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
尽管人类在生物学上可能先天更喜欢某些刺激,但我们的许多好恶是通过与环境的持续互动后天形成的(Martin & Levey,1978)。这些评估被认为在从消费行为(Gibson,2008;Hollands,Prestwich,& Marteau,2011)到群体内认同和群体间排斥(Walther & Trasselli,2005),以及自尊(Dijksterhuis,2004)和投票意向(Galdi & Gawronski,2008)。偏好决定了我们关注什么(Smith,Fazio & Cejka,1996),我们如何回忆过去的事情(Bohner & Dickel,2011),以及我们做出的判断和决定。因此,好恶是如何、何时以及为什么建立和改变的,与心理学的许多方面相关。
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和学习心理学领域公认的一个观点是:我们的喜好对我们与环境中的交互非常敏感,环境中的事件呈现出的规律性可以轻而易举地影响我们对某个事物的态度变化。
人们可以通过一遍又一遍地呈现相同的刺激来改变喜好:广播电台经常在一首新歌发行后不久就播放很多次,反复接触这首歌的人往往比那些没有接触的人更积极地评价这首歌(即曝光效应,Moreland & Topolinski,2010)。
另一种规律涉及配对刺激:广告商通常将中性刺激(例如,一种品牌的香水)与有价刺激(例如,著名女演员的图像)来改变对前者的评价,使之与后者一致(即评价性条件作用,Hofmann,2010)。
第三种规律是将某些行为与刺激联系起来。例如,将酒精推开并将饮料拉向自己的行为会影响对这些刺激的评估(即靠近/远离效应)。
第四种规律更为复杂,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规律相互交叉的情况:将两个中性刺激A和B最初彼此配对,随后再将A与消极刺激配对,被试会开始不喜欢A和B两个刺激,尽管B刺激从未与消极刺激有过直接联系,但是此过程建立了两个规律(即,A和B的配对和A和消极刺激的配对),这两个规律在一个共同的元素上出现交叉(即A刺激),这个交叉导致了被试对B刺激的喜好也发生了变化。对B刺激的态度改变不是源于单一的规律,相反,它源于一种规律(A-B)和另一种规律(A-消极刺激)之间的交集(即,交叉规律效应)。
虽然曝光效应、评价性条件作用和靠近/远离效应都是评价性学习的例子,但它们在导致喜好改变的规律性类型上有所不同(曝光效应:一种刺激存在时的规律性;评价性条件作用:两种刺激表现时的规律性;靠近/远离效应:刺激与行动之间的规律性),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仅涉及单个规则性;交叉规律程序更为复杂:它涉及两个或多个规则性相交的情况。
对于评价性条件作用,研究者Hofmann使用元分析对大量研究进行汇总,将评价性条件作用定义为一种符合以下特征的效应:首先,所有由于配对刺激而引起的喜好变化都可以被视为评价性条件作用;第二,评价性条件作用应属于巴甫洛夫条件效应的子类;第三,评价性条件作用属于态度改变的子类。
存在明确的标准可确定是否存在评价性调节效应。将评估条件定义为一种效果意味着,一旦证明是由于刺激配对而将喜好变化归为评估条件即可。例如,在被试内设计中,一些CS(条件刺激)与一个积极US(无条件刺激)配对,而其他CS与一个消极US配对。如果在配对后被试对两组CS的喜好不同,则该差异可以称为评估条件效应。前提是两组CS完全相同,即两组刺激的出现频率或与两组US的相似程度都没有区别。在被试间设计中,一些被试会收到CS和US的配对演示,而其他被试会收到相同刺激的未配对演示。如果第一组被试对CS的喜好变化比第二组更大,就可以将这种态度的变化称为评价性条件效应(DeHouwer,2007)。
对于评价性条件作用这类心理过程本质的探究,现存五种假说:
基于记忆中联想形成的简单机制,CS激活了US的心理表征或者CS作为US即将到来的信号。因为参照学习是由刺激的同时发生(而不是事件的关联性强弱)驱动的,所以参照说预测EC应该可以抵抗消退,也就是说,不受CS-US试验后(即获得后)出现的CS-only试验的影响。最后,由于参照学习被假定为原始自动联想形成机制的一部分,参照说假设,对CS-US关联性的明确意识对于EC的发生不是必要的。
CS和US的共同出现会自动形成一个整体表征,来编码CS和US的刺激特征,包括US原有的效价。CS可以激活这个整体表征,从而激活US的效价。类似于分布式关联网络中的模式完成过程,CS可以“自动激活它已成为其组成部分的更大的信息结构”。类似于参照学习说,EC取决于CS-US的共现,所以EC具有抗消退性并且不取决于关联性意识。
