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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嫉妒（Jealousy）是指当个体感知到对其有价值的关系受到他人威胁时产生的一种强烈的负面情绪[1]，是一个比妒忌更为宽泛的概念[2]。通常，嫉妒被认为与浪漫关系有关，实际上，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密切的关系中（如，家庭、朋友等）[3]。在某些情况下嫉妒可能会导致问题行为。例如，攻击行为或反刍等［4，5］。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类情绪，嫉妒在个体的人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6]，因此，对其形成机制的探讨就显得十分有必要。

维护自我评价理论（Self-Evaluation Maintenance Theory）强调个体自我概念的重要性[7]。当个体面对可能会失去有价值的关系或减少这种关系的价值时，会对其自我的评价产生威胁，进而产生嫉妒等情绪反应[8]。换言之，当个体对自我的评价受到来自他人的威胁时，就可能产生嫉妒。自尊常常与自我评价联系在一起，所谓自尊（Self-esteem）是指个体对自我概念的评价以及对理想和现实自我之间差距的认知结果[9]。赵娟娟和司继伟（2009）的研究表明，内隐自尊、外显自尊与嫉妒都存在着显著负相关[10]。Karakurt（2012）的研究发现情绪化嫉妒（Emotional jealousy）、行为嫉妒、认知嫉妒与自尊都存在着显著负相关[11]。甚至，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自尊对嫉妒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12]。因此，本研究假设：自尊对嫉妒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H1）。

实际上，嫉妒的个体感到痛苦不仅是因为闯入者对这种关系的侵犯，而且还暗示了朋友或伴侣将个体与竞争对手进行不利的社会比较[3]。而自尊水平不同的个体在不利社会比较下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13]。应对方式（Coping styles）是指个体在生活情景中调节其认知、情绪和行为的策略[14]。研究表明，自尊与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Problem-focused coping）呈显著正相关[15]，与逃避应对呈显著负相关[16]。那些有高自尊的个体通常会使用积极应对方式（如，问题解决、主动求助等），而自尊水平低的个体则倾向于使用消极应对方式（如，逃避、幻想、自责等）[17]。因此，本研究假设：自尊对积极应对方式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消极应对方式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H2）。

此外，个体不同的应对方式会导致其情绪体验不同[18]。例如，那些面对较高生活事件压力时采取消极（情绪化和逃避）应对方式的个体会产生更多的消极情绪体验，采用积极（任务取向）应对方式的个体产生的消极情绪较少[19]。而嫉妒往往被认为是个体在感知到关系可能受损时所产生一种负性认知、行为和情绪的集合体[20]。虽然没有研究将应对方式和嫉妒同时进行考察，但上述研究也为本研究提供了些线索，即嫉妒作为一种消极的负面情绪，可能会受到个体应对方式的影响。综上所述，本研究假设应对方式在自尊和嫉妒之间起着中介作用（H3）。本研究基于维护自我评价理论探讨自尊与嫉妒的关系，并考察应对方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期深入的考察自尊对嫉妒的影响作用机制，为今后对嫉妒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520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得到有效问卷492份，问卷有效率为94.62%。其中大一学生有143人（29.07%，男生65人，女生78人），大二学生有128人（26.02%，男生55人，女生73人），大三学生有113人（22.97%，男生55人，女生58人），大四学生有108人（21.95%，男生64人，女生44人）。被试的性别在年级上的分布无显著差异（χ2（3）=7.10，p=0.07），被试的年龄在16岁到23岁之间（M=18.64；SD=0.95）。

2.2 研究工具

2.2.1 嫉妒

采用Bringle等人（1979）编制的自我报告嫉妒量表，由20个条目组成，包含了爱情嫉妒、人际嫉妒、社会竞争嫉妒3个维度。其条目如“他（她）花在与别人在一起的时间渐渐地多了起来。”采用3点计分方式（“1不嫉妒～3很嫉妒”）。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在该维度的嫉妒水平越高[21]。在本研究中的爱情嫉妒的Cronbach’s Alpha为0.84，人际嫉妒的Cronbach’s Alpha为0.81，社会竞争嫉妒的Cronbach’s Alpha为0.66。自我报告嫉妒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良好（χ2/df=3.23，RMSEA=0.06，CFI=0.92，TLI=0.90）。

