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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硕士毕业生就业意向与行为之间的互动类型，对于理解其就业准备状态、开展个性化、精准化就业支持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意见》[1]明确指出，需通过强化就业指导体系、完善帮扶援助体系等实际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实践表明，就业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必须充分把握需求侧在就业准备过程中的具体特征，方能实施针对性帮扶措施。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除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激增、就业环境竞争异常激烈等外在因素外，部分毕业生自身在求职意向与求职行为之间存在失衡的问题。相关调查显示，尽管应届毕业生求职行为表现得日益积极，如求职时间提前、实习经历增加、投递简历数量增多，但未能成功获得工作机会，主要原因之一是“太迷茫”[2]。“迷茫”的深层结构是就业意向与行为之间的价值失调，这已成为影响硕士毕业生就业率的关键变量。鉴于此，本研究洞见硕士毕业生就业意向与行动之间的互动模式，以期精准识别其在就业准备过程中的真实需求，从而为提升硕士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提供实证依据。

1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意向”指“一个行为者在某一具体环境下主观上实际持有的意向，或者一群行为者在特定的一系列事件中平均或近似持有的主观意向”。[3]而“行为”则表示带有个体主观意向的行动，包含了其外在的和内心的行动及不行动或忍受。

当前关于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意向与行为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是结构维度划分。或通过测量探究就业意向的内容构成要素[4]，或细分参与意向和发展意向等类型，以预测实然的就业行为[5]。部分研究探讨硕士毕业生为成功就业采取的行为准备[6]。

二是影响因素分析。个人、家庭和政策等多个层面影响就业意向［7，8］。其中，个人占有的人力资本越强，越能起到激励作用[9]；家庭背景对学生就业意向影响显著[10]，在个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间发挥中介作用；对就业政策的感知程度起到正向调节就业意向的作用[11]。性别、政治面貌、社会阶层、工作环境、生活成本、城乡文化、工资待遇等成为影响学生就业意向的具体要素［12］。

三是探讨互动关系。计划行为理论指出意向是预测行为的关键因素[13]。有研究认为，求职就业意向与就业行为成正比，求职意向越高，求职就越努力[14]。然而实践表明，行为与意向之间往往并非完全一致。大学生在就业准备过程中，尽管其认可就业所需要的优势，但在其实际准备与意向存在一定差距[15]，实际就业情况与其就业预期一致程度较低[16]。就业意向与行为之间的脱节，成为当前大学生就业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的研究框架，多侧重于对就业意向或就业行为的单向度测量，对二者的互动关系探讨不足；在影响因素方面，对学生个体特征及其所处校园文化环境影响的研究相对匮乏；在内容结构方面，多采用预设指标的量化方法，缺乏对真实情境的深度质性探究。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两所不同类型的高校，对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进行深度访谈，从类型建构的视角识别在校研究生就业意向与行为的互动模式，为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2 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对数据进行编码分析，探寻不同的硕士毕业生群体间的共性维度，从类型建构的视角探寻硕士毕业生的就业意向与就业行为的互动模式。

2.1 研究抽样

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法，访谈了S大学和X大学两所不同办学模式的高校学生，剔除无效样本后保留有效样本量共37名。其中，S大学20人，X大学17人。

两校在就业支持服务体系上存在显著差异，构成了两校学生就业准备状态存在分野的结构性基础。S大学呈现为以学校为中心的“拉动式”供给模式，资源的有效触达与利用依赖学生的自主性。X大学采用整合的“推动式”干预模式。通过产教融合将实践嵌入培养环节，形成结构化的主动干预体系。

为确保样本信息聚集性和发散性，受访者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均为两所高校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就读专业涵盖教育学（45.95%）、工学（27.02%）、管理学（16.22%）、医学（10.81%）四大学科门类。第二，所在年级以研二为主（75.67%），研一（18.92%）、研三（5.41%）。第三，在性别分别方面，S大学女性15人、男性5人；X大学女性14人、男性3人。

