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昆明
家乡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存在,这从自古至今文人的作品中便可见一斑。无论是屈原的“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还是张翰的“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或是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无一不是表达对家乡深深的思念。当时间的列车前行至当代,乡愁对于诗人余光中而言便成了“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窄窄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坟墓,一湾浅浅的海峡”。因此,钱林森指出:“中国大家庭的所有成员身上都具有一种特别明显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别的任何民族中都没有这么根深蒂固,这就是对家乡的眷恋和思乡的痛苦”[1]。
所谓家乡,《现代汉语词典》将其定义为:“自己的家庭世代居住的地方,与故乡和老家同义”[2]。本研究认为家乡是一个人出生或成长的地方,操作性定义为个体内心认可为家乡的地方。
情结一词源于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学派,最早由荣格使用。荣格曾称:“情结这东西,是一种经常隐匿的、以特定或痛苦的情调为特征的心理内容的聚集物”[3]。因此,关于情结的界定可大致分两类,一类同荣格的观点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另一类则侧重情结的情感属性。对于第二类定义,《辞海》有这样的解释:“情结指很深的情感,如思乡情结”[4]。显然后一类定义更符合中国的文化背景。
综上,本研究认为家乡情结是个体深藏心底的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不愿离开家乡是其重要的外在行为表现。至于中国人家乡情结深厚的原因,费孝通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并且认为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是国人家乡情结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如他在《乡土中国》中所言:“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5]。传统中国社会的乡土性使得百姓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之上,安土重迁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不变的生活状态,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无限的眷恋之情。此外,杨存田也认为土地观念是中国文化原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因此造就了中国人重乡土和家乡的思想[6]。徐剑艺则将中国人与土地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深化,认为国人对土地的依恋并非简单的依附,而是与自我生命相连的一种情感依附[7]。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城市的优势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凸显。城市在聚集着丰富资源的同时,也提供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在此大背景之下,大量农民离开家乡涌向城市谋取更好的营生,土地不再是唯一的或不可或缺的生存保障。
急剧的社会转型正在打破乡土中国原有的封闭性、稳定性,传统的乡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正在由闭合走向开放。于是,有学者提出转型中的中国正呈现出后乡土中国的特征,乡土性特征发生变迁与存续:乡下人已经不再“土气”,而是颇具摩登气息,村落也从低流动性进入极高的流动性和不确定的状态之中[8]。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使得资本、技术和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转移,农民的流动性极大地增强,“乡土中国”正在变成“离土中国”[9]。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19年外出农民工1.74亿人,中国的流动人口总量达2.36亿人[10],而2020年人口流动集聚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达3.76亿人[11]。
在此情形下,家乡不再是个体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每年都会有大量的人离开家乡去城市谋生、求学。与此同时,如今交通、通讯的便捷和逐渐放宽的城市落户政策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空间的束缚和阻碍。当离开家乡的流动和迁徙成为常态,且与家人的联络变得便捷和随时返乡成为可能时,这些变化会弱化中国人的家乡情结。有研究可以作为佐证:李路路的调查发现,如果条件允许90%的农村流动人口将选择留在城市,只有不足一成的人愿意返回故土,多数人仅与家乡保持着微弱的联系[12]。
