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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落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突出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价值意蕴。“红色碑刻”作为革命历史的重要实物见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精神追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留下的珍贵历史遗存，镌刻着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资源。它不仅记录着各民族并肩奋斗的历程，更凝结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核心价值理念，是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载体。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迈入智能时代，文化传播与价值建构的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美国学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数字科技可以变成一股把人们吸引到一个更和谐的世界之中的自然动力。”[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提出，将互联网空间建成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阵地。[2]当前学界围绕红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联已展开较多研究，既有从历史逻辑、价值逻辑阐释红色文化认同建构功能的研究成果，也有探索人工智能赋能红色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但针对“红色碑刻”这一具体载体的专项研究仍较薄弱，尤其缺乏对智能时代“红色碑刻”与共同体意识互动机制的系统性探讨。如何在发挥技术优势的同时规避潜在风险，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和传承“红色碑刻”文化，更能为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基于此，本文立足人工智能与文化传承的耦合视角，解析“红色碑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逻辑与现实风险，提出针对性的创新路径。

1 智能时代下“红色碑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

智能时代为红色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与传承发展开辟了新维度，“红色碑刻”作为凝聚民族精神、见证民族团结的重要载体，其价值释放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人工智能以技术特性打破传统传承的局限，从时空场景、精神内涵、传播形态三个核心层面，为 “红色碑刻”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内在支撑。

1.1 “时—空”和合：人工智能使重现“红色碑刻”历史场景成为现实

“红色碑刻”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物质形态，作为精神传承的载体，还承载着特定的时空语境，如碑刻蕴含的社会背景、人物故事等，构成了“红色碑刻”精神内涵的“时空坐标系”。但传统的保护方式受限于物理空间的割裂与时间流逝的不可逆，难以完整呈现碑刻产生的历史情境，公众仅能通过实地参观或文字记载间接感知其背后的故事；有些“红色碑刻”地处偏远，传播覆盖面有待扩大。如云南的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地处边疆民族地区，碑文上：“我们廿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这座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的碑刻，不仅是边疆各族人民“永远跟党走”的历史宣言，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运用本土化智慧推进民族认同的创造性实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物质载体与精神图腾。而人工智能通过“时空折叠”与“场景再造”，打破了时空限制，使“红色碑刻”的历史场景重现成为现实，让“空间重塑中华民族历史场景，立体再现历史事件及背后的价值观念”成为可能。[3]

1.2 “神—数”和合：人工智能使挖掘“红色碑刻”精神内涵成为可能

“红色碑刻”的“神”，就是其蕴含的精神内涵。不同类型的碑刻承载不同的精神内涵，如人民英雄纪念碑承载着中国人民对革命烈士的缅怀、对民族英雄的敬仰，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解放、人民自由和国家繁荣的精神象征。此处之“数”，并非狭义的数字，而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据资源、技术手段与数字化阐释范式，即通过数据整合、算法解析、知识关联等数字化手段，为“红色碑刻”精神内涵的挖掘提供技术支撑与方法创新，实现数据理性与精神价值的融通共生。传统的“红色碑刻”精神挖掘多依赖人工解读，存在两大局限：一是人工解读深度有限，很难关联碑刻文字与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民族文化的复杂关系，导致其精神内涵的阐释不够立体，进而影响公众对“红色碑刻”的深度认同；二是解读视角比较单一，往往聚焦政治叙事或者历史事件，对“红色碑刻”精神内涵的文化维度、民族维度的挖掘往往不够。但是，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多维度关联”与“数据赋能”，为“红色碑刻”精神内涵的深度挖掘提供了新工具，实现“神—数”和合。“利用智能算法赋能信息传播的聚合性，汇聚和整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海量信息”[4]，构建以“精神内涵”为核心的知识图谱，将碑刻分散的信息节点关联起来。