2.2 资料收集

本研究的设计与实施遵循了规范的质性研究流程。

首先，在研究的准备阶段，基于现有文献梳理与本研究的核心议题，设计了背景信息问卷与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前者旨在收集研究对象的基本人口学信息、家庭背景及初步毕业去向；后者聚焦于其就业目标、准备过程及关键影响因素。为确保访谈提纲的有效性，对10位符合条件的硕士研究生进行了预访谈，并据此对提纲进行了修订完善。参与预访谈的10位受访者纳入正式样本，最终有效样本总量为37人。

其次，在研究对象的招募上，本研究采用了两阶段抽样策略。初期通过校友网络发布招募信息，以目的性抽样方式遴选研究对象。为进一步扩大样本量，确保两所院校的代表性，课题组继而联系了两校就业指导部门，请求其协助推荐符合要求的访谈对象。

再次，在数据收集阶段，所有潜在受访者均被提前告知研究目的与访谈内容。访谈以“一对一”深度访谈形式，通过线上或线下会议展开。每场访谈前，向受访者说明并请其签署知情同意书，在征得许可后对访谈过程全程录音。单次访谈时长控制在60～90分钟，保证数据采集的深度与饱和度。

最后，在数据分析阶段，本研究共获得37份有效访谈数据，所有录音转录文本均导入Nvivo 15.0质性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管理与编码分析。

2.3 资料分析

本研究采用程序性扎根理论分析方法，遵循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的程序，对访谈数据进行系统化编码与理论建构[17]。由于研究样本具有个人经历多样、叙事内容复杂等特点，采用程序性扎根理论能确保分析过程的系统性与严谨性，从而深入挖掘硕士研究生就业准备的内在机理。

第一，开放性编码。此初始阶段通过持续比较法，对数据进行逐句分析，将其概念化为初始标签，发掘数据中潜藏的意义单元，并初步将其范畴化，形成一系列初始范畴。第二，主轴性编码。此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发现并建立初始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开放性编码形成的初始范畴的基础上，按照“因果条件—现象—情景环境—介入条件—行动/情感策略—后果”的脉络，以建立个人“就业叙事”的方式，梳理初始范畴间的关系a。第三，选择性编码。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本阶段致力于凝练出统合所有主范畴的核心范畴，并构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通过深入分析各主范畴的互动关系，最终形成了本研究的核心理论——就业“意向—行动”的四种互动类型。第四，饱和度检验。在编码过程中即同步进行饱和度判断，完成5～8份访谈资料的编码后，检查是否出现新的概念或范畴。在完成30份样本的三级编码并形成初步理论框架后，连续3份样本未产生新的概念和范畴，初步判断达到理论饱和。为确保理论的完备性，研究继续对其余7份样本进行编码验证，结果显示，未形成除以上编码外新的理论纬度。据此判断理论建构已达到饱和。

3 类型建构与分析

本研究全程严格遵循扎根理论的核心要义：从原始访谈材料出发，通过系统化编码与归纳，提炼出能够解释特定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完成对研究生就业准备材料的三级编码程序后，分析焦点转向各主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深入考察各主范畴的互动关系与维度差异，最终构建了“硕士毕业生就业‘意向—行动’互动的四重图景”理论模型，为理解该群体的复杂状态提供系统解释。

3.1 编码分析

第一，开放性编码。对已有的原始资料进行逐字逐句编码，共识别289个参考点，并进一步凝练成17个概念标签。经过连续比较和修正，提取5个相互独立的初始范畴，即自我认知与定位、就业市场与岗位认知、知识与技能储备、实践经验积累、求职行动与策略。以“自我认知与定位”为例，呈现的开放性编码如表1所示。

表 1 开放性编码分析举例

Table 1 Example of open coding analysis

原始语句示例	概念化（贴标签）	参考点数
H03：“我是比较认可未来可能从事这份工作的社会价值。教师确实对学生影响挺大，所以也希望能在这方面给学生带来一些比较好的影响。”	价值观与职业选择匹配	39
T05：“我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有足够的认知，我相信自己能够胜任工作。”	就业能力与边界评估	38
W11：“我不太想一辈子待在一线教学，之后想拓展一些行政岗。”	规划职业发展路径	13

第二，主轴性编码。在开放性编码的基础上，将具备交叉的初始范畴归纳为两个主范畴：就业意向清晰程度和就业行为准备充分程度，以此作为构建类型的经验基础（如表2所示）。

表 2 主轴性（二级）编码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axial (secondary) coding

