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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初中生处于青春期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自我意识高涨，道德意识的高度发展阶段，情绪不稳定，容易产生情绪波动，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青少年阶段也是个体亲社会行为发展的重要时期[1]。因此对初中生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爱相一致。其贯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友爱的要求。

亲社会行为是指一切符合社会期望的，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积极行为，亲社会行为不仅使接受者获益，提高个体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也促进助人者与接受者或社会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可以分为捐献、帮助、合作、安慰等促进社会发展的行为[2]。米库林瑟（Mikulincer M）、筛尔（Shaver P R）提出依恋理论涉及亲密关系中的经验对后续关系中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它为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概念丰富的、可产生研究的框架。有研究表明，依恋理论表明依恋理论在研究父母的照顾以及为约会和婚姻伙伴提供照顾和支持方面的应用。依恋安全有助于亲社会美德的发展和表达的研究，如同情心、慷慨、感激和宽恕。从理论来讲，它首先考虑了以前的安全和不安全的关系是如何影响后来对他人的心理表征的，并回顾了与依恋有关的对他人的感知和期望的差异的研究，由此可以知道依恋可以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产生[3]。

依恋类型在概念上可以分为两个二维空间：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回避维度反映了一个人对关系伴侣的善意的不信任程度，并防御性地努力保持行为独立和情感距离。焦虑反映了一个人担心另一半在需要的时候找不到的程度，部分原因是这个人对自己的爱的价值感到怀疑。在这两个方面得分都较低的人被认为在依恋方面比较安全。（此外，逃避依恋得分越高，与对他人痛苦的共情反应和亲社会价值观的认可呈负相关，而依恋焦虑维度得分越高，则与更大的个人痛苦相关）[4]。依恋分为同伴依恋和亲子依恋，初中生这样的群体远离父母，因此相对于亲子依恋，同伴依恋更为重要，同伴依恋作为个体和朋友间的情感联结，强调互惠、平等，相互提供安全基地，满足亲密感需要。良好的同伴依恋恰好满足了青少年安全感、归属与爱及尊重等需要。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中的中介变量有领悟社会支持，人际信任，同伴依恋，学校连通性，共情，心理资本，不良同伴交往，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中介变量有自我控制，共情。国内大多数研究更多的研究的是亲子依恋与亲社会的关系，而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较为少。而我的中介变量是基于内部资源的角度来选取了性格这个变量，性格作为重要的人格因素，在同伴依恋对亲社会的影响中有可能起着一定的中介作用。个人优势（如希望、乐观、创造力、活力）多年来一直是研究关注的主题，但一直被孤立地对待，也就是说一直被当作无关的个体差异变量。然而，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出现带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优势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具有共同的、关键性的定义特征的集体实体，艾哈迈德（Ahmed，2009）。因此，通过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而反映出来的一组积极人格特质，被积极心理学家称为性格优势，彼得森、塞利格曼（Peterson and Seligman，2004）。研究发现性格优势与心理健康、幸福感、人际归属感、生活满意度、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帕克（Park，2004）。因此，激发、培养个体的性格优势与积极潜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身处低阶层中的个体。过往研究中未涉及性格在同伴依恋，亲社会行为中的调节作用。

2 选题意义

2.1 理论意义

2.1.1 有利于理论整合，丰富亲社会行为的内部机制研究

本研究在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同伴依恋——性格优势——亲社会行为”这一中介模型，研究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内部机制。希望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实证研究，证实该中介模型，丰富亲社会行为的内部机制研究。

2.1.2 有助于拓宽亲社会行为的研究视角

积极心理学、社会阶层心理学的兴起为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而且，本研究还引入了作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三大支柱之一的性格优势作为关键变量。

