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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不仅会对人们的日常行为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做好心理健康疏导，调节不良情绪的重要性。情绪对民众在抗击新冠疫情时的道德判断与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来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物资的紧缺，出行的限制或是亲属的离开，这样的问题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促使人们陷入了悲伤，焦虑，甚至抑郁的情绪，而这样的负面情绪也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以及道德判断。就日常行为而言，负面情绪会影响人们的现实人际交往，例如，孤独的人群会将更多的时间用在网络世界，而忽视了现实的人际交往。同时，负面情绪也会影响人们的工作，学习，工作效率的低下，学习成绩的下滑等现象层出不穷。除此以外，负面情绪也会影响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从而影响道德判断。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现代社会经济实用主义等西方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追求奢侈等腐朽的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思维方式随之不断衍生出现，这样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的道德判断显得更加盲目，不够理智。

综上所述，情绪不仅会对人们的日常行为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因此对情绪的关注显得尤为重要。当下，有较多的研究者关注情绪对道德判断的研究，但总结类的文章较为缺乏，本文就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进行总结，为未来学生道德判断方面的教育教学提供参考和依据。

2 道德判断的内涵

自道德判断领域建立以来，关于道德的定义和道德判断的标准一直存在争议。道德是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直接由特定社会在特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决定。它是规范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行为准则的总和，是由各种社会意见、传统道德习俗和个人的道德信仰所维护的。道德判断的概念最早由皮亚杰等人提出，他们认为个人道德决策的过程是个人道德认知的逻辑过程。后来诸如kohlberg等人也对道德决策判断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道德判断是一种个体对什么样的道德行为原则是否能符合个体道德的正确判断和快速决策。现代研究者Greene等人认为道德判断是以个体一定的道德原则或标准为依据，对事件或他人的行为赋予道德价值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高度自觉、自主、自为的心理加工过程。Haidt认为道德判断是一种涉及道德信息的认知推理和快速判断的启发式加工决策过程。人们不仅要进行复杂的认知加工，还会受到情绪等无意识因素的影响。道德是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的特殊意识形态，而道德判断则是个体对什么样的行为是符合道德的判断，道德是道德判断的评价标准与尺度，二者性质不同，却有着密切的联系。

早期的科学研究主要在于关注情绪认知对道德行为判断的直接影响，但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关注认知情绪在道德行为判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在深入研究它的过程中先后提出了许多关于情绪直接影响道德行为判断的理论模型与分析理论。

3 包含情绪成分的道德判断模型

3.1 社会直觉模型

Haidt反对皮亚杰、科尔伯格提出的道德判断是经过理性推理得到的结果的观点。他于2001年提出了道德直觉这一概念，认为道德判断是由个体的直觉加工引起的快速判断，随后才会进行与认知相关的、缓慢进行的道德推理，道德判断因此被赋予了快速、自动、情感化的特征［1］。在道德判断中，道德推理过程是一种对道德判断结果的解释，强调道德判断的直觉直接一般分为以下几个判断过程，根据判断后的分析和理性意识进行说服，社会成员可以相互说服，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以及对判断的反思。它强调道德判断的过程中，判断结果是直觉的产物，不容易改变，但也有推理判断作为事后解释的认知基础，使得道德判断的结果似乎更符合社会需求。总的来说，Haidt的社会直觉理论研究强调道德判断有两个过程，一个是先发生的直觉判断由情绪产生影响带来判断结果，一个是后发生的推理能力分析我们带来对结果的解释，而决定道德判断的更可能是情绪而不是推理判断［2］。

3.2 双加工模型

Greene认为，除了直觉加工或是情绪加工会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之外，控制加工或认知加工同样也会对个体道德判断产生作用［3］。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道德判断的双重加工理论，结合了认知和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双加工理论认为，道德判断是抽象推理和情感直觉并存的信息加工过程。道德判断由两个系统的过程组成：认知思维和情感直觉。认知性思维主要是指获取和遵循抽象的道德原则，需要认知参与，而情感直觉的过程则相对隐含和自动。在道德判断中，认知推理和情感直觉共同作用，相互竞争，以达到判断的最终结果。道德判断的双重处理模型经常被用来解释道德判断的困境。研究表明，情感在道德判断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并经常主导着道德判断［4］。双加工模型的再次提出也使得了人们再度把关注焦点能更集中地放到心理情绪对道德结果判断的心理影响，而不同的心理情绪影响会对道德上的判断结果产生不同的心理影响或者作用。

