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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诗歌是一种高度集中地概括并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它运用凝练且极具形象性的语言，搭配鲜明的节奏与和谐的音韵，以充满音乐美的形式，充分传达诗人丰富的想象和情感。诗歌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自古以来，文人雅士皆喜爱借诗歌抒发内心所想，吐露真情实感。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的《诗经》（亦称“诗三百”）以及英国的《贝奥武甫》等经典之作，均被视作各自民族文化与艺术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往往也会通过诗歌艺术的蓬勃发展得以彰显。无论是中国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还是英国的古典诗歌与浪漫主义诗作，它们在世界文学发展的长河中，都闪耀着璀璨的光芒，构成了文学史上的珍贵遗产。

诗歌翻译是一项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要求译者具备丰富的语言、文化和文学素养，才能够在精准地传达原作的意义与情感的同时，保持译文的艺术价值和美学品质。尽管诗歌翻译可能会遭遇诸多困难与挑战，但只要译者认真对待，不懈努力，就一定能够创作出优秀的诗歌译作，为世界文学艺术交流做出更大贡献。下文将分别从韵律、意象及典故三个方面，论述汉诗英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2 诗歌的文体特征

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具备文学作品的基本属性：它以语言为媒介，深刻反映人类的思想情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然而，与散文、小说和戏剧相比，诗歌更具有一系列鲜明的文体特征。

首先，诗歌在形式上具有高度的独特性，最直观的特点是分行排列，除散文诗外，诗歌通常以分行形式呈现。一首诗歌由多个并列的诗行组成，这些诗行进一步组合成诗节，多个诗节共同构成一首完整的诗篇。传统诗歌在形式上往往遵循既定的规范。如中国的律诗和绝句，凭借其对仗工整的结构以及明确的字数、韵脚规定，形成了一套严谨的形式体系；而在英国，十四行诗、英雄双韵体等，也对音步数目与格律的要求极为严格。

其次，诗歌的格律特征十分显著，这是成为其与其他文学样式相区别的重要标志。经过长期的演变，传统诗歌形成了多样化的诗体形式。在中国，有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绝句以及古体诗等；在英国，则有民歌体、十四行体、英雄双韵体、斯宾塞体、颂歌体和自由诗等。这些诗体各自拥有一套完整的内在格律结构。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由十四行抑扬格五音步的诗行构成，韵脚模式通常为ababcdcdefefgg；英雄双韵体由两句对仗的抑扬格五音步诗行组成，常用于长篇史诗的创作；斯宾塞体则采用九行一节的形式，前八行为抑扬格五音步，第九行为抑扬格六音步，韵式结构为ababbcbcc。掌握这些诗体的形式特征和格律规律，是开展诗歌翻译工作的基础。

最后，诗歌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诗歌的语言简洁优美，表达精炼且富有深意，与散文、小说和戏剧自由的行文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读者阅读诗歌，不仅是为了理解其内容和情感，更是为了欣赏其语言的优美和表达的精炼。

诗歌语言是日常语言的提炼与升华，是对日常语言的创新与超越。部分诗人还会故意在词句和语法上打破常规，追求新奇的表达效果，这给诗歌翻译带来了巨大挑战。

3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在翻译学研究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两个核心概念。“可译性”指的是源语言文本能够在目标语言中被准确、完整地再现的可能性。这一概念建立在语言的普遍性基础之上，即不同语言在表达基本概念和情感方面存在共性，从而为翻译的可行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不可译性”则涵盖了那些在翻译过程中难以或无法完全转换的语言和文化元素。其成因主要包括语言结构的差异、文化差异以及文学作品中独特的修辞手法和艺术特色等。如不同语言的音韵系统和句法结构之间存在差异，可能致使某些语言特征在目标语言中难以找到对应；文化负载词和文化习俗等在目标语言中可能缺乏对应的表达方式。此外，诗歌等文学作品中的对仗、押韵等语言艺术在翻译时也难以完全重现。因此，在翻译实践中，需要在“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寻求平衡，借助各种翻译策略和技巧，力求最大程度地实现源语言文本在目标语言中的再现。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哲学内涵。洪堡特是最早系统探讨这一问题的学者之一，他从语言哲学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语言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翻译的影响。洪堡特认为，尽管语言在结构和表达方式上存在差异，但人类语言的普遍性决定了其“可译性”。他强调，语言不仅具有主观性，还具有客观性，它既是观念精神的体现，也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因此，尽管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世界观，但翻译在原则上是可行的。

在后续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对洪堡特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和拓展。例如，奈达和斯坦纳等翻译理论家强调了语言的普遍性，认为尽管语言之间存在差异，但人类的基本交流需求和语言的共性为翻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有学者如陈康和贺麟，从哲学角度对“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翻译的哲学基础在于人类共有的心理和文化特性。梁欢在“外语教育与翻译发展创新研究会议”上从“三美论”角度对诗歌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进行分析，并指出诗歌的“不可译性”是相对的，可以结合合适的翻译策略准确表达诗歌的意境。