2.2.2 自尊

采用Rosenberg（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该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22]。对反向题进行反向计分。其条目如“我感到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至少与其他人在同一水平上。”采用4点评分方式（“1很不符合～不符合～符合～4非常符合”）。被试得分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Alpha为.83。自尊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拟合良好（χ2/df=2.51，RMSEA=0.05，CFI=0.94，TLI=0.93）。

2.2.3 应对方式

采用由解亚宁（1998）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共20个条目，包含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23]。其条目如“通过吸烟、喝酒、服药和吃东西来解除烦恼”采用4点计分方式（“0不采取～偶尔采取～有时采取～3经常采取”）。在本研究中积极应对方式的Cronbach’s Alpha为0.82，而消极应对方式的Cronbach’s Alpha为0.72。简易应对方式问卷验证性分析结果表明拟合良好（χ2/df=2.60，RMSEA=0.06，CFI=0.93，TLI=0.91）。

2.3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在研究过程中对实验材料和程序进行了相应控制，如将部分条目进行反向计分；此外，为了使研究更加的严谨与规范，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设定公因子数为1，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其拟合指数如下：χ2/df=5.51，RMSEA=0.10，CFI=0.31，TLI=0.28。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如表1所示，在控制性别、年龄和家庭条件之后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爱情嫉妒与人际嫉妒、社会竞争嫉妒和消极应对方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人际嫉妒与消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与自尊和积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负相关；社会竞争嫉妒与消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自尊与积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负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消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负相关。差异检验结果表明，社会竞争嫉妒存在性别差异（t=-3.29，p<0.01，Cohen’s d=-0.21），女生的社会竞争嫉妒水平高于男生；积极应对方式存在性别差异（t=-4.15，p<0.01，Cohen’s d=-0.27），女生的积极应对方式水平高于男生；爱情嫉妒存在年级差异（F（3，488）=3.83，p=0.01，η2=0.02），其中，大一的爱情嫉妒水平略高于其它年级。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注：*p<0.05，**p<0.01，***p<0.001，下同。

3.2 应对方式在自尊和嫉妒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bootstrap=1000）来检验自尊、应对方式和嫉妒之间的关系。以自尊为自变量，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为中介变量，爱情嫉妒、人际嫉妒和社会竞争嫉妒为因变量，建立模型M1（见图1），考察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各条目数据的偏态系数在-0.64～1.62之间，峰度系数（kurtosis）在-0.90～1.11之间。同时，各变量对因变量进行预测时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在1.11～1.34之间，说明数据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此外，由于潜变量包含的条目较多，为减少随机误差，采用“项目—结构平衡法”对条目进行打包，根据条目负荷大小由大到小，再由小到大，再反过来依次排列，之后，将每列条目打为一个包[24]。结果表明，数据拟合良好：χ2/df=3.53，RMSEA=0.07，CFI=0.93，TLI=0.91。各测量模型的因子负荷显著，系数在0.48-0.88之间。如图1和表2所示，自尊对爱情嫉妒和社会竞争嫉妒的直接作用不显著，对人际嫉妒的直接作用显著；积极应对方式对爱情嫉妒和社会竞争嫉妒的直接作用不显著。此外，Shrout和Bolger（2002）认为，若间接作用点估计值（在95%）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表明此中介效应显著[25]。因此，积极应对方式在自尊和人际嫉妒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其相对中介作用为21.53%；消极应对方式在自尊和人际嫉妒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其相对中介作用为28.47%；消极应对方式在自尊和社会竞争嫉妒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其相对中介作用为20.07%。

注：图中虚线表示路径系数不显著。

图1 应对方式在自尊和嫉妒间的中介作用

Figure 1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ping style in self-esteem and jealousy

