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大连
大多数国人都有这样的记忆,在一个事故或者纠纷的现场,总会有不少围观者,即使现场已经处理完毕,很多人依然不愿散去,有的会谈论评价,有的只是默默关注。这是中国人“围观”各种现场的典型场景,就如鲁迅先生笔下所批判的“看客”一样,在现代社会仍屡见不鲜[1]。当然,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近些年网络“围观”特定的公共事件愈发增多,网络围观中人们的参与方式和程度与传统的看客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其社会覆盖面和影响力更大,这种现象也越来越引发了研究者和政府管理部门的极大关注。在网络围观语境下,互联网技术以其自身固有的优势将传统媒体的受众分流,新时代大学生是伴随互联网成长的一代,也是网络围观的主要参与者,其通过网络媒介在信息获取与传播过程中实现自我赋权,通过围观的方式参与社会各个阶层的活动,甚至是政治互动。而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正处于发展阶段,在复杂难辨的网络环境中混杂着良莠不齐的信息、言论,包含着形色各异且相互交织的价值观念,使其更易产生对某一社会热点问题形成相近看法的群体效应,“滋生盲目的从众行为或者是无序、冷漠、癫狂的看客心态”[2]。因此,本文结合围观的相关定义及网络情境因素,旨在以大学生为主体编制个体围观行为问卷,以期为今后有针对地开展公民尤其是大学生围观行为的相关研究及干预引导工作提供可供参考的工具。
“围观”一词起初属于普通日常名词,在学术性词源上并没有特定的解释。在现代新华词典中被定义为“很多人围着观看”,通常与其他词搭配使用,如“四面围观”等,其近义词有“旁观”“看客”,这些词汇也暗指中国人特别喜欢围观事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围观”一词有了特定的含义,百度百科给出的解释是:“‘围观’一词成为网络新兴用语,特指某人做出某种不同寻常的举动而引得众人来观看。”而对于“看客”,虽然没有明确的界定,一般认为是人们面对事件像看戏一样,只是对事件的内容本身发生兴趣,而对事件的真实人物没有同情的不良心理。但是,“围观”与我们通常所讲的看客心态有相似之处,实则却有很大的不同。从词汇含义的发展分析,“围观”既包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包括“袖手旁观,喝倒彩”[3]。有研究者就将其定义为紧急状态下的冷漠行为[4]。从对象上来看,“围观”包括广大网民和冲突中的看客两个群体[5],可见“看客”是围观群体中的一部分。有研究者对于“围观”和“看客”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看客”一词来自鲁迅先生对围观者的描述,并长期固定下来。直到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发生了变化,并将“围观”作为一种传播活动来考察,是发生在公共领域里的,带有意图性、亲身性、共同关注和聚众特征的关系交往活动[6]。这一概念也说明,对围观行为及其影响的界定开始偏重中立的观点。因此本研究借鉴这一思路,将围观界定为“个体在好奇心参与心理等诸多机制作用下,对特定事件的一种关注、表达意见甚至行动响应的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心理行为”。从形式上,可以分为现实围观和网络围观两种。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高速发展,网络的便捷互联性,使得信息传播速度呈爆炸式增长,网络围观更多受到关注。不过,网络围观与现实围观虽然在时空、主体、对象和效果等几个方面存在差异[7],但其本质特征都是综合了看客心理和具体行为的双重效应。虚拟化的“网络围观”,其实质还反映了新技术条件下“看客”现象在行为层面的有效延展。纵观各种网络围观事件,围观者不仅是沉默的旁观者,还有诸如关注、评论、转发、甚至喝彩、起哄等具体行为的参与者,表现出围观行为强烈的参与倾向。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关注的围观从一般意义上囊括了现实与网络围观两种方式,而在实践中的具体形式上主要表现为网络围观,真实社会场景下的围观则作为网络围观的行为参与视角纳入讨论范围。