2.2 实践意义

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社会阶层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探究同伴依恋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探讨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希望能在现实生活中起到使个体做出更多亲社会行为的作用。对性格的研究为学生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新的视角。近年来，由大学生心理问题所引发的打架斗殴、自杀、杀他等恶性事件不断发生，给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敲响了警钟。性格优势作为一种应对压力所需的相对稳定的积极心理品质，可以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培养并利用这些品质，从而获得一个具有“意义感”的生活，进而获得“真正的快乐”。塞利格曼（2004）曾说，真正的幸福来自识别出并培养你最主要的优势，并在每日的工作、玩耍和教养孩子时运用它们。它对个体的心理和情感健康有积极的长期影响。因此，对性格优势的研究也具有现实意义。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3.1 过往研究不足

以往对青少年依恋和亲社会行为的心理学研究的不足在于：

3.1.1 研究方向较少以同伴依恋为主

国内外普遍对依恋的研究都主要围绕父母依恋，探讨父母依恋与同伴依恋的区别，但并没有太多以同伴依恋为主的研究。尽管近几年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同伴依恋，像雷雳等学者以同伴依恋和网络社交行为结合作为研究方向，其他也多以综述为主。也有相当多一部分研究学者主要研究的是依恋与亲社会行为，如米库林瑟，当中有相关的行为实验，但仅流于表面，如研究的是亲社会行为的意愿[5]。

3.1.2 研究结果较零散

尽管国内学者如寇彧、迟毓凯等均有对不同类型的亲社会行为进行了相对系统研究，但针对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机制研究大多停留在不同被试对象上，研究结果比较零散；关于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较少，缺乏专门研究[7]。

3.1.3 研究对象没有真正的操作性定义

纵观各关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对于亲社会行为的分类和选定都不具备一致性，有些研究以利他行为作为亲社会行为，往往理论依据与实际操作不符[6]。

3.1.4 研究方法较单一

一些影响因素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力度不高。过往研究多采用问卷法来单一探讨同伴依恋、自我控制和亲社会行为，容易造成共同方法偏差，对于其中的机制没有深入探讨，本研究将采用问卷结合计算机任务进行研究。

3.1.5 缺乏文化差异的比较

尽管国内众多研究在引入国外测量工具时，基本使用符合本土化的修订版本，但有针对性地采用跨文化方法研究说明个体的依恋、自我控制和亲社会行为可能存在的文化差异仍没有，因此在中国得出的结论不一定能够在其他国家适用；为了阐述这个问题，研究三对此进行了解答[8]。

3.2 模型与研究方法

图1 性格优势在同伴依恋，亲社会行为中间起到调节作用

Figure1 The Effect of Peer Attachment on Prosocial Behavior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sonality Strengths

预期的结果为：性格优势在同伴依恋，亲社会行为中间起到调节作用。

3.3 被试选取

本研究选取初中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预计选取人数800人，其中男女生人数基本维持在相同水平。

3.4 研究工具

国外学者马（Ma）编制的《青少年行为量表》，问卷共有18个项目。寇彧根据中国本土化青少年的特点，对PTM进行了四次修订，并继续保持了该问卷的6个维度，修改后的题目是26个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9]。

本研究采用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IPPA）它包括三个分量表，分别测量青少年的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和同伴依恋，每个分量表有个项目，它不仅测量青少年对父母和同伴的积极消极认知感受，同时可以测量这些依恋关系给个体所带来的心理安全感，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母子依恋是0.87，父子依恋0.89，同伴依恋0.92。问卷采用5点评分，代表完全不符合，代表完全符合。本研究采用其中的同伴依恋分量表[10]。

段浩等人以彼得森和塞利格曼编制的240道题目的价值实践优势问卷为题库，以兼顾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的研究范式为逻辑起点，最终形成了含有96道题目的中文长处问卷，该问卷分为三个分量表：亲和力、生命力和意志力。研究表明该量表在中国大学生群体、香港大学生群体和社区居民中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3.5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22.0作为数据分析的主要工具，具体数据分析方法如下：

（1）人口学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2）初中生的同伴依恋现状：描述性统计；

（3）中学生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4）性格优势的调节作用研究：多层回归分析。

3.6 预期达到的目标

（1）根据依恋理论，同伴依恋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并且同伴依恋度高的个体，亲社会行为更加明显，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12]。