总体而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研究不仅涉及语言学和翻译学，还与哲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密切相关。洪堡特的理论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后续学者的探讨则进一步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理论内涵。

4 汉诗英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在翻译诗歌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系列关键元素，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诗歌的艺术魅力与文化内涵。首先，音韵是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涵盖押韵、节奏、音调等方面，这些音韵特征赋予诗歌独特的音乐性与美感。其次，意象是诗歌传达情感和思想的重要手段，它借助形象、生动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幅画面，引发读者的联想与想象。此外，文化元素也是诗歌翻译中不可忽视的部分，诗歌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如历史背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

结合上述诗歌特征，以及不同语言使用者的不同逻辑思维和文化背景，译者在翻译诗歌时，很难避免其“不可译性”。“七星诗社”的伟大诗人
之一——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1522-1560）也曾强调，每种语言都有其不可言明之处，这种“不可言明”很容易在翻译中被忽视和遗忘，这也是诗歌“不可译”的重要原因。然而，凭借目前各大著名翻译家对翻译的理解以及所提出的翻译方法，部分“不可言明”的内容也能够被翻译出来。从洪堡特语言观来看，语言与人类精神的联系十分紧密，而翻译则被视为两种语言之间互相交流的过程，所以，诗歌是可译的。因此，本文将从韵律、意象及典故三个层面分析诗歌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4.1 韵律的“不可译性”及其英译处理

当诗歌被视为充满音乐性的语言表达时，韵律和节奏便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尤其是在形象不太突出的诗歌中，诗歌语言的内在节奏和韵律能否巧妙地转换成为译文的节奏和韵律，成为了诗歌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即使完整地保留了诗中的意象，读起来也会失去诗的内在语言韵味，味同嚼蜡。在英诗汉译和汉诗英译中，这种不佳的翻译效果较为常见，尤其在汉诗英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汉语诗歌的格律较为严格，而英语诗歌的格律相对灵活，因此直接将汉语诗歌翻译成英语格律诗往往面临较大困难。即便能够将汉语诗歌译为自由诗或无韵诗，对于熟悉汉语诗歌的中国读者而言，译文与原诗之间的差异仍然较大，难以达到理想的欣赏效果。为了平衡汉语诗歌的韵律整齐与英语诗歌的自由流畅，适当调整诗词的外在形式，并融入英语的内在结构，已成为一种必要的翻译策略。然而，很少有译者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往往受限于汉语诗歌的语言形式。相反，译者若能够以英语诗歌的内在结构来翻译汉语诗歌，译作就更接近英语诗歌了。

以唐代诗人王维的《相思》为例，选取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和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两个不同的英译本，针对韵律进行分析。

例1：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译本1：Red berries grow in the southern land;

How many branches burst into leaf with the spring?

Gather them till your hands are full,

译本2：They stand for far-off love.（伯顿·沃森译）

The red beans grow in the southlands;

In spring they send forth new branches—how many?

I wish you would pick them, gather them,

For they are the most evocative things of love.（斯蒂芬·欧文译）

原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具有鲜明的韵律，每句五个字，形成对仗，节奏鲜明，韵律感强，读起来朗朗上口。此种韵律是汉语诗歌特有的，这与汉语的音节结构和声调有一定的关联。

第一句“红豆生南国”简洁而富有意境，五个字中包含了色彩、物体和地点，形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沃森将其译为“Red berries grow in the southern land”译文增加了一个词“berries”，使得句子更加完整，但是英文中没有与原诗对应的韵律结构，因此无法复制原诗的韵律美。欧文译为“The red beans grow in the southlands”译文保持了原句的简洁性，但同样没有表现出原诗的韵律。

第二句“春来发几枝？”通过提问的形式，表达了诗人对春天生长的期待和好奇。沃森译为“How many branches burst into leaf with the spring?”，通过增加“burst into leaf”增强了春天万物复苏的形象，但牺牲了原诗的简洁和韵律之美。欧文译为“In spring they send forth new branches—how many?”保持了原诗的简洁性，并通过使用破折号来模拟原诗的提问节奏，但英文的韵律结构与汉语不同，无法完全复制原诗的韵律。

第三句“愿君多采撷”表达了诗人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希望对方能够采摘红豆，以此寄托相思。沃森译为“Gather them till your hands are full”，译文不够简洁。欧文译为“I wish you would pick them, gather them”，保持原诗的简洁性，并通过重复“pick them, gather them”来模拟原诗的节奏。

