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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凸出[1]。养老负担过重，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了缓解这一问题，政府先后出台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政策，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政策出台之后我国的生育率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教师作为地区教育领域的主力军，相比于其他工作，他们拥有较多的假期，工作环境也较为轻松，但近年来我国教师的生育率仍然不见上升。已有研究发现，个体文化水平越高，生育意愿却越低[2]，而教师作为高知职业群体的代表，生育有助于优化人口素质[3]，因此有必要重视对教师这一群体生育意愿的研究。此外，我国具有特殊的城乡差异结构，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使得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张亮的研究表明，农村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明显高于城市育龄人群［4］；但是较少研究者探讨城乡教师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差异，因此，基于“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背景，本研究立足于城乡教师这一群体，比较城乡教师生育意愿的差异，研究生育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探究婚姻状况和工作年限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生育意愿是公民生育观的直接体现[5]。人们对生育意愿的态度决定了我国人口增长或减少的发展态势，有研究者指出，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低迷，可能面临“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城乡居民在思想观念、受教育水平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均存在差距，这些差距也会造成其生育观的不同。农村育龄人群受传统观念影响，“养儿防老”仍是其生育的主要动机，一胎为女儿的农村育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更强，这种观念对农村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具有推动作用。而城市育龄人群的自主意识更强，即使有宽松政策的支持，生育意愿并没有显著提升，有研究者指出，城市居民生育意愿普遍比农村地区低，且生育意愿逐年下降。教师作为高知群体，生育能有效促进我国的“优育”政策，然而，近年来教师的生育意愿并不高，且城乡教师生育意愿存在明显差异。农村教师多以中小学为主体，具有工作稳定、职业倦怠高且性别比例失衡等特点，此外，受农村传统生育观影响，农村教师的生育意愿较高。而城市教师受所处环境影响，教学科研压力较大，生育的机会成本增加，使得城市教师的生育意愿较低，已有研究表明，家人的照料能缓解教师的心理压力，使其更愿意生育；而一孩也是影响高校教师二孩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教师们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思想观念日益先进，养育所需要的时间、陪伴以及经济支持是其生育二孩的主要顾虑，即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生育意愿也随之降低。

年龄既是影响其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的生理基础，同时也是形成其生育意愿的心理基础[17]。女性年龄是反映生殖能力的最佳指标，其生育意愿会受到最佳生育年龄的影响[18]。当女性距离自认为的最佳生育年龄越接近时，生育意愿也会越强烈[19]。从生理上来看，女性生育年龄过小或过大，都会伴随一定的风险[20]。谢姗姗、邓春的研究发现，年龄显著影响着二胎生育意愿，农村教师的年龄普遍较高[21]；其二孩生育年龄也会越大，伴随的危险也会越高[22]，生育意愿随之降低[23]。然而，个体会感知到自己的生育能力受到生理和心理上限制，产生强烈的生育年龄限制感。已有研究表明，当个体的生育年龄限制感越强，其生育意愿越强烈[19]。

婚姻使得育龄人群从未婚状态变为已婚状态，婚后个体的生育意愿以及对生育行为的看法，更多地受配偶的影响[24]。婚姻状态不同的育龄个体其生育意愿也有所不同。对已婚夫妇的生育意愿研究发现，婚姻质量越高的夫妻，夫妻关系也会更加融洽，其生育意愿也会更高[25]。婚姻的稳定性对提升婚姻幸福感以及生育意愿具有重要作用。当婚姻稳定性偏离均衡值时，增加生育数量会提高婚姻的稳定性[26]。孩子作为爱情的“结晶”，有助于提高婚姻的幸福感，即婚姻幸福感更高的夫妻，生育意愿也会更强烈[27]。而未婚育龄个体尚未涉及生育，他们倾向于将社会资源用于自身发展，其生育意愿也随之降低。本文将婚姻状况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分析，探究婚姻状态在生育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经济状况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28]，教师的职业发展除了与个人能力挂钩之外，还与工作年限有关，工作时间的长短决定了教师的生活稳定性和收入水平；此外，工作年限还会影响个体的情绪，工作年限较短的教师处于工作适应期，更容易被激起负性情绪[29]；工作年限较长的员工对工作环境和氛围有较为清楚的评判，有利于个体以一个平稳的心态应对工作。王河、刘菁祖的研究发现，导致二孩生育率低的主要因素是“要二孩”还是“要工作”之间的冲突[30]。工资收入较高的城市女性考虑到生育可能会损失工作发展的机会，其生育意愿也会较低[31]。但也有研究发现，二孩生育对教师的工作绩效具有促进效果，即抚养二孩所占用的时间，教师们会通过提升工作绩效进行弥补[32]。因此，工作年限长短可能在生育年龄限制感与生育意愿之间起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主要从生育年龄限制感、婚姻状况、工作年限三个方面研究对教师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从宏观方面对城乡教师生育意愿进行对比研究，旨在找到教师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以便更好地结合国家政策，冲破“低生育率陷阱”。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随机抽取广西城市和乡镇的育龄教师，问卷通过线上问卷星收集和线下发放并回收，共发放问卷600份，收回问卷581份，有效问卷533份，有效率为88.8%，其中城市教师有效问卷为292份，乡镇教师有效问卷241份；其中城市教师男性106人，女性186人；已婚64人，未婚228人；被试平均年龄为26.62岁（SD=4.40）；乡镇教师男性93人，女性148人；已婚167人，未婚73人；被试平均年龄为34.89岁（SD=9.20）。