主范畴	初始范畴	贴标签（参考点数）
就业意向清晰程度	自我认知与定位	价值观与职业选择匹配（39）；就业能力与边界评估（38）；规划职业发展路径（13）
	就业市场与岗位认知	锁定行业领域（17）；具体化岗位角色（22）；掌握目标职业信息（47）；把握宏观就业动态（41）
就业行为准备充分程度	知识与技能储备	学习专业知识（9）；培养通用技能（7）；获取职业技能（8）
	实践经验积累	高匹配度的实习经历（21）；比赛活动与科研项目（4）；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3）
	求职行动与策略	利用信息渠道（2）；准备求职材料（8）；面试表现与应对（4）；构建人际资源网络（6）

第三，选择性编码。通过深入分析各主范畴间的互动关系，将核心范畴定位“在校研究生就业意向—行为互动”。主要由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维度构成：就业意向清晰程度和就业行为准备充分程度。围绕核心范畴，通过系统考察这两个维度不同程度的交叉组合，构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即“硕士毕业生就业‘意向—行动’互动的四重图景”（如图1所示）。

图 1 硕士毕业生就业“意向—行为”互动的四重图景表征图

Figure 1 Fourfold landscape of “intention-action” interaction in master’s graduates’ employment

基于这两个维度，对研究生就业准备状态进行类型划分，具体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 就业“意向—行为”互动类型表征及二者关系

Table 3 Employment “intention-action” interaction types: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onship

就业意向与行为互动类型	就业意向清晰程度与行为准备充分程度孰高孰低	就业意向与行为互动关系
目标笃行型（Ⅰ）	两者皆高	嵌入共生
理想滞行型（Ⅱ）	就业意向清晰度高	转化困难
务实蓄力型（Ⅲ）	行为准备充分度高	高生成低
迷茫观望型（Ⅳ）	两者皆低	互相抑制

将硕士毕业生的就业“意向—行动”互动类型确立为核心范畴，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量：第一，本研究在经验观察中发现，研究生的就业意向与行动存在显著的非同步性。部分理论模型倾向于将“意向”视为“行动”的直接前导因素[18]，但本研究访谈数据中存在“意向—行动”错位的经验，揭示了二者在本质上的相对独立性，这一普遍存在的张力与断裂，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分析对象。第二，从分析效度上看，将“就业意向清晰程度”和“就业行为准备充分程度”作为核心分析维度，能够有效描绘研究生群体在就业准备上的异质性图景，系统揭示学生在认知规划与行为管理层面的共性与差异，为构建类型学奠定了分析基础。

3.2 类型解释

以“就业意向清晰程度”与“就业准备充分程度”为两个维度构建二维分析框架。通过考察受访者在两个维度上的组合，提炼出四种就业准备的理想类型：“目标笃行型”“理想滞行型”“务实蓄力型”“迷茫观望型”。此类型学划分旨在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理解与阐释研究生群体在进入就业市场前的典型行为模式与内在逻辑。

3.2.1 类型Ⅰ：目标笃行型——意向与行动嵌入共生

“目标笃行型”是就业准备过程中最具方向感和执行力的类型。该类型的核心特征在于“就业意向清晰程度”与“就业准备充分程度”两个维度上高度的一致性和转化效率。该类型研究生的职业目标明确，并能围绕此目标，展开一系列系统化求职准备。

（1）意向维度：具体化、内化且经过审慎探索的职业承诺

该类型个体的就业意向表现出三个突出特征：目标具体、价值内化与探索充分。其职业目标下沉至具体行业、职业乃至岗位，因而具备可操作性。

高度清晰的意向建立在内外双向探索的基础上。一方面，他们完成了向内的“自我认知与定位”，明确了个人兴趣与价值观；另一方面，完成了向外的“就业市场与岗位认知”，通常是通过早期的多元化实习与尝试，以“试错”的方式排除不适合的选项。最终，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对某条职业路径做出了选择。

（2）行动维度：与意向高度匹配的策略性准备

“目标笃行型”的行动准备与清晰的意向高度匹配，表现出较强的主动性与策略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任务管理效率较高。他们能够有效处理学业与求职准备这两项主线任务。即便面临繁重的学术压力，依然能同步推进多项对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