第四句“此物最相思”简洁而深刻，表达了红豆作为相思的象征。沃森译为“They stand for far-off love.”通过增加“far-off”来强调情感的浓厚。欧文译为“For they are the most evocative things of love.”较为简洁，并通过使用“evocative”来传达原诗的意境。

整体来看这两个译本，都没有注重译文的押韵，但欧文的译文节奏感比沃森的译文强烈一些。总之，二位译者没能为目标读者呈现原诗的韵律，在传递中国古代文化的过程中丢失了部分元素。

4.2 意象的不可译性及其英译处理

意象，可视为诗人思想情感的寄托，亦是描绘诗人心中画面的关键要素。好的诗歌兼具生动可感的意象与牵动魂魄的词语。借助这些意象，读者通常能够迅速把握一首诗的情感基调，或忧愁，或欢乐，或满怀希望，或充满失落。

一般而言，只有拥有相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才能对特定的意象产生共鸣。如“月”在汉语中通常寄托着“思乡之情、忧愁之情”，“秋天”也常常象征着“哀愁、严肃、凄凉”。而外国读者看到这些意象时，往往难以立刻理解其中的含义。单纯通过语言文字的转换来翻译意象并不困难，但其中所传达的思想情感，目标读者能否准确理解呢？

以《天净沙·秋思》为例，这首诗完全由意象构成，通过一连串的意象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以下是该诗的两个译本，通过对比对其中的意象翻译进行详细分析。

例2：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译本1：Autumn

Crows hovering over rugge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the day is about done.

Yonder is a tiny bridge over a sparkling stream, and on the far bank, a pretty little village.

But the traveler has to go on down this ancient road,

The west wind moaning, his bony horse groaning, trudging towards the sinking sun,

Far and far away from home.（翁显良译）

译本2：Tune to “Sand and Sky” ——Autumn Thoughts

Dry vine, old tree, crow at dusk,

Low bridge, stream running, cottages,

Ancient road, west wind, lean nag,

The sun westerning

And one with breaking heart at the sky’s edge.（施文林译）

首先，两位译者在题目翻译上就略有不同。翁译提取了题目的核心“秋”进行直译，译为“Autumn”；而施译则将词牌名也翻译了出来，“秋思”直译为“Autumn Thoughts”，保留了原文本格式，实现了形式对等。此外，忠实原文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三句完全由意象堆叠而成。中文读者读完这三句后，脑海中会自动浮现出相应的画面，并能感受到这幅画面所描绘的凄凉、哀伤之感。意象众多也是翻译的一大难点，简单的直译虽然能够在文字符号上实现原来意象的对等翻译，但由于英语语言结构与汉语语言结构存在一定差异，且中文以留白为美，仅用几个词语就能勾勒出一副画面，读者也能轻易体会其中的美感，而英文则不同，尽管通过几个简单的词语也能与当地人进行无障碍沟通，但这种方法在诗歌翻译上却行不通。

此处，施译将意象全部直译，中间未作任何修饰。这确实保证了原诗结构不被破坏，但对于目标读者来说，这些词只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难以体会它们组合起来所形成的画面。翁译则增加了一些动词将这些意象串联在一起，不仅解决了句式结构问题，也使整首诗所描述的画面更易于理解。

“断肠人在天涯”一句翁译直接点明“断肠”的原因是“Far and far away from home”，直观地向读者表明，正是由于远离故乡、思念故乡，才有了这首词，让目标读者省去了细细品读以体会词人心境的过程。施译则保留了原文本的表达，将理解的问题抛给读者，这样既保证了原文内容的直接输出，毫无遗漏，又保证了“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个人理解不被干扰。

综合来看，两位译者的译文各有千秋，这些意象的翻译无论在翻译要求的“信”还是“雅”方面，都有可取之处，因此在意象这一点上是可译的。

4.3 文化典故的不可译性及其英译处理

典故是指在诗文中采用神话、寓言、传说、历史故事或与历史人物相关的词汇所构成的表述。这些典故结构紧凑，意蕴深远，以简练的语言传达了丰富的内涵。运用得当，能够使诗文语言更加精炼，形象更加鲜活，同时蕴含幽默与含蓄之美。

然而，典故的翻译在翻译领域被视为一项艰巨的挑战，原因在于典故往往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由于中外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些背景很少为对方所了解。这一点在汉语典故英译时尤为明显，因为欧美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远比中国人对欧美文化的了解少得多。周芳珠在其《英汉典故比较与翻译》（1991）中指出：“汉语中的典故，严格地说在英语中是找不到对等表达的，几大家英汉辞典的释义也不尽相同。”

单独翻译一个典故就已经颇具难度，而当典故出现在诗歌中时，无疑会使翻译的难度进一步增加。在有限的字数内解释这样浓缩的词语颇具难度。以下选取了一些含有典故的诗句及其译文，详细论述诗歌翻译在这方面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例3：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译文：The steps seem steeped in water when cold grows the night; She sits to watch two stars in love meet in the skies.（许渊冲译）