因为对刺激的情感反应是难以捉摸的现象学经验,而且这种经验的实际来源往往并不清楚,在条件反射过程中,对US的评价性反应很可能被错误地归因于CS。这种情感经验的内隐错误归因被认为发生在知觉-认知加工的早期阶段,因此并不依赖于对CS或US的有意识的、明确的评价。
然而,任何影响US效价被错误归因于CS的变量也会影响EC,例如空间接近程度。并且,US和CS之间特征重叠程度的增加将使错误归因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对于知觉相似性匹配的刺激相比于不同模态的刺激,EC效应应该更大。此外,温和效价的US应该比强烈效价的US产生更强的EC,因为US引发的强烈情感态度更不容易被混淆。最后,明确的关联性意识反而会阻碍对CS的错误归因,所以在较低关联性意识下EC应该更强。
CS和US的配对使得CS原有的一些与US相同的特征更加突出。因此,CS更可能被归类为喜欢(或不喜欢)的刺激。例如,想象一张中性的脸,有棕色的眼睛,长长的形状,丰满的嘴唇和长发。现在想想,这张中性的脸反复出现在一张我们喜欢的脸上,它有着蓝色的眼睛、圆圆的形状、丰满的嘴唇和长发。根据这一说法,CS-US配对将增加CS与美国的共同特征的显著性(即丰满的嘴唇和长发)。正因为如此,配对可能会改变对脸部的评价,以至于它会被归类为喜欢的刺激。
Davey的模型预测EC应该主要取决于CS和US的共现次数(而不是它们的关联性),随着共现次数的增加,CS特征的显著性也会提高。一旦某些CS特征的显著性增加,这些显著性的变化(从而喜欢)可能会持续,即使随后CS或US单独呈现。因此,EC应具有抗消退性。最后,EC的影响应局限于CS和US具有共同特征的情况。因此,当CS和US属于不同的模态时,EC效应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在CS与一个带有效价的US配对(或共同发生时),只有当被试形成了一个有意识的命题,CS的喜好才会发生变化。命题说假设CS-US关系的命题的形成是EC产生的一个必要的中介步骤。一种可能发生的方式是,被试使用关于CS-US关系的命题知识来确定他们有多喜欢CS。例如,CS与消极US配对的事实可以被视为不喜欢CS的理由。
因为命题的形成被认为是一个高阶、有意识和费力的心理过程,命题说预测EC应该依赖于被试对CS-US关联的意识(以及促进或阻碍关联性意识形成的所有变量)。此外,EC还应受到与命题形成能力相关的变量的调节(例如,足够的处理资源),因此,在缺乏关联性意识的情况下,这种观点无法解释EC。最后,EC既可能是由CS和US之间关联性程度来中介的,因为更高程度的关联性应该加强CS和US是相关的这一信念;EC的基础命题也可能局限于CS和US共同发生的事实。
目前的结果在各个方面都基本符合命题说。国内学者刘力以真实商标图案为条件刺激,情绪图片为无条件刺激,探索无条件刺激呈现时长、效价强度与联结性意识对评价性条件反射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评价性条件反射效应只发生在无条件刺激长呈现水平与无条件刺激强效价水平;评价性条件反射效应的产生需要基于被试的联结性意识。联结性意识在呈现时长(效价强度)与评价性条件反射效应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结果也部分支持命题说。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喜欢和不喜欢在效价和中性刺激之间没有直接配对的情况下形成。例如,想象一个人,鲍勃,正在观看两支未知球队,X队对Y队的足球比赛。X队的球员穿黑色和红色的球衣,Y队的球员穿蓝色的。黑色和红色碰巧也是鲍勃最喜欢的篮球队的颜色。如果没有任何可信的理由支持任何一方,鲍勃最终可能会喜欢X队而不是Y队。尽管鲍勃最喜欢的团队和X团队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接触(配对),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元素,这一事实应该会导致一种感知的相似性,从而使喜欢转移。对于此类偏好形成机制,Hughes在2016年提出偏好可能来源于更复杂的学习机制,即交叉规律效应(IR):当环境中的规律相互交叉时,这些交叉中涉及的刺激的评估属性会发生变化。