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Journal Platform

2018 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在北京正式挂牌，这是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以来，我国对于退役军人管理安置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落实。现阶段对于退役军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退役安置政策方面，更多的是偏向于保障物质生活方面。然而退役军人作为有特殊经历和文化背景的群体，离开部队后，面临诸如角色转换、环境适应、职业选择和人际交往等多方面变化，更容易呈现出心理不健康的状态，甚至诱发心理疾病（李光耀，徐乐平，丁丽华，聂兵，孙剑，2014）。因此，围绕退役军人心理健康相关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对这一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

1 退役军人心理研究现状概况

退役军人指退出现役的军人，包括转业军人、复员军人、退役士兵、自主择业军人、退役复学大学生等。由于长期以来军队编制体制不断调整改革，因而造成了军队内部的一些称谓变化较快，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说法。因此要检索退役军人相关文献，要涵盖不同的称谓，以退役、退伍、复员、转业、复学、复转、军人、士兵、士官、军官、干部、大学生与心理健康相关词汇进行单独或两两组合成新词汇在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进行检索。最早可查对退役军人心理健康的实证研究是在2001年（刘志超，邱文辉，毛宗福，吴成林，2001），此后对于退役军人心理的研究逐渐增多。从研究方法上看，辩证研究大于实证研究的文献数量；从研究设计的取样来看，以尚在部队的待退役军人的取样研究远大于已退役军人的取样研究数量。相较于已退役军人面临实际的军营外环境，待退役军人在面对“退役”这一事件时在认知层面会进行不同程度的“应对”，因此暂将“待退役军人”纳入“退役军人”这一概念中，但保留了“待”和“已”做研究取样的时间区分。从作者和研究机构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军队院校、军队医院以及一些具有军队背景康复中心上，对退役大学生的研究主体集中在高校。

2 退役军人心理健康研究内容

我国对退役军人心理健康研究结果认为大部分待退役（彭学红 & 杨祖兴，2013）军人心理总体良好，但部分在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躯体化和强迫症状等方面较一般群体存在更多的问题（李辉，孙晓运，赵明，李明，2014；李光耀，徐乐平，丁丽华，聂兵，孙剑，2014；彭学红，杨祖兴，2013）。不仅如此，还有研究认为已退役军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具有某些人口学特征的退役军人状况更糟糕，如年龄较大、低学历、低收入等（明志君，陈祉妍，刘亚男，陈国民，2021）。虽然两种结果的差异可能与施测时间、样本差异及所使用的测量工具有关，但总的来说，退役军人存在心理不健康因素，需要重视。

2.1 退役军人心理健康研究结果

对于退役军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测量多数使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主要包括躯体化、 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9个因子，以问卷调查方式获得被试在不同因子上的得分和各因子总分，并与常模进行比较。不同研究在结果上有差异，有的结果显示退役军人总分高于军人常模（李光耀，徐乐平，丁丽华，聂兵，孙剑，2014），心理健康水平较差；有的结果显示低于军人常模（胡光涛等，2010；李辉，孙晓运，赵明，李明，2014；宋晓莉，曾跃，孔梯，胡唆梅，2007），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军人整体；另外也有研究结果为待退役军人低于全国常模（彭学红，杨祖兴，2013），待退役军人心理健康水平良好。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与新兵（入伍三个月内）、现役军人进行数据对比得出待退伍军人心理健康水平高于新兵，低于现役军人（郭红等，2012），也有结果显示高于现役军人（李光耀，徐乐平，丁丽华，聂兵，孙剑，2014）。造成结果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取样时间、样本数量、问卷工具的使用等，如李光耀等人是在退役前两周对728个男性样本使用一般情况问卷和症状自编量表SCL-90进行测量，胡光涛等人则在退役前7天对300个男性样本，使用由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应对方式问卷、症状自评量表SCL-90、艾森克个性问卷（EPQ）等共5个测量工具同时进行测量。

