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Journal Platform

1 引言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8年东亚仍有14%的人口生活于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以下，其中包括了超过1.7亿的中国贫困人口，占了中国人口总数的13%[1]。随着中国扶贫工作的开展，截至2017年，按我国贫困线标准衡量，中国的贫困人口已下降至3.7%[2]，但贫困问题的解决仍需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研究表明，穷人需要面临物质上的匮乏和不良的人际关系，忍受身体上的饥饿、痛苦和疲惫，以及缺少受教育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切断了和外界联系的机会。不仅如此，穷人还更易接触毒品，遭受许多伤害和疾病，却难以支付高额的治疗费用[3]。除此之外，贫困与心理健康也有着广泛的联系，有学者总结已有研究发现，79%的研究都发现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贫困指标和心理健康水平负相关[4]。Chambers等人还指出，在精神健康问题上，贫穷国家人口库的抑郁症和焦虑症患病率是最富有国家人口的1.5到2倍，且具有更高的自杀率。穷人常常感到持续的焦虑、忧虑、自卑、恐惧，易产生经济苦难的心理，由于缺乏供养家庭和社会的能力，他们缺乏自信和自我价值；在人际方面，人际关系紧张，易疏远或回避他人[3]。生长在收入较低家庭的幼儿，未来可能成就更低、能力更差[5]，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少年健康状况更好，心理社会资源更多[6]。

贫困心理学研究当前主要集中于Haider和Weiner的归因理论与Feagin的三维度模型等主要的归因模型对贫困的描述和解释[7]、贫困个体和群体的主观幸福感[8]和心理健康[9]以及贫困个体的风险规避和时间贴现等经济决策行为及其影响[10]等方面。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研究者对贫困的形成与维持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观点，主要分为两类理论：贫困文化理论和有限资源理论。前者主张贫困是一种特征，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11]，后者主要由稀缺理论、自我损耗论构成，认为穷人由于经济资源有限且将大部分认知资源集中于基本生存问题的解决而较少进行与未来收入和发展的相关投资，使贫困得以维持或恶化[9]。

综上，贫困问题作为全球面临的一大难题，不仅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幸福感的获得、认知发展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消极影响，还对国家稳定和发展存在一定的消极风险作用。因此，贫困问题亟需缓解或解决。但是若想通过改变客观的经济条件意图达到“心理脱贫”，则忽略了贫困人口的主观意识[12]。有研究者基于贫困心理研究，认为相应的减贫项目思路能对贫困产生一定的干预效果，如降低贫困对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和改善贫困个体的决策行为等[10]。因此，可将“心理脱贫”作为脱贫的一个重要部分。

然而，当前的贫困心理研究较为零散。为了更好地描述和理解贫困人口的心理特征和表现，以较为系统的、整体的视角对贫困心理形成更清晰的认识，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对CNKI、Research Gate等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对贫困人口的心理特征进行梳理和概括，并进一步提出贫困心向性的概念，以期建构贫困心理的整体结构模型，为减贫工作的开展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思路。

2 概念提出：贫困心向

对于贫困的概念定义，传统意义上，尤其是自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以来，一直意味着缺吃少穿[13]。19世纪末，为了给贫困测度提供有效的定量方法，Charles Booth和Benjamin Seebohm首次定义了贫困的绝对测量标准，即贫困线。后来又逐渐发展出了贫困的相对定义和整体性的实用定义[14]。如今，有学者认为贫困不应该仅指收入贫困，还应包括其他非金钱资源的匮乏，如医疗资源匮乏、生存物资匮乏等[15]。可见，对于贫困的定义大多试图通过某种客观指标来对贫困进行解释和测度，企图建立可区分、可量化的划分标准，而这往往导致了贫困现象背后的心理复杂性和主观性得不到重视。