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研究者要求被试完成一个简单的学习任务,每当屏幕上出现特定的刺激时,就必须按下某个按钮。例如,如果他们在显示积极源刺激时按下一个按钮,则该刺激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中性结果刺激(积极源(S1)→反应1→中性结果(O1));如果出现了一个中性目标,则按下第二个按钮会导致该刺激消失,并出现相同的中性结果(中性目标(T1)→反应2→中性结果(O1))。在其他试验中,每当屏幕上出现消极源刺激时,按下第三个按钮会导致该刺激消失,并出现第二个中性结果,而当出现第二个中性目标时,按下第四个按钮会导致出现相同的中性结果(消极源(S2)→响应3→中性结果(O2);中性目标(T2)→响应4→中性结果(O2))。
简而言之,带有效价的源刺激与中性目标刺激“相交”,交叉点在于这两种情况具有相同的结果刺激。结果,人们喜欢目标刺激(T1)而不喜欢目标刺激(T2),尽管两者在学习阶段都与带有效价的源刺激没有直接关系。
Hughes在2020年对评估学习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究消退和反评估条件作用对交叉规律效应和评价性条件作用的影响。结果验证了二者建立的评估学习的稳健性: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两种学习途径形成新的态度,但是并不能使用相同的程序轻易消退或反条件化这些效应,即一旦形成,评估学习效应可能难以消除。
除了以典型的带有效价的刺激的产生IR效应之外,我们的许多偏好都是自我参照的。以前关于所有权和EC的研究确实表明,与自我相关的对象更受欢迎((Gawronski & LeBel,2008;Gawronski & Becker,2007;Walther & Trasselli,2003)。自我参照任务(SRtask,Prestwich & Richetin,2010;Perkins & Forehand,2012)是一项联想学习任务,其中积极性由自我通过IR传递给中性目标。具体来说,任务要求参与者用一个共同的动作将自我相关的单词和刺激归类到第一个目标类别,而另一个动作需要将其他相关的单词和刺激归类到第二个目标类别。标准的自我参照效应依赖于自我和一个目标刺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必须从两对在所执行的动作层面相交的操作性偶然事件中推断出来。从第一对操作性偶然事件中,“如果我看到一个与自我相关的刺激,那么我按下X”和“如果我看到目标1,那么我按下X”,人们知道目标1刺激与自我相关。从第二对操作偶然性中,“如果我看到一个与他人相关的刺激,那么我按下Y”和“如果我看到目标2,那么我按下Y”,人们反而学会了目标2刺激与他人相关。因此,这种关系是通过两对配价刺激和中性刺激之间的交叉规律建立的,即对它们进行分类所需的共同按键。一项元分析(Mattavelli,2017)表明,该范式导致内隐态度(例如,内隐联想测验)和外显态度(例如,自我报告)均发生改变,用于各种目标刺激,例如虚构的社会群体(Peruggini & Zogmaister,2014)或品牌(Peruggini & Hurling,2013;Richetin & Perugini,2016)。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表征自我参照任务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它对自我作为效价的来源的依赖。自我代表积极来源的观点得到了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表明大多数人对自己持有积极的看法(Yamaguchi,2007)。然而,这种积极性因人而异。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自尊水平的不同会导致自我参照效应的大小不同。Prestwich证实了这一观点,即自尊越高,自我对内隐(而非外显)评价变化的影响越大(Prestwich,2010)。这一结果支持了联想模型,即由交叉规则产生的自我-客体联系导致了一个联想的自我锚定过程,该过程不需要命题验证的干预来影响偏好。然而,大量关于评价性学习的研究表明了命题推理对外显态度的影响的重要性(Moran & Bar-Anan,2013;Peters & Gawronski,2011;Zanon & Gast,2012)。如果命题推理确实在自我参照任务中影响了外显态度的改变,那么外显自尊也可以作为外显态度改变的调节变量。
