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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77年，朱莉安·豪斯（Juliane House）在《翻译质量评估模板》（A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过滤”的概念，后来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将其定义为文化特色词的自然化、归化或改写（1997）。在中国，文化过滤最先兴起于比较文学界，曹顺庆（2005）认为文化过滤是接受者对交流信息进行的选择、变形、伪装、渗透和创新等。此外，董洪川（2001）、乐黛云（2004）、杨仕章（2011）等也对文化过滤的定义和机制进行了界定。

在以上定义的基础上，学术界就这一普遍现象从不同角度开展了相关研究：童真（2008）分析了文化过滤在《大卫·科波菲尔》的三个中译本中的表现形式，认为译者通过删减、增译、意译甚至误译对原作进行了“再创作”；李丹（2010）则从跨文化角度研究了文化过滤，提出文化过滤是强制性文化灌输或主动文化“拿来”的必由之路，而现实语境、语言翻译、传统文化因素、接受者的个体接受屏幕是文化过滤机制中的主要因素；陈晓莉和徐秋菊（2012）以伊文·金《骆驼祥子》英译本为例，肯定了文化过滤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必然性，总结了文化过滤的作用机制和外显形式，后者具体呈现为译本情节改动、大段删节、增写添加、阐释加注；王彬（2017）以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为研究语料，主要探究了法律术语和中医学术语翻译中的文化过滤，归纳出深化、浅化和删减三种过滤策略，其中深化主要表现为深度翻译，如增加注释、引言、插图。令人遗憾的是，译界的国内外学者主要着眼于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过滤，典籍中的文化过滤研究几乎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蛮荒之地。另外，有关文化过滤的研究多聚焦于微观翻译技巧，鲜有学者就跨文化层面对比古汉语、现代汉语、英语之间的差异，深挖文化过滤对文学作品对外译介的意义和启发。

一方面，本文基于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提出的重写理论（Rewriting Theory），以张善文今译、傅惠生英译《周易》为例，探究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对典籍翻译的影响，挖掘典籍外译与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本文结合《周易》外译中涉及的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剖析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二次文化过滤现象，借此辐射其他典籍的对外译介研究。

2 《周易》英译研究

《周易》是中国古代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广大而精微，透过一阴一阳，包罗世界万象。《周易》既涵盖自然科学，又包括伦理道德，是一部囊括哲学、科学、天文、地理、军事、经济、历史等的大百科全书，为解决宇宙、人生纷繁万象提供了参考宝典、智慧之钥。

近年来，《周易》英译研究成果丰硕，研究方向主要聚焦在以下三大领域：第一，对外译介研究，林金水（1988）、蓝仁哲（1991）、管恩森（2012）、杨宏声（1994）、杨平（2015）、吴钧（2011）、张的妮和廖志勤（2015）等学者探讨了《周易》在国外的翻译与传播，涵盖翻译史梳理以及历时性研究；第二，译本本身研究，岳峰（2001）、任运忠（2008）、熊谊华和占慧芳（2011）等人致力于对文本的细致研究，包括不同英译本的比较研究、译本风格、翻译策略等探索；第三，从文化角度研究译本传播，此类研究起步较晚，可列为新兴研究方向，代表人物有彭玥和曾绪（2017）、吴钧（2013）、向鹏（2014）和王晓农（2017）等人。

通过研读文献可发现以下问题：首先，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将《周易》视为一部预知未来的占卜之书，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学问，进而为《周易》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使人望而却步；其次，相比于其他中国典籍，《周易》相关研究数量较少，仍未得到足够重视；另外，研究方向较为单一，多为翻译史和译本语言方面的研究，很少注重典籍翻译中的跨文化交流，鲜有学者关注《周易》中的特殊数字、抽象图像以及文化负载词中涉及的文化过滤现象；最后，译本研究多集中于理雅阁、贝恩斯、闵福德等西方汉学家的英译本，而忽视了中国本土译者的英译本研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时代强音。如何挖掘《周易》的广博哲理，使之以更丰满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如何激发英译本的多元化研究，促进与其他学科的糅合？中国译者如何以更加挺拔自信的状貌外译典籍？在对外译介过程中，译者如何处理原著背后深厚的文化因素？本文以二次文化过滤为切入点，选取傅惠生《周易》译本中的典型重写案例进行分析，以期探寻国学经典作品蕴含的中华文化元素英译之道。