1.3 “人—机”和合：人工智能促进“红色碑刻”多元传播迈向新途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特殊的社会意识，其本质是“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社会意识”[5]，是“同属于一个民族的人们的认同感和一体感”[6]。传播是传承这种特殊社会意识的重要环节。“红色碑刻”文化的广泛传播，能够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统“红色碑刻”传播以“传者为中心”，传播主体多为政府部门，传播渠道集中于线下展览，存在传播覆盖面有限、内容同质化严重、互动性不足等问题，难以满足不同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的认知需求与接受习惯，导致传播效果不佳，制约了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广度与深度。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人—机”协同模式，实现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与传播内容的精准化。一方面，AI技术可赋能普通用户成为传播参与者，使传播主体从单一官方机构扩展至广大民众，实现传播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人机协同的互动传播模式能有效提升受众参与感，用户可通过智能语音助手查询碑刻背后的民族故事，或在虚拟展厅中与AI驱动的历史人物对话。这种沉浸式、互动性的传播方式，不仅拓宽了传播覆盖面，更能让受众在情感共鸣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推动红色碑刻文化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新的传播活力。

2 智能时代下“红色碑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风险

人工智能技术为“红色碑刻”传承与价值传播提供了创新动能，但技术的工具属性若脱离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价值导向，易在传承实践中产生各类现实问题，影响“红色碑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效。

2.1 人工智能淡化“红色碑刻”情感联结

正如阿莱克斯·彭特兰所指出的，世界似乎在一夜之间演变成一个人类和技术共存的联合体，它既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也具有前所未有的弱点[7]。在“红色碑刻”文化传播过程中，若过度倚重人工智能，极易引发情感维度的扁平化缩减与感官体验的表层化，进而割裂“红色碑刻”与公众之间的深层情感联结，动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所依托的情感根基。算法推荐若导向不当，可能出现红色文化内容轻量化、娱乐化倾向，需加以规范引导，不能消解红色文化本身的历史严肃性与精神厚重感，弱化公众与革命历史记忆之间的情感共鸣。有些平台片面追求传播热度的异化传播模式，虽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内容曝光量与点击量，却剥离了“红色碑刻”本应传递的缅怀之情、敬畏之心与崇敬之意，极易助长公众对革命历史的轻慢心态，消解“红色碑刻”承载的核心情感价值，难以搭建起公众与革命先烈、民族精神之间的深度情感联结，最终阻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认同建构。

2.2 人工智能削弱“红色碑刻”价值共识

“红色碑刻”价值共识的形成，需要通过对其精神内涵的“统一阐释”与“深度认同”来实现，确保公众对“红色碑刻”价值的理解方向一致、核心统一。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重塑了红色文化的传播生态与阐释路径，个性化传播可能带来价值阐释碎片化风险，需强化主流引导，凝聚价值共识。人工智能算法依据用户的浏览历史、兴趣偏好等数据推送内容，虽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但也容易形成“信息茧房”。在“红色碑刻”文化传播中，不同用户接收到的相关信息可能千差万别，导致公众对“红色碑刻”价值的阐释缺乏统一标准，进而出现价值阐释碎片化现象。当公众处于各自的“信息茧房”时，只能接触到符合自身兴趣和观点的内容，难以全面、深入地了解“红色碑刻”所蕴含的完整价值体系，这可能使得公众对“红色碑刻”的理解仅停留在表面，无法形成对其精神内涵的深度认同。因此，需要积极引导公众参与“红色碑刻”价值的讨论和探索，促进公众对“红色碑刻”价值的深度认同，进而凝聚价值共识，“形成一个超越族际差异的共同体认同”[8]，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基础。

