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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居民心理健康问题日益显著，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1]。目前，心理健康问题普遍存在于我国居民中。2019—2020年对中国国民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表明，相比十年前，人们感到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明显下降[2]。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黄悦勤等进行了“中国精神卫生调查”，调查显示焦虑障碍患病率最高，终生患病率为7.57%，12月患病率为4.98%，心境障碍其次，终生患病率为7.37%，12月患病率为4.06%[3]。这些都说明了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此外，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给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影响，不仅影响着居民的身体健康，也威胁着居民的心理健康，造成焦虑和恐惧，扰乱心理卫生服务[4]。目前，中国COVID-19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阶段，由“遏制阶段”进入到“缓疫阶段”，“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成为全国疫情防控的重心。然而小范围内反复爆发的疫情，仍然引发了人们的焦虑与担忧。

居民心理健康问题的凸显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在个体层面上，长时间处于焦虑、抑郁状态不仅影响工作、学习，家庭关系，还会对个体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5］，抑制机体对肿瘤细胞的识别和杀伤能力[6]。在社会层面上，首先，患有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居民不能正常参与社会生产，影响劳动力资源；其次，疾病治疗与看护还要消耗大量社会资源，给患者及其家庭造成沉重负担；此外，居民心理健康问题还会对社会心态产生消极影响。

综上可知，我国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对于针对一线城市居民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较少。一线城市居民不得不面对日益上涨的房价，逐年下降的生活质量，日益激烈的岗位竞争，家庭工作的平衡问题[7]，自我调适能力不足，对心理健康知识了解较少，对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缺乏认识，制约了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和利用等问题[8]，这种状况大大增加了个体出现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可能性。然而，以往研究大多集中在新冠疫情暴发期，而对疫情防控常态化心理健康状况还缺少足够的关注，以及缺乏相应的应对措施。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在北京市全市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分析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北京市居民的心理健康现状，研究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为未来的心理服务与心理机构建设提供必要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中的对象为北京市居民。本研究采用网络平台Credamo和问卷星，以及面对面填答等方式发布问卷。采用方便抽样法对北京市16个区内的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181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758份（97.13%）。其中，男性869人（49.43%），女性889人（50.57%）；年龄18～85岁，平均年龄为44.50±14.90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情况问卷

根据本研究目的确定的一般情况问卷，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目前的工作状态、婚姻状况、户籍所在地、主观经济地位等人口统计学变量。

2.2.2 心理健康量表［8］

采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中的自测心理健康评定子量表测量北京市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该量表由许军等人（2000）编制，共16个项目。分数越高则个体心理健康状况越好。本研究中，使用第16题计算效标关联效度，具体为0.729。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21。

2.3 统计处理

使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心理健康水平的总体情况

北京市居民的心理健康均值为101.90±21.29分，处于中等水平，相较于2017年使用同一调查问卷的北京市居民心理健康水平均值113.11±20.48分，显著下降（t=-133.066，p<0.001）。

3.2 心理健康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如表1所示，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男性与女性不存在显著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的北京市居民差异显著。事后比较分析显示，年龄在18～25岁的北京市居民得分显著低于25岁以上的居民得分，且25岁以上的居民得分差异不显著。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北京市居民差异不显著。不同婚姻状况的北京市居民差异显著。事后比较分析显示，离婚、丧偶和未婚北京市居民得分显著低于已婚居民得分，而离婚、丧偶和未婚北京市居民之间差异不显著。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心理健康方面，不同主观社会阶层的北京市居民差异显著。事后比较分析显示，最下层、中下层和最上层的北京市居民得分显著低于中层居民得分，后者显著低于中上层的居民得分，而最下层、中下层和最上层的居民得分之间差异不显著。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心理健康方面，不同工作状态差异显著。事后比较分析显示，学生居民得分显著低于临时工作和无业、失业或下岗的居民得分，后者又显著低于正式工作和离退休的居民得分，而临时工作和无业、失业或下岗居民得分之间差异不显著，正式工作和离退休居民得分差异不显著。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心理健康方面，不同户籍所在地的北京市居民差异显著。事后比较分析显示，户籍所在地为外地农村的北京市居民得分显著低于外地城市和北京农村的北京市居民，后者又显著低于北京城市的居民得分，而外地城市和北京农村的北京市居民得分差异不显著。

表1 不同特征北京市居民心理健康得分对比情况

Table 1 Comparison of mental health scores of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Beijing

4 讨论

4.1 北京市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的总体情况

本研究显示，北京市居民心理健康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但得分显著低于2017年北京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均值。这可能与新冠疫情的暴发有关，新冠疫情改变了居民的认知、情绪、行为活动等方面，对居民心理健康会产生消极影响，引发各种问题［10，11］。