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各因子的得分上，显示出以人口学特征为基础的差异。收入水平、户口类别、年龄、家庭条件、是否独生子女、文化程度等因素导致某个或多个因子得分不同，从而影响退役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以焦虑因子为例，待退役军人高学历的群体焦虑高于低学历者（胡光涛等，2010），已退役军人的低学历群体焦虑高于高学历群体（明志君，陈祉妍，刘亚男，陈国民，2021）。研究者们分析此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待退役期间高学历军人对未来事情思考更多，导致更加焦虑，但是退役后高学历较低学历群体在职业选择中有更多的空间，面临的现实压力小于低学历群体，因而其焦虑程度低于低学历群体。另外，在躯体化、焦虑、敌对因子等因子分值上，农村复转士兵非常显著高于城镇复转士兵，但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恐怖因子分值上农村复转士兵显著或非常显著低于城镇复转士兵（王洪发等，2012）。总之，针对一些人口学特征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正负相关性结论并不一致。

另外，对军旅生活的满意程度不仅关系到现役期间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时也影响着待退役军人，且呈现着满意程度越高，各因子得分越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的特点（胡光涛等，2010）。对于老兵而言，有退伍意愿的军人和已获得安置或者找好退伍工作的军人较少发生情绪障碍（李光耀，徐乐平，丁丽华，聂兵，孙剑，2014）。

虽然军人经过高强度的锻炼造就了坚毅品质和强健体魄，但在面对军事演习任务、驻地极端环境、伤残、入伍退伍等重大事件应激源时，有些军人表现出比较强的心理应激（高鹏程，陈英，2013；杨玲，谢远俊，2011；梁勇，王丽杰，程祺，严进，2008）。退役士兵心理应激反应主要表现在过度兴奋和紧张不安（郭丽霞，胡梦阳，2020），而应对方式属于保护心理健康的有利因素，合理的应对方式能够有效缓解应激反应（刘林林，刘韵资，朱小丽，2019）。一部分研究结果表明待退役军人更多选择解决问题、求助等成熟型应对方式，而较少选择不成熟和混合型应对方式（胡光涛等，2010；宋晓莉，曾跃，孔梯，胡唆梅，2007），但在成熟应对方式无效时，也会使用自责、幻想等不成熟应对方式（彭学红，杨祖兴，2013）。人格特质是个体稳定的内在成分，在对退役军人的研究中，人格特质尤其是神经质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同时人格特质中的神经质也会影响自责、合理化这两种应对方式，从而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彭学红，杨祖兴，2013）。情绪调节是个体适应环境的重要机制，良好的情绪调节有利于保持正常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功能（牛威，魏红辉，孔令明，2018）。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有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前者指的是通过调整对引发情绪事件的理解来调节情绪反应，产生更多正性情绪；后者指的是通过抑制情绪表达来降低主观情绪体验，导致更多负性情绪；研究发现退役士兵使用认知重评等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可以减轻心理应激水平，而表达抑制等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则会提高心理应激水平（黄伟容，蔡云，2019 ）。同时，良好的情绪调节策略对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中的抑郁、焦虑因子有缓解作用，对退役军人进行情绪调节策略的干预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心理弹性也是影响退役军人心理应激水平的因素，心理弹性越高，心理应激水平越低（黄伟容，蔡云，2019）。在其他一些研究中，也会使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广泛性焦虑量表等对情绪障碍进行测量（明志君，陈祉妍，刘亚男，陈国民，2021），与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一样常用于临床诊断评估。

退役军人面临最大的挑战是离开熟悉的军营环境、军营文化后，由于缺乏社会经验以及角色转换等原因，容易导致一些适应问题。对已退役军人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适应状况越好，主动参军和非农业户口者社会适应状况优于被动参军和农业户口者。稳定性的家庭教养方式与退役军人的社会适应问题有正相关关系（项红雨，胡文东，李晓京，侯小华，王涛，2009）。从症状评估视角到社会适应角度的转换，反映了退役军人心理健康研究水平的一大进步。近期也有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关注退役军人，发现退役军人在主观幸福感和生涯适应力、社会支持水平三个方面总体较好，且三者之间两两相关，社会支持在生涯适应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还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由于女性在军队建设中的崭露头角，数量增多，研究者也将目光投向女性退役军人，他们发现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女性退役军人高于男性退役军人。另外也可以看到服役年限对主观幸福感、生涯适应能力和社会适应水平的影响（万志超，2020）。