2.3 人工智能引发“红色碑刻”伦理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范围的拓展和应用深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关注人工智能本身，转向关注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视角下的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在打造文化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同时也带来了科技伦理风险和治理挑战。”[9]在“红色碑刻”的开发利用中，由于技术本身的“工具理性”倾向与应用边界的模糊性，可能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若不加以规制，将损害“红色碑刻”的文化价值与公众信任，进而影响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一是人工智能的“数据滥用”可能侵犯“红色碑刻”的“历史真实性”伦理。“红色碑刻”的历史真实性是其核心价值所在，任何对历史事实的篡改、伪造，都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是对民族记忆的伤害，需防范人工智能数据处理中出现的信息偏差、阐释失准等问题，维护“红色碑刻”的历史真实性。二是人工智能的“商业化过度应用”可能违背“红色碑刻”的“精神敬畏”伦理。“红色碑刻”承载着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对民族精神的传承，是人们寄托历史情感的载体，“情感是人最基本的精神需求，是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共同的历史情感是凝聚共同体成员共识的精神纽带。”［10］红色碑刻具有强烈的“情感属性”，其开发利用应遵循“尊重精神、避免商业化滥用”的伦理原则。即使在市场利益驱动下，“红色碑刻”的开发也应坚守精神底色，防止不当商业化，避免弱化其精神价值，拒绝将“红色碑刻”从“精神载体”降格为“商业工具”，违背对革命先烈的敬畏之情与对民族精神的尊重，伤害公众的民族情感。民族情感受到伤害，会破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联结，导致公众对“红色碑刻”及背后的民族精神产生疏离感，影响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效果。

3 智能时代下“红色碑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路径

针对智能时代“红色碑刻”传承的价值逻辑与现实风险，需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目标，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播、开发、利用深度融合。

3.1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保护“红色碑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11]“红色碑刻”的物理本体是其历史价值与精神价值的载体，本体的完好保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只有“红色碑刻”得以存续，其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民族精神才能代代相传。智能时代，针对“红色碑刻”保护面临的自然侵蚀、人为破坏、保护技术滞后等问题，应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构建“全生命周期保护体系”，实现“红色碑刻”的长效保护，为共同体意识培育筑牢物质根基。一方面，要构建“红色碑刻”数据库，对我国的英雄纪念碑、团结碑、誓词碑等进行“数字归档”，免费供网民查看。同时，要加强互联网涉民族信息的正面引导和监管，发挥网络正向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实现历史记忆的永久保存。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对“红色碑刻”进行高精度数字建模，即使未来这些珍贵的“红色碑刻”受到不可抗力因素损坏，其数字版本也能得以保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可靠的物质与数据支撑。

3.2 借助智能平台传播“红色碑刻”文化，强化共同体意识纽带

传播是“红色碑刻”文化价值转化的关键环节，只有通过广泛、有效的传播，才能让更多人了解其历史与精神，进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智能时代，应依托智能平台，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多维度、互动式”传播体系，打造富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特色的新媒体话语体系，搭建民族共同体传播的数据链平台，从而有效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效果[13]，增强“红色碑刻”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强化共同体意识的联结功能。要打造精准传播模式，提升“红色碑刻”文化传播的针对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联合主流短视频平台，开发“红色碑刻”专属推荐算法，推送过程中确保内容准确，杜绝泛娱乐化倾向。第二，传播形式要多样化，要求“红色碑刻”内容的讲解有足够的吸引力，要将“红色碑刻”背后的事迹生动地展现出来，传播才更有意义。第三，构建“智能互动平台”，实现“红色碑刻”文化的互动式传播，不断提升网民参与度，主动了解我国历史，在参与过程中深化对“红色碑刻”文化的理解，强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联结。

3.3 创新“红色碑刻”文创产品，丰富共同体意识内涵

“红色碑刻”文创产品是将其历史价值与精神价值转化为“可感知、可携带、可使用”文化载体的重要形式，不仅能提升“红色碑刻”的文化影响力，“强化红色文化精神支持效用，推动红色文化融入产业发展”[14]，还能通过“日常化渗透”，让公众在使用过程中持续感知其精神内涵，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使共同体意识从“抽象概念”转化为“日常体验”。智能时代，应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红色碑刻”文创产品的开发理念与形态，打造“智能+文化+实用”的复合型文创产品，提升其文化传播功能与用户体验。