然而有趣的是,在流动已成为常态、家乡情结有所削弱的当今时代,云南人却较少离开家乡。这一发现主要来自:其一,现实生活中的观察。自从笔者十多年前来到昆明,待过一段时间之后便发现云南人很少出省,问及原因,最为常见的回答为:“云南人是家乡宝”。其二,相关证据的支撑。以云南师范大学为例,该校2019届7926名毕业生中云南省生源有6076人,其中90.05%的人选择留在家乡云南省工作且主要流向省会昆明市,而省外生源中仅有52.63%的人回到家乡工作[13];2018届该校7772名毕业中云南省生源为5887人,其中90.76%的人选择在云南省就业且主要流向昆明市,省外生源中有51.62%的人返回家乡就业[14]。此外,宋杰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大学生家乡情结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云南籍大学生的家乡情结明显高于非云南籍大学生[15]。
因此,本研究拟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建构扎根理论对云南人的家乡情结进行分析,以期揭示家乡在多数云南人内心究竟是怎样的存在,进而通过深入探讨云南人不离开家乡这一行为背后的原因来揭示其家乡情结的具体构成。之所以选择这一方法是因为扎根理论与量化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通过对经验数据进行解释性分析而得出相关理论,而不是从现有的理论中提出可验证性的假设[16]。当对某一现象感兴趣,而目前又无法用现有的理论加以解释时,是多数研究者选择扎根理论的原因。此亦是本研究采用该方法的原因。
研究对象为对自己的家乡有深厚感情并愿意接受访谈的云南籍被试。研究之初暂不拟定访谈人数,以类属饱和为目标,采用理论抽样的方式,即寻找和搜集相关的数据,来加工和完善研究中出现的类属,直到没有新的属性再出现,就表明研究形成的类属已经达到饱和[16]。基于此,最终收集了20名(男6名,女14名)对象的数据,其中2名对象的数据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 1 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序号 |
性别 |
年龄 |
年级 |
家乡所在地及性质 |
序号 |
性别 |
年龄 |
年级 |
家乡所在地及性质 |
|
1 |
女 |
18 |
大一 |
普洱/农村 |
11 |
男 |
20 |
大二 |
曲靖/城镇 |
|
2 |
女 |
21 |
大三 |
保山/城镇 |
12 |
女 |
22 |
大四 |
普洱/农村 |
|
3 |
女 |
19 |
大一 |
曲靖/农村 |
13 |
女 |
21 |
大四 |
大理/城镇 |
|
4 |
女 |
23 |
研一 |
楚雄/农村 |
14 |
女 |
19 |
大二 |
保山/农村 |
|
5 |
女 |
21 |
大四 |
昭通/农村 |
15 |
女 |
21 |
大三 |
临沧/农村 |
|
6 |
女 |
22 |
大四 |
文山/农村 |
16 |
男 |
21 |
大四 |
保山/农村 |
|
7 |
女 |
21 |
大四 |
昆明/城镇 |
17 |
男 |
22 |
大四 |
保山/城镇 |
|
8 |
女 |
24 |
研一 |
玉溪/城镇 |
18 |
男 |
21 |
大三 |
曲靖/农村 |
|
9 |
男 |
26 |
研二 |
曲靖/农村 |
19 |
女 |
22 |
大四 |
昆明/城镇 |
|
10 |
男 |
21 |
大二 |
昆明/城镇 |
20 |
女 |
20 |
大二 |
保山/城镇 |
通过深度访谈,围绕着“什么是家乡及其与家的关系”“不离开家乡的原因”两个关键点来获取云南人对家乡的认知并进而发掘其家乡情结的构成维度。在访谈之前,根据研究目的和相关文献制定访谈提纲。每个被试的访谈时间为60分钟左右,访谈在安静的环境中进行。在征得被试同意的情况下,对访谈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具体的访谈提纲如下:
1. 你认为什么是家乡?什么是家?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你第一次离开家乡(家)是什么时候,去了哪儿?请详细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形和感受。
3. 你目前出省的情形(频率、地点及感受),什么时候最思念家乡?
4. 你计划去哪里工作或生活,请详细说明具体原因。
5. 你是否会离开云南去省外工作或生活,为什么?
6. 请再澄清一下促使你留在云南(或更小范围家乡)的最为重要的3个原因。
7. 家乡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具体而言,家乡为你提供了什么?
8. 请用5~6句话或词语描述家乡与自己之间的关系。
建构扎根理论包括研究问题的提出、数据收集、数据处理以及理论构建四个步骤[16]。本研究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式,并注重将经验材料和理论建构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从而确保理论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相连。研究过程“扎根于”数据,对收集的一手数据进行分析和编码,编码聚焦形成概念类属,并通过抽样的方式补充数据、完善类属(详见图1)。
图 1 研究流程图
Figure 1 Research flow chart