3 译本中的二次文化过滤剖析

根据奈达（Eugene A. Nida）的分类，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生态文化和语言文化，而为达到跨文化交流对原文进行的重写都可视为文化过滤。在中华典籍的对外译介过程中，翻译可大致归纳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语内翻译，其次是现代汉语与对应外语的语际翻译，因此原文本实际经历了两次重写、两次文化过滤。本文以傅惠生《周易》译本为例，主要聚焦于典籍在现代汉语译文转为英文译文过程中的二次过滤现象。

勒菲弗尔提出，翻译中的重写受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影响。他（2004）指出，意识形态是社会盛行的习俗、信仰以及影响个人思想行为的价值观、生活经历、美学鉴赏力等；诗学既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又指文学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媒体、出版社、宗教组织、政府机构都可以充当赞助人，鉴于商业利益、图书发行量、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赞助人既可以推动文学作品改写和传播，同时又有可能成为妨碍文学作品改写和传播的力量。以下将分别探讨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影响下译本中的文化过滤现象。

3.1 意识形态与文化过滤

意识形态的概念并非局限于政治意识形态，还包含其他众多领域，如社会中的规范、传统、信仰以及影响我们行为的其他观念。意识形态是社会及其文化的产物，有文化的地方则必然形成其特殊的意识形态。王东风（2003）指出，“翻译，从根本上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本土的价值体系而言，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渗透，它意味着破坏，意味着颠覆，因而也就意味着对本土文化的考验”。因此，鉴于意识形态的重要地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谨慎处理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表达，适当进行文化过滤，缩小不同意识形态带来的文化冲突。

3.1.1 物质文化的重写与文化过滤

物质文化主要体现在与衣食住行等相关的表达中，同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密切联系。不同生活环境下的物质文化难免有所迥异，表达多样，译者需正确把握源语与目标语中隐藏的特殊文化元素，掌控重写力度，还原原文含义。

例1

原文：六四，括囊，无咎无誉。（《坤》卦）

译文：Six at the fourth line, he keeps silent as if a sack were tightly fastened at the mouth. He can avoid harm and does not expect honor.（Fu Huisheng and Zhang Shanwen，2008）

分析：原文中的“括囊”一词属于物质文化负载词，“括”在此处为动词，意为“收紧”，“囊”指麻袋。在语内翻译中，“括囊”表层含义被转换为“收紧麻袋”，而深层含义指口风紧。“括囊”在中文中表达简洁，含义深远，但目标语中缺乏对应文化意象，若将该词直译则会丧失原文蕴意。鉴于物质文化之间的差异，译者为准确传达意义，将对应译文转化为句子，并采用增译手法对语义进行详细阐释，凸显该词内涵，并利用“as if”将暗喻转化为明喻。通过二次文化过滤进一步重写了原文，译文自然流畅。

3.1.2 社会文化的重写与文化过滤

一般而言，社会文化指特定地区的人们对事物约定俗成的观念，反映了不同国家的历史、风俗、传统和社会制度。由于源语与目标语中的社会文化存在差异，文化意象也难以完全吻合，因此翻译中难免会对社会文化做出适当过滤与重写。

例2

原文：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候。（《屯》卦）

译文：Nine at the bottom line, he hesitates without advance; it is appropriate to live a peaceful life and persevere in the right way. It is appropriate for the king to enfeoff vassal states for their pledged services.（Fu Huisheng and Zhang Shanwen，2008）

分析：对比原文和译文可见，本土译者对中国历史的社会背景了解较为透彻，能够精确捕捉原文蕴涵。译者将原文中的“利建候”灵活处理为句子，利用增译的方法补充了相关社会背景信息，令读者耳目一新。译文中的“enfeoff vassal states” 揭示了西周典型的分封制，即统治者巩固奴隶制国家政权的手段，再现了原文社会历史文化特色，重写后的译文贴近原文，有助于促进文化交流传播。