其二，能力建构策略精准。清晰的职业目标，其能够以工具理性的视角审视教育价值，将其视为实现职业目标的跳板或增值工具。这种认知驱动其学习和实践活动目的性强，能够精确识别目标岗位所需的核心能力矩阵，并迅速采取行动补足短板，在专业知识、通用技能与职业技能的提升上表现出极高效率。

其三，具备主动整合资源能力。他们秉持主动创造机会而非被动等待的信念。在求职过程中，积极调动并整合人际网络与社会资源。例如，L35清楚地认识到其行业“60%的优质岗位通过人脉流通”，因此他会“主动联系实验室师兄内推，避免社招竞争”，并深刻理解这种机会“只留给持续维护人际网络的人”。

综上，“目标笃行型”的就业意向—行为之间已形成了正向循环。清晰的目标引导其采取策略性行动；精准行动带来的积极成果，又增强了其求职的自我效能感，最终强化其实现职业目标的信念。

3.2.2 类型Ⅱ：理想滞行型——就业意向与行动转化困难

“理想滞行型”集中体现了就业意向与行动之间的“转化鸿沟”。其核心特征在于，个体在“就业意向清晰度”上表现出高水平，但在“就业行动准备度”上则存在显著滞后，呈现出认知与行为脱节的状态。

（1）意向维度：清晰且高度价值驱动的职业理想

在认知层面，“理想滞行型”构建了清晰、带有理想色彩的职业理想。这些目标往往与个人价值观、社会责任感或特定生活方式深度绑定，具有强烈的价值驱动特征。例如，S大学的H03将成为教师视为个人兴趣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认同“教师确实对学生影响还挺大的，所以也希望能在这方面给学生带来一些比较好的影响”。这种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构成了其职业理想的核心支撑。

（2）行动维度：单一、被动的准备状态

与其清晰就业意向形成对照的是，该类型在行动准备上的不足主要体现为单一性与被动性。

一方面，行动的单一性体现为将复杂准备简化为单线任务。他们的准备行为往往被过度简化。H03坦言：“除了考试之外，好像没有为求职做其他的准备。”对于教师这一高度实践性的职业，其复杂的准备过程被窄化为应试这一单线任务，而教学实习、技能训练、班级管理等关键实践环节被悬置。

另一方面，行动的被动性体现为等待外部触发而非主动规划。他们的行动往往是被动触发而非主动规划的。L33直言“目前没有啥准备，就直接等校招吧”，将行动起点完全寄希望于外部的招聘节奏。Z31则揭示了社会性懈怠的影响：“我被这种环境同化，最终被动准备考编。”等待外部触发、易受环境同化的姿态，是该类型行动力匮乏的典型表现。

因此，“理想滞行型”的核心困境在于理想崇高与行动匮乏之间的张力。意向与行动的脱钩，使其陷入高期望、高风险的就业准备局面。

3.2.3 类型Ⅲ：务实蓄力型——意向生成于行动中

“务实蓄力型”是四种类型中具备适应性和策略性的类型。其核心特征在于“就业意向清晰度”较低，而“就业行动准备度”维持在高水平，呈现出行动先于意向、意向生成于行动中的独特模式。

（1）意向维度：在持续行动中浮现的动态目标

该类型个体的就业意向并非预设、静态的蓝图，而是在持续的行动与试错中动态浮现。他们对未来职业持有开放态度，其行动叙事中充斥着不确定性、尝试与调整。这一“行动优先”的策略，本质上是经验主义的决策路径。例如，X大学的T05在两个职业方向间感到迷茫时，并未陷入空想，而是采用“双轨制”求职策略，通过同步实践来检验不同选项的匹配度，实现了“先行动，后定向”。同样，X32的职业路径也是在不断排除和发现的过程中逐渐清晰。她先是尝试了与父母专业相关的领域，但在实践后发现“做不了，也没有太大的兴趣爱好，就放弃了”，转而投身教育相关探索。在此类型中，意向是行动的结果，而非起点。