2.2 退役复学大学生及其他退役军人群体研究

随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大学生已经成为我军新兵主要组成部分，由此引发的退役复学大学生学校适应问题也日益得到关注。目前退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较多采用思辨研究的方式，实证研究中使用问卷调查、叙事研究、访谈等具体方式进行。从目前研究情况看，大学生士兵退伍返校面对的适应问题有学业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校园生活问题、择业问题、心理问题等五大类（何宁，2019；李颖，2018；韩金磊，2020；杜学敏，谢悦，李蒙蒙，2019；卞禹臣，张应天，朱亚囡，2017；李嫣然，2021），在情绪上面会伴随有孤独感、落差感（蒋东旭，陆天宇，冯秋然，2015）。

老年退役军人也是不可忽视的群体，已有研究表明老年退役士兵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反应（张伟，徐维亮，薛艳苓，张心华，2021），甚至部分老年退役军人出现抑郁、焦虑症状，研究者认为特殊经历（如战争创伤）、社会环境是影响情绪状况的重要因素（章玉荣，井涛，项倩彤，2008），而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服役时职务、服役时奖惩情况等是一般影响因素。除服役期限期满之外，伤残也是导致军人退出现役的一种情况，一些伤残等级较高的群体，如截瘫退役军人具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井涛，章玉荣，杨晓梅，2012）。除了生理伤残外，还存在在精神残疾，研究者发现复原退伍精神分裂症患者自尊、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水平等方面均较低，在康复治疗过程中需要留意这些因素（王伟男等，2014）。

3 退役军人心理健康干预方式的研究

对现役军人的研究表明采用适当的心理干预，如举手疗法、团体授课、小组访谈、个别咨询、团体辅导、接纳-正念训练等，对于提升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改善其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增强自我效能感等具有明显效果（王真真，罗显荣，欧阳文纬，李莎恩，杨俊，2013；崔红等，2013；王丽杰，吴志颖，王扬，2017；王丽杰，吴志颖，周锡芳，赵晓晶，2016）。在退役军人的心理健康干预研究上，实证研究较现役军人少，但这些研究也证明有些心理健康干预是具有较好效果的，如综合性心理干预。这种干预方式将团体授课和个体咨询相结合，指在连续六个月内对即将退役的军人进行挫折认知与应对、社会再适应、人际关系协调及社会角色调整等专题授课，授课频率为每月一次。同时对有需求的个体采用面对面咨询、电话咨询等形式进行个体干预，这一模式在实践中可以有效地降低退役军人情绪障碍的发生率（李光耀，汪卫华，李宁，孙剑，2016）。除此之外，对于退役复学大学生，结构性团体辅导对提高其自我同一性具有实证效果（吴晶玲，许蕊，2018），也有学者辩证提出适应性团体辅导方案并论证其在具体干预实践中的可行性（郭利，2018），依此推断团体辅导是一种对于复学大学生有效的干预方式。然而更多学者从辩证研究出发，提出从军队、政府、学校、个人四个角度应对复学大学生士兵的适应问题，具体如下：第一，军队对退役复学大学生进行摸底，积极开展其退役前的疏导教育，围绕学业发展、人际交往和职业发展等专题展开辅导，并建立追踪制度，与各地政府、学校建立联系，（王林，2017）；第二，政府进一步出台或完善退役安置政策，严格执行各项优惠政策（胡俊宇，陈永光，李蒙蒙，2016；王林，2017）；第三，学校进行角色转换引导、学业指导、就业指导、思想教育、心理辅导和提供特长发挥平台等，同时建立档案制度，追踪退伍复学大学生士兵适应发展状况；第四，个体要及时调整、积极融入、发挥特长、主动求助。

