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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大批大学生无法返校，在长期居家期间过程中，部分大学生开始出现压抑焦躁、无聊郁闷等不良情绪以及相应的非适应性行为反应[1]。行为科学把人的行为视为心理特征和外部环境的函数[2]，相应地，个体在家庭中的行为表现也可以被视为内部心理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家庭行为从宏观角度可分为婚恋行为、生育行为、家庭消费行为、家务行为四大类[3]。在本研究中，笔者将家庭行为从微观角度定义为大学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由于外部环境影响和内部心理特征的变化而在家庭生活中的一些行为表现，分为家庭积极行为和家庭消极行为两个方面，包括关爱家庭成员、家庭讨论参与、手机依赖行为等。

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包括父母、朋友等社会人以及家庭、单位等社会组织）所获得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4］。社会支持通常被认为是个人处理紧张事件问题的一种潜在资源，这种资源是由他人提供的[5]，因此社会支持也可被视为一种社会资源[6]。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的观点，当面对压力事件时，个体需要耗费大量的内在资源进行情绪调节，因此拥有更多资源的个体更不容易受到资源损失的影响[7]。因此，社会支持程度越高的个体，能更好地适应负性环境，出现问题行为的概率也就越低[8]。另一方面，缺乏社会支持会导致负面的心理状态，如焦虑、无助和沮丧[9]，较低的社会支持的个体孤独感较高，手机成瘾也越严重[10]。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家庭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社会支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家庭积极行为，显著负向预测家庭消极行为。

心理韧性是指个体从逆境、失败、冲突等破坏性事件中恢复、甚至正向地改变与进步的一种积极的心理能力[11]。心理韧性作为个体内在的心理资源之一，有助于促进个体在面对压力和挫折时的正向适应，可有效降低抑郁、焦虑水平[12]。而建立心理韧性需要有丰富的资源通道[13]，相关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和希望是青少年心理韧性的预测指标[14]。在对新型疫情期间基层医院医护人员的调查中发现，医护人员心理韧性与社会支持得分呈正相关增加社会支持有利于提高个体的心理韧性[15]。另外，培养个体良好的心理韧性、乐观、希望等积极心理品质也有助于减少个体问题行为的发生[8]。相关研究也证明大学生的心理韧性各维度与拖延行为均呈显著负相关，提高心理韧性有助于降低大学生的拖延行为[16]。心理韧性作为个体所拥有的一种积极心理能力，不同心理韧性水平的个体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其造成的负性影响时也很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家庭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2：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家庭行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假设，本研究将深入探讨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家庭行为的影响以及其作用的具体机制，在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大学生的家庭行为现状的同时，也有助于心理工作者提出相应的策略来帮助大学生更积极地应对负性事件。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被试主要针对疫情期间安全在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群体，问卷于2020年4月17日至4月24日通过问卷星形式发放，研究共回收338份数据，剔除回答时间过短或过长的问题问卷，最终保留有效问卷325份。其中男生97名，女生228名；本科生223名，研究生102名。被试年龄在18~27岁之间（M=21.00；SD=5.33）。

2.2 研究工具

2.2.1 自编大学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家庭行为问卷

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1代表从来没有，5代表大部分有），在预测试阶段，经项目分析与探索性因子分析，保留6个项目，提取出两个因子：家庭积极行为和家庭消极行为。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1.627，RMSEA=0.056，CFI=0.973，IFI=0.974，TLI=0.949，NFI=0.934。本研究中，家庭积极行为、家庭消极行为两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07、0.645。

2.2.2 大学生社会支持量表

选取叶悦妹，戴晓阳[4]编制的《大学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由17个条目组成，分为三个维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每个条目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方法（1代表不符合，5代表符合），得分越高，反映个体社会支持总体水平更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3。

2.2.3 心理韧性量表

采用于肖楠，张建新[17]修订的《心理韧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S）》中文版测量心理韧性。共25题，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法（1代表很不符合，5代表很符合）。得分越高，说明个体有更高的韧性。该量表中文版涉及坚韧、力量和乐观等3个因素。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系数为0.943。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25.0和AMOS23.0处理数据，统计分析包括Pearson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Bootstrap分析。

3 结果

3.1 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控制年级、居住地之后，对主要研究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1）：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均达到显著性水平。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家庭积极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50，r=0.51，p<0.001），与家庭消极行为呈显著负相关（r=-0.13，p<0.05）；心理韧性与家庭积极行为呈正相关（r=0.44，p<0.001），与家庭消极行为呈负相关（r=-0.29，p<0.001）。

表1 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N=325）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ain study variables (N=325)

注：*p<0.05；**p<0.01，***p<0.001，下同。

3.2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在对年级、居住地控制的条件下，对主要的研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3）表明，社会支持能够显著预测心理韧性、家庭积极行为和家庭消极行为。因此H1得到支持。当在社会支持和家庭积极行为的回归方程中放入中介变量即心理韧性后，社会支持对家庭积极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下降（β从0.467降到0.334），此时t=5.903，p=0.0004，说明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和家庭积极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社会支持和家庭消极行为的回归方程中放入心理韧性后，社会支持对家庭消极行为的预测作用也呈现下降且不显著（β从-0.168降到-0.009），此时t=0.133，p=0.894，说明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和家庭消极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表2 心理韧性、社会支持和家庭积极行为变量间的回归分析（N=325）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ocial support and positive family behavior (N=325)

