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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于21世纪初，21世纪前20年进入批评性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research，CDS）阶段。在特定的社会情景中，研究语言和话语，批判性话语分析就是在这种情景中关注着由特定语言社团中创造的语言应用。这一话语分析的目的就是解释出语言意识。批判话语分析调查具体语言结构后的意识隐形含义。Fairclough（1995）揭示出意识形态含义和社会权利的关系是具有高度的隐蔽性的。但是必须要揭示它们，因为他们制约着社会生活，因此批判话语分析体现动态的社会关系。话语是由相互交错的权利关系和权利斗争所决定的。Fairclough 认为文本话语的顺序和连贯性同样取决于隐性的社会假设。控制话语的权利可以体现在选择一种特定的具体语言表现形式从而抛弃另一种语言的具体表现。而大众更愿意接受一种被解读过后的语言形式。每个社会的发展过程都受到特定话语的影响。而从这个层面讲，批判话语分析在社会文化生产和改变中扮演着重要的社会文化角色。三层结构中包含着实际的文本话语，另一个就是话语选择。这其中包含了话语的创造，写作，说话，阅读和听解。第三层级就是更大的社会背景。因此任何社会的层级关系和地位能够被这些语言选择体现，比如称谓系统选择，修辞选择等。

批评性话语分析于1995年正式引入我国学术界。经过短短25年的时间，经过最初的翻译和审稿阶段，已被广泛接受。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以批评话语分析的原理和方法来探讨其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现代语言学科发展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将批评语篇分析作为一种工具来开展口译研究。同时，在翻译研究领域（包括翻译和口译研究），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是将翻译和口译概念化为社会活动，笔译和口译不仅是语言和交际中介，也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中介的代理人（Inghilleri，2003）。在本研究中，我们对2018年《新丝绸之路》的小组讨论进行了语料库分析，旨在研究中国口译员在口译中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然后总结一下译员在会议中是如何处理负面词汇的。本文还将分析中国政治话语中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语言表达。

2 研究问题和理论框架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探讨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如何指导口译者服务于既定的话语权力关系。本文将探讨以下核心问题：译者运用话语分析策略处理消极政治话语。

2.2 理论框架：批评性话语分析

政治语篇分析的一个典型方法是批评语篇分析，其中包括术语批判语言学（CL）和批评性话语分析。事实上，近年来批评性话语分析（CDA）似乎更受学者的欢迎，并被用来指代以前被认为是语言实践的理论，批评性话语分析将语言作为社会实践，并认为语言使用的语境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批评性话语分析尤其关注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如今，批评性话语分析这个术语更具体地是指学者们的批判语言学方法。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各种形式都有很强的理论基础，那么不同的形式是参考了哪些理论呢?关于这一点，学者分析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从微观社会学视角到米歇尔·福柯传统中的社会和权力理论，社会认知和语法理论，以及从更大的理论传统中借来的个人概念（Wodak and Meyer， 2015）。批评性话语分析遵循了一个复杂的社会批判概念，它包含了至少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其中两个主要与认知维度有关，一个与行动维度有关（Reisigl 2001）。批评性话语分析（CDA）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文本分析方法，适用于第二语言教师和研究人员。它被描述为对文本分析的一种方法或态度，而不是一种逐步的方法。批评性话语分析与其他形式的语篇分析有六个主要区别。首先，它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真实的文本不是在孤立的情况下产生和阅读（或听到）的，而是在某些具有所有复杂性的现实世界背景下产生和阅读的。因此批评性话语分析是高度上下文敏感的，所以在使用批评性话语分析这一方法时，学者会考虑到文本和上下文因素，包括历史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分析给定文本的产生和解释。第二，尽管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作用范围广泛，但它是一种高度整合的话语分析形式，因为它试图将至少三个不同层面的分析统一起来：文本、创造和解释文本的话语实践（即听、说、读、写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背景。这样做，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目的就是展示这些层次是如何相互关联的。第三，批评话语分析非常关注重要的社会问题，因为“语境”不仅包括文本产生和解释的直接环境，还包括更大的社会语境，包括相关的文化、政治、社会和其他方面。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者和理论家认为，既然分析的范围没有限制，我们不妨选择那些可能对部分人的生活产生实际影响的文本。第四，在分析这些文本时，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实践者通常站在道德立场上，聚焦到权力不平衡、社会不平等、非民主实践和其他不公正的社会问题上，希望能让读者意识到这些不公，从而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使用critical这个术语，批评性话语分析不仅描述了不公平的社会、政治实践，而且明确地对它们进行了批评。第五，批评性话语分析采用“社会建构主义”的话语观，遵循米歇尔·福柯、米哈伊尔·巴赫金等人的后结构主义哲学，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实践者认为，人们对现实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构建的，并以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的使用为中介。因此，“现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这就增加了向更好的方向改变的可能性。通过关注话语实践的语言和其他要素，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者试图阐明社会中的主导力量如何构建有利于这些力量利益的现实世界。通过揭露这种做法，批评性话语分析学者的目的是支持这种压迫的受害者，并鼓励他们反抗。特别是，研究者尽量减少学术术语和复杂语法的使用，即使冒着在分析中失去一些准确性的风险。总之，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活动是对被认为对特定社会具有政治或文化影响力的书面或口头文本进行仔细分析。但是文本分析活动不能孤立地进行；相反，研究者必须始终考虑到文本所处的更大范围的上下文。（Fairclough，1992）

