由资本塑造的竞争思维仍难以在短期内消除。与此同时，部分资本转向地下或非学科类培训来规避监管，进一步引发了社会信任危机。研究显示，校外培训越规范，家长的焦虑情绪越能得到有效缓减[7]。然而，当校外机构以高端家政、众筹私教等名义继续存在时，家长在“是否补课”的选择中陷入两难，害怕陷入“别人家孩子偷偷补”的不公平竞争。这种不确定性焦虑，本质是资本化对教育生态的持续反噬。当补课行为变得隐蔽且昂贵，家长不仅面临高昂的经济成本，更担忧监管失效带来的竞争不公[6]。

3.3 宏观战略与个体行动的不同步

最深层的矛盾在于国家人才战略与社会评价体系的错位。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的是具备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但高考指挥棒及与之挂钩的社会选拔机制，核心仍是“唯分数”论。“双减”正是打破应试内卷、培育复合型人才的关键举措［2，8］。然而，家长焦虑的存在，反映出这一战略转型尚未完全形成社会共识。研究显示，接近半数的家长仍将“升学择校”列为首要焦虑事项[6]。若家长始终存在分数焦虑，即便政策削减作业与培训，孩子仍可能被裹挟进家庭场域的应试训练，形成隐性内卷，国家人才转型目标也将落空。此外，家长焦虑还影响其生育意愿，继而影响人口长期均衡发展［11，13］。

同时，教育焦虑会对亲子关系、家校信任乃至社会公平感知产生负面影响。从家庭内部来看，焦虑不仅加剧亲子冲突，更通过心理传导损害家庭氛围。当家长因孩子的成绩和升学压力产生焦虑时，更容易对孩子采取过度监督、高压要求的教养方式[3]。教育压力导致家长幸福感降低，使得家庭矛盾发生率上升[13]。同时，焦虑会加剧家校信任危机，削弱协同育人效能。部分学校因担心家长举报而隐瞒学生考试成绩，导致近半数的家长因无法了解孩子学业情况而加剧焦虑，进而质疑学校教学质量［2］。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信任裂痕，使家校协同陷入困境。研究表明，家长对“双减”政策的认知度越高，焦虑程度越低[10]。若政策认知不足，焦虑极易转化为对教育系统的不信任，影响公众对教育公平的信心。郝德永（2020）指出，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的教育面临同一困境[12]：尽管教育投入持续提升，但家长对教育的不满情绪却不断加剧。核心原因便是教育压力使社会对教育的高期待与低认可形成强烈反差。这种不满不仅削弱公众对教育的公共信任，更强化阶层固化感知。当教育焦虑从个体情绪演变为群体心态，家长容易将升学等同于阶层跃升，进而对优质教育资源产生非理性争夺[5]。教育焦虑会削弱社会的包容性与凝聚力，甚至引发对教育制度的质疑，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诱因。

4 家长焦虑的纾解路径

家长教育焦虑的消解需要政府、学校、社会与家庭形成合力，既要回应政策执行中的现实矛盾，也要破解教育生态中的深层困境。

4.1 政府层面

政府作为教育改革的主导者，需通过顶层设计破解“双减”改革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为家长教育焦虑纾解提供制度保障。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与不均衡是引发家长焦虑的关键因素[14]。从办学条件来看，我国多数地区已基本实现了硬件设施标准化，但在教育质量这一核心维度上，实质性公平仍未完全达成，城乡、区域、校际间的教学水平差距依然显著。“双减”政策虽提出了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路径，但其推进仍需充分结合地方实际。政府应进一步强化优质师资的流动机制，通过骨干教师轮岗、校长交流任职等举措，引导省会城市、中心城区的优质师资向县域、乡镇学校流动，尤其要补齐农村及西部地区课后服务的师资缺口。将师资流动与职称晋升、绩效评价挂钩，避免优质师资过度集中于重点学校。搭建并优化网络课堂等数字教育平台，推动教育资源共享，减少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非理性争夺。