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分析整理,从174309字的庞大数据中剔除重复、无意义、模糊的回答,对筛选过的有效原始资料进行“逐行编码”“逐句编码”,进而使得数据资料中蕴含的初始概念自然涌现[17]。在整个过程中,秉承着开放的态度,尽量保留访谈对象表达的原始语句,最终共提取了初始编码1131条(由于数量过多,文中未呈现)。具体编码方式为样本序号—编码语句,例如“1-20”代表第1个访谈对象的第20条编码语句。
聚焦编码是编码的第二个主要阶段,这些代码要比逐字逐句、逐个事件的编码更加具有指向性、更有选择性和概念性[16],能够进一步发现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抽取重复8次以上的初始编码(即该编码在超过40%的被试的数据中出现)进行聚焦,共形成聚焦编码39条。聚焦编码及其对应的部分原始资料中的代表性语句详见表2。
轴心编码的目的是分类、综合和组织大量的数据,在开放编码之后以新的方式重新排列它们[15],即在聚焦编码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形成17个概念类属(详见表2)。
表 2 开放式编码过程
Table 2 The process of open coding
原始资料中的代表性语句 |
聚焦编码 |
概念类属 |
去到那里很安心的地方就是家,家里要有人,不会空荡荡 |
家让自己安心 |
家乡的核心是家,家的核心是家人 |
家不是固定在某个地方,有我爸妈,有对我好的人就是家 |
家人在一起就是家 |
|
留在家乡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父母,我特别牵挂他们 |
家人是牵挂 |
|
家乡是我长时间居住生活且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大部分都在的地方 |
对家乡的认知 |
|
家包含在家乡里,两者相互联系,有家才有家乡 |
家是家乡存在的前提 |
|
在昆明,文山更让我亲近,走到外省就感觉云南很亲近 |
离家乡越近越亲切 |
家乡的核心区域是小范围的 |
离家近心里能够安稳一点,比较踏实 |
离家越近越安心 |
|
到了宣威会觉得格宜是家乡,出了宣威到昆明就觉得宣威是家乡,跟所在的地方是相对的,家乡的范围会慢慢扩大 |
离家乡越远,家乡范围越大 |
家乡的范围会随着自己所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 |
大范围来讲,我是云南人。在省外提到云南我就会有一种归属感、家乡感 |
在省外认为云南也是家乡 |
|
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想想家和家乡,家乡给我的是精神和情感上的东西 |
家和家乡是自己的情感寄托 |
家乡是牵挂,是精神上的依靠 |
云南的生活节奏很慢,我比较适合这个节奏 |
适应家乡生活节奏 |
家乡的生活节奏慢、压力小 |
云南的生活压力更小一点,在外省肯定有各种竞争 |
省内竞争压力小 |
|
我觉得省内的生活是安逸的 |
家乡生活安逸 |
|
我的好朋友、家人都在家乡,人际和社会支持都在家乡 |
亲人和朋友在家乡 |
家乡的人际关系完善 |
在腾冲找工作会顺利很多,比如工作调动,就需要有人脉 |
人脉资源较好 |
|
如果去了省外,亲戚关系很可能会疏远 |
离家太远意味着和亲友关系上的疏远 |
|
家乡很熟悉,办事效率高;但在外面很多东西不清楚,就比较困难 |
家乡熟悉,办事效率高 |
家乡的环境熟悉 |
我担心在省外生活不熟悉、有很多未知数 |
省外充满未知 |
|
在省内工作离家近,我一有空就可以回家 |
离家近回家方便 |
家乡离家近,具有距离优势 |
家乡气候好,四季如春,环境更舒适 |
更适应家乡环境气候 |
家乡的气候好、饮食习惯 |
我不能接受省外原因还有吃这方面,我适应不了 |
饮食习惯 |
|
去外省旅游会水土不服,而且不了解外省的规则、风土,被人宰 |
对省外认知来源于短期旅行 |
对省外的认知偏差 |
我表哥在外省,每次打电话都诉苦,加班很累,还掉头发,所以肯定压力很大 |
他人言论影响自己对外省的认知 |
|
家乡会包容我,做错事情会原谅我,有安全感 |
家乡会包容自己 |
家乡给自己安全感、归属感 |
如果我在其他地方没找到工作,家乡就是我还可以回去的地方,像一个避风港 |
家乡是自己的避风港 |
|
我觉得我是家乡的一份子,有归属感,家乡是我会落叶归根的地方 |
在家乡有归属感 |
|
在外省上大学很不适应,心里很难过,就会特别想爸妈,想回家 |
离开家乡不适应、想家、难过 |
离开家乡时会思念家乡,尤其是家 |
在外遇到挫折时,就会产生思念家乡的情感 |
在外遇到挫折时想念家乡 |
在特定情境下更思念家乡(受挫、过节等) |
比如说过节回不去或者自己生病的时候,就会更思念家乡 |
生病、过节时思念家乡 |
|
我的家乡是贫困县,回去也是想建设我的家乡 |
建设家乡 |
对家(乡)有责任、义务 |
我以后要照顾家人,要承担起家里的一些责任 |
照顾父母和家人 |
|
我是“家乡宝”,什么东西都是家乡腾冲的好 |
自己是“家乡宝” |
对家乡有偏爱之情 |
家乡是值得我炫耀的地方,云南什么都好 |
家乡什么都好 |
|
我以后生活肯定是在云南,因为我父母不让我出省 |
父母让自己留在省内 |
希望留在云南省内工作 |
找工作和考研这两个事情我都考虑离家近一点 |
工作首要考虑离家近 |
|
我想留在家乡的概率是80%,出省找工作是下下策 |
有强烈意愿留在省内 |
|
不去省外,去省外会感到害怕,因为我会对不熟悉的东西感到害怕 |
不去省外—害怕 |
出省的可能性极低 |
不计划出省,我觉得去省外就是打拼、冲闯、未知数 |
不计划出省—未知 |
|
应该不会出省,想象中省外生活是无依无靠的 |
应该不会出省—无依无靠 |
在轴心编码的基础上,通过对概念类属的系统分析与归类,进一步发现17个概念类属间的逻辑关系,最终形成了“家乡是血缘在空间上的情感性投射”“对家乡现实优势的认知”“对家乡的依恋(情感)”和“留在家乡的行为倾向”四个理论概念(详见表3)。
