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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1]。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影响了我国居民的身心健康以及积极社会心态的形成，给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2］。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指出，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民众能否积极主动地实施亲社会行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并鼓励社会各界对增加亲社会行为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同时报告还强调了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与增强民众安全感的重要性[3]。另外，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过程中，我国青年群体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因此本研究聚焦于探索青年亲社会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为有效提升青年亲社会行为提供科学依据，对培养青年积极社会心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不同个体的行为表现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比如，有些个体在经历逆境或者创伤性事件（如地震）后表现出较多的攻击性行为［4，5］；而有些个体却更愿意帮助
他人[6]。这一行为反差促使我们思考：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人们在处于负性事件时仍然做出亲社会行为？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这与人们具有的积极道德情感——感恩有关[7]。2.0时代的积极心理学强调以辩证的视角研究积极与消极之间的联系，认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痛苦和灾难，因此人们应该关注如何从消极态势中衍生出积极因素[8]，而感恩作为能够减轻心理病理症状以及增加主观幸福感的力量之一，对身处于消极状态下的人们至关重要[9]。

感恩指个体对他人的恩惠或帮助产生感激并进行积极回应的一种情感倾向［10，11］。道德情感理论认为感恩具有亲社会性质，是建立在他人对自己帮助的体验之上，是对他人为自己所做贡献的一种回应［10］；该理论还认为具有高特质感恩的受益者往往会伴随更强烈的感恩体验，从而激发其对帮助者甚至陌生人实施亲社会行为。这一理论得到了以往研究的证实，如：王文超和伍新春通过对灾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发现灾后得到帮助的青少年会对助人者产生感激之情，从而促使其实施更多的亲社会行为[6]。值得注意的是，感恩既能促进受益者做出亲社会行为，同时也有利于助人者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比如：Grant和Gino研究发现[7]，当助人者被表达感谢时，会体验到更强的社会价值感，从而激励他们实施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虽然已有研究证实了感恩是影响亲社会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但是大多是在探讨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12]，较少探究感恩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因此，基于以往的研究，提出假设H1：感恩能够正向预测青年亲社会行为。

通过对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作用路径进行探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领悟社会支持指个体在与他人（亲戚、家人、朋友、同事等）进行互动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基本社会需求（从属关系、情感、归属、身份、安全和认可）得到满足的程度[13]。关系调节理论（Relationship Regulation Theory，RRT）认为，个体所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程度与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人们通过富有情感的日常对话与互动领悟到来自社会的支持，从而调节自己的情感、思想和行为［14］。一方面，具有高特质感恩的个体更容易看到他人对自己的帮助[10]，从而促使个体更容易地领悟到来自社会的支持[15]；另一方面，社会交换理论认为[16]，人们之间的交往遵循互惠原则，当个体感受到高水平的社会支持时，就会倾向于在行动上（如：亲社会行为）支持他人。以往相关研究已经证实感恩可以正向预测领悟社会支持水平[17]；同时，具有高社会支持水平的个体更倾向于做出亲社会行为［18］。因此，提出假设H2：领悟社会支持在感恩与青年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感恩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需要层次理论认为安全需要是指人们对稳定、安全的环境以及被保护的感受的一种需要，它能帮助个体消除恐惧和焦虑[19]。当个体的安全需要基本得到满足时，才会产生对稳定的社会交往与亲密关系的需求。情绪安全感理论在探讨亲子冲突对儿童安全感的影响时指出[20]，安全感遭到破坏的儿童会形成并将消极的认知图式扩展到新的社会环境中，导致其在面对新奇的、有压力的或有挑战性的环境时，选择通过逃避社交行为来减少焦虑和恐惧，因此不利于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据此，提出假设H3：心理安全感能够调节感恩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来解释具体的作用机制（见图1）。

图1 假设模型

Figure 1 Hypothesis model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针对我国青年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623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572份，有效率达91.81%。其中男性222人（38.8%），女性350人（61.2%）；单身262人（45.8%），已婚310人（54.2%）；现居住地为农村187人（32.7%），县级城市（含县级市）137人（24.0%），市级城市248人（43.4%）；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154人（26.9%），大专93人（16.3%），本科269人（47.0%），研究生56人（9.8%）；全日制学生167人（29.2%），体制内工作人员156人（27.3%），私企工作人员92人（16.1%），务农人员52人（9.1%），其他105人（18.4%）。被试年龄在18—44岁之间，平均年龄28.47岁（SD=6.11）。

2.2 研究工具

2.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由姜乾金[21]修订，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3个维度，12个项目。7点评分，得分越高表示领悟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总量表与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92、0.85、0.87、0.82。

2.2.2 心理安全感量表

该量表由丛中、安莉娟[22]编制，包括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2个维度，16个项目。5点评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安全感水平越高。总量表与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93、0.87、0.89。

2.2.3 亲社会倾向量表

该量表由Carlo和Randall编制，寇彧等人［23］翻译修订，包括6个维度公开的、情绪性的、依从的、紧急的、匿名的和利他的，26个项目。5点评分，得分越高表示亲社会行为倾向越高。总量表与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94、0.80、0.83、0.84、0.75、0.84、0.80。

2.2.4 青少年感恩量表

该量表由何安明、刘华山和惠秋平[24]编制，包括对社会恩惠、自然恩惠、他人恩惠的感知和体验与对社会恩惠、自然恩惠、他人恩惠的表达和回报6个维度，23个项目。量表采用5点评分法，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感恩程度越高。基于青年人的特点，对量表中的部分项目进行了修改，如将原量表中的“老师”改为“老师、领导、长辈”，“学校”改为“学校、工作单位”。总量表与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90、0.82、0.72、0.78、0.74、0.82、0.85。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采用一些措施（如匿名性作答、设置反向计分项目等）进行事前控制；并在事后采用Harman单因子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FA），结果表明：未经旋转时，12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第一个公共因子仅能解释26.29%，远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我国青年的感恩、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安全感和亲社会行为进行描述统计分析与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N=572）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N=572)

