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重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这一要求在国际贸易领域,集中体现为从业者需兼具数字素养与全球胜任力。数字素养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人才需兼具AI工具应用能力与国际贸易规则、数据安全合规的专业素养;全球胜任力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需要,人才应具备跨文化智能交互能力,通晓国际规则与数字贸易协定,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参与全球治理。培养兼具数字素养与全球胜任力的国际贸易人才,既是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需要,也是回应人工智能时代人才需求的必然选择。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全球经济的运行逻辑。国际贸易作为连接各国经济活动的核心纽带,其运行方式、交易对象、业务流程和人才需求都在经历剧烈变革。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智能合约、AI辅助谈判等新兴业态的兴起,使传统国际贸易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框架面临根本性挑战。与此同时,我国正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在这一进程中,既精通国际贸易实务、又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又能熟练使用数字工具、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人才,成为国家战略急需的核心资源。
外语类高校作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在外语优势和跨文化能力方面具有天然禀赋。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外语类高校传统的“语言+贸易”培养模式逐渐显现出不足:学生的数字技能普遍薄弱,对AI工具的应用能力有限,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欠缺,难以适应数字化贸易场景的实际需求;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往往停留在语言能力和文化知识的层面,缺乏深度、系统性和实践性。如何在发挥外语类高校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利用AI技术赋能教育教学改革,实现学生数字素养与全球胜任力的协同提升,成为亟待解决的教育课题。因此,本研究在对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问题分析基础上,提出构建“四维协同”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与国际贸易行业深度融合,AI正从多维度重塑行业发展生态,对国际贸易人才的能力结构提出全新要求,学界围绕相关议题展开了广泛研究。
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1997年,Paul Gilster在其著作《Digital Literacy》中将数字素养定义为“理解和使用来自各种数字来源的多种格式信息的能力”[1]。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场景的拓展,数字素养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从概念演进来看,数字素养经历了从“操作技能”到“综合能力”的转变。早期研究主要关注计算机操作、软件使用、信息检索等技术层面的能力;进入21世纪后,学者开始强调数字素养的认知维度、社会维度和批判性维度。
结合国际贸易的工作场景,国际贸易人才所需具备的数字素养带有显著的行业属性。现有研究将该领域人才的数字素养归纳为以下维度:一是数据素养,包括国际市场数据的采集、清洗、分析和可视化能力;二是数字工具应用能力,包括跨境电商平台操作、AI辅助写作与翻译、智能谈判工具使用、区块链单证处理等;三是数字沟通与协作能力,包括跨国虚拟团队协作、数字渠道客户开发与维护等;四是数字安全与伦理素养,包括数据隐私保护、网络安全风险识别、AI伦理意识等。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数字素养并非静态的知识堆砌,而是动态发展的能力集合。AI技术的快速迭代,意味着数字素养的培养不可能一劳永逸,而应培养学生持续学习、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能力。这一“学会学习”的能力,也是数字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2-5]。
全球胜任力(Global Competence)的概念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源于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对国际化人才需求的思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8年将全球胜任力纳入PISA测试框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6]。根据OECD的定义,全球胜任力是指“能够分析当地、全球和跨文化议题,理解和欣赏他人的观点和世界观,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开放、得体和有效的互动,并为集体福祉和可持续发展采取行动的能力”。