“牵牛织女星”出自典故《牛郎织女》，该传说讲述了牛郎与织女在人间相遇相爱，但因天界反对而被迫分离，最终在每年七夕节通过鹊桥相会的故事。因此“牵牛”“织女”指代两个相爱的人。

许译将这两个词处理成了“stars in love”，虽然解释出了这一典故想要表达的本质意义，但抹去了“牵牛”“织女”因为相爱而克服种种困难的艰辛。

例4：闲来垂钓碧溪上，忽闻乘舟梦日边。

译文：I can poise a fishing-rod like a marshal by a strean

Or circle the sun and moon like a sage in a boat.（许渊冲译）

“垂钓碧溪上”是一个典故，源自姜太公吕尚的故事。传说吕尚（姜太公）在未遇周文王之前，曾在渭水的磻溪上钓鱼。后来，周文王与他相遇并交谈，发现吕尚是一位有才华的人，便拜他为师。吕尚后来帮助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乘舟梦日边”也源自一个典故。相传，商朝开国重臣伊尹在受商汤聘请的前夕，梦中见自己乘舟穿行于日月之侧。他后来受商汤赏识，助力商朝灭夏。这两个典故都象征着有才能的人最终会得到赏识，并成就一番事业。面对人生旅途中的重重困难与挑战，李白回想起了这两位贤臣在未被明君赏识前的经历，由此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坚定的信念。

许译在处理这两个典故时没有耗费大量笔墨，译出了诗中的重要内容，对典故的主人公作模糊处理，巧妙地解决了译文变得生硬、费解的问题。对于那些对中华文化了解不深的目标读者来说，这样的处理恰到好处。可是客观地说，这样的译法还是淡化了典故中的一些信息，没有完全 如实输出。

例5：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译文：Had the east wind refused General Zhou a helping hand,

His foe’d have locked his fair wife on Northern shore.

“东风”一词，特指历史上的赤壁之战。在这场战役中，曹操因自视甚高、轻视对手，加之指挥不当、水军实力不足，且军中爆发瘟疫，最终导致失败。面对强大的敌人，孙权与刘备则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他们准确分析了形势，结成联盟共同抵抗，充分发挥了水军的优势，并巧妙运用了火攻策略，从而在中国军事史上书写了以弱胜强的辉煌篇章。“周瑜”（即“周郎”）与“二乔”均为三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此诗是杜牧游览古赤壁战场时，有感于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成败荣辱而作。

许译将“东风”“周郎”直译了出来，会让目标读者有些摸不着头脑，不明白为什么东风不帮助周郎会让他的妻子被敌人锁起来。这其中的必然联系没有详细说明，“铜雀台”和“二乔”也被模糊处理成了“Northern shore”“fair wife”，这都体现了含有典故的诗歌的“不可译性”。

5 结语

诗歌以其优美的语言和独特的艺术形式闻名于世。借助翻译者的不懈努力，人们得以领略不同民族诗歌的迷人魅力。诗歌并非单纯的语言表达，它凭借细腻的辞藻、精巧的构思和深邃的情感，将人类经验与自然景观紧密相连。

从某种程度而言，诗歌翻译面临着巨大挑战。每首诗都拥有独特的韵律、形式以及植根于特定文化背景的意象。这些要素不仅承载着文字的字面含义，更传递着情感的深度与文化的丰富内涵。由于不同语言在文化特征和语言韵律上存在差异，一种语言的诗歌往往难以在另一种语言中完全重现其原貌。

然而，“诗歌无法完全翻译”这一观点是相对的。尽管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给诗歌翻译带来重重困难，但翻译者通过灵活处理和创造性表达，仍能在不同语言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优秀的翻译绝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对原作的再创造。翻译者需深刻领悟诗歌的内涵与情感，提炼出最具代表性的元素，并以目标语言的韵律和风格进行呈现。这一过程既体现了对原作者的尊重，也兼顾了目标读者的审美需求。通过这样的努力，即便无法做到逐字逐句地忠于原作，诗歌的精神与意境依然能够得以传达。

因此，诗歌翻译不仅是一项技术性工作，更是一门艺术再创作，它能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理解、分享和欣赏诗歌之美。正是翻译者的不懈努力，使诗歌的魅力得以跨越语言界限，触动每一位读者的心灵。人类对美好事物有着相似的情感体验，这对于欣赏各民族诗歌至关重要。

综合来看，诗歌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并非绝对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翻译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保留诗歌本质的同时，对其进行适度的变革与再现。在这一过程中，翻译者的创造性和敏感性起着关键作用。通过从韵律、意象及典故三个层面深入分析和探讨诗歌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能够更好地推动跨文化诗歌交流，促进丰富情感与思想的分享，为广大译者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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