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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身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已习惯于用“表情包”代替面部表情，用“点赞”代替口头赞许，用即时通信代替促膝长谈。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成为青年日常情感流动的主要通道，“屏对屏”正在取代“面对面”成为社交的主流场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5年1月）数据显示，我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29.5小时，其中大学生群体的线上社交日均时长超过6小时，线下面对面交流的时间被压缩至不足2小时。这种转变不是简单的媒介更替，而是深刻地重塑青年一代的情感世界：文字能否准确传递温度？长期隔着屏幕，人是否会逐渐失去解读他人情绪的能力？当越来越多学生感到“网上聊得火热，见面却无话可说”时，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主动回应这一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情感培育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情感问题绝非纯粹的私人心理问题，直接关涉个体能否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能否形成稳定的价值认同、能否在集体中获得真实的归属感，这些内容正是思想政治教育旨在达成的育人目标[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时代新人首先应当是情感健全、善于沟通、能够共情的人。然而，当前高校思政工作对数字社交中的情感变化关注不足，往往停留在“减少手机使用”“提倡线下活动”的浅层倡导层面，缺乏对情感变化机理的深入把握，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引导策略。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数字社交过程中情感传递的结构性衰减，不仅是青年心理健康议题，更是消解思政教育共情基础、弱化集体价值认同的重要变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正视这一挑战，从学科理论资源出发，揭示数字社交情感变化的深层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教育引导路径。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人的异化与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人的情感、意识、交往能力并非先天固定，而是在现实的社会实践，尤其是人与人的直接交往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分工与商品拜物教催生的人的“异化”现象：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中介和遮蔽，原本鲜活的社会交往便退化为功利化的利益交换，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随之变得疏离和片面。

这一分析框架对理解数字社交中的情感变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若将马克思的异化分析逻辑延伸至数字领域，则当代大学生面临的困境在于：当社交活动日益依赖数字平台这一技术“中介物”时，面对面交往中自然流露的情感表达，被过滤、编码、压缩为文字和表情符号。数字社交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同样受到平台界面与交互规则的深刻重塑。前者以货币为中介，后者以屏幕为媒介，二者虽在形式上存在类比空间，但性质迥异。不可否认，这种技术性中介确实引发了交往中情感信息的部分损耗。因此，数字时代下人的“异化”并非夸大之词[2]。

马克思同时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丰富的社会交往和实践中才能实现。这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被动接受数字社交对情感感知能力的侵蚀，而必须主动介入，通过有意识的教育活动改善交往质量，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恢复和发展健全的情感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正是要求教育者将情感培育作为立德树人在数字时代必须守住的阵地。

2.2 情感认同与思政教育的内在逻辑

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被误读为单纯的理论灌输和价值观说教。但事实上，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就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深刻智慧。孔子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强调情感熏陶在人格养成中的基础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也积淀形成了“情理交融”的优良传统。

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视角来看，情感认同是价值观内化的关键中介机制。缺乏情感参与，再正确的理论认知也只能停留在认知表层，无法转化为稳定的信念和自觉的行为习惯[3]。具体而言，情感在思政教育中发挥着三重不可替代的功能：其一，联结功能——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情感信任，是教育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其二，深化功能——情感参与能加深对价值理念的理解深度和记忆持久度；其三，驱动功能——积极的情感体验会激励个体自觉践行认同的价值观。在数字社交日益普遍的今天，如果高校思政教育忽视了情感维度，或者未能适配情感交流方式的时代变迁，可能导致价值观内化机制的断裂——理论讲得再正确，学生心里“不温热”，就无法转化为真正的理想信念。

2.3 媒介环境学的启示：媒介即讯息

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的经典论断，指出媒介形式本身比媒介内容更能影响人的感知方式和思维结构[4]。不同媒介塑造不同的感官配比：文字媒介强化视觉和逻辑思维，电子媒介恢复听觉和整体感知，数字媒介则带来碎片化、多任务并行、浅阅读的特征。媒介环境学家尼尔·波兹曼进一步提出警示，媒介的泛娱乐化倾向会削弱人们的深度思考能力。

将这一理论迁移至情感领域，可以得出核心推论：不同媒介承载情感信息的能力存在结构性差异。面对面交流是“高保真”的情感媒介，能调动人的全部感官；电话保留了语调但失去视觉；文字媒介再次之，仅保留语义而滤掉了表情、眼神、身体姿态等绝大部分非语言信息。当社交方式从“面对面”迁移到“屏对屏”，情感交流的“信息带宽”被大幅压缩——这不是使用者“不努力”，而是媒介本身的结构性限制。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引导学生理解这种限制，既不在屏幕前放任自流，也不简单地要求“回到线下”，而是培养在不同媒介场景中辨别与自主选择的能力。

