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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以其复杂的意识流手法而闻名，尤其是独特运用了时间蒙太奇和多视角叙述，这使其成为翻译研究中颇具挑战性的文本。尽管已有针对该作品汉译的研究，但主要集中在翻译策略、语言难度以及文化适应等方面，对翻译风格的系统性分析仍然相对匮乏。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定性分析，缺乏量化视角，尤其在叙述视角的翻译策略方面存在不足。本研究将借助语料库方法，分析比较李文俊与李继宏两个版本《喧哗与骚动》的翻译风格，特别是宏观语言特征（如标准类/形比、词汇密度、平均句长）与叙述视角（如及物性、情态动词、空间指示词和人称代词）的翻译策略差异。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旨在探讨两位译者在翻译该作品时所展现出的不同风格，并揭示翻译策略背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动机。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意识流小说翻译特点的理解，还能为翻译风格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1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风格研究

翻译风格始终是翻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它关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对源文本进行塑造、改动或者忠实再现，同时顾及目标读者的需求。翻译风格体现了译者的个人语言选择与文化调适，往往是译者独特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翻译策略的综合体现。随着语料库工具的引入，翻译风格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显著变革。Baker（2000）首次提出利用语料库工具研究文学翻译及翻译风格的方法，这一创新为翻译风格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的重点包括译者的语言特征、翻译策略、意识形态以及叙事特征等（周小玲、蒋坚松，2010；李克莉，2016；胡开宝、谢丽欣，2017）。

尽管学术界对翻译风格的定义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普遍认为，翻译风格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出的独特语言选择，这些选择使译文区别于其他译本。这些翻译选择既能够从宏观层面加以分析，也可以从微观层面深入探究。宏观层面主要关注翻译的非语言特征，如文本选取、翻译策略、前言后记的使用以及注释等；而微观层面侧重于译者在语言运用上的具体偏好，例如词汇、句法、话语结构等语言特征（胡开宝，2011）。本研究聚焦于翻译风格的微观层面，即译者在语言表达上的具体选择和表现方式。

在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中，通常运用两种基本的比较模型：类比模式（T－型）和平行模式（S－型）（黄立波，2018）。类比模式借助类比语料库进行分析，比较不同文本中的风格特征和语言差异，更着重于研究“译者风格”，即特定译者在其所有翻译作品中展现出的统一且稳定的个人语言偏好，这些偏好不受原作或原作者风格的影响，能够将该译者与其他译者区分开来（Baker，2000；Olohan，2004；Munday，2008；Saldanha，2011）；而平行模式则通过平行语料库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文本进行对比，考察不同译者对同一译本所采取的不同处理方式和策略，更侧重于“译本风格”，即不同译作中呈现原作特征的独特方式（Bosseaux，2004a，2004b，2006，2007；Winters，2007）。本研究采用平行模式，通过比较《喧哗与骚动》两个汉译本的翻译风格，考察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语言表达上的微观差异，探究这些差异背后的翻译策略及其对译文风格的影响。

2 语料库构建与研究参数选择

在本研究中，参数的选择是分析李文俊和李继宏两个译本翻译风格差异的关键环节。依据黄立波（2018）的分类，现有的翻译风格研究通常涉及四大类参数：形式类参数、语言类参数、叙事类参数和综合类参数，如表1所示。

表 1 翻译风格中涉及的四大类参数（黄立波，2018）

Table 1 The four major categories of parameters involved in translation style

黄立波（2018）提出了选择翻译风格研究参数的独特视角，强调明确性和兼容性这两个核心标准。明确性要求所选参数能够有效捕捉译者语言行为的独特性，确保翻译风格的特征得以清晰呈现；兼容性则关注各参数之间的协调性，确保这些参数共同使用时能够揭示译者语言使用的一致模式，且不会相互冲突。在这两个标准的指导下，参数选择能够为翻译风格研究提供更为细致和一致的风格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参数在揭示翻译风格差异时具有同等作用。例如，在分析文本复杂度时，诸如词长、句长和标准类/形比等指标，可能仅能揭示翻译文本在单一参数上的差异。因此，单独依靠这些参数，或许很难得出关于翻译风格总体差异的有力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平行语料库，包含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原文以及李文俊（1984）和李继宏（2018）两个版本的译文。通过采用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本文分析了两种译文之间的差异，重点考察了宏观语言特征和叙事视角标记的不同之处。

