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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经历某些创伤性事件。而经历创伤事件可能会引发很多消极的心理反应，如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1]。视力丧失的经历具有潜在的创伤性，可能对个体以及与他们亲近的人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与普通人群相比，视力障碍患者发生潜在创伤事件的风险更高，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威胁，也可能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研究发现，创伤经历对视力障碍人群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影响[2]。早期对创伤的研究集中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3，4］，但研究发现，创伤也会带来积极变化。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是指个体在与具有创伤性的负面生活事件和情境进行抗争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心理方面的正性变化，它不是由创伤事件本身引起，而是通过个体在与创伤事件的抗争中产生的[5]。

国内学者对创伤后成长的研究集中在自然灾害、烧伤等意外创伤者，糖尿病、癌症等重大疾病患者以及特殊儿童如孤独症儿童父母上。对轻中度烧伤患者的研究发现，烧伤患者的创伤后成长程度处于中下水平[6]。对冠心病人研究发现，女性患者的创伤后成长高于男性，年轻者高于年长者[7]。对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父母的研究发现，其创伤后成长处于中等水平，心理弹性较好[8]。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更为前沿，研究对象更为广泛，涉及被关系背叛的女性[9]、退伍军人[10]、叙利亚难民[11]等，但总体上也主要集中于癌症等重大疾病患者，孤独症、精神疾病患儿父母以及意外创伤者上。可见，国内外研究者们围绕创伤后成长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但视力障碍群体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国内没有检索到专门针对视力障碍群体创伤后成长的研究，但对残疾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残疾大学生心理弹性与创伤后成长水平较高[12]。近几年，国外学者将创伤后成长的研究扩展到视障群体，但研究总体有限。对3名视力障碍女性的半结构化访谈发现，社会支持对视力障碍后的创伤后成长有影响，参与者强调，获得的社会支持增强了她们感激之情，并帮助她们以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获得成长[13]。对欺凌与视力障碍者创伤后成长的研究发现，大约35%的曾被欺凌的视力障碍成年人自报经历过创伤后成长，并且自报的欺凌经历的严重程度与创伤后成长有很大的正相关关系[14]。

视障大学生是高校以及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生理方面的缺陷，往往更容易在心理上产生一些困惑和障碍。所以对视障大学生创伤后成长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不仅要去关注视力障碍带给他们的负面影响，更应该关注视力障碍这种创伤带给他们的积极变化，以期帮助视力障碍群体更好地应对创伤，促进创伤后更好地成长，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此外，对视障大学生创伤后成长的现状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更加明确地了解视障大学生目前的创伤后成长状况，更是对后续的心理干预奠定基础。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山东省某医学院特殊教育学院视障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对99名视障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99份，有效问卷90份，有效率为91%。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包括视障大学生的一般情况：性别、年龄、生源地、年级、性格类型等。

2.2.2 中文版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C-PTGI）

创伤后成长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由泰德斯（Tedeschi）等[15]设计开发，用于测量个体在创伤后发生积极改变的程度。我国学者汪际等[16]进行了汉化并修订了中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chinese-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C-PTGI），共包含5个维度20个条目，5个维度分别为“人生感悟”“个人力量”“新的可能性”“与他人关系”以及“自我转变”。采用 Likert 6 级评分法，从“完全没有”到“非常多”，依次记为0～5分，总分0～100分，分值越高表明创伤后成长水平越高。总量表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74，各维度 Cronbach’s alpha系数介于0.611～0.796之间，结果证明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总量表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82，各维度 Cronbach’s alpha系数介于0.634～0.769之间。

2.3 施测与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算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F检验等。

3 结果

3.1 视障大学生一般资料调查情况

研究共调查90名视障大学生，被试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统计表（n=90）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subjects (n=90)

3.2 视障大学生创伤后成长总体情况

由表2可知，视障大学生创伤后成长总分为54.94±13.89，总均分为2.75分，各维度均分均在3分左右。

表 2 视障大学生创伤后成长各维度得分

Table 2 Scores of various dimensions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vision impairment

3.3 不同性别的视障大学生在创伤后成长各维度的差异比较

由表3可知，不同性别的视障大学生在创伤后成长总分及各维度上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3 不同性别的视障大学生在创伤后成长各维度上的差异（M±SD）

Table 3 Differences in various dimensions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vision impairment of different genders (M±SD)

3.4 不同生源地的视障大学生在创伤后成长各维度的差异比较

由表4可知，不同生源地的视障大学生在创伤后成长总分及各维度上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4 不同生源地的视障大学生在创伤后成长各维度上的差异（M±SD）

Table 4 Differences in various dimensions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vision impairment from different origins (M±SD)

3.5 不同年级的视障大学生在创伤后成长各维度的差异比较

由表5可知，不同年级的视障大学生在人生感悟、个人力量两个维度及创伤后成长总分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比较可得，大一年级在人生感悟、个人力量两个维度及创伤后成长总分上的得分均高于大二年级；大四年级在人生感悟维度上得分大于大二、大三、大五年级，在个人力量维度上得分大于大二、大五年级，在创伤后成长总分上得分大于大二、大三年级。