如前文所述,围观是个体在多种心理效应下的一种关注及行为参与的综合行为。对于围观性质的认定,研究者存在正反两种观点。传统意义上较为主流的观点是从消极层面界定围观,认为是一种需要在管理上防范及对公共利益有损害的行为。它体现了国民性中明哲保身的文化,在情境和行为暗示作用下的一种无动于衷[8],甚至是缺乏秩序和规则意识的国民性在网络中的集中表现[9]。有新媒体在2015年将中国人的看客心态划分为三种典型心理特征:邪恶快感、社会恐惧、道德恐慌,体现了很强的消极意味。随着人们整体素质的提升,传统的看客已经不能等同或者涵盖现代的公民围观,尤其是网络围观在现实场域的影响。而近些年,有很多学者更倾向于从中立的视角界定围观,将其总体上界定为一种大多数人的关注[10],是社会矛盾和利益博弈的社会表征,反映了民众的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11]。甚至很多研究开始关注围观的积极意义,时代的发展使得围观现象超越了简单的看客行为,尤其是网络围观对社会管理带来的积极变化与启发。即使从看客行为本身来说,起码是一种在场或者见证[3],对权力表达、舆论监督、思想启蒙、规范建立甚至反腐败[12]均有积极意义[13]。而围观研究的重点近些年主要在于网络产生以后所衍生的网络围观的工具性作用,网络围观说到底是一种网络公共话语表达的新范式[14],既带有积极意义,也带有消极影响。有研究者进一步区分了不同的围观类型,即自发性围观和工具性围观[15]。在工具性围观中,就体现了利益的博弈或作为预设动机的个人目的,也带有一般的舆论监督性质[12],甚至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型政治参与方式[16],由此可见,其最终还是体现了意见表达和舆论监督的基本功能。因此本研究综合以往研究的视角,将围观这一社会现象,无论是现实中的行动围观还是网络围观,总体上从相对中立的工具性视角进行考察,将其进一步定位为个体从主体意识和自身行为层面对热点公共事件的社会心理表征过程,包含相对复杂的心理机制和综合性社会功用。从这个角度而言,人人都会围观,只是内设的动机与参与的程度有所差异。
基于前文所述,目前有关围观行为的心理机制,更多从好奇、娱乐、从众等几个方面展开,缺乏从实证的角度研究围观的心理结构。因此本研究尝试采用心理测量的方式,以青年大学生为主要代表,对个体围观行为进行标准化测量,根据以往研究结论,初步将个体围观行为的心理结构从理论上划分为利益关注和从众引导两个方面。
本研究在参考国内外有关围观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选择10名大二学生对于是否参与过围观行为,如何理解围观行为及围观行为所包含的心理要素进行开放式访谈,由两名心理学研究生对访谈资料进行仔细分析和整理。通过对访谈结果进行整理,发现围观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主要集中在“好奇、凑热闹、无聊、可能需要帮助、也许和我利益有关”等几个方面。同时借鉴了网络围观中相关的测量项目,以及有关心理机制探索的研究结论和表述方式,初步形成了中国大学生的围观行为问卷。问卷初拟包括“好奇”“参与”“需要帮助”“紧急情况”等几个方面,共包括29个项目,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1”为“完全不符合”,“5”为“完全符合”。为了保证问卷的内容效度,在问卷初步形成以后,我们选择四名大二学生,让其仔细阅读问卷,判断其对问卷的内容和表述是否能够完全理解,对于可能存在疑惑的部分表述进行了微调,以保证问卷所表达意思清晰准确。
(1)被试
为了初步探索个体围观行为的心理结构,从大连市内一所综合性大学抽取被试学生350名,被试年龄17~23岁(M=21.3,SD=1.73),全部为在校本科生,其中男性为218名,女性为132名,之前均没有进行过相关研究和问卷调查经历。
(2)研究程序
采用集体实测的方式进行,主试为经过训练的研究生,讲明研究的意义和要求,以及注意事项。请被试学生认真作答并仔细检查,问卷收集以后,采用SPSS 17.0进行统计分析。
(3)围观行为的心理结构初探
在进行结构探索之前,首先对预试的29个项目进行分析,计算题目和总分之间的相关,其中第2题“正好没事,随便看看”,27题“出于猎奇心理,抱着娱乐心态”,28题“闲得无聊,找乐子”相关系数均在0.3以下,进一步分析纠正了题目和总体的相关,以及删除该题目后问卷的Cronbach’s α值有所提高,说明题目与总体的相关性不高。基于此删除这三道题目,其他所有题目与总分之间相关值在0.4~0.6之间,属于中等程度的显著相关。进而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对围观行为的心理结构进行初步探索,KMO取样适当性指标为0.758,Bartlett检验的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说明数据适合做进一步探索分析。