（2）行动维度：以就业能力提升为导向

“务实蓄力型”的就业行动以广度与深度为特点，其核心目标是构建一个能够应对未来多样化挑战的“能力—经验”组合。

一方面，广泛开展探索性实践。“务实蓄力型”群体的实践活动不局限于单一领域，而是旨在通过多元体验形成比较优势。T05的实习经历横跨三个学段，并深入体验了两种不同的职业角色，这使其能基于亲身体会对不同职业做出更可靠的判断。Z07在原有专业路径受挫后，迅速抓住兼职机会，并策略性地将其视为进入更优平台的跳板。这种机会主义的实践智慧，使其不断为自己开辟新的职业可能性。

另一方面，聚焦于构建可迁移的多元资本。他们持有在不确定的环境中通用技能比特定岗位的专用技能更具“保值”潜力的观念。面对家教工作的不稳定性，X32采取了成为“技能多面手”的应对策略，同步学习心理咨询、课程设计乃至留学申请辅导。她认识到：“当你能为雇主节省3类外包成本，可替代性就急剧下降。”这一行动逻辑的核心是积累可迁移的多元资本，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与市场适配性。

综上，“务实蓄力型”采取“先行动、后定向”的策略，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性探索，这一模式不仅能在每一次阶段性成就中提升其自我效能感，更为其在机会来临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多变的就业环境中展现出良好的韧性与适应力。

3.2.4 类型Ⅳ：迷茫观望型——意向与行为的双向抑制

“迷茫观望型”在就业意向—行动二维坐标系中处于“双低”区域。该类型的核心特征在于“就业意向清晰程度”与“就业准备充分程度”两个维度上的双重缺失。他们既未确定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清晰方向，也缺乏采取有效行动的内在动力与外在依据，最终陷入迷茫、焦虑的观望状态。

（1）意向维度：因回避而导致认知模糊

在认知层面，“迷茫观望型”表现出对就业目标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与困惑感。其叙述中充斥着“不清楚”“没想好”等表述，无法清晰回答“想做什么”这一核心问题。然而这种对未来的悬置，并非深思熟虑后的策略，而是因迷茫而产生的认知回避。他们对未来职业的思考停留在宽泛且不确定的层面，如S04所言：“要成为高校老师或者做工程师之类的，但是具体的情况不明确。”缺乏细节的泛化构想，无法为有效的准备行动提供导航与指引，因而并未形成可转化为行动的清晰意向。

（2）行动维度：以延迟和回避为特征的策略性不作为

在行为层面，“迷茫观望型”表现出显著的惰性，其行为模式以不作为、延迟决策和回避为主要特征，他们的“行动”往往是为了回避真正的行动。例如，S04将“继续深造”这一选择归因于逃避：“对我现在而言，读书……同时也是我逃避社会的一个方式。”通过维持学生身份，推迟面对就业压力的策略是一种延迟决策，深层次的回避体现为对就业规划的回避，如另一位受访者所言：“我知道只要一想到未来规划就肯定会有压力，所以我直接不想。”通过主动阻断思考规避负面情绪的应对机制，从根源上切断了从认知到行动的转化可能。

“迷茫观望型”由于缺乏具体目标来引导行动，其准备过程缺乏实质性的技能或经验积累，表现出职业生涯主观能动性的缺失。意向的模糊导致了行动的空白；而行动的缺失又使其无法通过实践探索获得反馈、澄清意向。最终，意向与行动陷入相互抑制的负向循环，使个体长期困于迷茫状态。

3.3 类型分布特征

依据以上四种类型的建构，研究统计了37名受访者在不同类型上的总体分布特征及高校间类型分布特征。

如表4所示，在总体分布特征上，“目标笃行型” 15人（约40.54%）， “务实蓄力型”和“理想滞行型”分别有6人（约16.22%）和8人（约21.62%），而“迷茫观望型”有8人（约21.62%）。这一分布揭示了几个初步趋势：首先，目标明确且行动力强的路径是主流趋势，这可能与研究生阶段学生的自我主观能动性增强有关。其次，“迷茫观望型”占据了超过四分之一的比例，凸显了当前研究生在求职就业中的普遍困境。最后，“务实蓄力型”和“理想滞行型”两种状态占比较为均衡，反映了学生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不同应对方式。