2.2 测量工具

（1）生育意愿问卷。采用邢采（2019）等编制的生育意愿调查问卷，共3个条目，分别为“您理想生育孩子个数”“您喜欢孩子程度”以及“您生育意愿强烈程度”，采用总均分，分数越高，生育意愿也越强烈，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74。

（2）生育年龄限制感。生育年龄限制感由被试认为的最佳生育年龄减去其的实际年龄而得到的差值。首先要求被试填写其认为的最佳生育年龄，接着汇报自己的实际年龄，得到年龄差值；两者间的差值越小，其生育年龄限制感越强。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

使用EpiData7.1录入数据，SPSS22.0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农村教师的平均最佳生育年龄为25.80岁（SD=2.08），城市教师的平均最佳生育年龄为27.35岁（SD=2.80）。

首先，用被试汇报的最佳生育年龄减去被试的实际年龄，得到生育年龄差值。接着，计算生育年龄差值和生育意愿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城市教师的生育意愿与性别呈显著正相关（p<0.001）；与生育年龄差值呈显著负相关（p<0.05），与其他人口学变量都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见表1。

表 1 城市教师各变量相关分析矩阵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matrix of city teachers’ variables

注：***p<0.001，**p<0.01，*p<0.05（下同）；变量编码：男=1，女=2；已婚=1，未婚=2。下同。

乡镇教师的生育意愿与性别、婚姻状况呈显著负相关（p<0.01）；与育儿数量（r=0.30，p<0.001）、工作年限（r=0.24，p<0.001）、生育年龄差值（r=0.24，p<0.001）呈显著正相关，见表2。

表 2 乡镇教师各变量相关分析矩阵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matrix for each variable of township teachers

3.2 城、乡教师婚姻状况和工作年限的调节作用

使用Hayes（2013）开发的process宏（model 1）分别检验城、乡教师婚姻状况和工作年限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城市教师年龄限制感与婚姻的交互项对生育意愿的预测作用显著（β=0.08，SE=0.03，t=3.01，p=0.0029），95% CI为［0.03，0.14］；城市教师的年龄限制感与工作年限的交互项对生育意愿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 01，SE=0. 01，t=1.21，p=0. 2283），95% CI为［-0.01，0.04］；见表3。

表 3 城市教师婚姻在年龄限制感和生育意愿间的调节作用

Table 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arriage between age restriction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of urban teachers

乡镇教师年龄限制感与婚姻的交互项对生育意愿的预测作用显著（β=-0.06，SE=0.02，t=-2.62，p=0.0094），95% CI为［-0.11，-0.01］；年龄限制感与工作年限的交互项对生育意愿的预测作用边缘显著（β=0.02，SE=0.01，t=1.84，p=0.0670），95%CI为［-0.00，0.05］。见表4。

表 4 乡镇教师婚姻在年龄限制感和生育意愿间的调节作用

Table 4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arriage between age restriction and fertility intention of township teachers

为了进一步分析婚姻状态和工作年限的调节效应趋势，采用简单斜率检验，将婚姻编码为“1=已婚”“2=未婚”，工作年限分成高（M+1SD）、低（M-1SD）两组，进而得出婚姻和工作年限在年龄限制感与生育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示意图。结果表明，于未婚的城市教师而言，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9，SE=0.02，t=-4.19，p=0.0000），95%CI为［-0.14，-0.05］，对于已婚的城市教师而言，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1，SE=0.02，t=0.49，p=0.6267），95%CI为［-0.04，0.03］，见图1。