（2）性格优势在其中有着调节作用。高的性格优势就会在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

3.7 研究方法

本研究结合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运用SPSS 22.0等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回归分析法以及路径分析等[13]。比较了各变量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对同伴依恋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探索其中机制，考察了性格优势在青少年时期的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4 文献综述

4.1 概念

4.1.1 亲社会行为

“亲社会（Procial）”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威斯伯指出，特指那些与破坏、攻击等反社会行为相对立的行为。亲社会行为最初指“忠实（或拘泥）于既定的社会规则或道德准则的行为”。在社会心理学的领域中，对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则是从强调这种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益处开始的。霍夫曼（Hoffmann）认为亲社会行为是指非刻意地关注行为给自己带来的利益，但对他人有利的分享或助人行为。有研究者指出，如果不考虑行为发起者的动机，亲社会行为泛指一切对他人有益的行为（Rushtonetal，1983）[14]。这种界定倾向于把亲社会行为和纯利他行为混合在一起。国内学者俞国良（2006）认为亲社会行为是不考虑实施者行为动机，只考虑行为结果的分享、助人、捐赠等行为。也有学者认为，亲社会行为是个体一种主动自发的、有益于他人以及社会群体的行为，包括捐赠、帮助他人、分享等。

学者寇彧、唐玲玲（2004）则认为亲社会行为是指有助于社会和谐以及对他人有益的同时对个体也有利的一切助人行为。该定义不仅考虑了行为的动机（利己或利他）还考虑了行为的结果（社会、他人及个体），对亲社会行为的理解更全面，所包含的行为也更为广泛。

4.1.2 亲社会的测量

国外学者马编制的《青少年行为量表》，问卷共有18个项目。寇彧根据中国本土化青少年的特点，对PTM进行了四次修订，并继续保持了该问卷的6个维度，修改后的题目是26个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4.2 同伴依恋

同伴依恋作为个体和朋友间的情感联结，强调互惠、平等，相互提供安全基地，满足亲密感需要。良好的同伴依恋恰好满足了青少年安全感、归属与爱及尊重等需要。

目前测量青少年同伴依恋的工具主要包含IPPA、PIML以及近年来才出现的AFAS量表等。阿姆斯登（Armsden）和格林伯格（Greenberg，1987）通过一个16-20岁的青少年样本编制了一个包含三个维度的自陈量表青少年父母和同伴依恋量表（the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IPPA）。量表分为三个部分，父亲依恋（28题）、母亲依恋（28题）和同伴依恋（25题），其中同伴依恋的三个维度内容为：（1）信任，同伴能够理解和尊重他们的需要和渴求；（2）沟通，同伴是敏感且及时回应他们情绪描述，并有质量地融入，言辞沟通；（3）疏离，在与同伴产生依恋时青少年所感受到的孤立、气愤和不依恋。根据他们的叙述，通过量表，被试自我评价同伴为高信任、高沟通和低疏离的是高依恋安全的个体；相反，形容自己的同伴关系是低信任、低沟通和高疏离的是低依恋安全的个体。青少年同伴依恋量表（adolescent friendship attachment scale，AFAS）是威尔金森（Wilkinson，2008）设计的一个自陈式量表，内含30个条目，通过3个维度反映3种原始的依恋风格（安全、焦虑、矛盾、回避）。AFAS关注了依恋对象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依恋的基本功能以及依恋关系中的积极和消极方面。与IPPA测量个体对一小群同伴的依恋关系不一样，AFAS测量的是青少年与最亲密的一位 同伴之间的依恋关系。由库克、格林伯格和库舍（Cook，Greenberg and Kusche，1995）设计的自陈式量表“我生命中的人”（people in my life，PIML）是以IPPA为基础的，对IPPA的项目做了相应的删减和改变，以便适用于年龄较小的个体。PIML的施测对象是儿童和前青少年时期的个体，考察个体对父母、同伴、老师和学校以及邻居的依恋状况。其中，PIML中的同伴分量表有27个项目，包含信任、交流、疏远以及同伴不良行为4个维度，同伴量表的信度系数达到了0.90。PIML还测量了个体如何应对同伴的不良行为[15]。国内也有人尝试进行了青少年同伴依恋问卷的编制工作，其中青少年同伴依恋问卷由他人（同伴）模型量表和自我模型量表的题项所构成，该问卷测量了同伴依恋的4种风格，分别是安全型、迷恋型、恐惧型以及回避型，经检验，问卷信效度良好）。部分成人用的依恋量表，如李同归和加藤和生2006年编制的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也可以适用于后青少年时期。

