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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文明的建设让人们对环境问题变得敏感，且拥有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欲望。以往研究主要是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模型解释社会公众的环保意愿和行为，比如，Emekci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探究了环境知识、环境关注和感知社会公众效力对环保行为的影响作用[1]。然而，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可能过分侧重于社会公众行为中的理性因素，忽略了非理性部分，社会公众的环保态度和环保行为往往会不一致，环保态度并没有让环保行为有效实施，而这恰恰可能是导致社会公众环保态度和环保行为存在差异的原因[2]。例如，戚海峰等认为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可以很好地说明环保参与行为的理性内容，但忽略了环保行为其他方面的内容，比如，环保道德属性的考量。实际上，环保行为有别于其他行为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它的利他性和亲社会性。王财玉等提出，环保行为是亲社会性行为，具有一定的道德属性，体现了社会公众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他们对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的贡献。社会公众做出环保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容易被他人所接受，但是，非环保行为则有可能违反社会主流价值观，可能会受到社会排斥或社会疏离，从这方面来讲，非环保行为是一种违反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不道德行为。所以，从社会规范视角来看，环保行为实际上还存在是否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道德风险，如果积极实施该行为，人们面临的道德风险较小；反之，面临的道德风险较大。

日常生活中，有一种与风险伴随的观念——运气。运气是一种不可控制，但对结果能够产生影响，且该影响结果对自我有利的一种感知。目前，研究者认为，人们对运气的信念是一种稳定的认知，是个体人格特质的一部分，类似于个体的智力、技能等，与巧合或机遇无关［6］，即有些人相信运气，并视运气为个体特征。研究表明，人们的运气信念与风险偏好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例如，好运信念可以诱发个体的积极情感，让他们更加自信、乐观，对风险产生积极的认知偏差，敢于冒险，风险行为增多[7]。Darke和Freedman调查发现持有运气信念的个体，在经历运气事件后，变得更有自信，购买更多的彩票，但是不持有运气信念的个体，在经历运气事件后，则信心不足，购买更少的彩票[8]。Zhou等则以足球彩票、中国彩票和百家乐为研究对象，发现运气信念对彩票购买频率存在积极影响，与相信能力的赌徒相比，相信运气的赌徒购买彩票的次数更多[9]。Lim和Rogers研究发现持有运气信念的个体，会对赌博风险产生认知偏差，不仅赌博的频率更高、而且赌博形式更多[10]。

运气信念对风险偏好有积极的影响，主要原因是运气本质是人们为了消除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而借助的外部工具，这种外部工具能让人们产生一种拥有超自然代理人的感觉，让人们变得更有能动性，对挑战性的、刺激的或风险性的行为拥有更多偏好［11］。Converse的运气投资研究则可以很好地说明运气与道德风险的关系[12]，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在内心建立一个运气账户，并通过行善助人的行为来存储运气，行善助人的行为越多，存储的运气也就越多。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积攒人品类似，即每逢重要时刻，人们常常会通过采取道德行为来积攒运气，以期望获得成功。因此，正是因为这种心理作用，当人们运气不佳的时候，他们往往喜欢在道德行为上花费金钱和时间，试图改变自身运气；但当人们感到运气好的时候，他们并不需要通过行善助人的行为来存储运气，导致道德行为偏好变弱。

综上分析，感到不幸的社会公众渴望通过行善助人的方式来改变运气，他们对道德风险承受能力弱，容易产生更多的环保行为。但是感到幸运的社会公众，他们对道德风险承受能力强，对行善助人行为的渴望不强烈，对环保行为的偏好也较弱。Thompson和Prendergast认为运气信念包含好运和坏运，如果运气信念强烈，意味着好运强，但如果运气信念较弱，意味着坏运感强，并且实证了运气信念包含相信运气和个人运气两个维度[13]。因此，我们做出假设：运气信念会通过道德风险偏好对社会公众的环保行为产生负向影响，具体来说，运气信念强烈的社会公众，道德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实施环保行为较少；而运气信念较弱的社会公众，道德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实施环保行为较多。