注：*p<0.05，**p<0.01，***p<0.001，双尾，下同；婚姻状态为虚拟变量，单身=1，已婚=2，下同。

结果显示：感恩、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安全感与亲社会行为之间两两存在显著正相关。婚姻状况与感恩、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安全感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且感恩（t=-3.01，p=0.003）、领悟社会支持（t=-3.42，p<0.001）、心理安全感（t=-6.01，p<0.001）在不同婚姻状况下差异显著，因此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其他人口学变量不予控制。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为揭示感恩对青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在控制婚姻状况的条件下，将各连续变量进行标准化后代入回归方程[25]，并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3.3版本）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26]。

结果表明（见表2）：感恩可直接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β=0.61，p<0.001）；放入中介变量领悟社会支持后，直接效应依然显著（β=0.50，p<0.001）。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检验表明，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显著（β=0.11，95%CI=［0.05，0.16］），中介效应占总效应（0.61）的18.03%。这表明感恩既可以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又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间接作用影响亲社会行为。

表2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test

注：*p<0.05，**p<0.01，***p<0.001，双尾，下同；连续变量标准化处理，下同。

其次，为进一步检验心理安全感在感恩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影响亲社会行为这一中介路径的后半段起着调节作用，本研究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3.3版本）组件模型14来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3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安全感的乘积项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0.15，p<0.001），说明心理安全感在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中起调节作用，即心理安全感调节了中介路径的后半段；判定指数Index为0.08，置信区间为［0.04，0.12］，不包含0，再次说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

当调节变量为连续变量时，通过Johnson-Neyman法（简称J-N法）［27］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可以克服选点法只能选择有限取值的缺点[28]，故进一步采用J-N法对心理安全感调节领悟社会支持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分析

Figure 2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

注：横坐标是调节变量心理安全感，纵坐标代表回归系数（即斜率）的变化。

结果表明，当心理安全感的标准分数取值范围为［-1.11，2.06］时，置信区间不包含0，简单斜率显著。也就是说，当心理安全感高于-1.11时，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效应显著，且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随心理安全感的增强而增强。

最后，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心理安全感调节作用的实质，进行条件中介效应分析。如表4所示，当心理安全感水平高（M+SD）时，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显著（β=0.22，95%CI=［0.14，0.30］）；当心理安全感水平低（M-SD）时，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不显著（β=0.06，95%CI=［-0.003，0.12］）。由此可见，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大小以及中介作用显著与否均与心理安全感（调节变量）的取值有关，即本研究所构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如图3所示）。

表4 不同心理安全感青年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Table 4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mong young people with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security

图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Figure 3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4 讨论

本研究根据道德情感理论、关系调节理论、需要层次理论和情绪安全感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旨在考察领悟社会支持在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感恩影响青年亲社会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感恩对青年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研究假设H1成立。以往研究也证实了该结果，如：Tsang和Martin[29]通过探讨感恩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个体接受帮助之后会增加其亲社会行为，并且这种影响是由于感恩的作用引起的；另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小学生感恩水平与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正相关，且感恩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表明具有高感恩特质的小学生更愿意帮助他人[30]。这一结果符合社会交换理论[16]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传统价值观念，并可以通过感恩的道德情感理论［10］进行有效的解释，该理论认为感恩本质上起源于亲社会行为，是当具有高特质感恩的个体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善意后进而产生想要回报帮助者的想法，甚至把亲社会意愿泛化到陌生人的身上，从而表现出了较高的亲社会行为倾向。

进一步分析感恩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间接作用，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在感恩对青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说明研究假设H2成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当个体具有高的感恩水平时，更容易感受到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帮助，从而增强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进而产生强烈的亲社会行为倾向[12]。根据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感恩作为一种积极道德情感，可以通过扩展个体的知觉、思维和行为模式，建立积极持久的个人资源（如：健康、友谊、心理弹性、社会支持等）[31]，从而促使个体做出有利于生命延续的行为（如：亲社会行为）。同时，这一研究结果也得到了以往部分研究的支持[6]。本研究结果的意义在于不仅验证了感恩教育的重要性，同时提醒人们要多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交流，多给予身边人甚至陌生人肯定、理解、帮助与支持，努力营造互相帮扶、共渡难关的家庭氛围与社会氛围，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心理安全感调节了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虽然在高低心理安全感水平上，领悟社会支持对青年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均显著，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表现为当青年具有高安全感水平时，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更强，即对于高安全感的个体来说，亲社会行为随着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增强而增强的幅度较大。这一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H3并与情绪安全感理论[20]相一致，当个体的心理安全感水平较低时，往往伴随较高的社交焦虑[32]；而具有高社交焦虑的个体会对社交场合充满恐惧，同时妨碍个体积累心理资源[31]，致使他们较难领悟到来自社会的支持，并为了较少焦虑的发生而选择逃避社交活动[33]，从而不利于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次调查虽然进行了匿名化、增加测谎题以及删除答题时间过长或过短的问卷等处理，但是主观报告的方式可能会使数据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而出现误差，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增加他评的数据收集方法，来弥补自评方法的不足；其次，由于受疫情的限制，本研究采取网络收集调查问卷，无法控制被试答题时是否受到来自环境的干扰，从而降低答题的准确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行为实验的方法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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