退役军人中有一部分是患有严重生理、心理问题且已入院接受治疗的人员，这些人员可分为伤残、战争后遗症、精神类疾病等三类。针对这三类退役军人的干预，可采取不同阶段、不同的干预或治疗策略（吴冬薇，2011），同时加以具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方式，如社会支持、心理辅导等（梁秀容，2017），但对于重症精神疾病退役军人，还需辅以社会技能训练（姚建新等，2016），以改善其负性情绪，提高生存质量，促进身心健康。

个案工作模式是一种心理——社会角度的社会工作模式，其对转业士官的正向信念重建过程具有较好效果（徐珂，2017），同时这一模式也可运用于老年退伍军人，帮助他们正确对待困难、努力克服困难，同时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切实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王大双，2016）。

4 退役军人心理健康研究成果及不足

4.1 研究成果

退役是每名军人面临的重要人生选择，虽然军队生活塑造了他们坚毅的品质和不畏艰难困苦的精神，但由于缺乏社会和工作经验，在比较激烈的社会竞争中，退役军人对退役以后的就业、家庭等问题，会产生一定的迷茫和担忧。目前对于退役军人的心理研究揭示了部分军人在面临“退役”这一事件时会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或者不适应现象，可能伴随诸如退缩、不注意卫生、生活无规律等行为异常或睡眠不好、食物缺乏等生理功能的障碍。人格特质、应对方式、情绪调节策略、社会支持等对退役军人情绪障碍的发生具有预测作用，因此可以采用相应的心理干预方式，降低情绪障碍的发生率。同时，人格特质是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需要在军队人员选拔过程中淘汰不合适的应征者。现有研究对退役复学大学生的适应问题做了详细论述，并从不同层面提出应对策略，对于进一步研究详细干预方案具有指导意义。

4.2 研究不足

4.2.1 对退役军人群体关注度不够

从文献检索情况中可以看到，对退役军人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是实证研究的文献数量很少，尚需对这一群体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在实证研究的取样中，大部分为未离开军队的待退役军人，少数为回到学校或社会的已退役军人。而且现有的研究结果显示待退役军人和已退役军人心理健康水平结果有较大差异。因此需要加强对已退役军人心理健康水平现状、影响因素及干预方式的研究，探讨准备跨出营门和已经步入社会之间的心理方面异同和转变，以及退役军人心理健康水平随退役时间的变化规律。在研究视角上，多是使用精神障碍和心理疾病诊断的角度进行，以有无情绪障碍评估心理健康水平，忽略了从适应良好到严重心理问题的心理健康的区间水平，在研究中可拓展使用更加积极的视角。从研究内容来看，对于现状和影响机制等理论研究远远多于干预方式等相关应用研究，因此可扩大应用研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

4.2.2 退役军人相关概念使用混乱

退役军人指一切退出现役的军人，军人按照身份可分为干部和士兵，其中干部包括军官、文职干部，士兵包括士官和义务兵。根据我国目前现行退役军人相关安置法，退出现役的方式有退休、转业、复员、供养、安排工作、自主就业、退伍等众多方式。文献搜索时即使按照多个组合词的方式，也可能未必将检索出全部有关文献，这对于了解现有研究进度有一定的阻碍。另外，由于对于退役军人相关主体概念的不清晰，在选取样本时忽略退役军人间的差异，比如士官与军官，转业与复员等，导致虽然使用相同研究方法却得出差异结论，难以将众多研究进行综合或横向对比。因此，建议学者在做相关研究时，既凸显“退役军人”主题词便于检索，同时要细分不同退役军人群体。另外，由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待退役军人和已退役军人统称为退役军人，但从实际意义上来讲，已退役军人才符合退役军人的概念。