首先，人们面对新冠疫情的暴发，往往容易过度关注疫情信息，夸大疫情的威胁，并产生恐慌心理，从而导致焦虑、抑郁情绪的发生［12，13］。其次，新冠疫情的暴发冲击了我国的经济，导致居民面临的就业和经济压力增大。研究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GDP的影响约为-2.74%，从冲击来源看，防控措施的影响远大于疾病本身的影响[14]。新冠疫情给劳动力需求造成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导致失业率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相较于2017年，北京市居民面临更大的就业和经济压力。而由于各种防控措施减少社交接触，限制居民的出行，可能导致人们获得的社会支持减少，致使人们缺乏足够的资源应对压力情境。而压力可增大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的可能性，是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

4.2 人口学变量对北京市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年龄段在18～25岁的北京市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最差。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就业难、购房难、工作竞争激烈、职场压力大，生活和工作节奏快，这些加大了年轻人的精神压力，引发了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15]。许多年轻人由于各种现实因素和担心而不敢承认自己内心生病了［16］，阻碍了他们对外寻求亲友的理解与支持，以及专业心理工作人员的帮助。

本研究发现，已婚的北京市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显著好于离婚、丧偶、未婚的居民。结合国家政策。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已婚的人有着更好的健康状况[17]，近年来离婚率不断升高，离婚者存在明显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丧偶的居民相对于非丧偶的居民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18]。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已婚的居民，离婚、丧偶、未婚的居民缺少社会支持，而根据人际关系理论模型，社会支持可调节压力事件对心理健康的消极作用[19]。

本研究发现，主观社会阶层为最下层的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最差。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越低，其心理健康水平也越低，主观社会阶层较低的个体会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感、更少的积极情感以及更多的社会压力[20]。主观社会阶层为最下层的居民缺乏足够的收入来源，优质的教育和良好的工作机会，因而更容易受到焦虑等负面情绪的困扰[21]，此外，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越低，越少使用积极应对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继而导致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还发现，主观社会阶层为最上层的北京市居民，心理健康水平并不是最高的，这可能和最上层居民的样本量较小有关。

本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工作状态的北京市居民，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最差。本研究中的学生，主要是大学生、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研究生。新冠疫情会对大学生的正常生活、学习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外出活动减少、交流减少、学习方式改变等，导致高校大学生群体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情绪问题，引发心理健康问题[22]。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各高校延期开学可能会影响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科研任务、项目计划、实验进度，引发学生的焦虑情绪[23]。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无业、失业或下岗的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不容忽视。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根据2020年3月初到11月底对5600多名从业者的追踪数据，新冠疫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到造成了猛烈的冲击[24]。研究结果显示，失业或下岗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包括自评健康下降、死亡率和自杀率上升、不健康行为增加等[25]。工作状态可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收入水平、医疗可及性和主观社会地位等，从而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本研究发现，户籍所在地为外地农村的北京市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最差。有研究显示，户籍为农村者，心理亚健康的风险较高[26]。相关研究表明，户籍身份作为一种“社会屏障”将流动人口排斥在居住地公共资源之外，户籍所在地为外地农村的北京市居民属于流动人口，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对居住地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等的可及性远低于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的居民[27]。健康教育是维持健康和降低贫困风险的有效工具，是提升国民健康公平性的重要环节[28]。因此，可通过健康教育的方式，提升户籍所在地为外地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综上所述，本研究探究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北京市居民的心理健康现状以及不同人口学变量对其的影响。本研究发现北京市居民心理健康水平较2017年显著下降，且不同人口学变量对其影响不同，可为提升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一线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对于个人，可通过提升领悟社会支持的水平缓冲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29]，自觉、主动向亲人、朋友等获得帮助，从而缓解压力导致的心理问题；加强体育锻炼，增强抵抗力，一方面可缓解对健康的焦虑，另一方面，可通过体育锻炼缓解负性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的威胁。对于政府，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应做好“稳就业”工作，尽量减弱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和救助，避免其陷入长期失业或贫困之中；应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宣传工作，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营造关注心理健康、正确认识心理问题的社会氛围，降低或消除病耻感；应重点关注年龄段在18～25岁、离婚、丧偶、未婚、主观社会阶层为最下层、中专或职高、学生和无业、失业或下岗、户籍所在地为外地农村的居民，缓解“心理弱势群体”的压力，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增加线上和线下公益性质的心理健康服务，并提升心理服务水平，给予重点人群更多关注与支持。

本研究也存在着不足之处。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本研究主要使用网络问卷进行研究。研究工具主要是自陈问卷，潜在主观报告偏差的问题。此外，本研究以一线城市中的北京市为例进行调查，后续的研究可在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的前提下，扩大研究范围，以期增加结果的外部效度。

5 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北京市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相对于疫情之前显著下降，应重点关注年龄段18～25岁、离婚、丧偶、未婚、最下层、中专或职高、学生和无业、失业或下岗以及户籍所在地为外地农村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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