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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发展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的发展心理学是由西方传入的，在我国诞生和发展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中国发展心理学的进步离不开西方的发展心理学、苏联的发展心理学和中国古代的心理发展的思想的支持。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有一批留洋学习心理学的前辈，回国后成为中国心理学的先驱，其中有不少是发展心理学探索者和先驱。其中，陈鹤琴、黄翼、肖孝嵘、孙国华以及陆志韦是中国的发展心理学早期研究的杰出代表，他们开拓了对中国学龄前儿童的心理学探索，建立了幼儿园等研究机构，并修改了国际知名的儿童发展测验工具（量表）。但是，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学习西方心理学，属于自己的研究并不多，而且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儿童心理学体系[1]。

朱志贤和林崇德在《儿童心理学》一书中提到[2]，从1949到2019年，中国的发展心理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和发展：（1）1949—1958年恢复、改造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对1949年之前即70年以前的心理学进行整顿并恢复研究；（2）1958、1959年是批判、挫折时期，这一时期围绕心理的阶级性展开了大辩论，心理学界进行了一场大批判；（3）1959—1966年初步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全国已经有几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开设了心理学专业；（4）1966—1978年是停顿时期，1976—1978年，中国心理学，包括发展心理学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停顿中走出来。走出了阴影、走出了困境，迎来了党的改革开放大好时机；（5）1978年以来是空前活跃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心理学在队伍发展、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以及书籍出版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 我国发展心理学研究现状

2.1 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新趋势

2.1.1 多层面研究的相互整合

发展心理学的这种整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层次的整合， 另一方面是研究方法的整合。研究层次的整合表现为，将社会环境层面、个体层面、神经机制层面以及基因和分子层面的研究结合起来能够加深我们对于发展现象的理解。例如，在有关记忆的老化研究中，个体层面的研究揭示出老年人记忆能力下降、抗干扰能力下降、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等现象；神经机制层面的研究揭示随着老化，逐渐出现左右额叶的功能均势，并且记忆的行为表现越好的老年人双侧均势越明显，这可能是右侧额叶功能代偿的结果；分子层面的研究表明大脑多巴胺系统受体数量的减少与记忆能力的衰退密切相关。这些不同层面的研究使我们对记忆老化的认识更加全面，也有助于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诊断和干预。

研究方法的整合表现为，多种方法的相互补充能够更好地解决研究问题。首先，研究表明，综合采用谈话、观察、实验等多种方法，可以对不同方法所得的结果进行相互比较和验证，在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揭示发展背后的原因或影响因素。比如，在研究早期爬行经验对婴儿认知、情绪和社会性发展的影响时，研究者们就综合运用了自然观察、父母访谈、问卷调查、实验室实验等方法。其次，将传统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和认知神经科学方法相结合有助于更全面地解释个体的发展特点。比如，将对于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测量与行为研究的标准化测验分数相结合可以更好地解释语言能力的个体差异。

2.1.2 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的广泛开展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体的心理发展，而个体心理发展所涉及的问题是纷繁复杂的，常常不是发展心理学一门学科所能承担和解决的。因此，从多学科的角度研究个体心理发展和探讨发展中的各种现象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引起越来越多发展心理学研究者的重视。中国的发展心理学横向整体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与多种学科综合交叉的发展上。

这种跨学科的方式有如下两种不同水平：一是发展心理学与心理学领域内其他有关分支学科的结合。随着发展心理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者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儿童心理发展的维度是多方面的，影响因素也各种各样，只从本学科角度是不可能完全准确地解释和预测个体心理发展的，必须同时运用心理学各分支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开展研究。例如，与教育心理学相结合，出现教育与发展研究，为教育改革提供心理学依据；与社会心理学相结合，出现社会性发展的研究，对青少年攻击性行为的探讨，对儿童青少年同伴关系、亲社会行为的研究等等；与健康心理学与临床心理学相结合，出现心理健康研究，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儿童青少年自我成长提供了一定科学依据；与认知与心理语言学相结合，出现了研究内容包括儿童的认知语言、语义、词汇、句子以及有关的一些发展语言学的研究。二是发展心理学与心理学领域以外各有关学科的结合。发展心理学研究涉及的许多课题，除了需要与心理学内各分支学科加强协作外，还需要与心理学领域以外的学科加强合作研究。比如，目前逐渐兴起的发展认知神经科学就是发展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神经发育学等多门学科相互整合的一门学科。

发展心理学研究中另一个越来越为研究者所关注的取向是跨文化研究。随着发展心理学研究的深入和理论的发展，研究者们越来越关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不同年龄的个体心理发展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即探讨哪些心理发展规律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存在，哪些心理发展规律在各种文化背景下普遍地、一致地起作用。目前，在发展心理学领域开展的跨文化研究课题很多，比如关于语言能力的研究有中英文认知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跨文化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于解释人类心理行为的起源及发展过程、弄清影响个体心理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其重展的规律及其适用范围、建立发展心理学理论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2.1.3 多变量统计方法的大量使用