4.2.3 退役军人研究方法不足

从研究方法来看，对退役军人的心理干预大多采用辩证研究以形成指导性建议，缺乏具体可行的实证研究。这导致文献虽多，但在干预实践中的借鉴意义有限。在测量工具的使用上，有针对军人群体特定问卷，也有自编问卷和国内通用问卷，但这两类问卷的信效度没有具体明确的检验。另外，仅有极少数国内通用问卷建立了军人常模，大部分需参考全国常模。军队与非军队是两种不同的环境，使用同一标准测量不同环境中的个体是否恰当需要进行检验。因此，研究者们要尽量开发适合退役军人的测量工具，或者在全国通用问卷时，建立军人常模，检验信效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单一性，在现有的实证研究中，常见的有问卷调查和访谈两种，个别使用个案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比较局限，可拓宽使用研究方法。在研究设计方面，已有研究对于“待退役”军人的取样时间跨度大，有退役前7日、退役前半个月、退伍前半年等等；部分研究未著名清晰时间，仅说明“待退役”或“退役期间”，但这两个词在概念上有所差异，具体表现为，“退役期间”军人可能会面临去留的抉择问题，“待退役”军人则更多会面对离开军营踏入社会的适应问题，当把两个具有差别的群体统一作为待退役军人样本时可能会造成结果的偏差。同理，在针对已退役军人的研究中，也要考虑时间因素，详细区分取样样本和标明取样时间。

4.2.4 研究主体的局限

从目前来看，对退役军人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军队院校、军队相关医院、高校等，缺乏更多主体的参与。退役军人既有军人身份的敏感性，又有社会大众的普遍性，这一特殊性质可能是当前对退役军人心理健康水平实证研究较少的原因。我国对于退役军人更倾向于保障其物质经济利益，如推行一系列退役管理安置政策。但目前，在退役军人事务部以及各基层退役事务厅、退役事务局等成立后，对退役军人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关注，各基层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服务活动。但由于以往役军人研究存在偏颇性，导致对这一群体的心理状态、心理特点、心理需求等涉及心理层面的内容所知不多，而据此推行的相关政策也少之又少。因此建议在保证研究动机正确、政治立场坚定、遵守保密原则的基础上，更多企业、机构和个人从不同的主体角度开展退役军人心理研究。另外也可以由各级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牵头协同各企业组织、高校、个人做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光耀，徐乐平，丁丽华，等．临退伍期军人焦虑、抑郁情绪障碍调查及影响因素研究［J］．精神医学杂志，2014，27（5）：21-23．

[2] 刘志超，邱文辉，毛宗福，等．退伍军人心理健康状况研究［J］．湖南医学，2001（6）：12-14．

[3] 李辉，孙晓运，赵明，等．某部待退伍军人心理健康水平调查与分析［J］．医药论坛杂志，2014（9）：70-71．

[4] 彭学红，杨祖兴．退役事件条件下武警战士人格特质、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J］．武警医学，2013，24（1）：2023．

[5] 明志君，陈祉妍，刘亚男，等．退役军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21，37（8）．

[6] 胡光涛，王军，贺英，等．待退役军人状态—特质焦虑，个性，应对与心理应激的相关性研究［J］．西南国防医药，2010，20（4）：457-459．

[7] 宋晓莉，曾跃，孔娣，等．待退伍军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应付方式的调查分析［J］．精神医学杂志，2007，20（6）：351-353．

[8] 郭红，潘惠君，陈宏美，等．入伍和退役士兵心理健康状况及应对方式的调查研究［J］．山西医药杂志：上半月，2012，41（11）：1106-1107．

[9] 王洪发，葛行力，隋海，等．某边防部队士兵复转前心理健康水平调查与分析［J］．人民军医，2012，55（5）：382-383．

[10] 高鹏程，陈英．特定应激情况下军人症状自评量表、艾森克个性问卷与脑电图的相关性研究［J］．军事医学，2013，37（12）：903-905．

[11] 杨玲，谢远俊．高原集训新兵的心理应激与应对方式和自我效能感的关系［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1，20（2）：164-166．

[12] 梁勇，王丽杰，程祺，等．团体心理咨询对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应对方式和状态-特质焦虑的影响［J］．第二军医大学学报，2008，29（10）：1251-1253．

[13] 郭丽霞，胡梦阳．研究退役士兵的心理应激及影响因素［J］．爱情婚姻家庭：教育科研，2020（11）：164．

[14] 刘林林，刘韵资，朱小丽，等．海岛驻守军人负性自动思维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航海医学与高气压医学杂，2019，26（1）：26-30+52．