表 4 类型总体分布概览

Table 4 Overview of type distribution

理想类型	人数（人）	比例（%）
目标笃行型	15	40.54
务实蓄力型	6	16.22
理想滞行型	8	21.62
迷茫观望型	8	21.62

如表5所示，四种类型在两所高校间分布上，“目标笃行型”在两校比例接近；“务实蓄力型”在X大学显著更多，学生比例（29.41%）高于S大学（5.00%）；“理想滞行型”在S大学更为集中，学生比例（30.00%）是X大学（11.76%）的两倍有余；“迷茫观望型”在S大学略多（25%），略高于X大学（17.65%）。

表 5 高校间类型分布概览

Table 5 Type distribution across universities

理想类型	S大学（N=20）	X大学（N=17）
目标笃行型	8人（40.00%）	7人（41.18%）
务实蓄力型	1人（5.00%）	5人（29.41%）
理想滞行型	6人（30.00%）	2人（11.76%）
迷茫观望型	5人（25.00%）	3人（17.65%）

3.4 类型分布差异的成因分析

学生的就业准备是其所在情景环境的产物，有效的就业指准备离不开相应的制度环境。

3.4.1 “推动式”与“拉动式”就业支持体系的差异

“务实蓄力型”在X大学的比例高于S大学。这一现象是在X大学“推动式”就业支持模式主动干预的产物。通过制度设置与市场反馈的双重作用，引导学生完成了从模糊构想到清晰认知的“意向—行动”闭环，从而系统性培育了高比例的“务实蓄力型”毕业生。该模式通过两种机制将学生引向“行动先于意向”的准备路径。

一方面，通过制度化设计，强制性将就业准备嵌入培养体系。X大学以其项目制的必修实习课程为核心抓手，构建了结构化的实践体系。提供结构化主动干预，提升学生在实践参与方面的整体水平。通过高支持度、与学术培养深度融合的实践经历，要求学生完成从端到端的挑战性项目，促使其构建专业硬技能、培养沟通协作等软实力，系统性保障毕业生整体的实践经验基准与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多渠道互动平台，建立市场导向的即时反馈循环。X大学的“校外导师”项目、行业专场活动及贯穿实习匹配全程的招聘与面试环节，为学生创造了高频率接触市场的机会。持续暴露于就业市场，使学生能敏锐地感知雇主的期望、偏好与筛选标准，并据此动态调整自身的技能组合与自我呈现策略。同时，学术导师与实践导师的“双师制度”提供了结构化指导与反馈，帮助学生深度内化实践经验，将外部市场信号转化为内在的自我认知，逐步完成“意向—行动”的闭环。

3.4.2 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错位产生结构性错配

“理想滞行型”在S大学比例偏高的根源在于结构性错配，该错配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方面，学生职业期望与劳动力市场现实的结构性错配。在校园文化与社会宏观环境的双重影响下，S大学学生职业期望呈现集中化倾向，体现为对“体制内”稳定岗位的追求。然而，这一集中期望直面供需失衡、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现实，结构性矛盾导致“升学内卷”与“体制内卷”成为主流趋势[19]。大量学生需经历漫长的应试准备周期，其职业探索被窄化为应对考试的单一路径，延迟或回避了在真实就业市场中对自身期望的检验与调整。

另一方面，学校“拉动式”就业支持体系与学生实际需求的服务性错配。S大学的就业支持体系提供了普适性的资源平台，但其“拉动”模式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其缺乏足够的干预性推力。现有研究指出，高校就业指导普遍存在精准性不足、内容偏重理论、缺乏长远规划等问题，且未能有效弥合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20，21］。具体到S大学，多元化、高质量的实践项目不足，未能针对持有理想但行动力不足的学生提供纠偏机制。由于缺乏外力推动探索体制外的其他可能性，或者通过实践经验校准过高的职业期望，部分学生容易长期处于“高意向、低行动”的状态。

3.4.3 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不平衡、不充分

“迷茫观望型”在两所学校均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深入探究其成因，可发现两校间学生的“迷茫”源于不同的生成机制。