由于建构扎根理论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强调从原始资料入手,注重将原始材料和理论建构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从而确保理论与现实经验的紧密相连[18],因此四个理论概念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具体而言,形成理论概念时采用的是概念的概率观点[19]——基于概念类属间的相似程度来进行归类并加以命名,即将相似程度高的概念类属归为一类。例如,由表2~3可知理论概念“留在家乡的行为倾向”中的概念类属之“出省的可能性极低”包含的聚焦编码“不去省外—害怕”“不计划出省—未知”“应该不会出省—无依无靠”及其对应的具有代表性的原始语句亦涉及认知或情感的原因解读。换言之,行为与认知、情感是相伴而生的,很难完全分开。
表 3 理论概念的形成过程
Table 3 The formation of theoretical concepts
理论概念 |
概念类属 |
理论概念 |
概念类属 |
|
1.家乡是血缘在空间上的情感性投射 |
1.1家乡的核心是家,家的核心是家人 |
3.对家乡的依恋(情感) |
3.1家乡给自己安全感、归属感 |
|
1.2家乡的范围会随自己所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 |
3.2离开家乡时会思念家乡,尤其是家 |
|||
1.3家乡的核心区域是小范围的 |
3.3在特定情境下更思念家乡(受挫、过节等) |
|||
1.4家乡是牵挂,是精神上的依靠 |
3.4对家(乡)有责任、义务 |
|||
2.对家乡现实优势的认知 |
2.1家乡生活节奏慢、压力小 |
3.5 对家乡有偏爱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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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家乡人际关系完善 |
4.留在家乡的行为倾向 |
4.1希望留在云南省内工作 |
||
2.3家乡环境熟悉 |
4.2出省的可能性极低 |
|||
2.4家乡离家近,具有距离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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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家乡气候好、饮食习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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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对省外有认知偏差 |
通过对四个理论概念进行系统分析,找出其关联所在,从而形成云南人家乡情结理论模型的构建,详见图2。对该模型的详细分析见第四部分。
图 2 云南人家乡情结的理论模型
Figure 2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Yunnan people’s hometown complex
关于血缘与地缘关系的阐述,最早来源于社会学家费孝通。他认为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20]。周怡认为“家”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属于血缘关系的范畴,而“家乡”则是与出生地、成长地密切相关的地理概念,即家乡是血缘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21]。这一看法在本质上是费孝通观点的延伸。
在本研究中,被试对家乡的认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见表3),其中前三个方面(1.1~1.3)恰好体现了家乡的核心是血缘,并且具有空间上的伸缩性,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费孝通等人的观点。但与此同时,现代人对于家乡的认知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地域范围伸缩性大,可扩展至省。例如,有访谈者谈到:“我的家乡本来是腾冲,但与云南相比,腾冲是家,云南是家乡”(2-57)。
费孝通认为“生于斯、死于斯” 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此处的生便是血,决定了他的地[20]。而随着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加强,已打破了人和地之间的固定,或许这便是云南人对家乡的认知呈现出较大空间上的伸缩性的原因。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囿于云南省这个大家乡的范围,较少走出省外,这又体现出了较强的乡土性特征。
家乡除了是血缘的空间投射之外,本研究还发现“家乡是牵挂,是精神上的依靠”,家乡具有明显的情感属性。换言之,家乡这个空间概念与血缘携带的浓厚情感捆绑在一起,使家乡成为血缘在空间的情感性投射或延伸。正是由于这种情感属性,家乡对于中国人而言已成为一种超越客观具象的心灵上的寄托,具有象征性;也正是由于这种属性,家乡对于中国的文人而言是精神上泊靠的港湾和内心永远的牵挂。
在家乡的基础上形成了家乡情结。云南人的家乡情结主要有知、情、行三个维度构成,即对家乡现实优势的认知、对家乡的依恋(情感)和留在家乡的行为倾向。因本研究中的被试是学生,尚未就业,故在此用了“行为倾向”。其中,对家乡的依恋,即家乡依恋是云南人家乡情结的核心和灵魂,它影响对家乡现实性优势的认知,也影响是否留在家乡的行为,还可以通过认知影响行为。
