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政法学院,图木舒克
2022年,教育部的“课程思政”战略对体育教学改革的要求,主要体现了“以体育人”与“立德树人”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其核心要求可以归结为思政目标重构、课程体系革新、评价机制转型、教学场景拓展、师资能力再造和质量监控创新六个方面[1]。这些改革要求突破了传统体育教学的物理空间限制,构建了“运动场即思政场”的新型教育生态。2022年的试点数据显示,采用新模式的学校,学生团队协作意识提升19%,运动场景中的道德判断力提高了17.5%,体现了体育与思政融合的实际成效。然而根据中国知网搜索“课程思政”相关文献可知,涉及研究领域包括外语、数学、语文、化学等各个学科,内容和理论体系都比较丰富。但是搜索“体育课程思政”,则会发现相关研究数量比较少,主要集中于体育课程思政理论、路径、建设等基础层面,相关研究仍存在较大拓展空间。
在技能主导类体育课程中,思政元素的融入面临多重困境,“重技能、轻德育”的现象尤为突出。从教学目标来看,不少技能主导类课程过于聚焦技能的实用性,忽略了对学生思想观念的引导与内在价值的挖掘[2]。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方式也凸显了这一问题,大多采用机械重复的训练模式,一味强调技能的熟练程度,却很少在艰苦训练过程中给予学生情感关怀,导致部分学生产生厌烦情绪。同时,现有评价体系以传统量化指标为主,在与思政要素的兼容性方面存在缺陷。
理论层面:在技能主导格斗对抗类课程中构建思政教学评价DPP模型与体系,有着较高的理论价值。当前,该领域的评价方式侧重技能评判,忽视品德培育[3]。本研究构建的模型,填补了德技融合评价的理论空白,打破传统单一量化评价的局限,从知识、技能、价值观多维度出发,完善课程思政评价理论架构,可为后续相关研究与教学实践提供新思路与方法借鉴。
实践层面:技能主导格斗对抗类课程思政教学评价DPP模型与体系的构建意义重大。武术、格斗等项目蕴含独特的思政教育资源,模型可助力深入挖掘,如在习武、格斗训练过程中,能培育学生坚韧意志与家国情怀[4]。通过这一评价体系,教师可依据学生表现,将思政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各环节,促进学生在技能提升的同时实现思想境界的升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DPP(Diagnosis-Process-Performance)模型为三维动态评价系统,其创新之处在于搭建了显性、隐性思政要素的量化转化机制。传统评价模式难以处理隐性思政要素,而DPP模型通过科学分析,将家国情怀、武德修养等隐性要素细化为可观测的指标[5]。借助大数据、行为分析等技术手段,对学生的日常表现、训练态度、赛事应对能力等多维度内容进行追踪记录,转化为具体分值,实现对思政要素的精准量化,让思政评价更具科学性、全面性。
项目分类及思政要素对照情况如表1所示。
表 1 项目分类及思政要素对照表
Table 1 Comparison table of item classifi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 项目分类 | 典型项目 | 思政要素 |
| 徒手格斗类 | 武术散打 | 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民族自豪感、团队合作 |
| 跆拳道 | 礼仪文化、自律精神、拼搏精神 | |
| 拳击 | 勇气、专注、尊重对象 | |
| 摔跤 | 团结协作、永不放弃、尊重规则 | |
| 器械格斗类 | 击剑 | 优雅与自信、冷静判断、公平竞争 |
| 剑道 | 武士道精神(忠诚、坚韧、礼仪)、专注力、集体荣誉感 | |
| 格斗对抗综合类 | 综合格斗 | 包容与融合、顽强拼搏、责任感 |
| 巴西柔术 | 谦逊态度、智慧运用、耐心 |
格斗对抗类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具有显著特殊性。从训练环境来看,高强度对抗易引发学生情绪波动,这恰是培育学生坚韧意志与抗挫力的契机;从人际关系来看,对手与队友身份的频繁转换,利于培养学生尊重他人、协同协作的精神[6]。此外,格斗项目常承载民族文化与荣誉,天然关联家国情怀、文化自信等思政元素,能有效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与文化认同感。
在格斗对抗类课程中,学生的身体实践与价值观传导存在共生互促的关系。身体实践是基础,学生通过反复训练、激烈对抗,体能与技能逐步提升,训练过程中经历的汗水、伤痛与坚持,为价值观塑造提供了切身体验;而价值观传导则为身体实践指引方向,坚韧、拼搏、尊重等价值观能促使学生以更积极的态度投入训练,在面对困难时不轻易退缩。同时,在实战对抗场景中,公平竞争、团队协作等价值观念得到强化,又进一步影响学生在训练和生活中的行为选择,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DPP模型的理论依据深植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知识构建与价值塑造的协同机制[7]。建构主义强调,学习并非对知识的被动吸收,而是学习者在特定情境下,借助已有经验主动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格斗对抗类课程中具体表现为:学生通过反复的技战术训练掌握专业技能,完成知识构建。
