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乡医学院心理学院,新乡; 2.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杭州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在此过程中民众的人际信任不断下降。人际信任是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对同伴所持的积极期待,其中包含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性[1]。《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8)的研究显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不敢相信陌生人,从行业和部门来看,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2]。信任是人际交往的基础,是个体与他人建立良好社会交往关系的基础[3],是团队合作的基本条件[4],如果缺乏基本信任会陷入焦虑不安,对个体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5]。人际信任也影响着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人际信任较高的个体很容易与他人相处,可以得到同伴的尊重、同时他们也很少出现适应不良的现象[6]。大学阶段是从校园开始步入社会的衔接点,是信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7]。因此有必要关注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形成机制。
人际信任受多个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观社会阶层是影响因素之一。主观社会阶层是个体对自己拥有的物质资源和自己在社会中的等级地位的主观认知[8]。虽然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不同阶层间的不信任程度进一步加深[9],但目前关于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方面,有研究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能预测人际信任,个体的社会阶层越高,信任程度也越高[1,10],资源因素理论提出高阶层拥有更多的资源,在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上更有优势,抵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更能面对与陌生人交往所带来的风险[1,11]。另有研究得出相反结论,个体社会阶层越低,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12];从认知与文化角度来看低阶层的信任水平更高[11,13]。还有研究发现二者的关系并不显著[14,15]。
由此可推论,在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之间可能存在其他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影响二者的关系。其中,领悟社会支持可能起中介作用。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期望和评价,是对自己可能获得的社会支持的信念[16]。领悟社会支持是一种认知评价的过程,是一种认知现象。一方面,研究发现贫困生的客观支持显著低于非贫困生[17];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能正向预测社会支持水平[18]。另一方面,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19],社会支持能正向预测人际信任[20]。个体获得来自学校、家长和同辈的关心、认可和支持越多,越能形成较好的品质信任和人际情感信任维系,增加其对所在环境以及交往对象的信任[21]。综上,可预测领悟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之间起中介作用。
然而,主观社会阶层对领悟社会支持的关系可能受到积极应对的调节。积极应对是个体面临压力时为减轻其负面影响而进行积极的认知与行为努力的过程[22]。积极应对方式与主观支持及支持利用度呈显著正相关[23]。然而,低阶层者拥有的资源较少,无论个体怎么积极应对,可能都难以获得较高的社会支持;而高阶层拥有较多的资源,积极应对可以帮助他们有效识别、利用各种资源和支持,提升领悟社会支持的水平。由此可预测,积极应对在主观社会阶层和领悟社会支持之间起调节作用。
随机选取大学生325人进行施测,回收后有效问卷为318份,有效回收率为97.85%。其中男生123人,女生195人;平均年龄为20.57±0.90岁。
采用Adler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阶梯共分为10级,从低到高分别代表个体在社会中所在的位置,等级越高,意味着社会地位越高,个体在阶梯中选择自己所处的位置[24]。
采用丁妩瑶修订的人际信任量表,共10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法,包含社会现象信任和承诺行为信任两个维度[25]。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747。
采用姜乾金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共12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法,包含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人支持3个维度[7]。为了贴合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将“领导、亲戚、同事”换成了“老师、亲戚、同学”。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941。
采用解亚宁修订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中的积极应对分量表,共12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法[26]。本研究中Cronbach’sα系数为0.843。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提取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9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3.21%(低于40%),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进行以下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表1),主观社会阶层与领悟社会支持、人际信任、积极应对方式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符合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统计学要求。
表 1 各变量间相关分析
Table 1 Bivariate correlations between of all variables
|
主观社会阶层 |
领悟社会支持 |
人际信任 |
积极应对方式 |