3 宏观语言层面对比

两译本的标准类/形比、词汇密度和平均句长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李文俊译本和李继宏译本标准类/形比、词汇密度和平均句长

Table 2 The parameters of Li Wenjun’s and Li Jihong’s translations include standardized type / token ratio (STTR), lexical density, and mean sentence length

根据表2中的数据分析，李继宏译本的标准类/形比（高0.34个百分点）和词汇密度（高2.79个百分点）均高于李文俊译本，这表明李继宏的译本在词汇多样性方面更为丰富，且在内容词使用上更为紧凑，其阅读难度相对略高于李文俊译本；而李文俊译本的平均句长（高0.89个百分点）略高于李继宏译本，这表明李文俊译本的句子结构相对复杂。

以上在宏观语言特征方面所选取的三个参数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在统计上无显著性，所得出的数据并不足以有效地从整体风格上区分两个汉译本。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必须选择其他参数来对两个译本的翻译风格进行描述和探究。

4 叙述视角层面对比

为了识别李文俊译本（TT1）与李继宏译本（TT2）在传达原文叙事视角方面的差异，本节将考察四个关键语言标记：及物性、情态动词、空间指示词和人称代词。

4.1 及物性

在《喧哗与骚动》（ST）原文中，福克纳通过运用及物性突出表现了班吉有限的理解能力，许多动作往往显得模糊或不完整，以此反映他支离破碎的感知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及物性揭示了人物如何感知以及与世界互动，班吉的描述常常缺少能够明确动作的宾语或细节。这种叙事手法对译者提出了挑战，要求译者在传达班吉原始、印象化的视角时，避免加入过多的解释性内容，从而不改变他独特的视角。

本小节将探讨李文俊与李继宏在翻译中如何处理及物性，重点分析他们在修改或保留原文模糊性方面的不同选择。通过对这些选择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两位译者在保持叙事真实感的同时，如何灵活适应目标语言的表达需求。

（1）ST：Through the fence, between the curling flower spaces, I could see them hitting.（Faulkner，2022：1）

TT1：透过栅栏，穿过攀绕花枝的空档，我看见他们在打球。（李文俊，1984：1）

TT2：围栏那边，花丛弯曲的空隙之间，我看见他们在打。（李继宏，2018：3）

（2）ST：…I looked through the fence while Luster was hunting in the glass.（Faulkner，2022：1）

TT1：……我透过栅栏张望，勒斯特在草丛里找东西。（李文俊，1984：1）

TT2：……我隔着围栏望出去，拉斯特在草丛里找。（李继宏，2018：3）

在这两个例子中，李文俊的翻译倾向于将原文中的及物性动词进行具体化处理，明确动作对象，如“打球”和“找东西”，增强了可读性和清晰度；而李继宏则保持了原文的模糊性，使用简洁的动词“打”和“找”，更好地保留了福克纳意识流风格中的模糊性和碎片化感知。因此，李文俊的翻译更具结构化和直观性，而李继宏则更加忠实于原文的抽象性和非线性特征。

（3）ST：I could hear her and feel her chest going.（Faulkner，2022：58）

TT1：我能听见她的出气声，能感受到她胸脯的起伏。（李文俊，1984：110）

TT2：我能听见她，能感受到她的胸。（李继宏，2018：96）

（4）ST：The room went black, except the door. Then the door went black…We could hear us. We could hear the dark.（Faulkner，2022：92）

TT1：房间变黑了，只有门口是亮的。接着门口也变黑了……我们能听见大家的出气声，我们能听见黑夜的声音。（李文俊，1984：84）

TT2：房间变黑了，只有门还亮着。然后门变黑了……我们能听见我们，我们能听见黑暗。（李继宏，2018：75）

在这两个例子中，李文俊的翻译倾向于具体化感官表达，如“胸脯的起伏”和“黑夜的声音”，增强了译文的清晰度和可感知性；而李继宏则保留了原文的模糊性和简洁性，如“她的胸”和“黑暗”，更好地保持了福克纳意识流的抽象与碎片化特征。总体而言，李文俊的翻译更加具体和结构化，李继宏则更忠实于原文的模糊性与非线性表现。