首先，开发“智能交互型”文创产品，实现“红色碑刻”精神内涵的“动态传递”。利用AI语音识别、触摸屏交互等技术，将“红色碑刻”的历史故事与精神内涵融入文创产品，用户通过与产品互动，可深入了解其文化价值。其次，打造“个性化定制型”文创产品，满足公众多样化需求，增强“红色碑刻”文化的亲和力。借助人工智能的个性化定制算法，为用户提供“一对一”的文创产品定制服务，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定制专属的“红色碑刻”文创产品。这种个性化定制模式，能让“红色碑刻”文创产品更贴合用户需求，提升用户的使用意愿与价值认同，进而使“红色碑刻”承载的精神内涵更易被用户接受，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个性化表达，让不同群体都能从“红色碑刻”文化中找到与自身需求相符的价值点，强化对共同体的认同。

3.4 推动“红色碑刻”与旅游融合发展，深化共同体意识体验

“文化旅游”概念是在1977年由国外学者罗伯特·麦金托什和夏希肯特·格波特首次提出［15］。国内最早讨论文化和旅游关系的学者是经济学家于光远，他认为“旅游业是带有很强文化性的经济事业，也是带有很强经济性的文化事业”。[16]“红色碑刻”与旅游的融合，是实现“文化旅游”与“意识培育”结合的重要路径。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公众可更直观地感受“红色碑刻”的历史氛围与精神内涵，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与认同。智能时代，应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推动“红色碑刻”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智能红色旅游”模式，提升旅游体验的深度与广度，通过“构建立体的红色文化资源宣传和推广平台、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管理平台，促进红色文化资源高质量发展”。[17]要构建“智能红色旅游导航系统”，实现“红色碑刻”旅游资源的“精准对接”与“路线优化”。整合全国“红色碑刻”旅游资源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构建“红色碑刻旅游资源图谱”，并开发对应的导航App。该App具有两大核心功能：一是“精准推荐”，用户输入旅游偏好，AI算法会基于用户偏好与当前位置，推荐最优的“红色碑刻”旅游路线，并提供详细的行程规划；二是“智能导览”，用户到达“红色碑刻”景点后，App可通过AR技术实现“实景导览”，扫描碑体即可显示虚拟的历史场景，并提供AI语音讲解，讲解内容可根据用户的年龄、知识水平自动调整。还可以打造“沉浸式红色碑刻旅游体验项目”，通过技术赋能提升体验的深度与感染力，让游客深度感受“红色碑刻”背后的历史与精神，使游客从“观光式”旅游逐步转向“体验式”旅游，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传承。［1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9]在智能时代，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优势，规避其带来的风险，广泛传播“红色碑刻”的时代价值，让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载体。

参考文献

[1]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9-10-24（001）．

[3] 郝明东，张家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三重维度——基于价值释义、现实挑战与路向选择的分析［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15-29．

[4] 丁忠毅，程桂龙．智能算法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理与优化策略［J］．民族学刊，2023，14（10）：1-9，147．

[5] 董慧，王晓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现实挑战及铸牢路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1（4）：21-30．

[6]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7] 彭特兰．智慧社会：大数据与社会物理学［M］．汪小帆，汪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8] 王宗礼．国家建构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7（5）：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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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龙柏林，李秋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红色记忆维度［J］．新疆社会科学，2020（3）：53-60．

[11] 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001）．

[12] 马惠兰．充分发挥互联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正向作用［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0（4）：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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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何毅，高榬彗．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耦合意涵、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J］．民族学刊，2025，16（9）：24-34，154．

[15] 罗伯特·麦金托什，夏希肯特·格波特．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M］．蒲红，等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5．

[16] 于光远．旅游与文化［J］．瞭望周刊，1986（14）：37-38．

[17] 陈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广西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实践路径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23（6）：165-173．

[18] 王沛．沂南县让红色文化“活”起来［N］．人民日报，2022-06-01（006）．

[19]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