表2 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2 Mediation effect test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自尊与嫉妒的关系，并验证了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进一步明晰了嫉妒的形成机制，验证了维护自我评价理论，扩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为后续嫉妒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支持和依据。首先，研究发现社会竞争嫉妒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具体而言，女生的社会竞争嫉妒水平要高于男生，在爱情嫉妒和人际嫉妒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与以往的研究不同[26]。进化心理的观点认为男性对父系（后代血缘关系）不确定性的恐惧，以及女性对父母关怀的渴望，导致了嫉妒性别差异的产生，男性可能会对性不忠（sexual infidelity）更加痛苦，而女性则更容易因情感不忠（emotional infidelity）而更加痛苦[17]。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不能仅仅从进化的角度去探讨嫉妒，也要将社会文化因素加入其中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考察[27]。实际上，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性别角色的差异也随之减小，男性与女性都愈发中性化，这种现象可能男女在应对第三者时产生相似的情感体验，导致男女嫉妒水平越来越相近[28]。

其次，研究结果表明自尊对人际嫉妒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即自尊水平越高的个体，其人际嫉妒水平越低，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H1。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29]。已有研究表明，低自尊的个体往往的高估朋友、同伴或伴侣对他人的吸引力，且低自尊的个体更加依赖与重要他人的关系[30]，将与他人的关系看作是有价值的，当这种有价值的关系受到他人的威胁时，会导致个体产生嫉妒[31]。相反，具有较高自尊的个体往往不会感到与其伴侣周围的人存在竞争，更有可能对其伴侣的活动进行良性解释，较少产生嫉妒感[32]。另外，自我一致理论认为与那些消极自我概念的个体相比，拥有积极自我概念的个体更不容易受到消极的反馈的影响，其产生的消极情绪体验（嫉妒）就相对较少[33]。这一结果验证了维护自我评价的理论观点，提示教育和咨询工作者对个体的嫉妒的预防和干预需要从他们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概念着手。

此外，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积极和消极应对方式在自尊和嫉妒各维度之间所起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消极应对方式在自尊和（人际、社会竞争）嫉妒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H2和假设H3的部分。自我复合理论（Self-complexity）认为只要个体的自我认同较高，那么他从经历挫折时感受到的痛苦体验越少[34]。而低自尊很少对自身产生积极的认识，这种对自己能力的畸形认识导致他们更高的挫折感，从而导致低自尊者经常踌躇不前，更加缺乏自信，对反对和批评过度敏感，使得低自尊者产生许多消极行为（药物滥用、危险行为等）[35]。同时，低自尊者比高自尊者更加拒绝接受与自我不同（self-discrepant）的反馈，往往愿意采用面对消极应对方式[36]。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消极应对方式（如，自责、幻想和退缩等）会导致问题或压力事件持续存在[37]，又或是增加个体问题解决的难度，也会导致个体产生一种无法竞争的感觉，进行产生嫉妒。

研究还发现，积极应对方式在自尊和人际嫉妒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自我肯定理论（Self-affirmation Theory）认为高自尊的个体在面对失败或在社会比较中处于弱势时，会通过强调自己的其它方面的优势来进行积极的应对[38]，进而减少其负面的情绪（嫉妒）体验。同时，研究结果表明，自尊对爱情嫉妒的直接和间接作用都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并非所有的被试都有恋爱经历或是处于恋爱之中，这些个体尚未体验爱情嫉妒，导致自尊对爱情嫉妒的影响不显著。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个体自尊对嫉妒的影响，并探讨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自尊通过消极应对方式对个体的（人际和社会竞争）嫉妒产生影响，也通过积极应对方式对人际嫉妒产生影响。因此，咨询人员或教育工作者应当从提高自尊的角度来减少个体嫉妒，强化低自尊的个体对自我的积极评价，避免其陷入消极反馈的“恶性循环”之中。当然，本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1）由于本研究收集的是横断数据，未能明确的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后续研究可采实验设计或追踪研究来进行相关探讨；
（2）对于嫉妒的影响除了自尊之外，如社会比较、控制感、人格等因素都会影响个体的嫉妒，未来研究可将相关因素共同考察，以期更加全面的说明嫉妒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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