有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入手，总结了贫困定义的不同视角[16]，其中贫困文化理论为心理学视角的一种理论解释，这是对贫困较早的、系统的心理学解释理论。Lewis通过对墨西哥家庭的研究，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认为贫困文化中的个体世代相承的应对贫困的方式就是忍受贫困，安于现状，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17]。所谓 “贫困文化”是一种形成于贫困阶层的独特生活方式，是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群体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的集合体现，并且具有代际传递性[18]。Lewis在1963年对贫困文化理论进行补充，指出并不是所有贫困群体都存在贫困文化，比如破产的中产阶级就不会形成贫困文化[19]。也就是说，贫困文化在“先天”贫困的地区，形成的可能性更大。后来有学者认为，个体自己才是他们自身贫富状况最好的判断者[20]。与此同时，Vos和Garner提出，除了客观指标之外，对贫困的理解还应注重贫困的主观定义（subjective definition），即对于贫困个体而言，是否觉得自己是穷人[21]。

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关于贫困的定义日渐多元化，如胡鞍钢和李春波提出了知识贫困的新型贫困概念，用以表示对人们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途径的剥夺[22]。近年来，以贫困认知为研究内容的研究不断累积，在稀缺认知、社会公正知觉、群体知觉和归因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另外，贫困研究还表明穷人具有一定的行为偏向[23]。但是，对于贫困的心理定义及其内涵，目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和阐释。在关于“心理贫困”的研究中，基本上集中于大学贫困生个性层面的探讨上，不仅缺乏足够的研究信效度，而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所不足。

因此，为了更全面、深入地表征贫困人群的心理特征和表现，拟提出贫困心向的概念：穷人所具有的与其自身贫困境况相关的心理特质和表现。

3 贫困心向

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整理和归纳，将穷人所具有的相关心理特征和表现划分为四个维度：贫困情感与特质、贫困认知、贫困行为和贫困自我。

3.1 贫困情感与特质

国内学者的大量的研究表明，贫困群体普遍存在自卑、焦虑和忧郁等典型的消极情绪特点[28]。换言之，相较于非贫困群体，贫困群体更容易产生不良的情绪体验。除此之外，贫困生在悲观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贫困生，而随着悲观程度的提高，心理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都会降低。由此可见，穷人的消极情绪体验的强度要更高。关于贫困人口心理健康的研究亦表明了贫困与心理困扰（psychological distress）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并且贫困群体罹患抑郁症的几率是普通人群的1.5至2倍。

在人格特质方面，穷人有着较高精神质、内向性和神经质。同时，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如非贫困大学生，具有更强的内向性与退缩性[37]，并且人际敏感程度更高。穷人可能因为其经济条件水平，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更加敏感和紧张，加上其较高的内向和退缩倾向，以及消极自卑的情绪体验，往往不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在消极情绪和内倾特质的影响下，易使贫困群体体验到更强烈、不适应的不良情感。

综上，穷人可能普遍存在以自卑、焦虑和悲观为优势情感的情感模式。他们往往由于自身的贫困境况，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感到比不上别人，不论是自尊还是自我效能感，均呈现出较低水平，因而更倾向于人际退缩和内向。穷人大多成长于贫困的生活环境中，长期处于较高的压力水平，可能遭受更多的生活挫折和应激，但是若生活状况没有得到一定改善，久而久之，就容易导致对生活改善失去信心，甚至产生习得性无助。

由此可见，穷人的贫困情感呈现出较强的负性情感特质，特别是在与自我价值和自我体验有关的情感和特质层面，穷人均表现出较低水平。

3.2 贫困认知

心理学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更多集中在诸如稀缺心态等因素对个体包括注意、知觉和决策等认知过程的影响上[40]。Dalton等人指出，穷人常常被认为是短视、低意志力和缺乏抱负的[23]。某种程度上，贫困会导致个体出现一定的认知偏差，而不利于其改变和提升。