价值塑造与知识构建在此过程中协同共进。当学生在训练和对抗中遭遇挫折时,坚韧不拔、勇于拼搏等价值观能推动他们继续坚持、克服困难,实现知识和技能的进阶。同时,知识构建过程也为价值塑造提供了实践场景。例如,在团队对抗训练中,学生学会团队协作、尊重他人,这些价值观念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DPP模型基于这一理论逻辑,通过科学的量化手段,将知识技能掌握与价值观形成纳入统一评价体系,精准捕捉二者在学习进程中的动态关联,为教学实践提供科学指导,促进学生知识与品德的全面发展。
DPP模型借鉴柯氏四级评估模型并进行改良,通过优化转化路径实现创新。在反应层,关注学生对课程思政内容与方式的即时反馈,依此迅速调整教学;在学习层,聚焦学生对思政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如对格斗项目所蕴含的精神与文化的理解;在行为层,着重观察学生在日常训练、比赛中的实际行为表现,判断思政教育是否影响其行为选择;在成果层,考量学生的长期发展成果,包括价值观塑造成效、社会贡献等。DPP模型通过细化各层级评估指标,紧密衔接转化路径,能精准衡量思政教学成效,推动格斗对抗类课程思政建设。
DPP模型为技能主导格斗类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提供了科学可行的分析框架。以该模型为基础,结合跆拳道课程特点,可开发专门的跆拳道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从而评估跆拳道课程的思政育人成效。为了提高跆拳道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进一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整个指标体系的开发主要包括三个步骤,分别是指标选取、权重分配和指标体系确定。
根据初选指标设计专家调查问卷,选取10位专家、教师、教育管理者对初选指标进行筛选,从而确定最终的格斗对抗类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为了提高最终指标的科学性与严谨性,需要对所选专家的权威程度进行界定。专家权威程度用权威系数(Cr)表示,Cr值越高,表明专家权威程度越高,一般以Cr≥0.7为可接受范围。权威系数由专家判断依据系数(Ca)和专家熟悉程度系数(Cs)的算术平均值确定,用公式表示为:Cr=(Ca+Cs)/2。依据判断依据和熟悉程度赋值表,可以带入公式计算专家权威程度,经过咨询得出的专家权威系数如表2所示。
表 2 专家权威系数(Cr)
Table 2 Expert authority coefficient (Cr)
| 判断依据(Ca) | 熟悉程度(Cs) | 权威系数(Cr) | |
| 总分 | 8 | 8.8 | 8.4 |
| 人数 | 10 | 10 | 10 |
| 平均值 | 0.8 | 0.88 | 0.84 |
咨询结果显示,专家权威系数Cr=(Ca+Cs)/2=(0.8+0.88)/2=0.84>0.7,说明专家权威程度较高。同时,用肯德尔(Kendall)协调系数W表示专家意见协调程度。经检验,整体评价指标体系的Kendall’s一致性系数为0.785,表明德尔菲专家调查结果可信度较高,其显著性检验p<0.01,说明结果可取。最终形成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及21个三级指标。
专家咨询结果显示,14位教授的一致性检验CR<0.1,表明专家意见一致性较好。一级指标权重如表3所示。
表 3 一级指标权重
Table 3 Weights of first-level indicators
| 德育目标 | 实践能力 | 评价成效 | Wi | |
| 德育目标 | 1 | 3 | 2 | 0.5390 |
| 实践能力 | 1/3 | 1 | 1/2 | 0.1638 |
| 评价成效 | 1/2 | 2 | 1 | 0.2973 |
采用SPSS软件分析数据时,一般选择Cronbach’s α系数,取值范围在0~1之间,数值越大说明信度越好,一般认为系数大于0.7都是可以接受的。本次问卷整体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942,其余一级指标的克伦巴赫α系数都在0.7以上,说明问卷信度非常好。可靠性统计情况如表4所示。
表 4 可靠性统计量
Table 4 Reliability statistics
| 维度 | Cronbach’s α | 项数 |
| 德育目标 | 0.872 | 9 |
| 实践能力 | 0.803 | 6 |
| 评价成效 | 0.747 | 6 |
| Σ | 0.942 | 21 |