4.2 情态动词

通过对原作中情态动词的处理进行分析，发现李文俊和李继宏在翻译认知情态动词“might”和义务情态动词“should”时存在明显差异。在李文俊的译本中，情态动词“might”有14次修改和11次保留，而在李继宏的译本中则分别为9次修改和16次保留。

（1）ST：Like Father said down the long and lonely light-rays you might see Jesus walking.（Faulkner，2022：78）

TT1：就像父亲所说的那样：在长长的、孤独的光线里，你可以看见耶稣在对于地前进。（李文俊，1984：122）

TT2：就像父亲说过的，在漫长而孤独的光线尽头你或许能看见行走的耶稣。（李继宏，2018：102）

（2）ST：Then I heard Mother on the stairs. I might have known she wasn’t going to keep out of it.（Faulkner，2022：177）

TT1：这时候我听到母亲下楼来的声音，我早就料到她是不会袖手旁观的。（李文俊，1984：257）

TT2：然后我听见母亲在楼梯上。我原该知道她不会置身事外。（李继宏，2018：197）

在这两个例子中，李文俊的译本倾向于使用更为明确的表达，例如“你可以看见”和“早就料到”；而李继宏则使用了较为模糊的“或许能看见”和“原该知道”，更加贴近原文中“might”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总体来看，李文俊更偏向于增强表达的确定性，而李继宏则更注重保留原文的模糊性和暗示性。

在李文俊的译本中，义务情态动词“should”有8次修改和5次保留，而在李继宏的译本中则分别为3次修改和10次保留。

（3）ST：My business experience has taught me to be chary of committing anything of a confidential nature to any more concrete medium than speech, and my extreme precaution in this instance should give you some inkling of its value.（Faulkner，2022：210）

TT1：我从商多年，经验告诉我，凡遇机密事宜，千万谨慎为要，切不可用比当面叙述更进一步的方式向他人交代。我态度如此慎重，则此项事业之价值，你定可揣度几分。（李文俊，1984：299）

TT2：我做生意这么多年，明白了一个道理，凡是涉密之事最好面谈，千万别通过其他方式交流。你看我这么谨慎，应该知道这件事关系多么重大了吧。（李继宏，2018：229）

在例（3）中，原文中的“should”表示一种义务情态，具有较强的责任感或期望。在李文俊的译本中，“定可”一词赋予了译文一种确定感，改变了原有的义务情态，转而表现为一种自信的语气，改变了原本的语气层次。相比之下，李继宏的译本使用了“应该”，直接翻译了“should”，成功保留了原文中的义务性情态，更加贴近原文的语义和语气。

4.3 空间指示词

经统计发现，在翻译空间指示语“here”时，李文俊的译本中有17次修改和5次保留，而李继宏的译本中则分别为3次修改和22次保留。

（1）ST：“Aint heard nothing come down here?”Luster said.（Faulkner，2022：18）

TT1：“没听见什么落到水里来呀？”勒斯特说。（李文俊，1984：36）

TT2：“没听到有什么东西滚到这里啊?”拉斯特说。（李继宏，2018：39）

（2）ST：I’ve been lying here listening for him.（Faulkner，2022：250）

TT1：我一直躺在床上等着听他的脚声。（李文俊，1984：353）

TT2：我一直躺在这里等着听他的声音。（李继宏，2018：268）

在这两个例子中，李继宏译本保留了“这里”，准确地保留了原文中的空间指示；而李文俊的译本则将“here”分别处理为“水里”和“床上”，使空间指向变得更加具体。尽管指向了更为明确的地点，但改变了原文的空间指示层次，降低了原文的模糊性。

4.4 人称代词

在翻译《喧哗与骚动》这样的意识流小说时，像“it”这样的非人称代词翻译为“它”会使物体趋于中性，从而影响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比较李文俊和李继宏的翻译策略，本研究展示了代词使用中的细微选择如何显著地塑造读者与小说复杂内心世界的互动。