3.1.3 宗教文化的重写与文化过滤

人们通过宗教祈求和平、幸福、原谅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信奉的神明各异。作为一大敏感话题，宗教既能引发共鸣，加强团结，也会激发冲突，导致战争，宗教的相关表述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自然成为一大难点。有鉴于此，译者应考虑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国家地区的意识形态，灵活转换，尽量避免误解。

例3

原文：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观》卦）

译文：The Guan hexagram symbolizes observation. After you observe the lib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acrificial ceremony, you can ignore the detailed rituals of presenting food to the spirits and ancestors, because at this moment you are filled with solemn respect. （Fu Huisheng and Zhang Shanwen，2008）

分析：在中国古代，无论贫富贵贱，人们都非常重视祭祀仪式，且祭祀对象并不单一，祭祀过程的复杂程度超乎现代人想象，所用器皿、食物、酒等皆有特殊要求。张煜珧（2019）认为，周朝的祭祀对象可大致分为五类，即天、地、祖先、河神、山神等，而西方文化中则缺乏对等仪式。原文虽然提及周朝的祭祀活动情景，但祭拜对象并不明晰，译者对此并未妄加揣测，而是适当过滤了此处涉及的宗教文化，仅将祭拜对象模糊处理为“spirits and ancestors”，巧妙搭建了文化传播的桥梁。但另一方面，读者也失去了体验丰富文化语境的机会，仅能从表面理解原文大意。

3.1.4 生态文化的重写与文化过滤

基于各自的生活经历和习俗，人们常常赋予生态环境和动植物以特殊内涵，托物言志，借景抒情，进而形成各类生态文化，相同的动植物可承载完全不同的含义。在不同地域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各类文化相互碰撞，激荡摩擦，相似文化意象之间交融贯通，不同文化意象之间吸纳借鉴。

例4

原文：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蛊》卦）

译文：Six at the bottom line, he solves the trouble left by his father. The son can accomplish his father’s cause. There is no harm. Even if he experiences dangers, he will receive good fortune in the end.（Fu Huisheng and Zhang Shanwen，2008）

分析：在中国，“蛊” 常被视为一种剧毒昆虫，人们提及便不寒而栗，甚至将其与巫术挂钩，因此，“蛊”常用以形容棘手难缠之事。在上述原文语境下，译者径直指出“蛊”的隐喻义，而过滤其特殊的生态意象。虽然读者无从知晓文字背后的原始文化信息，但文化过滤也减轻了阅读负担，有助于目标读者把握主旨大意，行文流畅，符合读者期望。

在典籍外译中，意识形态会无形之中对译者施加影响，促使其对源语进行重写和二次文化过滤，以达到文化传播和交流的目的，具体可从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生态文化中搜寻文化过滤痕迹。译者是不同国家之间跨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媒介，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外国译者和汉学家在翻译过程中可能会寻章摘句，过度偏离原文。相比之下，本土译者虽然在目标语功底方面有所欠缺，却能够牢牢坚守传播中华文化的初心、使命与担当，再现原文风韵，不曲解原文，不伪造译文，尽可能以简洁通俗的方式再现古文深层含义。

3.2 诗学与文化过滤

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在发音、句子结构、语法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因此即使是当代中国人也很难透彻理解一篇古文言文。翻译典籍的前提是译者应当对古汉语有着深厚造诣，融会贯通，通过灵活重写为目标读者移除语言障碍，以下将从诗学角度对语言文化的过滤现象进行分析。

3.2.1 选择性重写与文化过滤

在汉语长期进化过程中，很多古今字词的读音、意义等发生了重大改变，进而产生了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等现象，如果译者将其现代汉语中的意义盲目套入古文，很容易使读者不知所云。因此，译者应谨慎对待原文，不能一律追随字词的表面含义，而应根据语境进行对多种语义进行选择性重写与过滤，正如孙艺风（2007）所言，翻译中微妙的语义变化多源于深层文化倾向。