社会经济地位通常指的是人们在社会阶层中相对于他人的经济和社会位置[14]。一般而言，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处于社会阶层中的较高层次，他们拥有更多的社会和经济资源，心理控制感更好，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处于社会阶层中的较低层次，他们拥有较少的社会和经济资源，心理控制感也较差[15]。环保行为具有利他性和道德性，能够表现社会公众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性[16]。根据心理补偿理论，人们可以通过一些补偿性行为来弥补某些心理缺失或自我威胁。因此，对于高社会经济地位者，由于掌握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具有更强的掌控感，他们对通过道德行为对自我威胁进行补偿的需求不强烈。反之，低社会经济地位者，往往缺乏资源与控制感，并且时常遭遇自我威胁，对通过道德行为对自我威胁进行补偿的需求强烈。因此，我们做出假设：社会经济地位会反向调节运气信念对环保行为的影响，相对于高社会经济地位公众的运气信念，低社会经济地位公众的运气信念对环保行为的影响更强烈。以上分析的具体研究模型见图1。

图 1 研究模型

Figure 1 Reasearch model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次借助问卷星平台完成调研。为了保证调查对象的有效性，设置随机发放问卷，同时要求调查对象为成年人，并通过一项年龄问题进行识别，大于18岁为有效研究样本。另外，为了保证研究对象填写问卷的认真程度，根据问卷的填写题量，我们把填写时间少于120秒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因为研究对象在两分钟之内很难认真完成问卷，很有可能是随意填写。本次发放问卷1200份，其中18岁以下填写的问卷有124份，删去这些问卷。剩下的问卷中，填写时间在120秒以下的有83份，同样删去。最后有效问卷为993份。

从表1可知，在年龄方面，18—30岁占33.84%，31—40岁占23.36%，41—50岁占16.52%，51—60岁占16.92%，61岁及以上占9.37%。在学历方面，高中及以下占46.32%，大专25.38%，本科占22.26%，研究生占6.14%。性别方面，男性占55.89%，女性占44.51%。月收入方面，3000元以下占43.00%，3001～6000元占27.69%，6001～10000元占19.94%，10000元以上占9.37%。

表 1 人口学特征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变量	样本特征	人数(%)	变量	样本特征	人数(%)
年龄	18—30岁 31—40岁 41—50岁 51—60岁 61岁及以上	336（33.84）232（23.36）164（16.52）168（16.92）93（9.37）	学历	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460（46.32） 252（25.38） 221（22.26） 61（6.14）
性别	男 女	555（55.89） 442（44.51）	月收入	3000元以下3001～6000元6001～10000元10000元以上	427（43.00） 275（27.69） 198（19.94） 93（9.37）

2.2 工具

为了提高问卷测项表述的准确性以及减少理解偏差，本文使用的量表均选择了目前比较成熟的量表，并邀请二位语言专家，对量表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以匹配本文的研究情景。

运气信念的测量参照了Thompson和Prendergast的量表[13]，包含两个维度：相信运气和个人运气，其中相信运气有3个测项，例句如“运气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个人运气有4个测项，例句如“我一直都有好运”。

道德风险偏好的测量参照了Greenbaum等的量表[17]，有4个测项，例句如“虽然有时候非环保行为会引起他人的质疑，但我还是能承受住压力”。

环保行为的测量参照了李星星和包莉的量表[18]，有4个测项，例句如“我积极参与各种的环保活动”。

社会经济地位参照了王琳等的量表[15]，从金钱、人力和社会资本等方面来展开综合测量，有5个测项，例句如“与很多同龄人相比，我有较丰富的社交资源”。

所有测量项目都是使用7点Likert量表，范围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

2.3 统计分析

使用Smart-PLS3.0软件进行变量的信效度分析、路径分析、调节效应检验和中介效应检验。在数据分析时，进行 Bootstrapping 抽样检验，抽样样本设定为 5000 次。

3 结果

3.1 信度和效度

本研究使用Smart-PLS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测量模型主要是以验证性因子分析以及检验量表的信效度等为主。从表2中可知，本文的5个潜在构念的Cronbach’s α值在0.79～0.92之间，都大于0.7，有很好的可靠性。组合信度（CR）用于检查变量的内部一致性，5个变量的CR值在0.80～0.91之间，都大于0.7，5个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良好。