（1）ST：It flapped on the bright grass and the trees. It was red, flapping on the pasture.（Faulkner，2022：5）

TT1：小旗在耀眼的绿草和树木间飘荡。小旗红红的,在草地上呼呼地飘着。（李文俊，1984：20）

TT2：它在明亮的青草和树木之上噼啪飘扬。它是红色的，在草坪上噼啪飘动着。（李继宏，2018：26）

（2）ST：I give it to you not that you may remember time, but that you might forget it now and then for a moment and not spend all your breath trying to conquer it.（Faulkner，2022：79）

TT1：我把表给你，不是要让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尔忘掉时间，不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李文俊，1984：122）

TT2：我把它给你，不是为了让你记住时间，而是希望你偶尔可以将它忘记，那就无须拼尽全力去征服它。（李继宏，2018：102）

（3）ST：“Give it to me. Quick.” Mr Patterson came fast, with the hoe. Mrs Patterson leaned across the fence, reaching her hand. She was trying to climb the fence. “Give it to me, she said, Give it to me. ”（Faulkner，2022：15）

TT1：“把信给我。快。”帕特生先生手里拿着锄头飞快地跑过来。帕特生太太伛身在栅栏上，手伸了过来。她想爬过来。“把信给我，她说，把信给我。”（李文俊，1984：32）

TT2：“把它给我，快点。”帕特森先生很快走近，手里拿着锄头。帕特森太太从围栏那边探过身子，伸出她的手。她想要翻过围栏。“把它给我，她说，把它给我。”（李继宏，2018：36）

在例子（1）中，李文俊将“it”翻译为“小旗”，明确指明物体，强调了小旗的存在，可能破坏了意识流的流动性，使叙事更具具体性；与此不同，李继宏保留了代词“它”，使小旗融入更广阔的感官背景，保持了原文流畅的感知结构，更符合意识流的写作特征。

在例子（2）中，“it”指代时间这一抽象概念。李文俊将“it”明确翻译为“时间”，增强了清晰度，但这种翻译可能会减少概念与叙事其他部分的融合；李继宏则保持了“它”，使“时间”作为一个抽象概念自然融入上下文，保持了原文的流动性和模糊性，更符合意识流的表达方式。

在例子（3）中，“it”指代一个不明确的物体，可能是信件。李文俊翻译为“信”，明确了物体，使其在叙事中更为突出，但可能打破了意识流的流动感。李继宏保留了“它”，使物体的指代保持模糊，增强了叙事的悬疑感，保持了人物感知的连贯性和不确定性。

这三例体现了李文俊注重明确和具体化的翻译倾向，而李继宏则偏向保持原文的模糊性和流动性，强调人物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的紧密互动。

这种差异可归因于英语和汉语语言规范的不同。英语中常使用人称代词，而汉语则更倾向于使用零指代（即当指代对象明确时省略代词）以及通过名词重复来增强表达的清晰度（任学良，1981；赵世开，2001；许应龙，2002）。李文俊的翻译通过明确指定物体，体现了这种倾向；而李继宏则通过保留代词“它”更为贴近原文结构，保持了源语言的特点。因此，李文俊的翻译在汉语中更为自然流畅，而李继宏的版本则更忠实于原文的结构。

5 结果与讨论

5.1 差异研究发现

在宏观层面，本文运用语料库语言学中的常用量化分析参数（标准类/形比、词汇密度和平均句长）对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这些参数为分析语言差异提供了客观依据，有助于揭示差异对叙事风格及可读性的潜在影响。初步研究发现，李继宏译本在标准类/形比和词汇密度上略高于李文俊译本，平均句长则稍短。然而，这些差异无统计显著性，难以据此区分二者的翻译风格。