政策认知不足与不确定性是家长焦虑的重要原因［9，10］。对政策的认知模糊引发了家长的观望或地下补课行为。对此，政府需从两方面改进：一是加强政策落地的配套保障，结合区域教育差异制定实施细则。例如，针对农村地区课后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可设立专项经费补贴乡镇学校引入社会专业机构（如科技馆、博物馆）提供艺体、科技类课程；二是拓宽政策宣传渠道，除通过学校、社区开展讲座外，可利用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制作通俗化解读内容。同时搭建家长教育咨询平台，为不同学历、不同地域的家长提供个性化政策答疑，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焦虑情绪。

教育评价体系的滞后是家长教育焦虑长期存在的深层根源。尽管“双减”压缩了作业与培训负担，但高考、中考的选拔逻辑未变，家长仍担忧子女学业竞争力下降［2，3］。政府需进一步推动评价与招生制度改革。在义务教育阶段，落实考试成绩等级制，禁止学校以分数排名、提前结课备考等方式加剧竞争，同时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向区域内初中的分配比例[14]；在高等教育阶段，推动地方本科院校、职业本科院校的特色化发展并拓宽学生就业选择，同时完善综合素质评价，认可学生在艺体、实践、创新等领域的成就[3]。此外，还需规范就业市场的文凭歧视现象，推动企业建立能力导向的用人标准，减少第一学历对职业发展的过度影响[8]。

4.2 学校层面

学校是“双减”政策落地的载体，需通过优化教学与服务，弥补家长在教育参与中的能力断层，重建家长对校内教育的信任。课后服务质量直接影响家长教育焦虑水平［9］。学校需从三方面优化课后服务：一是丰富服务内容，学业辅导与素质拓展相辅相成，学业辅导聚焦作业答疑与学习方法指导，避免沦为课堂教学延伸；素质拓展引入艺术、体育、科技等多样化课程，如与本地非遗传承人、高校实验室合作，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发展机会[16]。二是拓宽服务主体，除依托本校教师外，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力量（如社会工作机构），同时鼓励家长参与服务设计，形成家校社共同参与的服务格局[5]。三是建立服务评价机制，通过问卷、家长会收集家长意见，根据学生需求动态调整课程设置，避免课后服务形式化[19]。“双减”后，部分家长因无法辅导初中阶段课程、不了解孩子学业进展而感到焦虑［3，4］。学校需搭建高效的家校沟通与指导体系：一方面，建立透明化的学业反馈机制，通过学情手册、课堂开放日等形式，定期向家长反馈学生的学习状态、优势与不足，避免信息不对称［2］；另一方面，针对不同学段家长的需求开展专题培训。例如，为小学家长提供亲子时间管理、电子产品引导使用课程，为初中家长提供青春期沟通技巧、学业规划指导内容，帮助家长提升家庭教育能力[3]。此外，还可组织经验分享会，鼓励焦虑程度较低的家长分享教育心得，通过同伴互助缓解部分家长的孤立感[14]。作业负担与教学效率是家长对校内教育的核心关切，尽管大部分家长认可当前作业的个性化价值[17]，但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家长担忧作业减量会削弱孩子的学业竞争力[6]。学校需推进“分层作业”设计，根据学生认知水平提供不同难度类型的作业，避免出现学有余力的学生得不到充分发展、学习困难的学生跟不上进度的局面[1]。学校要提升课堂教学效率，严格按照课程标准实施零起点教学，通过情境化、项目式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兴趣，减少家长对校内教学效果的顾虑［14］。同时，应改进考试方式，降低考试频率，采用过程性评价，关注课堂表现和实践成果，避免考试压力向低年级蔓延[9]。