2.4 互动仪式链理论的参照

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从微观社会学视角揭示了情感如何在人际互动中被生产、传递和强化[5]。柯林斯认为，成功的互动仪式需要四个条件：身体共在、共同关注、共享情感、对外人的边界设定。当这些条件同时满足时，参与者产生集体情绪共鸣，获得情感能量，并增强群体认同感。

“面对面”社交天然满足这些条件：个体共处同一物理空间，注意力集中，情绪相互感染，形成强烈的“我们感”。而“屏对屏”社交，尤其是异步文字聊天，恰恰在“身体共在”上有所缺失，关注点容易分散，情感的同步性和感染力大打折扣。柯林斯的理论从社会学角度印证了一个关键判断：屏幕前的互动难以产生强烈的情感共振和集体认同体验。长期缺乏高强度的情感互动仪式，大学生自身的情感能量会逐渐耗散，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正视和应对的现实问题。

3 两种社交模式的情感传递差异：结构性分析

在完成理论分析后，需要具体比较“面对面”与“屏对屏”两种社交模式在情感传递上的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不是程度上的深浅，而是机制上的不同，理解这一点是后文提出引导策略的前提。

3.1 面对面社交的情感优势与思政意蕴

“面对面”是人类最原始也最丰富的交流形态。当两个人坐在一起交谈时，共享着同一个物理空间和同一段流动的时间——“肉身共在”本身即是一种情感支持。在这一模式下，情感传递依靠多线索同时进行：语言本身只占信息量的一小部分，更多是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眼神的方向与亮度、语调的起伏与停顿、身体姿态的开合与倾斜。相关心理学研究指出，面对面沟通中，约55%的信息传递来自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38%来自语音语调，仅有7%来自语言本身[6]，即学界通用的“7-38-55法则”。

更重要的是，面对面交流具有即时反馈和同步修正的特点：说话者可随时观察对方反应，见皱眉则放慢语速，见微笑则继续深入。这种“边看边调”的机制，使情感误解能被及时发现和修复。同时，面对面交流承载着一种无法被数字化替代的东西——身体的在场。当一个人难过时，陪伴者可能什么也不说，只是坐在旁边，轻拍肩膀。这个动作无法被任何文字或表情包完整复刻，但能传递的安慰和力量真实而深刻。

从思政教育视角来看，面对面交流还有一项被长期忽视的优势：它是价值观情感传递的最高效通道。在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感恩教育等场景中，讲述者激动时声音的颤抖、眼中闪烁的泪光、手势中的坚定——这些非语言信号比任何演示文稿都更能打动人心，激发受教育者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可以说，面对面场景是思政教育“以情动人”的原初场景，是不可替代的育人阵地。

3.2 屏对屏社交的结构性限制

“屏对屏”社交的运行逻辑则完全不同。无论文字、语音，还是视频等线上沟通形式，都经过了媒介的编码与解码，且不同媒介形态的情感传递能力存在显著的梯度差异。

纯文本聊天是目前最普遍的形式，也是情感传递能力最弱的形态。文本过滤掉了全部非语言线索。即便使用表情包和动图补充情绪，也只能传递少数夸张化情绪，而无法呈现细腻微妙的感受：尴尬、犹豫、欲言又止、含蓄的喜欢。文本还存在一个隐蔽问题：它鼓励“修饰”。人们在打字时倾向于选择得体词汇、组织通顺句子，这反而可能遮蔽第一反应的即时真实情绪。研究表明，信息不完整时，接收者更容易将中性内容解读为负面含义。同一个“嗯”字，当面配合点头微笑是肯定，单独出现在屏幕上则可能被解读为冷漠或敷衍。这种解读偏差长期累积，会导致交往者逐渐丧失准确识别他人情绪的判断力。

语音条与语音通话的情感传递效果比文字稍好，保留了语调、语速、停顿、气息等副语言信息，可以听出对方是否在笑、是否疲惫、情绪是否低沉。但语音仍然丢失了视觉信息——看不到表情和眼神。一个人笑着说“我没事”，可能是真的释然，也可能是强颜欢笑，没有面部信息，接收者往往难以做出准确判断。

