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成都; 2.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昌
社会排斥现象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大到种族歧视、地域歧视现象,小到人际间的相互拒绝和排斥,社会排斥给个体和群体的心理生理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针对社会排斥现象,不同学者总结了各自的定义,我国学者杜建政等人总结了国外学者对于社会排斥的定义,提出在心理学领域中,社会排斥是指由于为某一社会团体或他人所排斥或拒绝,个人的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受到阻碍的现象和过程。社会排斥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日常生活中的排斥、拒绝、孤立、无视等均属于该领域范畴(杜建政、夏冰丽,2008)。
针对社会排斥的研究,最早起源于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开展了大量的关于低社会阶层、贫困人口、移民的社会排斥研究,到上个世纪90年代,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和归属需要理论正式被提出后(Leary,Springer et al.,1998),心理学界才开始采用实证方法研究这类社会常见现象。在人类的各种需要中,归属需求是个体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Baumeister & Leary,1995),社会排斥阻碍了个体的归属需求,从而出现各种心理及行为问题。社会排斥对个体的认知、心理、行为层面均产生消极影响。在认知层面上,社会排斥阻碍个体复杂逻辑思维的运用,但对个体的简单运算无显著影响。社会排斥还会导致个体记忆提取更加困难,被排斥被试更难以从记忆中提取信息并利用有效信息解决有一定难度的、需要思考的问题(Baumeister,Twenge,and Nuss,2002)。社会排斥对个体的情绪产生消极影响,社会排斥会导致个体产生孤独感、抑郁、焦虑、愤怒等各种负性情绪(Baumeister & Tice,1990;Buckley,Winkel,& Leary,2004)。在行为层面,社会排斥会导致个体产生亲社会行为、反社会行为或回避行为,社会排斥后个体之所以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受外部环境因素以及个体特质的影响,外部环境因素有排斥的类型(Lakin,Chartrand,& Arkin,2008)、排斥的群体特征因素(Gómez et al.,2011)、排斥时间的长短(程苏、刘璐、郑涌,2011)以及不同排斥范式的影响(杨晓莉、魏丽、丁甜甜,2018)。内部个体特质因素主要有个体的拒绝敏感性(Maner et al.,2007),个体的心理灵活性(Waldeck et al.,2017)以及个体的人格特质(Mcdonald and Donnellan,2012)等。
已有研究指出,社会排斥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受到自我建构的调节(Ren,Wesselmann,and Williams,2013)。具体来说,西方国家的被试普遍认为社会排斥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且这种评价与独立自我建构相一致,与愤怒的情绪有关,而东方国家的被试则认为排斥事件不仅不公平,而且受环境制约,因此,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与互依型自我建构相一致并且与悲伤情绪相关的评价。研究发现,在社会排斥后,欧裔美国人报告经历了更多的愤怒而不是悲伤,而东亚人、东亚裔美国人和日本人在愤怒和悲伤情绪的水平上没有差异(Kimel et al.,2017)。Pfundmair等人(2015)发现来自德国等具有独立文化国家的被试比来自土耳其、中国等具有典型互依文化的被试更多地受到排斥的负面影响;从生理上来说,受排斥后,来自独立自我建构文化国家的被试心率显著增加,而来自互依自我建构文化国家的被试心理变化不显著。可见,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主要是互依型自我建构,通过与他人的关联性对自我进行定义(Markus and Kitayama,1991),社会排斥对互依型自我建构者的影响更小。以往研究大多选取跨文化地区的典型被试进行研究,鲜有研究从同一文化背景下展开研究。随着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世界各国之间互联互通的进程加快,即使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同样存在不同自我建构类型(侯玉波、张梦,2009)。
综上可知,社会排斥对个体行为层面的影响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及个体特质的影响,本文引入个体特质变量—自我建构,总结分析不同自我建构个体受排斥后的心理及行为差异及机制,开拓社会排斥与攻击行为研究的新视野,提供新的思路。