4.3 社会层面

社会层面的治理需聚焦资本逐利与舆论误导两大焦虑诱因，通过规范市场、引导舆论、补充服务，为家长营造理性的教育环境。政府监管需联合社区、物业排查隐蔽培训点，同时利用大数据监测资金流向，打击变相培训行为[9]。同时，要引导非学科类培训回归素质教育本质，明确艺术、体育类培训的课程标准与收费上限，禁止培训机构以升学加分、考级通关等名义制造焦虑[5]；此外，应建立培训市场黑白名单制度，对合规机构予以公示，对违规机构依法处罚并纳入信用体系，提升家长对培训市场的信任度[7]。接触过“超前教育”“升学竞争”类新闻的幼儿园家长，焦虑水平比未接触者高12.3%[15]。由此可见，媒体需承担起理性引导的责任，坚持客观报道，减少“剧场效应”的放大，传播科学教育理念，通过纪录片、公益广告等形式普及儿童发展规律和素质教育价值[14]。加强对教育类自媒体的监管，打击兜售焦虑的营销账号［15］。社区服务能力不足会加剧家长的教养焦，因此需推动社区成为家校社协同的重要节点[5]。社区可以搭建教育空间，利用社区活动室、图书馆开设课后托管班、亲子活动中心，为双职工家庭解决学生放学接送难题，同时组织科普讲座、手工实践等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引入专业服务力量，联合社会工作机构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家庭教育咨询和亲子关系辅导，尤其关注农村家庭、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培育社区教育共同体，通过邻里互助，促进家长间的经验交流［14］。

4.4 家庭层面

家长作为教育焦虑的承载者，其教育观念与行为的转变是焦虑纾解的内在基础。“双减”后，仍有相当比例的家长因无法辅导孩子功课产生焦虑[5]。家长可主动参与学校、社区组织的家庭教育培训，掌握作业辅导技巧、青春期沟通方法等实用知识，避免“想管却管不了”的问题[9]。家长可以利用公共教育资源，通过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图书馆数字资源等为孩子补充学习支持，减少对校外培训的依赖［21］。此外，要学会“适度放手”，初中阶段可逐步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让孩子制定学习计划、自主检查作业，避免过度干预[3]。家长对成功的单一认知，是教育焦虑产生的重要根源。应引导家长重新认识教育的价值，将孩子的身心健康、品行养成置于学业成绩之上，多关注孩子的兴趣爱好与情绪状态[3]。同时，家长需理解不同教育路径均可实现个人成长。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类型化定位的明确与升学渠道的拓宽，中职学生可通过职教高考进入本科院校，这为家长期望的多元化提供了制度基础[3]。家长需根据孩子的天赋与兴趣设定合理的期望，客观评估孩子的学业水平，避免盲目比较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教育目标应从短期成绩导向转向长期能力培养，注重孩子批判性思维、创造力与实践能力的培养[2]。更重要的是，家长要学会接纳孩子的平凡，教育的核心是帮助孩子成为健康、快乐、有责任感的人。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聚焦“双减”背景下家长教育焦虑的表征、成因与纾解路径，研究发现：“双减”政策在减轻学生作业负担、降低家庭校外培训支出、推动校内作业减量提质、提升课后服务覆盖率及遏制学科类培训资本化等方面成效显著，多数家长认可政策对缓解经济压力、规范培训市场的作用。然而，家长教育焦虑尚未完全消除，呈现显性转隐性、学科转非学科的趋势，且存在明显地区与城乡的差异；地下培训、非学科类培训应试化等现象还催生“新内卷”。家长的焦虑主要源于三方面：一是“双减”使教育责任部分转向家庭，而多数家长辅导能力不足、对素质教育认知有限；二是资本长期塑造的焦虑惯性未随学科培训管控消解，隐性培训与竞争思维仍冲击教育生态；三是国家对创新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与现有升学选拔机制不适配，家长担忧孩子学业竞争力下降。因此，家长的教育焦虑需依靠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方协同纾解：政府通过师资流动、资源共享破解资源不均问题，推进教育评价与招生改革；学校需提升课后服务质量、加强家校透明沟通，重建家长对校内教育的信任；社会应规范培训市场、引导理性舆论，以社区服务补充家庭教养；家庭则应转变单一成才观，将教育目标回归孩子身心健康与长期能力培养。

5.2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虽系统梳理了家长教育焦虑的核心问题，但现有分析主要基于普通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虽发现一定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尚未深入研究留守儿童家庭、流动人口家庭、单亲家庭等特殊群体的需求。由于这类家庭在“双减”政策下可能面临更复杂的困境，后续可针对此类人群，通过典型调查、个案分析等方式收集数据，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帮扶与纾解方案。此外，现有研究侧重宏观与中观层面分析，微观个体差异的分析不足。后续研究可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探究家长学历、职业、收入水平、教育观念等个体特征与焦虑程度、焦虑类型的关系，明确不同群体家长的核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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