视频通话最接近线下面对面，但仍有明显差距。受限于屏幕尺寸、画质、网络延迟，加之人们不自觉的“表演性呈现”，反而不如真实见面时放松自然。尤为关键的是，视频中的眼神交流本质上是存在偏差的——看着屏幕上的眼睛，在对方看来其实是看向下方。真正的目光接触——在面对面交流中承载着信任确认和情感联结功能的非语言行为，在视频中几乎无法实现。

虚拟现实社交被视为优化线上沟通可能的解决方案，但即便是最先进的VR设备，也无法复现柯林斯提出的“微观身体协调性”：对话中双方无意识同步的呼吸节奏、身体姿态的镜像反射、皮肤接触的温度传递。这些细微但关键的情感信号，构成了“在场”无法被数字化复刻的内核。

除上述媒介差异外，屏对屏交流还普遍存在反馈延迟与不确定性的问题。消息发出后，发送者不知道对方是未看到、不愿回还是正在斟酌措辞，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会引发焦虑。“已读不回”这一在线下面对面场景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现象，在被拒绝感中带来了持续的情绪困扰。

3.3 结构性差异的总结

综合以上分析，两种社交模式在情感传递维度上的结构性差异可以归结为：面对面社交以“身体共在”为前提，形成多线索、同步性、高保真的情感传递通道；屏对屏社交则以“技术中介”为特征，除便利性与跨时空联结的优势外，不可避免地付出了情感保真度降低、误解风险上升、共情深度削弱的代价。这种差异不是使用者的个体能力问题，而是媒介技术本身的结构性限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厘清这套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在被压缩的情感通道上，持续发挥价值引领的功能？

4 情感变化的双重效应：赋能与衰减并存

数字社交对大学生情感的影响不是单向度的，既有赋能的一面，也有衰减的一面。开展思政引导的前提是客观认识这两个方面，既不盲目乐观，也不全盘否定，但尤其要看清衰减对思政育人目标的深层负面影响。

4.1 积极效应：数字社交的情感赋能

其一，降低了情感表达的心理门槛。对于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或现实中容易紧张的学生，文字交流提供了一个“安全缓冲带”，发送前可反复斟酌，不必担心被看到脸红或语无伦次。这种“情感代偿”机制使许多原本沉默的学生获得表达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交焦虑。有调查显示，超过60%的大学生更愿意在线上而非线下表达真实想法[7]。部分课堂上几乎从不发言的学生，可能在班级群里颇为活跃；当面难以启齿的感谢，可以在微信上认真打出一段真诚的话语，这是数字社交值得肯定的一面。

其二，实现了跨时空的情感联结。远离家乡的大学生可通过视频通话与家人相见，异地恋情侣可每天发语音道晚安，毕业后散落各地的朋友可在群中保持联系。当面对面不可能时，屏对屏提供了“次优但有用”的替代方案。

其三，丰富了情感表达的形式载体。表情包、动图、语音条、短视频等多媒体形式，为情感表达增添了新的可能性。一个精准的“猫猫流泪”表情包，有时比“我很难过”四个字更能传达情绪；一段带着笑声的语音条，比一堆“哈哈哈”更真实可感。这些新型表达工具若使用得当，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文本表达的局限性。

4.2 消极效应：情感衰减及其思政隐忧

数字社交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悄然降低大学生情感交流的质量。这种衰减往往缓慢、不易察觉，但后果真实而深刻。值得思政教育高度警惕的是，它直接动摇了价值认同依赖的共情基础。

情感表达的单薄化与同质化。文字高度编码却缺乏声音与画面的辅助，长期依赖文字交流使情感表达日益扁平。许多大学生反映，和网友聊得再久也总觉得存在疏离感，真正令人温暖的仍是见面的拥抱或眼神。有研究指出，长期依赖文字交流的个体，情感表达反而趋向单一化，大量使用万能表达却难以精准描述复杂情绪[8]。但思政教育必须注意：情感识别能力的弱化，不仅影响微观人际互动，也为思政教育在宏大价值叙事上的有效传递带来了新的挑战。共情能力的弱化，首先表现为日常人际层面的迟钝，但最终可能削弱群体的价值认同基础。

误解频发与“负向偏见”固化。文本交流误解率显著高于“面对面”。人们存在“负向偏见”——信息不完整时更容易将中性内容解读为负面：回消息慢了便怀疑得罪对方，“微笑表情”在不同代际间含义迥异。长期处于高误读环境，个体逐渐失去准确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研究表明，过度依赖数字社交的大学生，在现实情境中对他人表情、语调变化更不敏感，共情能力下降[9]。越习惯屏幕交流，越不会“读人”，这恰是思政教育中“将心比心”“感同身受”等传统方法依赖的基本能力。