（1）S大学的迷茫：源于“拉动式”体系下的资源与能力双重匮乏

S大学学生的迷茫根植于其“拉动式”支持体系与个体资源禀赋不足间的矛盾，无形中加剧了学生在信息获取与能力建构上的困境。

首先，“拉动式”体系未能补齐社会资本初始不平等的短板。既有研究表明，家庭背景等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学生的就业意愿及信息获取能力［22，23］。而当家庭社会因素、经济条件与文化水平难以提供有效的认知与心理支持时，学校的就业支持体系无形中放大了家庭背景提供的信息资源的有限性。S大学的体系依赖学生主动寻求资源，对于因家庭社会资本所限、无法提供有效认知与信息支持的学生，学校在弥补初始资本差异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普适性资源供给难以应对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迷茫。

其次，该体系未能有效弥补学生的能力短板。访谈数据显示，学生普遍认为官方就业指导存在“资源匮乏”与“形式主义”的问题，导致其就业准备高度依赖个人能动性。在这种“各忙各的”的氛围下，学校提供的“一生一策”等服务难以有效触达目标群体，学生对官方支持表现出疏离感。制度性支持低效，使得对自身能力认知不清、实践经验匮乏的学生，错失了通过早期实践探索澄清意向、弥补短板的关键机会；对自身就业能力的认识较晚或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的学生，在能力管理策略上呈现“按部就班，重硬通货与机会主义的特征”[24]。最终陷入行动缺位与信息真空的双重困境，进一步固化了其迷茫状态。

（2）X大学的迷茫：源于“推动式”体系下的资源过载与能动性冲突

与S大学不同，X大学学生的迷茫并非源于资源匮乏，而是“资源过载”与个体能动性不足间的冲突。X大学结构化“推动式”体系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实践机会。这一体系的有效运作，以学生具备高度的自主性与自我导向能力为前提。对于部分缺乏内在驱动力的学生而言，丰富的选项并未转化为机遇，反而成为认知负担，导致其在众多可能性面前无所适从，陷入“选择瘫痪”。他们虽积累了丰富的经历，却无法将其有效整合成清晰的就业叙事，从而陷入迷茫。

4 研究结论

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编码分析，构建了高校研究生就业“意向—行为”互动的四种理想类型，形成了对毕业生就业准备准备的分析框架。研究表明：其一，研究生的就业准备并非线性、同质化的过程，其意向与行动之间存在复杂的非对称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互动图景。其二，四种类型反映了研究生就业准备的现实样态，个体的类型归属受制度、社会经济与人际网络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因而具备因时机变化或环境干预而发生转变的潜在动态性。据此，为有效提升研究生的就业能力，提升就业准备充分度，可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4.1 建立动态评估体系以识别研究生异质性，提供差异化精准指导

研究表明，高校就业指导服务需以学生为中心、以精准为导向、以技术为支撑[25]。然而，当前高校就业指导多依赖于被动、普适的服务模式，其核心通常由普适性讲座、招聘会和基础咨询构成。这种同质化的供给逻辑，忽视了研究生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因而只能服务于已目标明确的“目标笃行型”学生，而对于处于其他三种状态的学生则收效甚微，导致支持资源的错配。因此，突破僵化的服务模式，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就业支持策略，是提升指导效能的关键。

首先，建立贯穿培养全过程的动态评估与干预机制。高校可借鉴“类型识别、分类指导、动态追踪、系统支持”的服务理念，开发“研究生就业准备动态评估系统”。在研究生入学、中期考核等关键节点，通过量化问卷与质性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从“意向清晰度”与“行动准备度”两个维度对学生进行诊断评估，生成“个人准备度画像”。该画像应向学生本人、导师及辅导员及时反馈，实现早期识别、预警与精准帮扶。

其次，贯彻精准化服务策略[26]，基于评估结果，为不同类型的学生提供差异化“脚手架式”支持。对于“迷茫观望型”学生，应激活其职业探索动力，提供低门槛职业探索，确立初步就业方向；对于“理想滞行型”学生，核心在于弥合其知行鸿沟，帮助其将抽象理想拆解为具体、可执行的步骤，在阶段性成功体验中建立行动自信；对于“务实蓄力型”学生，核心在于帮助其整合经验叙事，将其转化为求职市场上有竞争力的核心优势；对于“目标笃行型”学生，为其匹配更具行业针对性的高阶资源，确保其高准备度能与高质量机会匹配。