例5

原文：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师》卦）

译文：Six at the fifth line, there are beasts in the fields and it is easy to catch them. There is no harm. A wise and upright elder is appointed as the army commander, there will be victories. If an evil inferior man is appointed instead, the army will suffer defeats and carts will return with dead soldiers.（Fu Huisheng and Zhang Shanwen，2008）

分析：原文中的“长子”“弟子”属于古今异义词，若按现代含义解释则词不达意。为使译文清晰明快，译者过滤掉了这一语言文化现象，仅选择古文含义，有效避免了歧义。“禽”也为古今异义词，今义特指鸟类，而古义为兽类的总称，译者此处仅选择了原有意义，译为“beast”（兽）。此外，对比原文和译文可见，译文中增译了“长子帅师将会产生胜利”的含义，这一改动准确传达了言外之意，恰到好处，译文可读性强。

3.2.2 重组性重写与文化过滤

鉴于英汉语之间存在各种差异，译者在跨文化翻译过程中需灵活调整原文，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之上按目标读者习惯重组句意，借助各种方式传达原文含义。形合和意合分别是英语与汉语的显著语法特征，且汉语句子多动词，喜重复，而英文句子偏静态，常用不同词语传达同一含义。因此，在汉英转换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其各自句法特点对句式适当重组，以适应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例6

原文：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卦）

译文：Observation of the colorful celestial phenomena can help people understand alteration of seasons. And observation of the rich and bright colors of human beings can enlighten them and bring peace to the whole land.（Fu Huisheng and Zhang Shanwen，2008）

分析：古汉语言简意赅，内涵深厚，翻译过程多需经过借助训诂学转化为现代汉语。在上文中，译者不仅解释出了原文含义，还考虑到了英汉语的句式特点，将源语中“观乎……以……”结构转化为“Observation of … can”，实现了句式对应与重组，因此在目标语中再现了源语的平行结构，也体现出汉语呈动态、英文呈静态的特点。经过句式的重组性重写与文化过滤，汉语中松散的句子结构被糅合为完整的英文句。

3.2.3 创新性重写与文化过滤

为实现典籍跨文化传播并尽量再现原文特色，译者常常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原文进行适当创新性文化过滤，修辞的处理即是一大典例。修辞可为文章增添活力和趣味，但不同语言之间的修辞韵味往往并不相同。汉语为隐性意合语言，一般外国读者难以把控松散汉语语句中存在的众多修辞含义。译者在汉译英过程中，应当对晦涩修辞进行转换，实现创新性重写与文化过滤，同时利用英文中的特定连接词保证词句、篇章之间的连贯性。

例7

原文：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

译文：IMAGE：Heaven moves forever vigorously, likewise, a superior man strives on his own initiative constantly.（Fu Huisheng and Zhang Shanwen, 2008）

分析：一直以来，原文被视为中国脍炙人口的警句，常用于激励人们勇于接受挑战，自强不息，隐藏之义为人应当以“天”为榜样，并从中借鉴拼搏奋斗精神。虽然原文中看似没有明显的修辞手法标志词，但却存在类比手法。在译文中，译者推陈出新，大胆改写原文以揭示这一含义，并运用提示词“likewise”来表明文中所用的类比手法，使原文含义跃然纸上，有助于目标语读者理解原文。

诗学与语言文化紧密相关，在翻译过程中，诗学与译者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有着直接关联。为避免原文在异国出现“不服水土”的情形，译者需要斟酌西方国家的主流诗学和目标读者的阅读口味，把握不同的语言文化，进行选择、创新、重组性文化过滤，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风格，以便顺利传达原文意义。

3.3 赞助人与文化过滤

在重写理论中，尽管赞助人处于文学系统之外，其作用仍不容小觑。赞助人出于各种目的对翻译给予赞助，同时也需顾及市场利益、传播效果等多种要素。中华典籍不仅见证了中华古老文明的文化成果，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给予了典籍外译足够的重视，推出一系列出版工程系统地对外输出典籍，保证典籍在两次重写和两次文化过滤过程中仍能保留原有特色。

3.3.1 出版工程与文化过滤

作为中华典籍外译的重要窗口和权威渠道，《大中华文库》国家重大出版工程于1995年立项，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联合领导。截止到 2018 年底，《大中华文库》共完成了111种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和出版，其翻译质量得到了国内外的肯定。