研究表明，穷人物质资源缺乏，会对其认知和情感产生消极的影响进而产生短视行为[41]。短视行为通常体现在跨期决策当中，表现为当个体在未来结果和当下结果间进行选择时, 更偏向于选择当下，而忽略长远利益[42]。这种决策偏差，可能会导致穷人由于追求眼前利益、决策效益过低而进一步限制贫困的改善甚至是加剧贫困。Shah等人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穷人因为在金钱和物质上的稀缺，往往过度集中于当前的稀缺物质上，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在稀缺物质上，导致过高的认知负荷（cognitive load），削弱了对其他事情和远期规划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进而导致过度借贷等即刻获益行为过多出现[43]。另有研究也发现，贫困、饥饿、感到缺乏控制感等情境会影响个体的决策偏好，使他们更倾向于即刻满足而不是延迟满足[44]。

可见，在跨期选择中，贫穷会使个体放弃追求长远利益以规避风险和降低不安全感，导致时间贴现发生率更高[9]。所谓时间贴现，指人们对事件的主观价值感随时间的流逝发生折扣的现象，会影响个体的跨期决策行为。

不仅如此，穷人由于贫穷，需要更多的自制力和心理能量来抵制日常生活的各种诱惑，容易导致心理能量过度损耗，自制力下降，致使与金钱有关的决策行为更加非理性，容易挥霍，进一步加剧贫穷[46]。自我损耗是一种自我控制能力被耗竭的状态[47]。根据有限自制力模型，个体进行自制行为所消耗的心理资源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得到恢复，因此短期内会造成自制力低下的情况，产生后效，影响个体决策与行为[48]。

在跨期决策的研究中，研究者还发现低收入群体存在机会成本忽视的现象，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高收入群体，只有当明显的成本线索出现时，个体对机会成本的感知才会被激活，而减少对特定商品的购买欲望[49]。所谓机会成本指的是在利用具有多种用途的有限资源于特定用途时选择某一用途，而放弃其他用途的收益的现象[50]。但是由于穷人经济条件水平更差，产生机会成本忽视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高。

总而言之，在决策认知上，穷人由于决策不安全感更高，往往存在目光短浅、注意（稀缺）投入、自制力过度损耗等不利的认知倾向，更倾向于选择即刻满足而忽略长远利益，忽略全局，并且需要花费更多的认知资源面对和抵制生活诱惑。

社会认知偏差主要包括社会公平知觉、归因模式和人际关系知觉三方面构成。

在社会公平知觉方面，低阶层者倾向于把社会系统知觉为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同时在控制感的中介作用下，他们更倾向于对贫富差距做出外归因[51]。而当穷人知觉到不公平现象时，会通过拒绝不公平的社会分配和采用内群体偏好的方式，来挑战不公平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公平动机强于自利动机[52]。除此之外，贫困群体可能存在内群体辩护的现象，即积极评价自身的“穷”特质，认为内群体“值得”贫穷，以突出内群体的独特性。但是这种辩护会导致穷人将不平等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合理化，降低穷人的改变动机[53]。然而，对自身的“穷”身份越认同，对社会结构稳定性和可渗透性的知觉就越低，进而更少通过主动努力来实现群际转移与自我提升，以及更少进行积极的自我重评[54]。