3 研究数据

研究数据来自2018年“新丝绸之路”的小组讨论。该语料库包括来自相关行业的一名主持人和四名小组成员。他们主要从身份认同、文化外交、社区社会成本等角度讨论了中国重新定义的新丝绸之路将如何改变沿线的文化和历史动态。为了建立英汉口译语料库，将视频正字法转录为中英文文本。转录源语篇的字数为6260个英语单词，转录目标语篇的字数为3798个分割的中文单词。

3.1 案例分析

由中国政府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包括两个主要部分，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条现代丝绸之路将把65个国家和44亿人口从中国西部的西安（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连接起来，穿过中亚，到达中东、俄罗斯和欧洲。这条海上道路旨在连接南海、印度洋、东非、红海和地中海。该小组主要从身份认同、文化外交、社区社会成本等角度讨论了中国重新定义的新丝绸之路将如何改变沿线的文化和历史动态。四位嘉宾结合各自的行业经验，对“一带一路”倡议发表了具体评价和意见。多数发言对“一带一路”倡议持肯定态度，但仍有部分发言者提出了否定意见。正如有学者指出，口译员在口译和重新语境化过程中往往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而不仅仅是承担“翻译机器”的固定角色。中国译员采取了有效的策略来应对这些负面评论，以保持中国的话语权。她采用的两种主要方法是加强积极话语和减少消极话语。

3.2 加强积极话语

中国口译员通过在正面评价之前插入强化词来实现对评价性源语的操纵，在话语上强化了源语的积极价值。当一位美国摄影师提出“Chinese embrace more culture”作为事实信息时，译员在此增加了一个强化的正面评价“very”（非常），强化了中国对待世界文化态度的正面价值。

例1：增加强化积极性的评价话语

ST（身份：美国摄影师）：China embraces more culture and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may be proposed by China，but is can only be success not only belong to China.

TT：中国对世界文化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尽管“一带一路”是由中国提出的，但是“一带一路”的成功不只属于中国。

回译：China is very open to world culture. Alth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roposed by China，the succes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oes not only belong to China.

3.3 减少消极话语

在国际论坛上，中国口译员还会通过省略或中和演讲者的负面词汇来达到树立国家积极形象的目的。这些口译策略也反映了译员在口译中的决策选择，经过口译人员的调整，译文更符合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文化价值观。

例2：中和负面评价

ST（身份：美国记者）：For example，that many，many of the symbols that China shares to it’s neighbors which are not properly being promoted，embraced and celebrated.

TT：和邻国去更多地去分享，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

回译：To share more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I think China can do better.

在例2中，当一名美国记者认为“many of the symbols that China shares to it’s neighbors which are not properly being promoted，embraced and celebrated”，这名口译员就对说话人的否定表达“ not properly”进行了中和，处理为积极的表达“中国可以做得更好”，以加强中国文化输出的积极影响。

例3：省略负面评价

ST（身份：美国记者）：Would it create a lot of this kind of cities where people don’t know who they are and where we also ever found out who we are？

TT：在推广过程当中，你们肯定会遇到一些城市来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会不会也给他们带来这些迷茫感，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找到到底自己是谁，找到这样的身份认同，对你们能不能帮着我来认识我自己到底是谁？

回译：In the promotion process，you will definitely encounter some cities that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ir residents，will it also bring them these feelings of confusion，can we also find out who we are and find such an identity? Can you help me to know who I am?

在例3中，这位美国记者认为“Would it create a lot of this kind of cities where people don’t know who they are and where we also ever found out who we are?”作为事实信息，译员省略了发言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看法，以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的积极影响。在这里译员采用了积极的翻译策略，省略了说话人的负面评价。

4 结论

本文章研究了中国会议口译员如何在国际论坛上处理消极的政治话语，以通过批评性话语分析促进国家的积极形象。定性分析解释了他们决策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研究发现，口译员的词汇选择反映了他们作为中国政府的制度口译员的立场，这是由他们的制度口译规范所驱动的。本研究旨在探索口译研究与批评语篇分析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语料库工具在政治语篇批评语篇分析中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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