图 1 城市教师婚姻对年龄限制感预测生育意愿的调节作用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arriage of urban teachers on the prediction of fertility intention by age restriction

对于未婚的乡镇教师而言，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5，SE=0.02，t=-2.28，p=0.0233），95%CI为［-0.10，-0.01］，对于已婚的乡镇教师而言，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1，SE=0.01，t=1.76，p=0.0802），95%CI为［-0.00，0.02］，见图2。

图 2 乡镇教师婚姻对年龄限制感预测生育意愿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arriage of township teachers on the prediction of fertility intention by age restriction

在工作年限短的条件下，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1，SE=0.01，t=2.12，p=0.0354），95%CI为［0.00，0.02］；在工作年限长的条件下，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2，SE=0.02，t=-1.30，p=0.1964），95%CI为［-0.06，0.01］，见图3。

图 3 乡镇教师工作年限对年龄限制感预测生育意愿的调节作用

Figure 3 The regulating effect of working years of township teachers on the prediction of fertility intention by age restriction

4 讨论

本研究从生育年龄限制感、婚姻状况和工作年限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发现城市教师认为的最佳生育年龄普遍晚于农村教师，且年龄对城乡教师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城市教师的生育意愿与生育年龄差值呈显著负相关，当城市育龄教师的实际年龄越接近最佳生育年龄时，其生育意愿越强烈；而乡镇教师的生育意愿与生育年龄差值呈显著正相关。造成差异较大的原因可能是，城市教师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事业发展机会较多，生育成本相应提高，所以相比农村育龄教师，城市教师的最佳生育年龄推迟，已有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33]。此外，城市教师整体比农村教师年轻，生活水平及收入较高，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当最佳生育年龄来临时，能够负担起较高的养育成本[34]。而农村教师生活水平一般，机会成本较低，往往选择更早生育孩子，当最佳生育年龄到来之前已经完成了初育［35］。综上所述，年龄对城乡教师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多受到最佳生育年龄的影响，个体所感知到的年龄限制感可以预测其生育意愿。

本研究在以往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婚姻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城乡教师年龄限制感与婚姻的交互作用对生育意愿的预测作用均显著。对于已婚的城市教师而言，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对于未婚的乡镇教师而言，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且未婚教师的实际年龄越接近自认为的最佳生育年龄，其生育意愿随之降低，即已婚教师相对于未婚教师，在实际年龄接近最佳生育年龄的时候拥有更强的生育意愿。其原因可能是已婚教师的家庭幸福感更高，而孩子作为爱情的结晶，能有效地提高婚姻以及家庭的幸福感[36]。此外，相比未婚教师，已婚教师拥有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持，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是影响育龄教师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37]；而未婚教师将更多的资源用于自身发展上，女性教师地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生育意愿[38]。

城市教师的年龄限制感与工作年限的交互项对生育意愿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乡镇教师年龄限制感与工作年限的交互项对生育意愿的预测作用边缘显著，且在工作年限短的条件下，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即在工作年限短的条件下，育龄教师越接近自认为的最佳生育年龄，其生育意愿越不强烈。这一结果与Dumont（1890）的观点相符，在工作年限比较短的时候，教师生育意愿降低的主要缘由在于提升自己或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为了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和更好的职业发展而压缩了生育意愿，甚至延迟和控制生育，因为在此时期养育子女会增加向上流动的负担和成本[39]。李月等的研究也表明，育龄个体最近一份工作的时间越长，其生育意愿越强[40]。

以往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大多数都是通过对农村地区或城市地区进行大数据调查，探索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但是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再加上城乡的政策生育要求不同，因此生育水平一直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和地区差异，本研究通过对比城乡教师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一步了解了城乡教师生育意愿之间的差异。本研究虽然证实了生育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作用，以及婚姻和工作年限在其中的作用机制，但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较多，需要更加系统地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城乡差异的研究，应扩大范围进行大数据分析，从宏观层面更直观地看到其作用机制。除此之外，还应该从心理层面对被试进行访谈，更加深入地了解被试的心理，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提高生育率。

5 结论

（1）城市育龄教师的实际年龄越接近最佳生育年龄，其生育意愿越强烈，乡镇教师则相反；

（2）婚姻在城、乡教师的生育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3）城市育龄教师的工作年限在生育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不起作用；

（4）乡镇教师的工作年限在生育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边缘显著；

（5）相比于城市育龄教师，乡镇育龄教师的生育意愿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

基金项目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生，何以畏惧？——“低生育率陷阱”下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编号：YCSW20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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