贫困群体的归因方式同样存在一定的偏差。研究表明，中国农民工存在以下贫困归因模式：个人能力、社会制度、负担命运、地理环境和个人品质五个归因维度[55]，可以看出，农民工对于贫困存在较多外归因，换言之，社会制度、负担命运和地理环境三个归因维度可能会一定程度降低他们对个人能力和品质缺陷进行弥补的动机。另外，贫困大学生在遭遇人际困扰和生活挫折（如适应问题）等问题时更倾向于做出内归因；而在面对生活困难或社会问题时，则更倾向于归因为个人命运和社会不公[31]。因此，贫困大学生的人际内归因可能会使其自尊和人际交往动机受到打击，而生活困难的外归因则会降低其改变生活和自我提升的动机，产生双重的负面归因影响。另外，主观阶层较低者也往往对于成就的内部因素不抱希望, 并认为无论自己如何努力, 社会的不公平都将一切化为虚有。除了消极的归因模式，还存在贫困归因的自我服务偏差。向下流动的个体倾向于把贫穷归因于社会不平等等外部因素，而向上流动的个体则更多归因于个人特质，在这种自我服务性的贫困归因中起作用的不是客观流动性，而是个体知觉到的主观流动性。而在收入较低、向下流动、社会地位和生活满意度都比较低的社会群体中，存在把他人社会成就归因于外在因素的倾向。自我服务的贫困归因可能促使贫困个体看不到自身的缺陷，同时忽视他人的可取之处，陷入“自我欺骗”，说明了主观因素在贫困形成与维持中起着重要作用，促使他们更倾向于“听天由命”和“安贫乐道”，对个人的努力不抱希望，对劣势视而不见，错过改变的时机。

人际关系知觉研究表明，贫困大学生的歧视知觉较强。歧视知觉是指个体知觉到的因自身的内群体身份而受到的选择性和区别性的待遇。歧视知觉越强，感知到的孤独感就越强，核心自我评价越低，自我价值感更低，主观朋友支持也更弱[60]。其他研究也表明，贫困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显著低于非贫困生，即其主观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更弱，体验到更强的孤独感。因此，以贫困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发现，在人际知觉方面，可能存在负面的人际信息知觉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人际体验和自我价值产生消极影响，并且还可能存在与归因模式和人格特质等方面的交互作用。

3.3 贫困行为

研究表明，贫困大学生比非贫困大学生具有更多的消极挫折认知，其按照自己的认识对挫折做出消极的评价，消极的行为反应也可能更多[64]。虽然贫困大学生对挫折的认识和应对可能更加消极，但是研究却发现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复原力状况良好，水平较高，生活事件对其影响较小，其中学业挫折是对其心理复原力影响最大的生活事件[65]。这可能是因为贫困群体往往在不良的生活环境中成长，所面临的挫折和挑战更多，因此培养了对挫折较高的耐受力和复原力。而心理弹性与诸如情绪调节、心态调整等积极的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但是穷人更多采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倾向于采用自责、退避、合理化等不成熟的应付方式，加上以自卑为核心的消极情感体验模式，使其消极挫折的敏感度更高，一方面具有良好的心理复原力，另一方面调节自身的情感和行为的能力却较弱，在心理体验和行为表现上产生一定的不协调。这可能也表明，对于穷人，良好的心理弹性并不足够帮助他们良好面对生活应激，需要辅以必要的生活指导和应对策略训练。

贫困文化理论认为，穷人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倾向于安于现状。另有学者认为，穷人普遍存在着“命该如此”的宿命观，导致多数穷人安贫守贱，懒散生活，长期接受“救济”，形成了依赖心理[12]。换言之，穷人往往由于安于现状，对环境和现实产生妥协和依赖，而不主动寻求改变。安于现状偏差指个体在进行决策时，倾向于选择维持当前或以前决策及状态，不做出改变的行为倾向[70]，避免后悔是安于现状偏差的原因之一[71]。穷人在面对可能改变他们现状的挑战或机会时，会权衡风险和收益，由于穷人所拥有的资源更少，所受限制更多，因此即使风险概率低于收益概率，也可能为了避免后悔和风险承受能力较低，抑或是由于稀缺心态或短视而忽略长远利益，而选择安于现状。除此之外，穷人具有更强的宿命论观念。一项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表明，贫困大学生更加认同儒家式应对，而对儒家的“命”的观念的认同程度与正性情绪情感呈负相关关系，与负性情绪情感呈正相关关系[72]。对宿命论的认同，可能会导致穷人对现实可变性的知觉和自我提升的结果效能下降，强化安于现状的倾向。