Prestwich要求所有被试首先完成一个内隐自尊测量,再完成一个外显自尊测量,接下来要求一半被试进行自我参照任务,另外一半被试不进行操作。最后测量被试对两种饮料的内隐态度。内隐自尊测量使用IAT范式,外显自尊使用罗森博格自尊量表。自我参照任务要求被试尽快将饮料A的图像和自我相关词归类到同一个响应键,将饮料B的图像和他人相关词归类到另一个响应键,完成一半试次后切换对应按键。对照组则不做任何任务。结果得到自我参照任务增加了对饮料A的内隐偏好,并且这种效果由内隐自尊调节,外显自尊则没有调节作用。Prestwich的研究并没有考量SR操作对外显态度的影响作用,命题模型支持外显态度由外显自尊调节,但是此研究并不能给出证实或证伪的实验结果。
自我参照任务已经被证明可以对内隐或外显的态度改变产生影响。从联想命题评价模型(APE,Gawronski & Bodenhausen,2006)的角度来看,内隐和外显的态度改变可能来自不同的潜在过程,即联想和命题过程。因此,我们假设不同的操作可能对内隐或外显的态度改变产生不同的影响。联想学习过程应该导致产生内隐态度的联想评价,而不影响外显态度的变化。相反,外显态度改变则依赖于命题推理。前者意味着心理联想层面的变化,而后者需要对新生成的链接进行命题验证。虽然所有权和联想学习操作都显示出对偏好的一般影响,但对它们对内隐和外显态度测量的具体影响却知之甚少。当新的联想涉及到自我时,自尊成为理解内隐和外显认知如何受到相同操作影响的关键因素。联想(内隐)自尊应该调节认知反应对内隐态度的影响,而命题(外显)自尊应该限定任务对外显态度的影响。
Greenwald(2002)假设自我客体关系可能通过平衡的三重联想无意识地发生,其方式类似于认知一致性理论(Festinger,1957;Heider,1958;Osgood & Tannenbaum,1955)。因此,积极效价从自我向客体的转移被概念化为平衡三元组的结果,包括自我、与之相关联的客体和效价的心理表征。假设自我和效价之间存在先验联系,自我概念和环境中的物体之间的新关系应该会在物体和效价之间产生新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自尊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积极的(Farnham,1999;Yamaguchi,2007),自我和客体之间新形成的关联导致了对这个客体的积极评价。
然而,自我的特征不仅仅是效价维度。事实上,一个人的自我概念表现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知识结构,由多个自我相关的属性、特征和角色组成,组织成一个多方面的互联网络,然后过滤和引导经验和行为(Markus & Wurf,1987;McConnell & Martin,2011)。一个突出的方面是认同,即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接近群体、类别或对象的水平。人们将社会关系和群体成员纳入其扩展的自我概念的概念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理论支持(Brewer & Gardner,1996;Markus & Kitayama,1991)和实证研究支持(Aron & Smollan,1992;Tropp & Wright,2001)。虽然社会心理学和群际关系的研究表明,自我和客体之间的重叠减少了对后者的偏见(Galinsky & Moskowitz,2000),但只有少数研究侧重于在自我和客体之间建立联系的方法(Phills & Inzlicht,2011)。使用一个通过自我和目标对象之间的交叉规律起作用的关联过程,自我参照任务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干预策略,以一种不同于以前所有尝试的方式来加强自我和目标对象之间的感知关系。可以说,一旦个体在自我认知任务中学会了自我和目标的交叉规律,与目标对象的亲密度或认同感就会增加,也有一项研究证明自我参照任务可以增加对目标对象的认同(Richetin & Perugini,2016)。未来的研究应着重于自我参照效应对于偏好形成和改变的作用机制方面,即在联想模型、命题模型与认同模型等框架中寻找出最有解释力度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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