网络宣泄引发情绪极化。匿名性和弱约束使情绪表达易走向极端。现实中看到对方流泪会不自觉地收敛；网络上攻击者看不见对方眼泪，反而可能因获“点赞”变本加厉。在匿名或半匿名的网络社群中，情绪宣泄与极化言论屡见不鲜，如非理性争论、含沙射影式表达及情感绑架等现象并不少见。这不仅伤害他人，也让表达者陷入“发泄—后悔—再发泄”的恶性循环。这既是不文明网络行为，更深层反映部分学生缺乏将情绪转化为建设性行动的能力，这一能力正是公民道德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比较与加重情感焦虑。“精装朋友圈”引发持续社会比较，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与抑郁、焦虑正相关[10]。大学生自我认同尚处形成期，对外界评价高度敏感，受比较冲击尤为明显。情感焦虑蔓延，使思政教育中“奋斗”“奉献”等价值倡导面临更复杂的心理阻力，深陷比较焦虑的个体难以从容认同“平凡中的伟大”价值。

线上与线下社交产生的“挤出效应”，削弱集体归属感。“位移假说”指出，线上社交时间增加必然挤占线下社交。长期习惯于线上便捷和低风险，可能使个体对线下社交产生恐惧——因为线下不可修饰、不可撤回、不可“已读不回”，形成恶性循环。集体归属感在共同身体在场和行动实践中生成，当学生日益从线下集体抽离，班级、团支部、党支部等传统组织的情感凝聚力和价值引领力都将被大幅削弱，这是思政教育必须直面的系统性隐患。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消极变化并非数字社交的“原罪”，而是伴随便利性附带的结构性代价。但这一过程并非不可逆转，大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教育引导具有关键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正是引导学生认清这些变化，在数字社交中保持情感的健康与温度，守住价值认同所需的共情底线。

5 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策略

面对数字社交带来的情感新变局，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缺位，但也不能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以下三条策略紧扣前文分析的核心机制，“身体共在”的不可替代性、情感认同的中介作用及媒介的结构性限制，在尊重数字时代现实的前提下，重建情感联结的质量，保障价值引领工作的实效。

5.1 重构“共在仪式”：以高情感浓度的线下活动对冲屏幕的疏离感

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揭示了核心机制：没有身体共在，就很难产生真正的情感能量和集体兴奋。因此，思政教育引导策略的第一要义，不是“减少屏幕时间”的空洞倡导，而是主动创造更多“无法被屏幕替代”的高质量共在场景。

具体而言，应推动传统班会、团日活动等线下活动进行“仪式化升级”。例如，开展“红色家书围读会”，不是让学生各自在手机上阅读电子版，而是围坐一圈，轮流用声音诵读，让文字在空间中产生回响，让诵读者声音的颤抖、停顿、哽咽成为集体记忆的锚点。再如，组织“集体政治生日”，在同一个月入党的学生共同过政治生日，每人当面讲述自己的入党初心故事，现场同学当面回应、当面祝福。这些活动的核心不是“信息传递”，而是“情感共振”，只有在线下场景中，微表情、声音的颤抖、眼神的闪烁才能被完整捕捉，集体共情才能被真正激发。

辅导员和思政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应发挥“情感催化”作用：适时引导沉默、调节气氛，示范真诚的情感表达，营造安全、接纳的场域。关键是线下活动的设计必须让“身体在场”成为不可替代的体验。如果线下活动只是将线上讨论搬到教室里宣读稿件，仍然可以被屏幕替代，也就失去了线下场景存在的独特价值。

5.2 强化“情感体认”：以具身实践重建价值认同的共情基础

前文分析指出，数字社交导致共情能力弱化的深层隐忧在于：无法共情他人情绪的人，也难以真正共鸣于历史悲欢和家国情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提示：健全的情感能力只能在丰富的社会交往和实践中生成。因此，引导策略的第二条主线是：通过具身、沉浸式实践体验，让学生“用身体去记忆”无法被屏幕传递的深层情感。

系统设计与思政教育目标结合的“情感体认”实践活动。在爱国主义教育中，不仅观看红色影片，还需组织“家乡口述史采写”，如让学生回到家乡，面对面地采访祖辈，听他们亲口讲述亲身经历的时代变迁。在劳动教育中，不仅是课堂讲授劳动价值，还有组织集体劳动实践，如共同种一块地、共同粉刷一面墙、共同完成一件手工作品，在“共同流汗”“共同疲惫”“共同完成”的身体共在中，生成真实的情感联结和形成对劳动价值的切身理解。