使用SPSS进行效度检验时,一般选KMO和Bartlett检验判断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一般认为,KMO值>0.7,显著性小于0.05时,说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效度可接受。KMO和Bartlett的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 5 KMO和Bartlett的检验
Table 5 KMO and Bartlett’s test
| 取样足够度的KMO值 | 0.811 | |
|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 近似卡方 | 1503.639 |
| df | 210 | |
| Sig. | 0.000 | |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KMO值为0.811>0.7,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为0.000,均满足检验要求,说明该问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较高。
选取某体育院校3个跆拳道班级作为研究对象(样本量N=140)。
如表6所示,呈现了跆拳道课程思政教学指标模型的评分情况。所有指标满分均为5分,得分均值在3.6~4.3之间,标准差均小于1。由于21个指标条目均为正向计分题,得分越高,则表示学生在对应维度的符合程度越高。
表 6 指标评分情况表
Table 6 Indicator scoring status table
| 一级指标 | 三级指标 | N | 均值 | 标准差 |
| 德育目标 | 通过跆拳道历史文化教学强化民族自豪感 | 140 | 4.200 | 0.711 |
| 在竞技训练中渗透国家荣誉感 | 140 | 3.800 | 0.701 | |
| 结合每节课内容讲述体育强国战略案例 | 140 | 4.007 | 0.877 | |
| 团队对抗训练中的协作意识 | 140 | 4.085 | 0.487 | |
| 集体礼仪规范执行度 | 140 | 3.714 | 0.614 | |
| 跆拳道公益社团社区服务参与度 | 140 | 4.335 | 0.754 | |
| 将立德树人贯穿课程教学的始末 | 140 | 3.771 | 0.702 | |
| 跆拳道训练课的克己自律表现 | 140 | 4.035 | 0.743 | |
| 竞技失利后抗压与挫折应对能力 | 140 | 4.085 | 0.487 | |
| 实践能力 | 跆拳道动作规范性中体现专注力和责任感 | 140 | 4.328 | 0.860 |
| 实战对抗中的公平竞争意识 | 140 | 4.292 | 0.605 | |
| 体能训练中的意志力表现 | 140 | 4.307 | 0.738 | |
| 校园防身术公益教学参与度 | 140 | 4.007 | 0.568 | |
| 体育赛事志愿服务参与 | 140 | 4.128 | 0.718 | |
| 跆拳道文化传播讲座等 | 140 | 4.121 | 0.672 | |
| 评价成效 | 跆拳道礼仪规范执行频次 | 140 | 4.028 | 0.698 |
| 思政主题辩论参与度 | 140 | 3.707 | 0.817 | |
| 跆拳道训练日志中的反思深度 | 140 | 3.978 | 0.568 | |
| 跆拳道主题思政元素融入的课程作品 | 140 | 3.778 | 0.700 | |
| 社会实践活动成果时长与反馈 | 140 | 4.321 | 0.732 | |
| 学生品德素养测评 | 140 | 3.685 | 0.823 |
表6从多维度对跆拳道课程思政成效进行了量化评价。其中,在民族自豪感与国家荣誉感培养上,均值分别为4.2和3.8,表明历史文化融入教学效果稍好于竞技训练中的思政渗透;团队协作、克己自律等能力的均值超过4.0,反映出课程在个人素养塑造上成效显著;公益活动、礼仪规范执行等参与度均值较高,说明学生积极投身思政实践。但思政主题辩论参与度、学生品德素养测评均值较低,说明在跆拳道课程思政思辨能力培养和品德综合评价上还有提升空间。
在教育变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教师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建立“双师双能”培训体系(专业技术+思政能力)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这一体系旨在培养既具备扎实专业技术能力,又能将思想政治教育巧妙融入教学过程的新型教师队伍。