依恋一词来源于心理学,在广义上是指个体对某一特定个体或群体的长久持续的情感联结,而狭义的依恋特指婴儿与看护者(主要是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22]。依恋具有以下特征:依恋对象具有选择性、依恋者对依恋对象表现出亲近行为并从依恋系中获得慰藉和安全感、依恋者与依恋对象分离时会产生焦虑和痛苦、依恋双方具有某种和谐性[23]。其中,寻求亲近是依恋的核心与基本的外在行为表现。
在依恋定义的基础上,我们把家乡依恋定义为个体对家乡的长久持续的情感联结。与依恋有所不同的是这种联结是人与地方而非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因此家乡依恋具备上述依恋的前四个特征,而不具备双方间的和谐性。具体而言,云南人依恋的对象是家乡,不是所有地方,这是选择性的体现;云南人能从家乡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离开会感受到痛苦和思念(见表3:3.1~3.3),概念类属3.4——对家乡有责任、义务进而体现了回报和回馈的情感,概念类属3.5——对家乡有偏爱之情则是情感迁移的体现。其中,留在省内的行为倾向便是寻求亲近的体现,可视为家乡依恋的基本外在行为表现,此亦是留在家乡的行为发生的第一条路径。
家乡依恋通过影响对家乡诸多现实优势的认知进而影响行为,这是留在家乡的行为发生的第二条路径。具体而言,被试认为家乡现实的优势表现在生活节奏、人际关系、气候饮食等5个方面,并在片面认知的基础上得出了省外的劣势,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家乡优势的认知(见表3:2.1~2.6)。并且,对家乡现实优势的认知又会促进家乡依恋,从而再次通过上述两条路径影响留在家乡的行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涉及的其实是情绪(属情感现象)与认知之间的关系。在心理学中,90年代以后,认知与情绪间的关系问题,在时间上孰先孰后并不重要,关键是认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情绪介入,对认知给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同时,情绪的发生虽有其先天性,它经常又受认知过程的调节[24]。具体至本研究中,家乡依恋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先天性,但亦会受到个体对家乡现实优势认知的调节。
再次回到上文中提到的“家乡宝”,百度百科对它的解释是特指云南人而言的。其中云南人自称家乡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云南人爱家乡,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家乡最美。二是云南有全球独一无二的舒适气候,冬暖夏凉是云南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特点,因此云南成了避暑和御寒的圣地,在这种自然条件下,云南人即便走出去了,也会念念不忘家乡,总要想方设法地跑回来[25]。因此,家乡宝主要体现的亦是云南人由“爱”(情感)而生的情感的迁移、对家乡自然优势的认知及依赖并进而产生的留在或返回家乡的相应行为。
综上,云南人表现出了一种扩大化的家乡情结,家乡的范围可扩展至省。虽然家乡的核心仍是血缘,但地缘的扩大终会使血缘的力量日渐式微。费孝通认为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20]。这意味着即使对处于变化相对缓慢环境中的依然保持浓厚家乡情结的云南人而言,也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从血缘到地缘的转变。具体而言,云南人的家乡情结主要体现为以家乡依恋为核心,以对家乡的现实优势认知为延伸,以留在省内的行为为最终表现的融情、知、行于一体的复杂系统,其功能在于个体可以从中获得关爱、安全感等生存的必需品。
以往关于家乡情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和社会学领域,以理论性探讨为主,缺少实证研究;其次,杨国枢教授从四个层次提出了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方向和尝试,其中之一便是研究国人的重要与特有现象[26],因此家乡情结作为中国人的一种重要且突出的心理现象,理应受到重视。基于上述两点,本研究采用建构扎根理论的方法首次尝试对云南人的家乡情结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家乡情结的认识,并对云南人不愿离开家乡的行为作出理论上的解读,同时可以为社会学在此领域的相关观点提供实证上的依据。
最后,本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被试以来自云南本地的大学生为主、研究生为辅,在是否出省这一行为上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但依然不足以代表所有的云南人。因此,研究结论在推广时仍需谨慎;其次,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被试范围扩大至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地域特色的云南人,以使得出的结论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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