从理论脉络来看,全球胜任力的研究经历了从“跨文化能力”到“全球素养”再到“行动能力”的转变[7,8]。早期研究主要关注跨文化沟通中的适应性、敏感性和有效性,此后研究开始纳入对全球化议题的认知和理解,而当前主流框架则强调从“知道”到“行动”的转化,即不仅要有知识和态度,更要有付诸实践的能力。综合各主流框架,全球胜任力的核心维度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知识维度,包括对全球化进程、国际规则、世界经济、文化多样性等议题的认知与理解;第二,技能维度,包括跨文化沟通、外语运用、冲突调解、多源信息分析等能力;第三,态度维度,包括文化开放性与尊重、全球责任感、反思性思维等;第四,行动维度,包括参与跨文化交往、解决全球性议题、推动可持续发展等的实践能力[9,10]。
对于国际贸易人才而言,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具备鲜明的应用导向。在国际贸易场景中,全球胜任力体现为能够理解并运用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能够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业文化调整谈判策略,在跨文化团队中有效协作,以及对全球市场变化做出敏锐判断和恰当反应。这些能力要求使得外语类高校在培养国际贸易人才时具有独特优势,也赋予这类院校相应的育人责任。
关于数字素养与全球胜任力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二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有研究指出,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素养是全球胜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跨国虚拟团队中的协作能力、从全球数字信息中提取有价值内容的能力、利用数字工具进行跨文化沟通的能力等,既是数字素养的体现,也是全球胜任力的核心要素。反之,全球胜任力能为数字素养赋予价值导向,数字技术的应用最终服务于跨文化的理解、对话与合作。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将二者作为平行主题分别讨论,缺乏对二者互动机制和协同培养路径的系统研究。在人才培养实践层面,多数高校的教学改革也是分别推进:或是强调数字化能力提升,增设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课程;或是强调国际化素养提升,加强外语教学、增加海外交流机会。这种各自独立推进的改革思路,难以实现两种能力的有机融合[11,12]。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AI纳入教学内容的改革范畴。即如何将人工智能知识纳入各专业的课程体系,使学生掌握AI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技能。这是当前许多高校正在进行的工作,但其局限在于将AI仅视为需要教授的知识,忽视了AI对教学过程的深层影响。其二,AI作为教学辅助工具。包括智能辅导系统、自适应学习平台、智能作业批改、学习行为分析等。研究表明,AI辅助教学能够提高学习效率、实现个性化学习、减轻教师负担。例如,智能推荐算法可以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用于外语作文的自动批改和反馈。其三,AI赋能教学模式的变革,更具根本性的研究视角,关注AI如何改变教与学的基本形态。有学者提出,AI可以将教师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使教师有更多精力关注学生的情感发展、价值塑造和创新能力培养;AI也可以构建传统课堂难以实现的教学场景,如虚拟仿真、远程协作等[13,14]。值得注意的是,AI赋能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技术与教育目标的匹配。技术本身并不能自动带来教育质量的提升,关键在于如何设计技术应用的教学场景,使技术服务于教育目标。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为AI赋能背景下的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提供了理论支撑,但针对外语类高校如何构建数字素养与全球胜任力协同培养模式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仍有以下拓展空间。第一,数字素养和全球胜任力分别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和评估体系,但针对国际贸易这一特定领域的专门研究仍然有限,将两大能力置于国际贸易人才培养语境下进行整合研究的成果更为稀缺。第二,AI赋能教育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多数研究停留在技术应用层面,缺乏对AI如何重塑人才培养目标、整合多维能力的深层思考。AI不仅是“教什么”的内容更新,更应该是“怎么教”的方法论革命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的目标再定位。第三,现有研究对能力培养中“两张皮”问题有所察觉,但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还是以加法思维为主。例如,增加课程、增加学时、增加模块。这种思路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加剧学生的学业负担。AI赋能下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真正需要的是“融合思维”,即找到不同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设计同时促进多种能力发展的教学活动。