4.2 发展能够适应市场需求、系统化、制度性支持体系

为突破当前就业指导与学生实际需求脱节的困境，高校必须致力于构建能够敏锐适应市场变化、系统化、制度化的支持体系，从根本上提升就业服务质量。

首先，确立“产教深度融合”的核心育人理念，将就业力培养嵌入教育全过程。这要求高校突破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壁垒，推动“学、研、训、创、产”的有机结合，将前沿的行业案例、项目需求与技能标准融入日常培养，确保学生所学与市场所需无缝衔接，真正实现“就业育人”［27］。

其次，推动就业服务体系的专业化转型与提质增效。核心在于重塑就业指导中心的角色定位，将其从以信息发布、事务办理为主的行政管理部门，转型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具备高度专业性的服务实体。通过建立具备专业认证、行业背景和丰富咨询经验的职业咨询教师队伍，借鉴市场化高校的成功经验，为学生提供具体、实用的个性化服务。

最后，构建多元化、低门槛的实践探索平台。为有效降低学生职业探索的成本与不确定性，高校应大力拓展“微实习”“项目制学习”“企业开放日”“政府部门见习”等短期、灵活的实践机会。这些轻量级的探索路径，能够帮助学生突破就业视野局限，在低风险的真实行动中检验兴趣、积累经验、发现多元可能性，有效激活处于“理想滞行”或“迷茫观望”状态的学生。

4.3 构建多方联动的协同育人体系，系统性提升研究生就业竞争力

研究生的就业准备并非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个体能动性、学校支持与社会宏观环境三者动态互动的结果。因此，构建多方协同的育人体系至关重要。

首先，个体层面，以主动探索驱动“意向—行动”的正向循环。其一，强化双向认知，确立务实目标。依据社会认知生涯理论，自我效能感与个人目标是职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28]。意向模糊的学生需主动进行双向探索：一方面向内审视，结合个人兴趣与专长；另一方面向外探索，分析真实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挑战。同时，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发展就业观，制定兼具长远性与阶段性的职业规划，建立稳固的自我效能感与清晰的职业意向。其二，在行动中积累多元资本。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影响着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与职业地位［29，30］。不同类型学生拥有的初始资本存量与结构差异显著，直接影响其信息获取与求职结果。因此，学生必须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如参与高质量实习、构建行业人脉、参加学术会议等，主动积累并优化自身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结构，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

其次，家校社层面，构建以高校为枢纽的协同育人新生态。其一，家校协同，引导家庭期望，弥补资本短板。高校应主动将家庭纳入职业教育体系，尤其需关注社会资本相对弱势的学生群体。引导家长形成理性预期，将其从“焦虑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的支持者”，共同帮助学生明确就业意向。其二，校社协同，深化校企合作，将社会雇主嵌入教育过程。通过共建课程、开发项目制实习、推广“校外导师制”等方式，建立高校与雇主的战略伙伴关系，让学生在培养过程中无缝对接市场需求，使雇主从单纯的“人才筛选者”转变为“人才培养的协同者”。

最后，宏观政策层面，营造支持多元化发展的制度与文化环境。其一，改革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将评价重心从易于量化也易于被“操纵”的短期指标转向长期指标。其二，倡导多元人才观，激活劳动力市场活力。面对经济结构转型与社会“求稳”心态，政府与媒体倡导多元化的成才观与价值观，引导学生形成多元化的职业偏好，降低对单一岗位的集中聚焦。同时，通过制定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如优化就业补贴、提升职业培训质量、构建精准高效的政策服务体系［31，32］，激活市场活力，激发学生投身更多创新性、成长性领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其三，激励不同办学体制跨平台合作。鼓励传统公立高校与新型市场化高校开展深度合作项目，促进不同办学模式优势互补与资源渗透，最终助力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伦理声明

本研究严格遵守学术伦理规范。由于本研究属于初探性的质性访谈，未申请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正式审批。但研究者在整个过程中严格遵循了知情同意、隐私保护与数据保密的核心伦理原则。所有受访者在参与前，均已详细阅读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被明确告知研究目的、访谈内容、数据使用范围及匿名化处理方式。受访者编号（如S01、H03等）与个人身份信息无对应关系，无法追溯到具体个人。所有原始访谈数据由研究者加密保存，仅用于本学术研究。所有受访者均已同意将其匿名化后的访谈语句用于学术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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