在叙述视角层面，本文选取及物性、情态动词、空间指示词和人称代词四个具体参数对两个译本做进一步探讨。深入分析四个参数在翻译中的处理情况表明，两位译者存在显著差异：在及物性翻译方面，李文俊往往倾向于调整动作表达，使其更具具体性；而李继宏则更倾向于保留原文的动作表达，维持描述的模糊性，从而在风格上形成细微差异。在情态动词的翻译中，二者对“might”和“should”等词的处理各有不同：李文俊倾向于增强表达的清晰度和确定性；李继宏则更倾向于保留原文的情态特征，维持其模糊性。在空间指示词的处理上，李文俊常常对其进行调整或省略；相较而言，李继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保留“here”这一指示词。在人称代词的选择上，李文俊更常明确具体化对象，李继宏则保留 “它”这一代词，更贴近原文结构。

5.2 差异形成原因

李文俊与李继宏两位译者不同翻译策略与风格的背后存在多种因素的影响。李翼（2020）指出，译本风格的差异可归因于三个主要因素：目标读者、译者的翻译原则以及目标语言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变化。

首先，李文俊与李继宏面向的读者群体不同，这对他们的翻译风格产生直接影响。李文俊的译本更倾向于迎合大众读者，尤其是对福克纳作品不熟悉的读者。为使这些读者更易理解，李文俊对原文做了较大修改，让译文更流畅易读。李文俊注重叙事的流畅性和可读性，这使他的译本对初次接触福克纳的读者更具吸引力。而李继宏的译本更倾向于保留原著的复杂结构和文学技巧，目标群体是对福克纳独特文学风格有深入了解的读者，或是寻求更忠实于原文翻译版本的学者和文学爱好者。李继宏更注重忠实再现原文的细腻语言和主题复杂性，这使他的翻译更适合希望深入理解原作的读者。

其次，李文俊与李继宏的翻译原则有所不同。李文俊倾向于通过修改原文、调整文本来适应目标文化的语言习惯，使译文更易懂、流畅。在2022年新京报的一次专访中，他提到翻译不仅要忠实于原文意义，还要考虑目标读者的理解习惯，这种方法体现了他对文化适应性的重视。而李继宏更强调保留原文的文化和语言特征，尽量减少对原著的修改。他在2018年澎湃新闻专访中谈到翻译应尽可能保持源文本的完整性，让读者能够直接接触原始文化和语言。李继宏的这种翻译策略更多体现了对文化保留的坚持，即便这可能影响译文的可读性。

最后，翻译风格的差异还受目标语言文化和社会背景变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文化交流尚在起步阶段，对西方文学的需求逐渐增加。当时，李文俊的翻译更多考虑中国读者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解能力，因此对原文本进行适度修改，以使其更易被当时读者接受。而到了2018年，随着中国社会和文化进一步开放，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逐渐成为主流文学形式，读者对复杂文学形式的接受度提高，李继宏的翻译便采取更忠实于原文的策略，尽量保留福克纳的意识流风格和叙事技巧。这种差异反映了两位译者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对翻译的不同理解和应对方式。

通过这些分析可知，李文俊与李继宏在翻译《喧哗与骚动》时的风格差异深受目标读者、翻译原则以及社会文化背景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李文俊的译本更注重读者的接受度和易读性，李继宏则更专注于保留原著的复杂性和艺术性。二者的翻译策略反映了不同的翻译理念，也揭示了翻译实践中的文化调适与传承问题。

6 结语

本论文通过对李文俊和李继宏所译《喧哗与骚动》的翻译风格进行对比研究，为分析该作品的中文译本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聚焦于叙事视角的翻译方法，提出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分析路径，进一步凸显了语料库方法在翻译风格研究中的有效性。研究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微妙选择直接影响译文中叙事视角的呈现。这些翻译决策不仅是语言层面的技巧应用，还涉及文化与叙事结构的再造，最终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接受。

在翻译复杂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意识流小说这类特殊叙事形式，语言和文化因素的考量尤为重要。译者翻译策略的运用，往往会在忠实再现原作与符合目标文化读者需求之间产生张力。李文俊和李继宏在这二者之间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从而体现出他们在处理这部小说原文时各自的翻译理念与风格。李文俊通过修改，使作品更易为普通读者所接受；而李继宏则强调保留原作的叙事复杂性和语言特征，力求忠实再现福克纳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反映了译者在文化适应与忠实传达之间的不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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