社会排斥的定义最早兴起于社会学领域,长期被社会政策的制定者以及社会学研究者所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Leary et al.,1998)及归属需求理论(Baumeister and Leary,1995)的提出,社会排斥研究正式进入社会心理学领域。经过梳理分析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对于社会排斥的概念界定,国内学者提出了相对公认的概念,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是指由于为某一社会团体或他人所排斥或拒绝,个人的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受到阻碍的现象,倾向于将社会排斥视为一个与社会接纳相对立的概念,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歧视、刻意忽视、被他人贬低等等(杜建政、夏冰丽,2008)。
针对社会排斥研究有不同的理论模型,从不同的角度对个体受排斥后的心理及行为反应进行解读。最常见的理论模型有Williams(2009)需求—威胁时间模型以及 Richman 和 Leary(2009)的多元动机模型。 针对社会排斥对个体不同阶段的影响,Williams(2009)提出需求—威胁时间模型(temporal need-threat model)。需要威胁理论模型指出,在受到社会排斥后,个体所产生的心理行为反应是普遍性的,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顺序,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反射阶段、反思阶段以及回避阶段。
在排斥的反射阶段,个体对排斥事件会产生完全自动化的行为反应,Williams认为个体具有排斥侦查系统,即使是十分微弱的排斥信号,个体也能察觉到,在排斥反应的最初阶段,个体特征因素以及情境因素均无法缓解被排斥者的心理反应,该阶段的反应类似于自动化本能反应;在排斥的反省阶段,个体开始接受社会疼痛的讯号,并对社会排斥事件的信息进行评估和思考。个体的行为反应方式受到不同心理需求受损的影响,个体在反省阶段将采取不同的行为反应,恢复受损的基本心理需求(Ren,Wesselmann,and Williams,2016)。当控制感和有意义的存在感这两种效能需求受损时,个体会采取攻击行为等反社会行为恢复效能需求;而当归属感和自尊这两种关系需求受损时,个体倾向于更多的亲社会行为(Wesselmann,Ren and Williams,2015),把注意力集中到被重新被接纳的信息上,个体寻求重新连接的意愿加强,甚至出现模仿排斥者的行为,以及讨好、逢迎、顺从的行为(Williams,2009)。在反省阶段,个体逐渐从被排斥事件中恢复,但恢复速度受到情境因素及个体特征因素的影响,大量针对被排斥经历后的恢复研究从该阶段着手,个体特质自我建构会在此阶段对被排者的基本心理需求恢复产生影响,有研究者认为互依型自我建构者更有利于恢复受损的关系需求(Ren,Wesselmann,and Williams,2016)。被排斥后的第三阶段为回避阶段,当个体受到长期排斥影响时,个体的应对资源消耗殆尽,基本心理需求严重受损,个体恢复心理需求意愿降低,从而变得抑郁、无助、无自我价值感,导致寻求孤独的行为及回避行为。
Richman和Leary(2009)提出了多元动机模型(multi motive model),可以解释不同类型的排斥事件,例如歧视、拒绝、排斥等。该理论指出,受排斥的最初阶段,个体反应是普遍相似的,会导致个体受伤感、悲伤等负面情绪上升,自尊水平显著下降。即时反应后,个体存在三种动机,分别是亲社会、反社会及退避动机,具体哪类动机占主导地位取决于对排斥的解释,个体对排斥存在不同的理解,从而产生不同的行为。当个体认为受损的关系恢复可能性很低时,反社会动机占主导,个体攻击性增加;当个体认为受损的关系对个人的发展无足轻重时,回避动机占主导,但如果感知受排斥是不合理且不公平的,便会产生愤怒情绪,从而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
社会排斥会对个体的心理及行为反应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国内外大量学者就此展开了相关研究。社会排斥导致个体焦虑情绪增加(Baumeister and Tice,1990)自尊水平显著下降(Leary,1990)。Baumeister(2005)等通过系列研究发现,在受到社会排斥后,个体自我调节能力显著下降,选择对身体有益但口味不佳的食品概率显著降低,在复杂困难任务中主动放弃的概率更高。社会排斥会导致个体无意识自我损害行为显著增加,个体更倾向于选择追求短期享乐而忽视长期利益的行为(Twenge,Catanese,and Baumeister,2002)。Twenge(2001)等学者研究发现,受社会排斥后,个体给予他人更多的负面评价且对他人施加更高分贝、更长时间的白噪音刺激,攻击行为显著增加。被排斥者的攻击对象不仅包括排斥的实施者,还有无辜的旁观者,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极大威胁。因此,十分有必要深入研究如何缓解社会排斥带来的不良影响。