Dalton等人对抱负失败（aspiration failure）的研究发现，尽管穷人和富人在树立抱负时都存在一定的行为偏差，即无法鉴别努力水平的选择过程在一定时间内对抱负的塑造作用，但是穷人会为这种偏差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是因为经济拮据与努力水平低会进一步降低穷人的努力动机，而低努力动机会降低抱负，形成恶性循环[23]。这种行为倾向，反映了处在贫困处境中的个体，由于资源的缺乏和发展的受限，一步一步降低抱负和努力水平，进而形成对环境和现实的妥协。

3.4 贫困自我

自尊指个体的自我评价和自我体验[48]，而穷人往往更容易表现出低自尊。研究表明，贫困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亦显著低于非贫困生，与歧视知觉呈负相关关系，并对挫折承受力和自我和谐具有预测作用[60]。所谓核心自我评价是指个体对自我能力和价值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价和估计,是一种总体自我评价，是自尊的构成成分之一。核心自我评价过低，可能会影响个体的自尊，导致个体过低和过于消极的自我效能。除此之外，贫困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应对效能的胜任力水平、自我价值感和自尊水平都更低，而自尊水平还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由此可见，贫困群体的自我感知、自我评价等多个方面的水平都较低。

不仅如此，贫困大学生的自我分化总体水平低于非贫困大学生，在对自我的确认、自身独立和自主决策以及在应激处境中分离理智和情感的能力较弱，更倾向于采用情感断绝、远离他人的方式来解决人际冲突[80]。自我分化是每个个体成长的必经之路，是个体学会从关系和情感中发展出自主性和理智的过程，是个体性和联结性的统一连续体，包括两个过程：内在的和人际的。在个体内在层面，个体需要区分情感过程和理智过程，并学会做出目标指向决策而不是情感指向决策；在人际互动层面，则需要个体与他人维持亲密感的同时，保持自主感[81]。研究表明，低自我分化者面对生活压力和焦虑时, 常选择消极被动的策略来进行应对，自我感较低，无法在压力情境下坚持自己的立场[82]。而穷人自我分化水平更低，其自我感和独立感更容易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生活于贫困环境中，一方面可能需要个体对家庭和亲人更加负责，以分担家庭负担，久而久之使这种联结感和依附性得到增强；另一方面，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所能够获得的发展可能性更少，自主发展和表达的机会亦更少，使贫困个体的自主性和理智性得不到充分的发展。

4 结论

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乃至全世界亟需解决的一大社会难题。随着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和实施，贫困状况已得到极大的缓解和改善，但是这一改进，目前主要局限于客观贫困上，以解决物质生活的匮乏为主。对于贫困人群在特定贫困环境中成长和接受教育所培养和固化的“心理贫困”，在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针对性的应对和解决策略。基于此，本研究提出“贫困心向”这一概念，用以表征贫困人群所具有的贫困心理的整体特征和表现，并将其划分为四个维度：贫困情感与特质、贫困认知、贫困行为和贫困自我。每个维度又相应划分出两个子维度，如图1“贫困心向性模型”所示。

图1 贫困心向性模型

Figure 1 Impoverished Mind-set Model

综上，穷人在认知、情感与特质、行为和自我四个层面上，都可能具有一定特异性的总体特征和表现，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进行探讨，尤其是在心理干预措施方面的深入，对完善当前的扶贫政策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基金项目

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编号：201810580035）。

参考文献

[1] World Bank．An Update to the World Bank's Estimates of Consumption Pover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R］．World Bank，2012．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POVCALNET/Resources/Global_Poverty_Update_2012_02-29-12.pdf．

[2] 世界银行．贫困人口比例，按国家贫困线衡量［R］．世界银行在线数据，2017．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I.POV.NAHC?end=2017&locations=CN&start=2010&view=chart．

[3] Chambers R，Narayan D，Walton M，et al．Voices of the Poor： Crying out for Change［J］．World Bank Publications，2003（100）．