在社会直觉模型中，情绪是道德判断的核心，直觉加工是道德判断的基本发展过程，但是仅考虑了情绪或认知因素单方面的作用，而并未将两者整合并深入探究两者的相互作用。而双加工模型则认为情绪与认知两个系统互为补充，情绪不与认知分离，独立作用于道德判断过程。社会直觉模型与双加工模型都指出，情绪可能会在未来人们需要进行道德上的判断时直接产生影响作用，而不同的社会情绪也可能会对道德上的判断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

4 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4.1 不同的情绪效价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情绪是指个体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身需求的主观感受和体验，对情绪的划分有很多种，可以根据情绪效价，将情绪分为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中性情绪［7］。

在一项关于个体积极情绪的研究中，王永强等人展示了一种利用动态视频演示快速激发消极情绪的方法。他们发现，在认知道德判断的测试中，处于积极情绪激发条件下的人的表现明显好于处于消极情绪激发条件下的人。Van den Bos 认为，积极的情绪唤起导致认知道德处理和道德心理判断的水平明显高于消极的情绪唤起［5］。这一结果也可能是由于积极的情绪唤醒提高了一个人的决策能力，从而大大增加了他或她的认知道德判断力。然而，由于一些学术研究者更关注人们的负面情绪，一些经验性的理论研究认为，与这些研究者的想法相反，处于这种负面情绪唤醒状态的人，其道德判断能力水平明显高于处于正面情绪唤醒状态的人。Zarinpoush发现，积极情绪的刺激反而削弱了道德推理过程中认知加工能力的水平，导致推理思维的简化［6］。而消极情绪则增强了人们认知加工的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中性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推理水平高于积极情绪的推理水平。消极情绪状态下的道德推理水平高于其他情绪状态下的道德推理水平。

产生积极主观感受与体验的情绪有喜悦、快乐，愉悦等，产生消极主观感受与体验的情绪有悲伤、愤怒，厌恶等，之所以发现情绪效价对道德判断矛盾的影响，可能源于选择不同类型的情绪，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情绪类型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4.2 不同的情绪类型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由于情绪效价对道德判断产生不一致的影响作用，研究者们开始探讨情绪类型对道德判断的影响。根据情绪的效价，情绪可以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正性的情绪包括快乐、喜悦和愉快等；反之，负性情绪包括悲伤、厌恶、愤怒等［7］。Fataneh等人在实证分析中发现，积极的情绪，如个人幸福感，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在道德推理中对简单和零散的概念的使用和处理。Schnall等人使用视频来激发受试者的美德崇拜、幸福和中性情绪，然后观察他们的帮助行为。结果显示，崇尚美德的小组帮助受试者的时间更长，并做出更宽松的道德判断［8］。

学者们除了对正性情绪的展开研究，同样也将目光聚焦于负性情绪的研究［9］。 Horberg的研究表明，在诱导被试的愤怒和厌恶之后，他分别从自主性和纯洁性两个方面来判断道德行为。结果表明，厌恶群体的道德判断在违背纯洁性方面更为严重；在违反自主的情况下，愤怒群体的道德判断更为严厉［10］。不同的情绪效价以及情绪类型都会对个体道德判断产生影响，而如何使情绪对道德判断产生积极的作用，这依赖于情绪的调节策略，通过情绪调节，可以使情绪发挥最有效的驱动作用，使人们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11］。

5 道德判断研究中对情绪的调节策略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人员开展了情绪调节的研究，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情绪调节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Gross认为情绪调节是个体对自己的情绪、情绪何时发生发展以及如何使用体验和表达情绪施加一定影响的过程［12］。他强调，当人们调节情绪时，既可以调节消极情绪（如愤怒），也可以调节积极情绪（如快乐）；在个体情绪调节过程中，既有无意识的参与，也有自觉的参与；判断情绪调节是必要的。在本文也将就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策略展开论述。