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社会排斥现象屡见不鲜,有大量实证研究显示,被社会排斥的个体会产生攻击行为、暴力行为等一系列反社会行为。Twenge等人的研究显示,社会排斥会增加个体对他人的消极评价,从而导致攻击行为增加(Twenge et al.,2001)。在一项分配辣椒酱的任务中,被排斥者会给明确表示不喜欢吃辣的同伴分配更多的辣椒酱(Warburton,Williams,and Cairns,2006),在竞争反应时任务中,被排斥者为其他被试分配持续时间更长、噪音强度更大的白噪音,以此来表现其攻击性意图(Gaertner,Iuzzini,and O’Mara,2008)。Buckley等人给予被试一系列具有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内涵的词汇,之后让被试评估当自己与其他评价者进行面对面互动时,表现出相关行为的可能性。结果表明,受排斥者会对之前给予其不良评价的被试表现出更强的攻击行为意图(Buckley,Winkel,and Leary,2004)。
除了实证研究,大量相关研究也证实了社会排斥与攻击暴力行为间的关系,在一项系统分析中,研究者对美国15起校园枪击事件进行了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其中的12例案件中的暴力实施者均遭受了长期或短期的排斥体验(Leary et al.,2003)。另外一项研究系统分析了 13 个国家的 126 起校园枪击案件,调查个体产生攻击行为之前的与他人的互动经历,发现70%的攻暴力攻击实施者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同伴拒绝、排斥(Sommer,Leuschner,and Scheithauer,2014),更进一步分析显示,这些罪犯在开枪实施暴力犯罪时,没有特定的攻击目标,之前排斥、拒绝过他的人以及无辜的旁观者均是其攻击的对象,由此可见,社会排斥经历可能导致个体产生泛化的攻击行为,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
自我建构(self-construal)的定义最早可追溯到Markus(1975)提出针对自我图式的相关理论,他认为自我图式既涵盖个体对自我的认知,还包括个体对自身的评价,认知和评价的整合是基于对已有知识的整合加工,是一种认知综合系统。H. Kim 和 Markus(1999)则正式提出自我建构概念,他们认为西方国家普遍拥有个体主义倾向特征,看重个体的独特性价值,而东方文化的集体主义本质重视个体在与社会环境互动中所创造的价值,认为个体之间应存在着紧密相依的关系。依据此观点,Markus 由此区分了来自东西方文化中差异最明显的两种自我建构类型:独立型自我建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和互依型自我建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具体来说,独立型自我建构者通过个人属性来对自我进行解释,更关注自身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它使得个体能够简单地把自我与他人相区分,把自己和周围的世界相区分。相比较而言,互依型自我建构者强调人际联系,注重人际和谐,个体通过与他人或群体的人际互动或在群体中的身份和地位来界定自我。互依型自我最基本的目标是获得并维持和谐融洽人际联系(Markus et al.,1996),适应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群体(Singelis,1994),互依型自我建构者通常依赖于情境信息以及个体间的关系界定自我,很少关注个体自身的内在属性(Church et al.,2003)。
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个体既可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倾向,也可能是典型的个体主义倾向,还可能同时拥有集体和个体倾向(Hong ,2004;Chiu,et al.,2010)。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个体通常有主导的自我建构类型(Yamada and Singelis,1999),从中西方文化的对比来看,每种文化背景都是集体和个体主义的集合(Kolstad and Horpestad,2009)。总之,在相同文化氛围下,个体的自我建构类型具有差异性与特异性,同时自我建构也可能会因外部情境刺激的改变而发生相应变化(Trafimow,Triandis,and Goto,1991)。针对状态自我建构的启动方法,实验中常用的有指导语启动法、Sostoras勇士故事法和代词圈点法及任务启动法等(刘艳,2011)。