本研究采用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IPPA）它包括三个分量表，分别测量青少年的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和同伴依恋，每个分量表有个项目，它不仅测量青少年对父母和同伴的积极消极认知感受，同时可以测量这些依恋关系给个体所带来的心理安全感，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母子依恋是0.87，父子依恋是0.89，同伴依恋是0.92。问卷采用5点评分，代表完全不符合，代表完全符合。本研究采用其中的同伴依恋分量表。

4.3 性格优势

性格优势（Character Strengths）又译为性格优点、品格优势，它是通过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一组积极特质，是相对稳定和持久的人格属性。为了从众多特质中甄别出真正的“美德”和“性格优势”，彼得森和塞利格曼联合了世界范围内的优秀学者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分类体系。在对涉及性格优势和美德的大量文献（从精神病学、青少年发展到哲学、宗教、心理学）的回顾的基础上，发现了在各种文化（包括中国的儒家思想和道教文化，南亚的佛教和印度教文化，西方的希腊哲学、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普遍存在并受到珍视的六种核心的美德：智慧、勇气、仁慈、公正、节制和超越。

4.3.1 性格优势的测量

为了测量这些美德和性格优势，成人可以使用编制的价值实践优势问卷，这是一个自我报告式问卷，共有24个分量表，分别对应24种性格优势。每个分量表有10道题目，一共240道题目。10-17岁的青少年可以使用198道题的青少年价值实践优势问卷，该问卷同样也是24个分量表。段浩等人以彼得森和塞利格曼编制的240道题目的价值实践优势问卷为题库，以兼顾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的研究范式为逻辑起点，最终形成了含有96道题目的中文长处问卷，该问卷分为三个分量表：亲和力、生命力和意志力。研究表明该量表在中国大学生群体、香港大学生群体和社区居民中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4.3.2 性格优势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家庭因素的一个指标，它反映了人们所生活的环境能获取现有的或潜在的资源的差异。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代表了家庭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本，为个体发展积极的自我评价、形成积极的个性品质提供了物质基础，主观社会阶层也是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个体的客观阶层以及其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感知对个体的成长、自我概念的形成、求学历程等均产生重大影响，与其自身的心理和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埃夫斯、盖洛马修斯、加洛（Ews、GalloMathews and Gallo，2011）。研究表明个体的某些性格优势与学业成就、亲社会行为、能力以及美好生活等积极的发展结果呈显著的正相关。

4.4 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

班兰美（2011）通过依恋启动效应，使用了反应依恋故事的原材料研究了大学生依恋、感戴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发现不同依恋类型对应不同亲社会行为差异显著。她认为依恋安全启动对于移情的强化作用表明激活积极的自我模型能够提供关注他人需要的认知一情感模式，而积极的他人模型则可以激发个体从事利他行为；增强了被试的亲社会行为，且关系的亲密程度调节了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即被是在不同依恋启动条件下对好朋友和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存在差异。有学者发现同伴关系好以及人际信任度高的儿童有较多的亲社会行为（李丹，2000）。杨海燕等（2010）通过 IPPA 和中学生问题行为问卷发现依恋对高中生，尤其是女高中生的问题行为呈负相关。黎志华、尹霞云等人就曾使用IPPA 和 SDQ 研究了父子依恋关系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进行了一年追踪研究，证明父亲依恋和儿童亲社会行为存在相互作用，依恋对亲社会行为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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