这类实践活动的核心，在于让学生的身体成为情感记忆的载体。每一次面对面深度交谈、每一次共同完成的集体行动，都在强化不可被屏幕替代的“共情能力”和“归属感”，这正是价值认同赖以扎根的情感基础。

5.3 培育“数字道德律”：在屏幕前重建真诚交往的主体自觉

数字社交不可逆，仅依靠增加线下活动无法解决全部问题。学生大部分时间仍在屏幕前，思政教育必须帮助学生建立在数字媒介中保持交往真诚性和情感清醒度的主体能力——一种数字时代的交往道德律，指个体在面对技术中介时依然保持价值自觉和道德自律的品格修养。这一策略直接回应了媒介环境学关于“媒介结构限制”的诊断，也呼应了马克思关于“异化”与“复归”的辩证逻辑，帮助个体从被技术中介异化的状态中重新建立交往的主体性。

首先，将“数字交往道德教育”纳入思政课教学体系。在“形势与政策”课或“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中设计专题模块，帮助学生理解媒介对情感传递的结构性限制。教学方式不是“禁止”或“批判”，而是“意识唤醒”：让学生自己对比同一件事情当面说和打字说的区别，自己总结哪些话适合线上说、哪些话必须当面讲。在讨论中，引导学生建立简明可操作的“数字交往公约”：重要情感表达优先选择语音或视频而非文字；线上表达情绪时尽量具体化；收到他人线上倾诉时，先确认理解再回应，避免“嗯”“哦”式敷衍。这些公约看似细微，实则是数字时代“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等传统交往美德在数字场景下的具体化操作。

其次，培养“情绪暂停”的内省习惯。针对网络宣泄和情绪极化问题，引导学生建立“发送之前停三秒”的微习惯：在发送一条可能引发争议或情绪过激的消息之前，先自问三个问题：如果当面说，我还会这样表达吗？对方看到这句话最可能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这一训练的深层用意不是压抑情绪，而是在技术制造的“即时性”幻觉中恢复主体的反思时间，让情绪表达从“自动导航”回归到“价值自觉”。这种内省式训练，将思政教育“修身”“慎独”的传统内涵与数字社交的具体场景有机融合，既有学科底蕴，又具可操作性。

最后，应发挥辅导员与思政教师的“情感示范”作用。教师在线上与学生交流时，应有意识地使用比文字更富温度的交流方式：重要话题发语音条而非冷冰冰的文字；学生线上求助时及时回应，并适时提议“要不要见面聊聊”；在班级群中主动示范真诚表达，而非仅作事务性通知。教师对数字交往的态度和示范，本身就是隐性却最具说服力的思政教育载体。学生在被真诚对待的过程中学会真诚待人，在感受温度的过程中学会共情他人。

6 结语

从“面对面”到“屏对屏”，不是简单的工具升级，而是大学生情感生态的结构性转变。这一转变带来了表达便利和跨时空联结的积极面，也引发了情感淡化、共情下降、社会比较焦虑及线下集体归属感瓦解等隐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立德树人的核心渠道，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也不能简单地呼喊“放下手机、回归线下”。数字社交是不可逆的时代大势，思政教育要引导学生在技术浪潮中站稳脚跟，既享受便利，又不丢失人与人之间本真的情感感知能力。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思政情感育人理论、媒介环境学及互动仪式链理论出发，揭示了“屏对屏”社交中情感传递的结构性衰减及其对思政教育共情基础的深层威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构共在仪式”“强化情感体认”和“培育数字道德律”三条引导路径。三者的共同指向是：在媒介环境不可逆转的前提下，通过有意识的制度设计和教育引导，守住情感共鸣的底线，夯实价值认同的根基。

作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核心阵地，思政教育在数字时代的最深层目标，不是让学生戒掉屏幕——这既不现实也不必要，而是让他们在任何媒介环境中，始终保有感受他人温度的能力、真诚表达自我的勇气，以及建立深度情感联结的愿望。这要求新时代青年大学生保持一种清醒的“媒介自觉”：既能在线上驰骋表达，也敢于在线下坦然相见；既能点赞他人的精彩，也能共情身边的平凡。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保持情感能力的平衡与完整，本身就是数字时代青年主体修养的应有之义。

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数字时代，情感自由而健康的发展，依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技术终将更替，但人与人的真诚相遇、心与心的真实触动，永远是教育不可舍弃的基石。思政教育的责任，正在于此；时代青年的担当，亦在于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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