表 5 不同年级的视障大学生在创伤后成长各维度上的差异（M±SD）

Table 5 Differences in various dimensions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vision impairment of different grades (M±SD)

注：*p<0.05。

3.6 不同性格类型的视障大学生在创伤后成长各维度的差异比较

由表6可知，不同性格类型的视障大学生在人生感悟、个人力量、新的可能性、自我改变四个维度及创伤后成长总分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比较可得，内向型的视障大学生在人生感悟维度上的得分低于外向型，在个人力量、新的可能性、自我改变维度及创伤后成长总分上的得分均低于外向型和混合型的视障大学生。

表 6 不同性格类型的视障大学生在创伤后成长各维度上的差异（M±SD）

Table 6 Differences in various dimensions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vision impairment with different personality types (M±SD)

注：*p<0.05，**p<0.01。

4 讨论

4.1 视障大学生创伤后成长现状分析

研究显示，视障大学生创伤后成长总分为54.94±13.89，其水平与吴学芳等人[17]使用相同工具调查意外伤害患儿父母的创伤后成长水平（58.23±14.23）相当，处于中等水平。但低于国内学者[12]对残疾大学生创伤后成长的调查结果（70.21±9.65，总分范围0～105）。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本研究只针对单一人群，而不是整个残疾大学生群体。总体来说，本研究中的视障大学生可以普遍感知到创伤后心理上的积极变化，但其创伤后成长水平总体上有待提高。不难发现，视障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视力障碍对其造成的创伤不容忽视。本研究中的视障大学生创伤后成长各维度按其均分得分，从高到低分别为“个人力量”“人生感悟”“自我改变”“与他人关系”“新的可能性”。研究者认为，视障大学生的“个人力量”维度得分最高，或许是因为在对抗创伤的过程中，个体的内部因素如人格、信念等起到的作用较大。此外，“新的可能性”维度得分最低，可能是因为目前视障群体的就业没有实现多元化，视障大学生大学期间所学专业比较固定，未来就业方向比较单一，可能会导致在该维度上得分较低。这也提示我们可以从个体内部入手对视障大学生的创伤后成长进行干预。

4.2 视障大学生创伤后成长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性别方面，本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视障大学生在创伤后成长总分及各维度上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这与前人研究一致[18]，对糖尿病患者的研究发现，性别在创伤后成长及各维度上差异不显著。但对新冠肺炎疫情下1661名希腊人的研究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创伤后成长[19]。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研究对象数量差异，由于视障大学生的特殊性，研究对象数量很难达到上述研究的程度；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大部分视障大学生从小的生活环境非常相似，均是从小学开始就读特殊教育学校，直到大学才就读普通学校，由于成长环境过于相似，所以在创伤后成长方面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生源地方面，不同生源地的视障大学生在创伤后成长总分及各维度上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与前人研究一致［20，21］。证明生源地不会对视障大学生的创伤后成长产生太大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现在城乡一体化发展，城镇和农村经济与文化差距逐渐缩小，对视障大学生的教育与经济支持差距不大，所以来自城镇和农村的视障大学生在创伤后成长上没有显著差异。

年级方面，大一年级在人生感悟、个人力量两个维度及创伤后成长总分上的得分均高于大二年级，与前人研究一致[22]。这可能是由于大一年级的视障大学生刚刚入学，对新鲜的大学环境充满向往，并对未来充满期待。此外，大四年级总体上得分大于大二、大三、大五年级。这可能是因为大四年级的学生更为成熟，所以能体验到更多积极的变化，而大五年级的视障大学生正在校外实习，且面临毕业，实习的压力加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其创伤后成长得分降低。总的来说，高年级视障大学生总体上创伤后成长总分高于低年级视障大学生，这提示我们，大学教育对视障大学生创伤后成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性格类型影响视障大学生的创伤后成长水平，其中外向型视障大学生创伤后成长水平最高，这与前人研究一致[23]。本研究发现，内向型的视障大学生的创伤后成长水平总体上低于外向型和混合型的视障大学生。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外向型视障大学生为人积极主动，善于与人沟通，能更好地寻求社会支持，这不仅有利于其情绪释放，更有利于其各方面的成长。而内向型视障大学生不愿与人交流，很难积极主动地寻求帮助，情绪不能及时宣泄，不能及时地得到社会支持。这提示我们，要从个体的性格类型入手，鼓励内向型及混合型视障大学生勇于表达自己，引导其积极寻求周围人的支持，获得更好地成长。

5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本研究仅采用问卷调查，结果单一，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进行残疾人群体创伤后成长的常模研究，以填补研究空白。此外，由于被试的特殊性，样本量较少，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进行质性研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对视障大学生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究，为后续心理干预提供依据，以期帮助其在经历创伤后获得更多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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