正因为出现了多层面研究的整合趋势和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倾向，发展心理学研究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除了传统的多变量统计方法（如回归分析、复方差分析、因子分析等）大量出现在心理学研究报告中，新的多变量统计技术和方法，如结构方程模型、多水平线性模型、成长曲线模型等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中。

2.1.4 新的数据收集手段的广泛使用

随着发展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许多传统的发展心理学问题可以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逐渐出现了发展认知神经科学这门新兴的学科。而认知神经科学的诸多技术手段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事件相关电位、眼动记录、多导微电极记录、基因和行为遗传学研究等，也逐渐在发展心理学中得到应用。新研究工具的出现，促使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不断完善、不断整合。

2.1.5 训练研究和教育实验越来越受重视

发展心理学的功能是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训练研究和教育实验正体现了控制的功能，即探索如何操纵某些学点的变量来达到预期的改变，如何将研究中发现的规律应用到实际的教育中去。通过进行训练研究和教育实验，可以获得有关个体真实发展的资料，并且可以通过操纵某些变量来观察个体的发展变化，把握促进个体心理发展的环境和教育条件，从而可以通过预先的设置和干预促进个体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

2.2 发展心理学研究取向的新趋势

王道阳等人运用文献信息学常规统计方法，以中国期刊网（CNKI）数据库为平台，对收录在《心理发展与教育》（1985—2014）学术刊物上2017条论文题录，从研究力量、研究热点、影响力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3]。

2.2.1 发展心理学研究力量

高等学校是发展心理学研究的绝对主力，这一点从研究机构数量和研究机构发表的论文发表数量两方面可以看出。王道阳等对论文数量前40名的研究机构类型进行了统计分析[3]，在数量上，前40名研究机构中高等学校占据36名，发表的论文数量占前40名研究机构发表论文数的95.73%，占总论文数的83.44%。在质量上，被引用次数前150篇论文中高等学校占据大约 85%。其中，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部属师范院校是发展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力量，特别是高影响力论文几乎占据 100%。这足以看出高等学校的主导地位。

2.2.2 发展心理学研究热点

统计分析发现，近30年心理学研究的热点比较集中。首先，对发展心理学论文关键词次数位于前10位的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青少年一直作为研究的主体，其中又以青年大学生群体为主，“青少年”这个关键词无论从整体上还是各个时段，始终位于前列。其次，心理健康也成为研究者研究的重要内容。最后，一些新兴的研究方法也受到重视，如ERP、眼动研究等，研究者们也在试图将传统的研究方法如横断研究、测量法（信效度）等与新兴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将使以往研究中的许多难以完成的课题得到实现，因此在未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将继续扩大，研究问题将不断加深，进而从整体上推动发展心理学的进步。在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社会发展要求发展心理学扩大其在应用探究领域的视野。通过研究个体的发展来发现实际问题，并进行深入讨论，从而为应用研究所需的建议或行动提供有益的启发。因此，未来的发展心理学研究将会及时把握社会热点，关注社会需求，扩大研究领域，加强应用研究。

2.2.3 发展心理学研究影响力

近30年发展心理学论文总引用次数为42843次，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21.24次。王道阳等在分析全部论文引用率的基础上，挑选了被引用次数前150篇论文统计，分析论文被引用总次数、年平均次数以及H指数。其中，H指数最初由Hirsch提出[4]，一个人在其所有学术文章中有N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N次，他的H指数就是N。被引用次数可反映出研究最高成果所在以及研究者在该领域的权威和影响力。前150篇论文中，最高被引用次数达672次，最低71次，均篇引用次数为135.81次，H指数为95；占论文总数7.44%，却贡献了高达总引用次数的47.55，论文的影响力呈上升趋势。

3 发展心理学视角下的民族心理研究

民族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是心理学和民族学的交叉学科。1900—1920年，德国的心理学家冯特写下了十卷本巨著《民族心理学》，被誉为民族心理学的奠基人。中国民族心理学从20世纪初萌生，从20世纪初开始，我国的民族心理大致经历了萌芽与停滞—间断发展、复兴—实验验证研究、初步繁荣—研究的多元化时期[5]。进入21世纪后呈现出初步繁荣，表明这一学科在历经百年持续发展后取得了一定成就。中国民族心理学在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方面已经建立起规范化制度。2014年，中国心理学会成立民族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成立心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民族心理学的全国性学术会议连年召开，多个杂志开设了“民族心理学专栏”，学术成果开始大量涌现，学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一些高校心理学科开设了民族心理学的硕士、博士培养方向和课程［6］。