基于此,本文旨在破解外语类高校国际贸易人才培养过程中数字素养与全球胜任力相互割裂的困境,摒弃传统的“加法思维”改革路径,转而以AI技术为赋能核心,构建“四维协同”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从知识分割到能力整合的根本转变,为外语类高校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提供可操作、可推广的实践范式。
外语类高校在培养国际贸易人才时,普遍存在培养目标定位不够清晰的问题。一方面,受传统办学模式的路径依赖影响,许多院校仍然将“外语+贸易”作为核心培养定位,认为外语优势就是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面对数字化发展浪潮,各院校纷纷在培养方案中增加数字化相关教学内容,但这种调整往往是零散、反应式的,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
现行培养方案中,数字素养和全球胜任力被分割在不同的培养目标条目下,缺乏对二者内在关联的揭示和整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往往将数字技能和跨文化能力视为互不相关的能力要求,难以形成整体性能力图谱。这种碎片化不仅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更体现在教育理念上,教师在教学中很少引导学生思考“数字工具如何服务于跨文化沟通”“全球视野如何指导数据分析”等综合性问题。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载体,也是问题的集中体现领域。当前外语类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大致由以下板块构成:外语类课程(精读、听力、口语、写作、翻译等)、贸易类专业课程(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国际市场营销等)、计算机与信息技术课程(计算机基础、电子商务、数据处理等)。三大板块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各自独立。
具体而言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课程内容重复与缺失并存。如跨境电商课程与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在某些内容上高度重合,但在数字贸易规则、AI工具应用等新内容上普遍缺失。二是课程前后衔接不畅。学生往往先修完计算机课程,再学习专业课程,但专业课程教学中很少要求学生运用已学的数字技能,导致技能遗忘和学习动力不足。三是实践教学能力培育的脱节现象。校内实训往往使用模拟软件,与真实的数字贸易场景存在差距;校外实习中接触的业务又往往较为单一,难以同时锻炼数字素养和跨文化能力。
与理工科院校相比,外语类高校的教学模式更为传统,对新兴教育技术的接纳和应用相对滞后。虽然智慧教室、在线学习平台等硬件条件逐渐改善,但教学理念和方法的变化仍然有限。从课堂观察来看,“教师讲、学生听”仍然是主要的教学形态,启发式、探究式、项目式教学方法尚未得到大范围普及。
AI技术在专业教学中的应用更是处于起步阶段。调查显示,多数国际贸易专业教师对AI辅助教学工具了解有限,在日常教学中很少使用智能推荐、自适应学习、AI辅助评价等功能。即便在涉及数字技能培养的课程中,教学内容也往往停留在软件操作的层面,很少引导学生思考“AI如何改变国际贸易的运作逻辑”“人机协作将如何重塑贸易人才的能力要求”等深层问题。
国际贸易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而外语类高校在实践教学方面普遍存在短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校内实践平台功能单一。多数院校建有国际贸易仿真实训室,安装了模拟教学软件,但这些软件往往侧重于贸易流程的模拟,对数字贸易场景的覆盖不够,对AI工具的训练基本缺失,学生在这种环境中的练习,与实际工作中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第二,校企合作深度不足。虽然许多外语类高校与外贸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但合作多停留在实习基地挂牌、企业讲座等浅层合作。企业真实业务场景、真实数据、真实项目进课堂的案例较少,学生难以在真实或接近真实的场景中获得综合性能力训练。
第三,跨文化实践机会有限。受制于经费、渠道等因素,能够获得海外交换、国际组织实习、跨国企业实践等机会的学生比例较低。多数学生的跨文化体验来自课堂上的案例讨论和外教的课程讲授,缺乏浸润式的真实跨文化环境。这种环境下培养的全球胜任力往往偏向理论化,难以转化为实际的跨文化实践能力。
现行评价体系对数字素养和全球胜任力的培养未形成良好导向。从评价内容来看,笔试仍然是主要的考核形式,侧重于对学生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对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查不够。数字素养中涉及的操作技能、信息处理能力等,很难通过笔试有效评价;全球胜任力中涉及的跨文化沟通、态度价值观等,更是难以量化考评。
一方面,过程性评价开展不够充分。虽然教学文件普遍要求加强平时成绩占比,但日常评价往往简化为出勤、作业、课堂表现等常规项目,缺乏对学生学习过程中能力发展的持续跟踪和针对性反馈。形成性评价的理念和方法尚未真正落地。另一方面,评价主体单一,以教师评价为主。学生的自我评价、同伴评价在能力培养中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全球胜任力中的反思能力、文化敏感性等内隐性较强的能力,自我评价和同伴互评具有独特的价值,但在外语类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教学中应用较少。
教师是人才培养的关键要素,而当前外语类高校国际贸易专业教师队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短板。一方面,具有外语学科背景的教师在外语类高校中占比较高,语言功底扎实、跨文化意识强,但对国际贸易实务和数字技术的理解相对有限;另一方面,具有国际贸易或经济学背景的教师数量相对不足,大多缺乏数字技术的系统训练和业界的实践经验。