主观社会阶层 |
1 |
|||
领悟社会支持 |
0.239** |
1 |
||
人际信任 |
0.130* |
0.156** |
1 |
|
积极应对方式 |
0.170** |
0.595** |
0.127* |
1 |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采用process插件中的Model 7,以领悟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积极应对为调节变量,进行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的路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方程1中,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30,p<0.05)。方程2中,主观社会阶层对领悟社会支持的影响显著(β=0.1440,p<0.001)。方程3中,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98,p>0.05),领悟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有显著预测作用(β=0.132,p<0.05)。说明领悟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方程2中,主观社会阶层与积极应对的乘积项对领悟社会支持的影响显著(β=-0.095,p<0.05),说明积极应对调节了主观社会阶层—领悟社会支持—人际信任这一中介模型的前半路径。
表 2 有调节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2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方程1(人际信任) |
方程2(领悟社会支持) |
方程3(人际信任) |
|||||||
B |
SE |
t |
B |
SE |
t |
B |
SE |
t |
|
主观社会阶层 |
0.130 |
0.056 |
2.325* |
0.144 |
0.045 |
3.209** |
0.098 |
0.057 |
1.719 |
领悟社会支持 |
0.132 |
0.057 |
2.319* |
||||||
积极应对 |
0.558 |
0.045 |
12.324*** |
||||||
主观社会阶层×积极应对 |
-0.095 |
0.041 |
-2.311* |
||||||
R2 |
0.017 |
0.384 |
0.033 |
||||||
F |
5.403* |
65.260*** |
5.427** |
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如图1所示,对于积极应对水平较低的大学生,主观社会阶层越高,越能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β=0.240,p<0.001);但积极应对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主观社会阶层对领悟社会支持不再有预测作用(β=0.049,p>0.05),此时主观社会阶层不能通过领悟社会支持预测人际信任。
图 1 积极应对在主观社会阶层和领悟社会支持间的调节作用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sitive coping style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本研究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能显著正向预测人际信任,与已有研究一致[10]。说明个体的社会阶层越高,对他人的信任水平也会越高,验证了资源因素理论。不同阶层的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数量存在差异,高阶层拥有更多的资源,比如教育机会、培训机会、实践机会较多,在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上更有优势,所以高阶层抵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越能面对与陌生人交往所带来的风险[1,11]。因此,社会阶层越高,人际信任水平也越高。
在纳入领悟社会支持变量后,主观社会阶层不能直接预测人际信任,只能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完全中介作用来影响人际信任。首先,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越高,获得的领悟社会支持也越高,与已有研究相一致[17,27]。人际互动通常是一个社会资源相互交换的过程,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依赖于人际资源的多寡,与低阶层相比,高阶层掌握的资源较为丰富[18],“富在深山有远亲”也就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支持。而个体感知到自己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对他人的信任度也越高[19-21],这可能是由于领悟社会支持高的个体容易感受到周围人的热情互助,从而更加信任他人;而领悟社会支持低的个体容易归因为周围的人自私冷漠,自我保护意识和戒备心增强,导致人际信任降低[17]。
本研究发现积极应对在主观社会阶层和领悟社会支持之间起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已有研究结果不一致的现象。当个体的积极应对水平较低时,主观社会阶层越高,越能获得较高的社会支持,进而更加信任他人,支持了主观社会阶层正向预测人际信任的结论[11]。这可能是因为积极应对较低的个体,在日常生活学习中主要依靠他人帮助,缺乏自己面对任务、解决任务的勇气,他们获得社会支持的过程较为被动。基于资源因素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低阶层缺少和他人交换的资源,难以发展社交关系,自然难以获得他人支持;而高阶层有更多的可支配资源,易于获得周围人的支持和帮助,容易形成他人对自己友善热情的印象,增加其对所处环境以及交往对象的信任,进而形成较为融洽的人际信任氛围。而当个体的积极应对水平较高时,主观社会阶层既无法直接预测人际信任,也无法通过领悟社会支持间接预测人际信任,支持了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不存在任何关系的结论[14,15]。高积极应对的个体善于寻求支持、适时改变自己的认知、积极发掘事物的美好一面[28],高阶层个体能够充分整合利用已有的他人的支持,低阶层个体在支持有限的情况下也能够积极寻找、获取他人支持,因此都能维持较高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主观社会阶层无法预测领悟社会支持。
本研究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分析了关于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关系的已有研究不一致的现象,发现领悟社会支持、积极应对等因素会影响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的关系。高校在培养学生人际信任的工作中,应注意考虑各因素的影响作用,扬长避短,引导大学生培养高积极应对的良好作风,主动寻求、利用各种支持,方能有效提升人际信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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