苏金龙和苏彦捷认为民族心理研究应该包括三个方面：（1）针对携带特定特征人群所具有的一般心理和行为进行研究；（2）针对具有特定特征人群的特定特征背后的心理机制进行研究；（3）对比具有不同特征的群体的心理和行为差异，揭示这种差异心理或行为背后产生的运行机制[7]。他们也提出民族心理有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首先，生态环境以及文化实践的交互作用。就生态环境的作用而言，在农业社会中对不同物种的种植这一简单线索就可能激起不同民族心理的产生，如种植大米和种植小麦需要不同的劳作程度，从而导致社会合作程度的不同，也进一步导致了人们认知方式与思维方式的不同。同时，这类实践也会对人们的社会习俗等文化符号产生影响，文化符号又会在一定程度上调控人们心理的塑造[7]。此外，这种条件下如果有适宜的生态区隔，就很可能导致其形成的心理固化，表现为特异性的民族心理。其实，在现实中生态环境和文化实践往往密切相连，生态环境影响着文化实践的类型，文化产物也往往离不开特定的生态环境背景，两者对民族心理有交互影响。从这个层面来说，在研究民族心理演化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对应群体所处地域生态背景及文化实践，树立一个综合分析的思路。

其次，是民族心理的遗传基础。人类心理的形成是生理与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不同的文化习俗影响了不同民族心理的产生，这是环境对民族心理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环境也影响着我们生理方面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进一步影响着我们的心理运作。依据文化—基因协同演化假设[8]，文化实践本身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个体生物学特征的变化，如伴随文化产生的基因型的变化。人类的基因型与人类心理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目前，虽然几乎没有文化心理基因基础方面的研究，但已经有很多研究在探讨不同民族可能具有的基因型差异，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民族心理的基因基础提供了资料数据。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影响因素。例如，社会生产、社会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和民族关系对民族心理的形成发展都有一定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是各民族的民族心理结构的基础；宗教以及社会文化变迁对民族心理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文化的变化要以民族心理变化为前提，而民族文化的整体变化反过来又制约民族心理的变化，民族文化是民族心理的外化，民族心理是民族文化的内化，两者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转换、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4 不足与展望

4.1 研究领域整体并不成熟

万明钢和王璇对国内民族心理研究领域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刊发的202篇论文为对象，绘制了我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知识图谱，结果发现：当前我国民族心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民族心理学学科、国家政治与民族心理表征、族际交往与民族心理距离、民族意识与思维、少数民族心理和民族认同心理等6个领域，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意识”三个方面[9]。以上结果显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领域还不够广阔，还缺乏高密度与高向心度的研究主题，没能形成非常成熟的研究领域，缺乏系统性。

4.2 研究方法过于单一

虽然实证研究已成为当前我国民族心理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但是研究方法不够多样化，绝大多数研究者依赖于心理测量法[10]，进行精确控制的心理学实验并不多见，而且没有将民族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民族学方面，侧重于宏观探讨，方法论上注重思辨性的质性研究。在心理学方面，侧重于微观探讨，方法论上注重实证性的量化研究，这样就使研究结果的进一步推广受到一定限制。民族心理学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性的学科，它的研究方法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因为每个民族心理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并且受特定的时代物质条件的影响。因此，民族心理学研究方法应该是多种方法的结合，这样才能使研究多层次、全方位、系统化、科学化地进行。

4.3 未来民族心理发展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在研究思路上，在具体研究中我们需要考虑到，由于民族心理的发展受先天与后天因素的共同影响，以及特异性民族文化在其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以需要对研究群体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有所侧重，综合考虑个体变量、家庭环境变量和文化习俗的共同影响，从而树立立体的研究设计思路，从多类指标对发展背后的机制进行揭示。

其次，在研究对象上，我国少数民族心理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对学生群体的研究，研究对象过于片面化以致难以形成对民族心理的全面了解。今后我国少数民族心理研究应拓宽研究对象的选择范围，而且要更具有针对性。

最后，民族心理研究应该研究民族心理本质问题，而不能将民族和民族文化作为实验中一个变量，考查这个变量对民族心理的影响等。目前，民族心理研究大多是将民族因素作为一个研究变量，缺乏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的探讨，这些本质问题主要包括民族感、民族意识、民族认同等。要真正理解民族心理，这些问题应该得到研究者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林崇德．中国的发展心理学七十年［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9（5）：632-640．

[2] 朱智贤，林崇德．儿童心理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3] 王道阳，殷欣，曹果果．近30年发展心理学研究取向的文献计量学分析［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38（4）：7．

[4] Hirsch J E．An index to quantify an individual's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5，102（46）：16569-16572．

[5] 李静．当代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式［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9（11）：8．

[6] 尹可丽，张积家．中国民族心理学百年流变与前瞻［J］．民族教育研究，2021，167（6）：47-57．

[7] 苏金龙，苏彦捷．发展视角下的民族心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9（11）：6．

[8] Feldman M W，Laland K N．Gene-culture coevolutionary theory［J］．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1996，11（11）：453-457．

[9] 万明钢，王璇．我国民族心理的研究领域、热点与趋势：基于共词分析的知识图谱研究［J］．新疆社会科学，2019（5）：11．

[10] 秦素琼，吕志革，邹平．中国少数民族心理研究的25年回顾与反思［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