《大中华文库》汇集了众多出色的高水平译者和专家，致力于古汉语、现代汉语和外语之间的翻译，为国内的典籍外译研究提供了重要语料来源。为确保国家水准和传世价值，《大中华文库》的每一本书都经过了严格审校和积极文化过滤，浓缩了中华典籍的精华。许多和许钧（2015）指出，“《文库》中的每一本书，除经过出版社正常的‘三审’程序之外，还要经过《文库》编委会指定专家的‘二审’”。张善文今译、傅惠生英译《周易》即为该出版工程下的重点图书之一。张善文国学功底深厚，精通易学研究，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带头人，保证了今译文化过滤的质量，傅惠生致力于典籍英译，多部译作被纳入《大中华文库》，翻译水平出众，对二次文化过滤的力度有着合理把控。

3.3.2 编辑与文化过滤

编辑包括封面编辑、艺术编辑以及对特定领域的内容进行评估。编辑的主要工作如下：评价，设计版面，校对以及修正，且对书籍的最终出版持有决定权。因此，在书籍最终出版前，译作还要经历编辑的过滤和改写。

鉴于《周易》原文为古文，经文化过滤后呈现古文、现代汉语、外语三语对照的版式，其编辑工作极其复杂，工作量较大。在印刷方面，总编辑杨牧之表示，《大中华文库》有专门的印务小组，保证了整套丛书的版式、装帧、纸张都整齐划一。此外，考虑到典籍的特殊重要地位，编辑在设计封面时会尽可能地呈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融入富有特色的中国元素，以便展现中国特有的精神风貌，达到吸引读者的效果。傅惠生《周易》译本的封面古朴庄重，主要涵盖故宫门环、黄河壶口瀑布以及万里长城。杨牧之（2007）谈到，门环象征叩开中华文化的宝库；瀑布代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势不可挡；万里长城表示中国文化经典筑成的文化之城。

3.3.3 政府与文化过滤

《大中华文库》的出版翻译工作被列入国家“十五”规划和“十一五”规划的重点项目。2011年，《大中华文库》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有力政策给予支持。在大力赞助的同时，政府对出版质量也进行了严格管控，努力将其打造成代表中国文化的精品。《大中华文库》出版后，多次被作为国礼送给外国领导人和学术机构，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播。

《周易》的本土译本主要有1935年沈仲涛英译本《华英易经》，1993年汪榕培、任秀桦英译本《易经英译》，1995年罗志野英译本《易经新译》以及2008年张善文今译、傅惠生英译本《周易》。就赞助人而言，傅惠生英译本《周易》是首部获得政府出版工程赞助的英译本，整体翻译质量得到了较大提升。在译作出版前，政府按照市场、售量、政府要求等要素对《周易》译作进行了文化过滤，在保留原作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进行深加工，通过幕后工作影响了译作。

因此，政府通常是典籍外译“走出去”的主要助推剂，新时代中国应该大力自主推动中国典籍外译，“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国家重大翻译出版工程更应发挥应有的作用。

4 结束语

鉴于中华典籍本身是传统风格的文言文，为缩小文化隔阂，减轻目标读者的阅读负担，源文本的对外译介一般会经历两次文化过滤。本文主要探讨了典籍外译中的二次文化过滤现象，借助重写理论分析了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傅惠生《周易》译本的影响，主要发现如下：首先，意识形态是社会及其文化的产物，而文化过滤是译者在不同文化下实施的妥协手段，可弥合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物质文化、宗教文化、生态文化、社会文化鸿沟，促进跨文化交流；其次，在诗学和语言文化方面，典籍外译不仅要考虑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异同，还要留心英汉语之间的差异，在三者之间巧妙斡旋，进行选择性、重组性和创新性重写与文化过滤，促进文化互鉴、文明互鉴；最后，赞助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常在幕后操纵文化过滤，对译作进一步精加工。傅惠生《周易》译本折射出文化过滤存在的合理性，而二次文化过滤现象可为中华典籍的对外译介提供一定启发和借鉴意义，助推中国典籍迈向世界，凸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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