“双师型”教师的匮乏,直接影响了数字素养与全球胜任力协同培养的质量。教师不熟悉AI工具,就难以在教学中指导学生使用AI;教师对跨境电商平台运营仅停留在浅层认知,就难以设计出贴近实际的实践项目;教师缺乏跨文化商业实战经验,就难以在课堂上具象化呈现跨文化贸易中的真实挑战。师资队伍建设进度滞后于教学改革的需求,已经成为制约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关键瓶颈。
针对外语类高校国际贸易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目标模糊、课程割裂、AI融合度低、实践薄弱、评价偏颇及师资结构性短板等问题,本文以AI技术为赋能核心,构建涵盖目标维度、内容维度、方法维度、评价维度“四维协同”人才培养模式。
传统培养方案往往将“数字技能”与“全球胜任力”分列于不同培养目标条目之下,导致教学实践中的各行其是。本模式将两大能力有机整合,确立“数字化全球胜任型贸易人才”这一核心培养定位,具体体现为三个层次的整合目标,为后续课程、教学与评价的设计提供了明确的逻辑起点。
一是知识整合层面。要求学生掌握AI与数字贸易的基本原理,熟悉国际经贸规则与全球治理框架,了解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并能识别数字技术与全球化进程交互作用下的新议题与新挑战。
二是能力协同层面。要求学生既能够熟练运用AI工具进行国际市场数据分析、智能谈判、数字单证处理等操作,又能够运用全球胜任力框架分析全球性议题、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立场、参与跨文化团队协作,借助数字化的方式在全球开展贸易活动。
三是素养升华层面。培养学生的数字伦理意识、全球责任感、文化包容性、批判性思维与终身学习能力,使其在人机协同的贸易环境中,始终保持对全球议题的敏锐洞察和客观审慎的价值判断准则。
突破传统“外语+贸易+计算机”的板块式课程结构,构建以“能力主线”为统领、以“AI中台”为支撑的融合型课程体系。
一是确立一条贯穿培养全过程的能力主线,即“数字化全球贸易全流程”,从全球市场调研、跨文化客户开发、国际合同磋商、跨境履约执行,到全球争议解决,每个环节的教学内容均同步嵌入数字操作要求与全球胜任力要求。
二是围绕该主线设置四大整合类课程模块。第一模块“AI与全球贸易基础”,整合数字贸易规则、AI工具入门与国际经贸基本理论;第二模块“数字化全球沟通与协作”,整合AI辅助沟通工具、全球商业礼仪与跨文化理论;第三模块“智能全球市场分析”,整合数据素养训练与全球议题分析、多源信息综合研判能力;第四模块“AI驱动的全球贸易模拟实战”,以综合性项目形式对前三个模块能力进行整合应用,学生在模拟中需要同时运用数字工具和全球胜任力知识、技能与态度。
三是建设统一的智能学习平台作为“AI中台”,集成AI翻译、智能谈判辅助、全球数据可视化、虚拟仿真等工具,支撑所有课程的智能化改造,并实现学习行为分析与个性化资源推送等功能。
教学方法是协同培养模式落地的重要保障。本模式依托AI技术,构建“人机协同、虚实结合”的教学实施路径,具体包括以下策略。
一是项目式学习与任务驱动。以真实或仿真的全球贸易项目为载体,设计需要同时运用数字工具和全球胜任力的整合性任务。例如,“利用AI数据分析工具对东南亚三国市场进行潜力评估,并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贸易策略建议”,通过任务设置使学生在同一情境中同时调动数字分析能力和对全球议题的认知与判断能力。
二是人机分工与认知卸载。AI承担数据采集、初步分析、基础翻译、程序性反馈等低阶认知任务,将学生的认知资源从繁琐操作中解放出来,聚焦于全球策略判断、多元视角整合、伦理价值反思等高阶认知活动。教师则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引导者,负责情境创设、深度追问和价值引领。
三是沉浸式虚拟仿真与真实全球协作相结合。一方面,利用AI+VR技术构建沉浸式全球贸易场景,实现学生与AI驱动的虚拟国际客户、海关工作人员、国际组织代表等角色互动,在安全环境中体验和分析复杂的全球贸易情境;另一方面,与海外高校建立跨国虚拟协作网络,通过中外学生组成混编团队共同完成真实贸易策划任务,在真实的全球协作中,锻炼数字沟通能力和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尊重意识。
四是混合式教学与个性化学习路径。借助智能学习平台的诊断与推荐功能,根据每位学生的数字素养基础、全球视野广度和知识结构,推送差异化学习资源和练习任务,使每位学生都能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内实现两种能力的协调发展。
评价是人才能力培养的“指挥棒”。本模式突破传统以笔试为主、侧重知识记忆的评价方式,建立“双能力动态追踪”的整合评估机制。
一是评价内容上,将学生完成整合性任务的表现作为核心评价对象,而非孤立考核数字操作或全球胜任力相关知识的记忆。每个任务同时产出“数字素养”和“全球胜任力”两个维度的过程性考核材料。例如,在模拟国际谈判任务中,既评价学生使用AI辅助工具的效率与准确性,也评价其分析全球议题、理解对方立场、提出负责任方案的综合表现。
二是评价方式上,实现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利用智能学习平台自动记录学生课程学习、虚拟仿真、团队协作等环节的行为数据,形成个人“双能力发展轨迹图”,实现持续追踪与即时反馈。终结性评价则采用情境判断测验、综合项目汇报等形式,考查学生在复杂全球贸易情境中整合运用两种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是评价主体上,教师评价、AI自动评价、同伴互评与自我反思相结合。AI评价提供即时、客观的操作层面反馈,教师评价聚焦于策略判断与价值层面的深度评议,同伴互评与自我反思则促进学生元认知能力和全球责任感的提升。多主体评价的结果汇总形成数字化全球胜任力综合能力档案,作为学生求职时向用人单位展示综合能力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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