表3 心理韧性、社会支持和家庭消极行为变量间的回归分析（N=325）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ocial support and negative family behavior (N=325)

进一步采用Hayes编制的SPSS宏中的Model4[18]，执行基于Bootstrap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家庭积极行为的直接效应及心理韧性的间接效应的Bootstrap95%的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含0（见表4），表明社会支持不仅能直接预测家庭积极行为，而且能够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预测家庭积极行为。该直接效应（0.334）和中介效应（0.133）分别占总效应（0.467）的71.45%、28.55%。另一方面，在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对家庭消极行为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中，直接效应为-0.144～0.126，此区间包含0，间接效应为-0.242～-0.084，在Bootstrap95%置信区间之间不包含0（见表5），验证了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和家庭消极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因此，假设2再次得到验证：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家庭行为（积极的和消极的）间发挥中介作用。

表4 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和大学生家庭积极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4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positive family behaviors of college students

注：Boot标准误以及Boot CI下限和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下同。

表5 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和大学生家庭消极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5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nagative family behaviors of college students

4 讨论

4.1 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家庭行为的影响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家庭积极行为，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家庭积极行为，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家庭消极行为，因此假设1成立。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类似，积极的社会支持会鼓励个体采取健康行为，而低水平的社会支持可能会使个体通过暴食或吸烟来寻找安慰[19]。根据人本主义需要层次理论，社会支持程度较低的学生，现实生活中较少获得他人的认可和支持，无法满足其归属和爱的需要，因此他们可能从其他处扩大情感支持的来源如手机网络[20]，或者采取消极应对的方式如拖延当下要完成的事情[16]，导致家庭消极行为的概率增加。而对于社会支持程度较高的学生，社会支持可以为大学生提供心理资源、归属感、情感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减轻个体的心理压力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从而促进大学生表现更多的家庭积极行为。

4.2 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家庭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回归分析及Bootstrap检验结果表明，心理韧性部分中介了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家庭积极行为。心理韧性是积极心理资本的成分之一，是个体应对负性情境的一种心理资源[21]。资源保存理论认为，拥有较多的资源的个体不易受到资源损失的攻击，且更有能力获得资源，高社会支持的个体，由于来自温暖和支持性环境的社会支持以及与他人的亲密关系的存在，可以帮助个人养成积极的情绪，建设更持久的心理资源，因此具有更高的心理韧性[22]，而心理韧性水平高的个体，他们也更善于通过家庭支持和人际帮助来解决问题，因而压力性情境下也会表现更多的家庭积极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家庭消极行为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结果类似，谢文澜等发现，社会支持和积极心理资本与问题行为呈负相关，且积极心理资本在社会支持和问题行为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8]。本研究的此结果也表明，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水平低，可能并不会直接表现更多的家庭消极行为，而是因为低社会支持导致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低，面对压力性情境时不能成功地实现正向适应，从而导致当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压力事件时，心理韧性低的大学生家庭消极行为出现的概率会更大。

另外，从具体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可以发现，心理韧性对家庭消极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要大于社会支持对家庭积极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对于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是，消极行为的发生更多的受人们的内在心理因素影响，低社会支持直接导致个体出现家庭消极行为的概率较小，个体自身的心理素质直接影响个体对负性情境的反应，心理韧性低的个体因其对事件的负性认知更容易出现沮丧、怀疑等情绪，从而使其出现家庭消极行为的概率增加。外部原因是变化的条件，内部原因才是变化的基础，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心理韧性（内因）与大学生家庭消极行为的关系比社会支持（外因）与大学生家庭消极行为的关系更密切。

4.3 研究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在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基于心理韧性的理论探讨社会支持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家庭行为的影响。在实践层面，本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基于上述结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何促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家庭行为表现，可以从社会支持（外在路径）和心理韧性（内在路径）两方面入手。首先，增强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网络，在大学生长期居家的这段时期，大学生要学会改变个体对事件的负面认知，主动向朋友、家长寻求情感支持，保证心理平衡；另一方面，家长在与大学生子女在家庭长时间相处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更多的以温暖、鼓励性的方式与大学生子女互动，尊重对方的自主意愿。其次，本文研究结果启示教育工作者或心理学研究者可以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对大学生群体有针对性地制定提高心理韧性的干预策略和方案，培养大学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此类危机事件或面对各种负性情境的积极应对技巧，有助于帮助大学生具备自我调整、自我向上的能力，促进个体、家庭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所针对的家庭行为仅仅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居家行为表现，由于并不能完全代表大学生在日常假期的家庭行为，因此，仅调查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家庭行为表现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的推广性和代表性还需要谨慎考虑。其次，本研究由于空间和时间限制采用横断研究设计，因此仍难以得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采取追踪研究进一步考察，以便更深入地揭示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

5 结论

（1）社会支持显著预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家庭行为，社会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家庭积极行为，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家庭消极行为。

（2）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家庭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其中在社会支持和家庭积极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社会支持和家庭消极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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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家庭行为量表

请您根据疫情期间您在家的实际情况，在下列代表频率的形容词中，选择最符合自己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