[4] Haushofer J，Fehr E．On the Psychology of Poverty［J］．Science，2014，344（6186）：86．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32491

[5] Duncan G J，Yeung W J，Brooks-Gunn J，et al．How Much Does Childhood Poverty Affect the Life Chances of Childre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8，63（3）：406-423．https://doi.org/10.2307/2657556

[6] Iversen A C，Holsen I．Inequality in Health，Psychosocial Resources and Health Behavior in Early Adolescenc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Indicators of Socioeconomic Position［J］．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2008，1（3）：291-302．https://doi.org/10.1007/s12187-008-9015-5

[7] 吴胜涛，张建新．贫困与反贫困：心理学的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07，15（6）：987-992．

[8] Lever J P，Pinol N L，Uralde J H．Poverty，Psychological Resourc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5，73（3）：375-408．https://doi.org/10.1007/s11205-004-1072-7

[9] 徐富明，张慧，马红宇，等．贫困问题：基于心理学的视角［J］．心理科学进展，2017，25（8）：1431-1440．

[10] 庞洪伟，巩艳红．如何逃脱贫困? --基于贫困心理文献的视角［J］．湖北社会科学，2018，377（5）：67-74+111．

[11] 罗遐．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J］．学术界，2007（6）：247-257．https://doi.org/10.1090/S0002-9947-1980-0549165-3

[12] 梁昕．1980年以来中国心理贫困问题研究综述［J］．学术探索，2016（4）：43-47．

[13] 乌德亚·瓦格尔，刘亚秋．贫困再思考：定义和衡量［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3（1）：151-160．

[14] Symonds J．The Poverty Trap： or，Why Poverty is not About the Individua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2011，15（4）：563-571．

https://doi.org/10.1007/s10761-011-0156-8

[15] Chung Y N，Chung K K，Gordon D，et al．Depriv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Wors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eyond Income Poverty： A Population-based Household Survey Among Chinese Adults［J］．Quality of Life Research，2018，27（8）：2127-2135．https://doi.org/10.1007/s11136-018-1863-y

[16] 陈立中，张建华．解释贫困的多样化视角浅探［J］．改革与战略，2006（7）：90-92．

[17] 李炳全．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解密--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与构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6．

[18] 方清云．贫困文化理论对文化扶贫的启示及对策建议［J］．广西民族研究，2012（4）：158-162．

[19] Lewis O．The Culture of Poverty［J］．Scientific American，1966，1（1）：19-25．https://doi.org/10.1038/scientificamerican1066-19

[20] Hawkins R L．The Socio-Economic Empowerment Assessment： Addressing Poverty and Economic Distress in Clients［J］．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2011，40（2）：194-202．https://doi.org/10.1007/s10615-011-0335-4

[21] Vos K D，Garner T I．An Evaluation of Subjective Poverty Definitions： Comparing Results From the U．S．and the Netherlands［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1991，37（3）：267-285．

https://doi.org/10.1111/j.1475-4991.1991.tb00371.x

[22] 胡鞍钢，李春波．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C］//国情报告（第三卷 2000年（下））．北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2012：22．

[23] Dalton P S，Ghosal S，Mani A．Poverty and Aspirations Failure［J］．Economic Journal，2016，126（590）：67-80．

https://doi.org/10.1111/ecoj.12210

[24] 熊静，余秀兰．研究型大学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学习经历差异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5（2）：46-55．https://doi.org/10.12968/prtu.2015.46.55

[25] 邓志军．当前贫困大学生心理贫困的现状、成因及教育对策［J］．教育探索，2004（12）：94-96．https://doi.org/10.1108/10748120410544199