[15] 牛威，魏红辉，孔令明，等．军人应激状态下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研究［J］．中华保健医学杂志，2018，20（1）：15-18．

[15] 黄伟容，蔡云．退役士兵心理应激及影响因素［J］．职业与健康，2019，35（24）：3365-3368．

[16] 项红雨，胡文东，李晓京，等．退伍军人社会适应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初步探索［J］．实用预防医学，2019，16（4）：996-999．

[17] 万志超．退役军人主观幸福感与生涯适应力、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20．

[18] 何宁．新时代大学生士兵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长江大学，2019．

[19] 计颖．复员大学生角色转变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理论导报，2009（11）：59-60+63．

[20] 李颖．高职院校退役复学学生适应性研究—以五所高职院校为例［J］．学理论，2018 （9）：118-120．

[21] 韩金磊．高职院校退役复学学生适应性问题调研［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32（1）：71-74．

[22] 杜学敏，谢悦，李蒙蒙．退伍复学大学生的适应问题及应对措施［J］．北京教育，2019（2）：86-88．

[23] 卞禹臣，张应天，朱亚囡．在宁高校退伍复学学生学习现状研究——以保留入学资格和在校入伍复学学生进行对比研究［J］．价值工程，2017，36（27）：160-162．

[24] 李嫣然．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再适应问题研究——以贵州大学为例［J］．就业与保障，2021（9）：158-159．

[25] 蒋东旭，陆天宇，冯秋然．退伍大学生校园再融入问题分析［J］．教育观察，2015，4（4）：65-66．

[26] 张伟，徐维亮，薛艳苓，等．老年退役士兵心理应激及影响因素探讨［J］．心理月刊，2021，16（7）：5-6．

[27] 章玉荣，井涛，项倩彤．老年退伍军人情绪状况及相关因素调查［J］．中国民康医学，2008，20（14）：1652-1653．

[28] 王伟男，丛晓山，孙德生，等．复原退伍精神分裂症患者自尊相关研究［C］// 第七届全国心理卫生学术大会，北京，2014．

[29] 王真真，罗显荣，欧阳文纬，等．系统心理干预对新兵心理健康、个性特点和应对方式的影响［J］．解放军医学杂志，2013，38（2）：161-165．

[30] 崔红，牛晟，潘昱，等．靶向团体干预对武警男性新兵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J］．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13，35（20）：2134-2137．

[31] 王丽杰，吴志颖，王扬．举手疗法应用：岸舰部队军人中情绪状态和自我效能感［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7，25（8）：1169-1170．

[32] 王丽杰，吴志颖，周锡芳，等．坑道军事作业人员“接纳-正念”训练的效果研究［J］．实用医药杂志，2016，33（4）：289-290．

[33] 李光耀，汪卫华，李宁，等．综合性心理干预对临退伍期军人情绪状况及相关因素的影响［J］． 2016，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16（1）：61-65．

[34] 吴晶玲，许蕊．结构式团体辅导对部队退役复学学生自我同一性构建的有效性研究［J］．人文之友，2018（17）：20．

[35] 郭利．高职退役士兵大学生适应性心理团辅方案设计浅析［J］．智库时代，2018（46）：145-146．

[36] 王林．高校退役复学大学生融入性问题的探讨与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0）：120-122．

[37] 胡俊宇，陈永光，李蒙蒙．大学生应征入伍及退役复学现状调查与研究［J］．理论前沿，2016（18）：44-49．

[38] 梁秀容．心理护理对战争后遗症退伍军人生存质量及身心健康的效果［J］．临床医学工程，2017，24（7）：1007-1008．

[39] 秦承花，吴文波，杨文安，等．，社会技能训练对退伍军人慢性精神分裂症康复效果临床研究［J］．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2016，26（18）：14-15．

[40] 徐轲．运用心理社会治疗模式助转业士官重建正向信念［J］．中国社会工作，2017（12）：36-37．

[41] 王大双．退伍老兵群体的社会特征及社会工作介入［J］．时代报告，2016（4）：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