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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大学生学术欺骗的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从“翟天临事件”开始，舆论一直对有关新闻保持较高关注，使得学术欺骗行为进入大众视野。学术欺骗行为不仅对个人的未来成长产生负面影响，还会助长校园和社会的不良风气，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此外，学术欺骗行为还会破坏学术生态系统，对科技的进步和发展造成阻碍，甚至危及科学界的学术声誉，影响公众对科学研究的信任，损害国家和社会对科学研究的投入热情。故本研究试图探讨学术欺骗行为的影响因素，为降低大学生学术欺骗行为的发生提供参考。

学术欺骗行为，与之相类似的概念有“学业欺骗”“学术欺诈”“学术不端行为”等，本文将学术欺骗行为界定为学生有意在学习活动中进行的欺骗行为［1-3］。作为高等教育的接受者，大学生应当具有较高的学术诚信水平，在学业发展中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实际调查研究却发现大学生在学业任务中的表现是差强人意的。国内外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学术欺骗行为是非常普遍的，在美国、意大利和韩国，就读于不同学院的大学生报告称，他们至少有过一次学术欺骗行为［4-6］。科学技术的进步是造成学术欺骗行为如此泛滥的原因之一，随着教学手段的复杂多元化，使得大学生更容易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剽窃或盗用信息［7，8］。此外，由于大学阶段处于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过渡期，如何平衡好学业与实习是他们要面临的主要压力，巨大的任务量、对所学专业缺乏兴趣等会使部分大学生铤而走险参与到学术欺骗行为中［9，10］。根据压力应对理论，认知评价和应对在个体面对压力时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应对主要有两种功能，一是聚焦于问题解决，二是调节情绪；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包括积极的人际努力以改变现状，以及冷静、理性、深思熟虑地解决问题，而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方式包括疏远、自我控制、寻求社会支持、逃避-远离、承担责任和积极的重新评估[11]。Connor-Smith（2000）等认为应对方式存在三个层次，从积极到消极排列。积极的应对也称首要控制应对，类似于问题中心应对方式，致力于采取各种方式控制情境中的压力源；消极的应对也称不参与应对，类似于情绪中心应对方法，主要通过否认、逃避等方式忽略问题，达到情绪上的平复；次级控制应对方式属于中间层次，它是首要控制应对与不参与应对的中间级应对方式[12]。部分大学生在学业任务中感知到过大的压力时，更容易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利用逃离、疏远等手段来缓解学业压力带来的痛苦，而这种情绪的消极应对可能会影响他们在学业任务中的表现，使其采用学术欺骗行为等违背制度规范的方式来达成学业目的。故提出本研究假设H1：学业压力对学术欺骗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道德推脱，指一种有利于自我的认知歪曲，在这种认知倾向下，个体的自我调节机制会失效，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也会被解除，就会使得人们有可能在没有负罪感或自责感的情况下做出不人道或具有攻击性的行为［13，14］。当个体在道德上的自我调节功能被激活时，会引导其产生符合自我道德标准的行为，进而防止不良行为的发生，而道德推脱则可以使道德自我调节功能有选择的被激活或失效，因而高道德推脱的个体会通过道德推脱的机制来使得这一调节功能失效，以此来消除不道德行为给自身带来的内疚等负性情绪。王兴超等人探究了道德推脱对学术欺骗行为的影响作用，发现道德推脱对大学生的学术欺骗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道德推脱水平越高的个体，其做出不道德行为的可能性越大[15]。李洁红在研究中发现，道德推脱在学习倦怠和学业欺骗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即大学生的学习倦怠越严重，其道德推脱水平也越高，进而导致其学业欺骗越多[16]；学业压力作为学习倦怠最直接的影响因素[17]，是否也会受到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从而对学业压力和学术欺骗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值得更进一步的探讨。大学生即将踏入社会，面临着各种压力，学业压力作为最直观，也是最主要的压力来源，其对大学生学业生涯的影响不可小觑。

情绪ABC理论认为，个体在知觉到刺激事件A时，由于对它持有不同的信念B，进而会产生不同的行为C[11]。当学业压力这一刺激事件出现时，对这一刺激做出消极评价的个体会否认、忽视学业压力的存在，而这种认知倾向与道德推脱是类似的，都是一种有利于自我的认知歪曲，通过否认事实来减轻心理上的负担。由此可以推论，学业压力对道德推脱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即个体感知到的学业压力越大，越有可能产生道德推脱的认知倾向，其道德推脱的水平也就越高。基于以上论述，提出假设H2：道德推脱在学业压力与学术欺骗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此次研究采用线上发送问卷的方式，共发放4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66份，有效率91.5%，以下为问卷收集具体情况。其中男生208人（56.8%），女生158人（43.2%）；理科122人（33.3%），工科153人（41.8%），文科91人（24.9%）；大一55人（15%），大二56人（15.3%），大三122人（33.3%），大四133人（36.4%）；城镇146人（39.9%），农村220人（60.1%）；独生子女128人（35%），非独生子女238人（65%）。

1.2 方法

1.2.1 学业压力问卷[12]