一方面,针对专业技术培训,定期组织教师参与行业前沿技术研讨会、技能实训工作坊等活动;另一方面,思政能力的提升同样不可或缺。通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培训课程、师德师风专题研讨等活动,引导教师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将爱国情怀、职业道德、工匠精神等价值理念融入课堂教学,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课程是思政育人的核心载体,开发“武德案例库”(包含50个典型教学情境),对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武德作为传统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理念。
在案例库建设过程中,广泛收集整理具有代表性的武术故事、武术人物事迹及武术训练与竞赛中的实际场景素材。这些素材涵盖不同武术流派、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应用场景,通过精心编写和设计,转化为50个生动具体、具有启发性的典型教学情境。例如,以武术训练中“团队协作攻克难关”为主题的情境案例,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灵活运用这些案例,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分析和实践,使学生在具体情境中更好地理解和传承武德内涵,实现课程育人目标。
完善评价结果与职称评审的衔接机制,是确保教育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制度保障。职称评审作为引导教师职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和专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将教育教学评价结果全面、科学地纳入职称评审体系,改变以往单纯以科研成果为主的单一评审模式。制定明确、细致的评价标准,不仅关注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更要着重考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创新实践、学生培养质量及课程思政的融入效果等方面。例如,设立专门的教学评价指标,包括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教学方法的创新性、对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的贡献等;对于在“双师双能”建设方面表现突出、积极参与“武德案例库”建设并有效应用于教学实践的教师,在职称评审中给予适当倾斜和加分。通过这样的机制,激励教师积极投身教学改革和自身能力提升,为教育质量的持续提高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通过一系列的研究与实践验证,DPP模型成功实现了技能评价与德育评价的耦合效应。该模型打破了传统评价体系中技能与德育评价相互分离的局面,将二者有机结合,使评价更加全面、科学。在技能评价中融入德育考量,在德育评价中关注技能培养过程中的品德表现,从而促进学生在专业技能和道德素养方面的协同发展。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最主要的是样本覆盖范围较窄,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特定区域或部分院校,未能充分涵盖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院校的学生和教师。不同区域的教育资源、文化背景和学生特点存在差异,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和推广价值。
为了进一步完善研究成果并推动教育评价改革的深入发展,后续将致力于重点开展两方面工作:一是开发智能评价系统,实现实时数据采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构建全面高效的智能评价平台,该平台能够自动采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包括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在线学习行为、实践操作数据等,并通过数据分析模型进行实时分析和反馈。教师可以根据平台提供的数据分析报告,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实现个性化教学;学生也能通过平台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明确提升方向。二是扩大样本覆盖范围,收集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院校的数据,对智能评价系统进行优化和完善,使其能够适配不同教育环境的需求,为教育评价改革提供更坚实的技术支持和数据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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