[26] 郑勇．高校贫困生"心理贫困"问题成因及其调适［J］．江西社会科学，2004（5）．

[27] 李瑞学．高校贫困生"心理贫困"成因及解决对策分析［J］．教育探索，2005（11）：90-92．

[28] 龚志群．高校贫困生挫折心理与应对方法研究［D］．南京林业大学，2011．

[29] 于春洋，李博．当前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辅导策略分析［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1（13）：243-243．

https://doi.org/10.1111/j.1525-142X.2011.00476.x

[30] 孔德生，杨晓梅．贫困大学生个性特征分析及教育对策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4，12（6）：435-438．

[31] 肖恒．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问题及对策研究［D］．西南大学，2009．

[32] 郑新夷，连榕，黄玉英．贫困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成就动机关系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09，30（12）：1100-1101．

[33] 王奕冉，刘少英．贫困大学生认知倾向、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31（4）：143-145．

[34] 孙猛，毕蓉，王岩，等．大学生乐观和悲观与幸福感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8，32（7）：615-619．

[35] Callander E J，Schofield D J．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creases the Risk of Falling into Poverty Amongst Older Australians： the Overlooked Costs-of-illness［J］．Bmc Psychology，2018，6（1）：16．

https://doi.org/10.1186/s40359-018-0230-7

[36] Mills C．The Psychiatrization of Poverty： Rethinking the Mental Health-Poverty Nexus［J］．Social &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2015，9（5）：213-222．https://doi.org/10.1111/spc3.12168

[37] 张庆吉，涂叶满．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追踪观察［J］．中国学校卫生，2015，36（11）：1642-1644．

[38] 郭明，陈宝佳，赵亮．贫困与非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及人格的差异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19（11）：1365-1366．

[39] 刘经兰．高师院校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1（35）：78-79．https://doi.org/10.1177/030857591103500411

[40] 刘家欢，高申春．行为决策视角下的贫穷［J］．心理研究，2017，10（3）：8-12．

[41] 李紫薇，于泳红．低收入群体的短视行为：近邻信任的作用［J］．心理技术与应用，2019，7（1）：45-51．

[42] Frederick S，Loewenstein G，O'Donoghue T．Time Discounting and Time Preference： A Critical Review［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2，40（2）：351-401．https://doi.org/10.1257/jel.40.2.351

[43] Shah A K，Mullainathan S，Shafir E．Som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Too Little［J］．Science，2012，338（6107）：68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22426

[44] 朱琼嫦．贫穷对跨期选择的影响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17．

[45] 何嘉梅，黄希庭，尹可丽，等．时间贴现的分段性［J］．心理学报，2010，42（4）：474-484．

[46] 吕小康，汪新建，付晓婷．为什么贫困会削弱决策能力?三种心理学解释［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11）：1823-1828．

[47] 谭树华，许燕，王芳，等．自我损耗：理论、影响因素及研究走向［J］．心理科学进展，2012，20（5）：715-725．

[48] 郭永玉．人格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9] Plantinga A，Krijnen J M T，Zeelenberg M，et al．Evidence for Opportunity Cost Neglect in the Poor．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2017，31（1）： 65-73．https://doi.org/10.1002/bdm.2041

[50] 徐孟志，张前明．机会成本量化研究综述［J］．知识经济，2017（13）：17-19．https://doi.org/10.1016/j.pranut.2017.03.004

[51] 杨沈龙，郭永玉，胡小勇，等．低社会阶层者是否更相信系统公正［J］．心理科学进展，2016，21（12）：2245-2255．

[52] Bratanova B，Loughnan S，Klein O，et al．The Rich Get Richer，the Poor Get Even： Perceived Socioeconomic Position Influences Micro-social Distributions of Wealth．［J］．Scand J Psychol，2016，57（3）：243-249．

https://doi.org/10.1111/sjop.12281

[53] Yaffe N M，Solak N，Halperin E，et al．"Poor is pious"： Distinctiveness Threat Increases Glorification of Poverty Among the Poor［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17，48（4）：460-471．

https://doi.org/10.1002/ejsp.2342

[54] Akfirat S，Polat F C，Yetim U．How the Poor Deal with Their Own Pover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from the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6，127（1）：413-433．

https://doi.org/10.1007/s11205-015-0953-2

[55] 吴胜涛，祝卓宏，张建新．农民工的应对方式、传统人格与贫困归因风格［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09，18（10）：930-932．