表 2 信度和效度检验

Table 2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变量	Cronbach’s α	CR	AVE
相信运气	0.86	0.85	0.62
个人运气	0.86	0.88	0.63
道德风险偏好	0.92	0.91	0.68
环保行为	0.79	0.80	0.57
社会经济地位	0.84	0.85	0.61

接着检验各变量的收敛性和判别性，平均提取方差（AVE）用于说明测项的收敛性效度，一般要求高于0.5，5个变量的AVE在0.57～0.68之间，支持测量的有效性。另外，从表3可以看到，所有变量的AVE平方根（对角线的数据）均大于变量的相关系数值，说明这5个变量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3 相关系数矩阵与AVE平方根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and AVE square root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1．个人运气	4.77	1.53	0.79
2．相信运气	5.25	1.30	0.28**	0.79
3．道德风险偏好	5.31	1.22	0.24**	0.36**	0.82
4．社会经济地位	4.40	1.54	0.11*	0.03n.s	0.37***	0.75
5．环保行为	3.57	0.89	-0.53***	-0.59***	-0.62***	-0.16**	0.78

注：***p<0.001，**p<0.01，*p<0.05，n.sp>0.05，以下同。

3.2 假设检验

通过建立两个不同的模型来检验所提出研究假设（见表4）。第一个模型分析了各变量对环保行为的直接影响。第二个模型，引入了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调节变量，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在运气信念对环保行为中的调节影响。

Smart-PLS3.0软件不为整个模型提供拟合优度指数，而是根据模型解释力的R2来确定拟合优度。R2值越高，解释能力越强。如果R2高于0.2，就说明评估模型对内生变量有很强的解释力[19]。从表4的假设检验结果可知，两个模型中道德风险偏好的R2都为0.24，环保行为的R2分别为0.38和0.39，达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表 4 假设验证结果

Table 4 Assumption verification result

研究假设	模型1-直接影响		模型2-调节效应
	路径系数	显著性	路径系数	显著性
相信运气→道德风险偏好	0.21	是	0.20	是
个人运气→道德风险偏好	0.29	是	0.27	是
相信运气→环保行为	-0.26	是	-0.21	是
个人运气→环保行为	-0.43	是	-0.39	是
道德风险偏好→环保行为	-0.50	是	-0.48	是
社会经济地位×相信运气→环保行为			0.09	是
社会经济地位×个人运气→环保行为			0.13	是
R2
环保行为	0.38		0.39
道德风险偏好	0.24		0.24

在模型1中，相信运气对道德风险偏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21，p<0.05；相信运气对环保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路径系数为-0.26，p<0.05；个人运气正向影响道德风险偏好，影响路径系数为0.29，p<0.05；个人运气会负向影响环保行为，影响路径系数为-0.43，p<0.05。道德风险偏好对环保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路径系数为-0.50，p<0.05。

在模型2中，加入了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社会经济地位与相信运气对环保行为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路径系数为0.09，p<0.05，说明社会经济地位显著调节相信运气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即对于高社会经济地位者，低社会经济地位者的相信运气对环保行为有更强烈的影响，见图2。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人运气对环保行为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路径系数为0.13，p<0.05。说明社会经济地位显著调节个人运气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即对于高社会经济地位者，低社会经济地位者的个人运气对环保行为有更强烈的影响，见图3。

图 2 相信运气、社会经济地位与环保行为

Figure 2 Believe in luck,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图 3 个人运气、社会经济地位与环保行为

Figure 3 Personal luck,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由表4的路径检验结果可知，相信运气和个人运气都对环保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道德风险偏好对环保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接下来将分析个人运气和相信运气对环保行为的负向影响是否会通过道德风险偏好的作用。Smart-PLS3.0软件运算结果还给出了评估模型的总效应和中介效应。从表5的中介效应结果可知，道德风险偏好在个人运气对环保行为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用值β=-0.12，p<0.05，95%CI［-0.24，-0.04］。道德风险偏好在相信运气对环保行为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用值β=-0.16，p<0.05，95%CI［0.29，-0.08］。