自我建构对个体的认知风格、人际交往、情绪反应、自尊等方面产生影响,Krishna 等人(2008)研究了不同状态自我建构对认知风格的影响,结果表明:状态独立型自我建构者在认知任务中更多呈现场独立性认知风格,状态互依型自我建构者则更多呈现场依存性认知风格。自我建构类型会影响个体在人际交往中的距离,互依型自我建构激活组的被试倾向于在与他人的人际互动中与他人保持较近的距离,而独立型自我建构激活组的被试则倾向与他人保持较远的人际距离(Holland et al.,2004)。Cross 等人(2000)发现,互依型自我建构特质较高的个体在决策时更多的从他人角度出发并考虑其需要,而独立型自我建构特质较高的个体更考虑个人需要的满足。自我建构不仅会影响个体的心理过程(Krishna,Zhou,and Zhang,2008),还会对个体情绪反应产生影响。国外大量研究表明互依型自我建构与焦虑和抑郁情绪显著正相关。Kashima Y等(1995)的研究显示,独立型自我建构与焦虑显著负相关,互依型自我建构与焦虑显著正相关,互依型自我建构者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Cheri A. Levinson 等(2011)的研究也发现,独立型自我建构与焦虑负相关,互依型自我建构与焦虑正相关。有学者在跨文化研究中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的自尊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高独立自我建构者自尊水平更高,而高互依自我建构者则表现出较低的自尊水平(Singelis et al.,1999)。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个体的独立自我建构得分与外显自尊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表现为自尊水平越高的个体其独立自我建构得分越高,同时自我评价中的正面部分比重也越大(杨烨,王登峰,2007),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了特质自我建构对个体心理及行为反应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但到目前为止状态自我建构在社会排斥与攻击行为领域中的研究较少,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状态自我建构与社会排斥对个体攻击行为的影响及缓解机制。
Markus 以个体进行自我定义时采用不同认知参照为标准,将个体划分为两种不同的自我建构类型,即独立型与互依型(Markus and Kitayama,1991),独立型自我建构者和互依型自我建构者应对社会排斥的反应存在差异(Maner et al.,2007;Ren,Wesselmann,and Williams,2013;Pfundmair et al.,2015),在受到社会排斥后,互依型自我建构者更容易从排斥事件中恢复(Ren,Wesselmann,and Williams,2013),且对社会接纳信息存在更多的注意偏向,寻求更多的社会连接(杨晓莉、魏丽、丁甜甜,2018)。
在一项东西方跨文化研究中,来自集体主义国家印度及土耳其被试,具有典型互依型自我建构特征,在遭受社会排斥后并未报告出情绪及行为的强烈变化,与此相反,来自个体主义国家的德国与美国被试,具有典型的独立型自我建构特征,在遭受社会排斥后报告更多的消极情绪,产生更高的反社会行为意图及回避意图(Pfundmair et al.,2015)。另一项跨文化研究显示,来自土耳其、印度、中国这些典型集体主义国家的被试在受到社会排斥后心理需求满足程度比来自个体主义典型国家的德国被试要高,社会排斥对来自个体主义国家的被试威胁程度更大,德国被试受排斥后的心率显著高于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中国被试(Pfundmair et al.,2015)。在受排斥后的悲伤和愤怒反应上,也存在东西方文化差异。西方人认为社会排斥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这种想法与独立自我建构相一致,并与愤怒的情绪有关;而东方人则认为排斥事件不仅不公平,而且在情境上受到限制,因此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想法与互依型自我建构相一致且与悲伤情绪有关。在遭到社会排斥后,欧裔美国人报告的愤怒情绪多于悲伤,而东亚人和日本人在这两种情绪上的水平没有差异(Kimel et al.,2017)。
综上,国内外学者针对社会排斥与攻击行为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在集体主义—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社会排斥对个体攻击行为的研究也有初步的成果,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体主义文化在个人特质层面的体现即为个体的自我建构类型,集体主义文化对应互依型自我建构,个体主义文化对应独立型自我建构。通过梳理文献发现,不同自我建构类型的个体受排斥后的心理及行为反应存在差异,然而,国内外虽有实证研究探讨不同特质自我建构者受排斥后攻击行为存在差异,但并未探索个体状态自我建构水平是否影响受排斥后的攻击行为,以及自我建构与社会排斥对个体攻击行为影响的中介心理机制是什么?应该采取哪些干预策略缓解不同自我建构者受排斥后的攻击行为?以上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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