[56] 张玉妹，孔令豪．贫困大学生自我概念、成就动机及心理健康［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21（7）：1097-1099．

[57] 王晓磊．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社会成就归因?--基于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2018（5）：95-104．

[58] Gugushvili A．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and Popular Explanations of Povert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Social Justice Research，2016，29（4）：402-428．https://doi.org/10.1007/s11211-016-0275-9

[59] 罗教讲，涂洪波．社会成就归因倾向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2004（6）：44-52．https://doi.org/10.1179/nam.2004.52.1.44

[60] 谢其利，宛蓉，张睿，等．歧视知觉与农村贫困大学生孤独感：核心自我评价、朋友支持的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6，32（5）：614-622．

[61] Sanchez J I，Brock P．Outcomes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mong Hispanic Employees： Is Diversity Management a Luxury or a Necessity?［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6，39（3）：704-719．

https://doi.org/10.2307/256660

[62] 韩毅，魏鹤如．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下的贫困大学生人际关系［J］．中外企业家，2017（6）．

[63] 蒙丽杨．社会支持、自尊与农村贫困大学生孤独感的关系［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31（6）：64-67．

[64] 肖大兴．贫困大学生挫折承受力与应对方式的现状及关系研究［J］．社会心理科学，2014（8）：43-46．

https://doi.org/10.1038/laban.462

[65] 王琛，戴艳，雷鸣．贫困大学生心理复原力与其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3（4）：108-111．

[66] 王春燕，杨垚．贫困学生心理韧性与生活事件关系研究［J］．教师教育论坛，2016（2）：11-15．

[67] 张旭东，黄亚寿．中职生心理弹性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25（12）：30-32．

[68] 张剑，魏义梅．贫困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与社会支持关系的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16（11）：1205-1207．

[69] 李艳华，何少颖，赵陵波，等．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水平及其与应付方式的相关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6）：509-511．

[70] Samuelson W，Zeckhauser R．Status Quo Bias in Decision Making［J］．Journal of Risk & Uncertainty，1988，1（1）：7-59．

https://doi.org/10.1007/BF00055564

[71] 孙蕴韬，顾红．满意与否对维持现状偏差的影响［J］．科学决策，2009（9）：64-72．

[72] 陈健，燕良轼，彭志忠．贫困大学生儒家式应对与主观幸福感关系［J］．中国公共卫生，2012，28（3）：390-391．

[73] 何蓓蓓，张雪红，李岩．高校新生贫困生核心自我评价与挫折承受力、自我和谐的关系［J］．聊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3）：65-67．

[74] 黎建斌，聂衍刚．核心自我评价研究的反思与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2010，18（12）：1848-1857．

[75] 康育文，陈青萍．贫困大学生心身健康与自尊、人际关系、成就动机的相关［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14（5）：510-512．

[76] 李传玲．贫困大学生应对效能、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7．

[77] 吴洪艳，赵玉芳．贫困大学生自我价值感的特点［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3（3）：6-9．

[78] 史玉军．社会支持对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5．

[79] 何瑾，樊富珉．贫困大学生自尊、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22（3）：409-411．

[80] 郑宗妹．贫困大学生自我认同和自我分化对社会适应的影响［D］．吉林大学，2017．

[81] Chung H，Gale J．Family Functioning and Self-Differentiation： A Cross-Cultural Examination［J］．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2009，31（1）：19-33．https://doi.org/10.1007/s10591-008-9080-4

[82] 安芹，邱彩虹，王伟．大学生自我分化发展特点的质性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20（5）：713-716+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