该问卷由25个项目组成，分为成绩目标压力、外在环境压力、挫折压力、竞争压力4个维度，采用5点评分法，同质性信度为0.9177，p<0.01；分半信度为0.8508，p<0.01。

1.2.2 道德推脱问卷[13]

包含26个题目，采用5分评分法，分为8个子维度，分别是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忽视或扭曲结果、责备归因、非人性化。该问卷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2/df=2.53、GFI=0.91、NFI=0.93、IFI=0.99、TLI=0.95、CFI=0.96、RMSEA=0.05。同质性信度为0.87。

1.2.3 学术欺骗问卷[14]

该问卷由12道题目组成，采用4点评分法，最后算总分，总分越高，学术欺骗行为发生频率越高。同质性信度为0.80。

1.3 统计处理

利用SPSS19.0和AMOS24.0处理数据，利用相关分析对学业压力、道德推脱与学术欺骗行为进行相关系数的检验，利用Amos软件建立中介模型，并对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

2 结果

2.1 学业压力、道德推脱与学术欺骗行为的相关研究

由表1可以得知：学业压力与道德推脱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42（p<0.01），学业压力与学术欺骗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44（p<0.01），道德推脱与学术欺骗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47（p<0.01）。学业压力、道德推脱与学术欺骗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两两相关，因此可以对这三者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表 1 变量之间的相关矩阵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matrix between variables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2 大学生学业压力、道德推脱与学术欺骗行为的中介模型

学业压力、道德推脱及学术欺骗行为三个维度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因此构建了以学业压力为外源潜变量，道德推脱为中介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在进行中心化处理后，采用AMOS24.0软件检验模型，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良好，模型拟合指数为χ2/df =4.412，RMSEA=0.058，NFI=0.920，IFI=0.937，TLI=0.921，CFI=0.937。

如图1所示，学业压力和道德推脱之间的路径系数β=0.38，p<0.001，道德推脱与学术欺骗行为之间路径系数β=0.36，p<0.001。

图 1 学业压力、道德推脱与学术欺骗行为的中介模型

Figure 1 A mediating model of academic pressure,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academic dishonesty

参照Hayes提出的bootstrap方法进一步检验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样本量选择5000，偏差校正方法为Bias Corrected和Percentile[15]。结果发现，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显著，Bias Corrected检验结果为95%的置信区间（CI）为［0.186，0.544］，Percentile检验结果为95%的置信区间（CI）为［0.183，0.538］，都不包含零，此外Z=3.707>1.96。控制了中介变量道德推脱后，学业压力对学术欺骗行为的影响依旧显著，Bias Corrected检验结果为95%的置信区间（CI）为［0.210，0.935］，Percentile检验结果95%的置信区间（CI）为［0.196，0.922］，不包含零。

表 2 中介变量报告

Table 2 Mediation variable reports

3 讨论

通过构建中介模型，本次研究发现学业压力能较好地预测学术欺骗行为，这验证了之前的研究假设H1。大学生对学业的关注，一是由于学校的培养方案设置，要求学生必须在相应的年限完成学业任务，这是其在学校面对的首要压力；另外，大学生的学业与未来的升学、就业等密切联系，而学习是改变现状以及为将来择业做准备的重要手段。Wenzel在对学业欺骗的研究中提到一种压力理论，该理论认为犯罪或欺骗行为源于个体感知到的压力，当大学生感知到学业压力时，为了消除这种压力对自身的影响，其采取学术欺骗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9]。

本研究也发现道德推脱对学术欺骗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36，p<0.001），这与以往研究一致，即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越高，其学术欺骗行为发生频率也越高。班杜拉认为道德推脱会促使道德自我调节功能失效，个体在认知上会认同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使其在合理地做出不道德行为的同时，不会有明显的内疚和自责［8］。在道德推脱机制的作用下，大学生将学术欺骗行为等不道德行为合理化，使得其在进行学术欺骗行为时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从而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

宁志军、聂衍刚和马祎晨（2015）研究发现，当个体发生间断性的自我控制失败行为后，通过道德推脱机制的激活和运用，阻碍了个体对失控行为的反思，一方面会使个体减少甚至摆脱失控后的内疚、羞愧等自我责备情绪，影响了自我控制的执行功能，即大学生感知到的学业压力越大，其体验到的消极情绪与行为越多，就越希望通过道德推脱来减少这种心理压力，其道德推脱水平就会升高；另一方面，通过多次道德推脱的作用也可能因此降低了个体的道德标准或目标水平，减少了进行自我控制时和发生自我控制失败后的心理负荷，从而导致更多的自我控制失败。由于对道德推脱机制的运用，个体对自我的控制减弱，其道德水平降低，由学习失控行为引发的心理负荷减少，因此，当大学生的道德推脱水平越高时，其自控能力、道德标准以及心理负荷就会降低，导致其表现出更多的学术欺骗行为[20]。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通过对学业压力、道德推脱与学术欺骗行为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学术欺骗行为在大学生群体中较为普遍，而产生这一现象的影响因素主要与学业压力有关，并且道德推脱机制在其中也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可以从道德教育和降低学业压力两个方面入手，通过适度地改善教学环境和课程设置，以达到提升大学生道德意识和缓解学业压力的目的，最终减少学术欺骗行为等违背道德规范的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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