表 5 中介效应结果

Table 5 Mediating effect results

中介路径	中介效应值	T值	p值	置信区间（CI）
相信运气→道德风险偏好→环保行为	-0.12	4.38	0.003	［-0.25，-0.07］
个人运气→道德风险偏好→环保行为	-0.16	5.24	0.001	［-0.29，-0.08］

4 讨论

大多数研究对社会公众的环保行为主要是以理性的个体为前提，通过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分析公众选择环保行为的理性因素，而忽略了非理性因素在行为决策中的影响。事实上，个体的行为动机是复杂而多样的，理性态度不一定导致理性行为，一些非理性因素有时候往往会直接影响个体行为。非理性的认知和信念是导致个体违反社会规范价值的重要原因[2]，特别是基于“非理性”的运气信念会使得个体产生幻觉，导致个体道德风险偏好的增强，影响他们的道德行为。而本文则是将运气研究延伸到生态环保领域的道德行为中，研究了运气信念对社会公众环保行为的影响，且通过道德风险偏好来揭示运气信念对环保行为的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运气信念会正向影响社会公众的道德风险偏好，而道德风险偏好则会负向影响环保行为，最终运气信念削弱了社会公众的环保行为。具体而言，由于社会公众的运气信念的增强，其道德风险偏好也随之增强，使得社会公众敢于承担非环保行为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从而削弱他们的环保行为意愿。同时，研究还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会负向调节运气信念对社会公众环保行为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公众会更加在意周围以及他人的评价和意见，导致他们偏向选择符合社会期望的环保行为，从而避免道德谴责和质疑。对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公众来说，他们拥有更丰富的金钱、人力和社会等资本，并且掌握着更高的权力和更多的技能。因此，他们往往有非常强烈的控制感和自我意识。而这种强烈控制感和自我意识会导致较高的道德风险偏好，因为拥有强大的心理资源的高社会经济地位者不需要通过符合社会预期的环保行为来保护自己。所以，社会经济地位会减弱运气信念对环保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本文首次将运气研究延伸到生态环保领域，从非理性因素的角度，探究了运气信念对社会公众环保行为的影响。其次，基于道德风险偏好理论，本文提出并检验了道德风险偏好在运气信念对社会公众环保行为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最后，本文引入了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调节变量，为社会公众环保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视角。

运气信念会负向影响社会公众的环保行为，这意味着当社会公众的运气信念较低，即社会公众容易受到坏运信念的影响，会更愿意参与环保行为。从道德的角度上看，环保行为意味着责任，具有良好的道德性，所以，低运气信念的社会公众希望可以通过参与环保行为来提高自己的运气和获得社会的赞许。该结论可以给企业或公共管理部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保广告宣传策略，对于低运气信念的社会公众，可以在广告中凸显环保的道德性，同时，要重视口碑宣传，并指出环保行为容易被身边的人注意到，并且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同与赞许，从而提升他们环保意愿。

运气信念之所以容易削弱社会公众的环保行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道德风险偏好。研究表明，社会公众的道德风险偏好性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运气信念导致的控制幻觉，这种控制幻觉使得他们敢于承担道德风险，坚持非环保行为。因此，政府可以安排一些环保行为宣传教育活动，向社会公众普及环保的重要性，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参与环保实践。政府和广大社会媒体应该相互配合，让社会公众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增强其环保意识，激发社会公众对不良环境行为的羞耻心和愧疚感。除此之外，有必要向社会公众明确非环保行为，尤其是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并且明确铺张浪费以及污染环境的行为的不道德性，倡导全社会抵制这些行为。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得到改善。首先，本文主要是从运气信念（个人特质）的角度出发，研究运气对环保行为的影响，然而研究表明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运气线索刺激也会影响社会公众的思维和行为，并且启动运气线索与运气信念的交互作用对社会公众的道德行为和冒险行为有显著的影响[20]。因此，未来可以研究在运气线索刺激的情景下，社会公众的行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及其中的解释机制是什么。其次，本文对道德风险偏好测量时，采用了被试自我报告的方法，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未来可以尝试将问卷调查法与实验法结合来开展研究。最后，众多研究表明，运气信念会让个体产生控制幻觉，而这种幻觉又会增强个体的风险偏好，从而影响其行为决策，所以，未来可以尝试研究控制幻觉在环保行为或者其他道德行为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962001）；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8GL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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