5.1 认知重评策略

认知重评策略涉及改变对情绪事件的理解和对其个人意义的认知。这种认知重评策略试图赋予消极的情绪事件，如挫折、愤怒和厌恶，以更积极的意义，或使这些情绪事件合理化。针对特定情况的认知再评价有两种方法：忽视评价和注意评价。目前大多数关于认知再评价的研究都是在负面情绪刺激的背景下进行的。研究表明，认知重评可以减少消极情绪的体验和行为表达。对认知重评的个体差异的研究还发现，对情绪刺激的认知重评较高的人比认知重评较低的人对愤怒情况下的情绪体验更敏感。这些人报告说使用较少的消极情绪（如愤怒）和更多的积极学习情绪。这表明，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参与者可能能够成功地减少负面情绪，即使是在经历非常负面的情绪时，如愤怒情绪等［13］。

5.2 表达抑制策略

表达抑制策略也可以有效地调节情绪反应。这是一种反应调节，抑制即将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绪事件有关的行为。这种表达抑制策略调动了主体的自我情绪控制，启动了自我情绪控制的发展过程，并抑制了主体的各种情绪表达行为。研究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涉及基于语言的表达性抑制指令的调节，第二类是使用抑制策略的自发情绪调节。首先，当使用指令性语言模式，要求受试者有效地抑制对厌恶性刺激的负面情绪问题时，自我发展的受试者报告说，与没有抑制的条件相比，他们的负面情绪体验变得较少。但是相对于传统认知重评条件相对而言，负性情绪可以体验较多［14］。其次，高防御和高抑郁被试表达抑制策略［15］，由于他们自己无法控制意识和表达负性情绪，所以我们自我发展报告的负性情绪体验较少。因此，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都能有效减少主观情绪体验。

随着两种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的不断发展，在我们的实际日常生活中也常常有机会同时运用和看到这两种调节策略，例如，当运动员面临风险管理决策时，会容易受到一种情绪调节策略的认知影响，使用这种认知重评调节策略的时候运动员往往会更加容易倾向于通过冒险进行决策。Lee 和 Gino也曾在研究中使用了认知重评，结果发现，被试的消极情绪（愤怒或厌恶）水平降低，做出功利性主义决策的可能性增强［16］。在临床医学上，情绪调节也能用来提升人们的情绪，促进人们的身体健康。

6 展望与小结

本文从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作用展开论述，分别围绕包含情绪成分的道德判断模型，包含不同的情绪效价与情绪类型，情绪调节策略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展开论述。

6.1 包含情绪成分的道德判断模型研究展望

近年来，对道德判断的神经认知方面的研究发展迅速，但研究范式存在缺陷。在实证研究中，研究人员继续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引起了许多争论。在方法和研究设计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本文提到的两个范式已经从认知和情感的角度进行了描述，但它们仍然缺乏系统的科学整合和专业的实证研究。未来的研究应该把认知神经科学、进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对具有情感成分的道德判断模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6.2 不同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研究展望

情感革命的爆发使得人们将目光集中到了情绪情感，不同的情绪效价以及情绪类型都会对道德判断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情绪效价主要分为三类，分别为积极，消极和中性，而研究者针对这三类情绪效价对道德判断的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因此针对不同的情绪效价的影响作用，我们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除了情绪效价以外，研究者还对不同的情绪类型展开了研究，情绪的类型是多样的，而较多的研究者只是关注到了消极情绪，如愤怒。厌恶等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而忽视了积极情绪如喜悦，感激等情绪，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针对情绪类型，我们应该开展更为全面的、深入的研究。

6.3 道德判断的情绪调节策略研究展望

情绪表达会直接影响道德行为判断。如何有效调节认知情绪表达也是当代我国认知心理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可以通过我们一定的调节方法来管理和改变情绪。本文提出了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即认知重评策略和表达抑制策略。以往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情绪调节策略都能有效调节被试的情绪，进而影响被试的道德判断。然而，关于情绪调节的研究较少，研究范式过于单一。未来我们应更加高度重视情绪调节策略的科学研究，引入更多的心理实验科学研究以及范式应用来进行道德判断上的干预研究，逐步发展提高我们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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