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经正交旋转后,删除因素载荷小于0.4、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因素载荷都比较高的项目,共删除了14个项目,最终保留了12个项目,可提取三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度为55.42%,3个因子结构清晰,各项目在相应因子上的载荷处于
0.49~0.76之间,如表1所示。同时将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公共利益取向(5题)、个人利益关注
(4题)、他人引导(3题)。其中理论构想中的利益导向具体分为公共利益导向和个人利益关注两个方面,应该说对理论构想做了进一步的细化,总体与理论构想的基本内核是一致的。
表 1 围观行为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因子载荷结果
Table 1 Factor loading result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spectator behavior questionnaire
初测题号 |
公共利益导向 |
个人利益关注 |
他人引导 |
Q5 |
0.726 |
||
Q15 |
0.783 |
||
Q16 |
0.725 |
||
Q17 |
0.814 |
||
Q20 |
0.636 |
||
Q24 |
0.754 |
||
Q25 |
0.79 |
||
Q26 |
0.612 |
||
Q29 |
0.475 |
||
Q1 |
0.704 |
||
Q4 |
0.825 |
||
Q14 |
0.673 |
||
解释方差变异量 |
27.09% |
17.53% |
10.8% |
为了考察构想模型与实际模型的拟合度,以及项目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对该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从大连市内一所高校抽取大学生被试310名,被试年龄从17~23岁(M=20.7,SD=1.85),采用课后集体施测的方式,被试全部完成问卷,剔除有个别不合格问卷(如遗漏较多,全部选一个选项),共获得有效问卷306份,其中男生为186人,女生为120人,其中262人有过“围观”经历。对所得数据采用AMOS 7.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由表2可以得知,模型总体拟合良好。CFI、TLI、NFI均大于0.9,说明现实数据与理论拟合较好,公共利益取向、个人利益关注、他人引导三维度结构模型总体上是稳定的。
表2 围观行为问卷验证信因素分析拟合指数
Table 2 Fitting index of validation factor analysis of spectator behavior questionnaire
指标 |
χ2 |
df |
χ2/df |
CFI |
TLI |
NFI |
RMSEA |
总体模型 |
81.794 |
47 |
1.74 |
0.956 |
0.938 |
0.904 |
0.049 |
本研究同时对正式测量问卷及其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分半信度进行考察。结果表明问卷总体Cronbach’s α为0.734,分维度的信度在0.72~0.81之间,问卷总体分半信度为0.71。同时以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中各个项目在因子上的载荷作为衡量结构效度的指标,结果见表3。由此表明围观行为问卷信度和效度指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验证性因素分析中题目在维度上的载荷均呈现中高程度显著相关。
表 3 各项目在维度上的因子载荷
Table 3 Factor load of each item in dimension
公共利益取向 |
载荷 |
个人利益关注 |
载荷 |
他人引导 |
载荷 |
Q5 |
0.601 |
Q19 |
0.586 |
Q1 |
0.556 |
Q12 |
0.652 |
Q20 |
0.592 |
Q4 |
0.738 |
Q13 |
0.639 |
Q21 |
0.572 |
Q11 |
0.501 |
Q14 |
0.635 |
Q24 |
0.553 |
||
Q17 |
0.633 |
本研究发现,以青年为代表的个体围观行为的心理结构可以分为公共利益取向、个人利益关注和他人引导三个维度。围观行为中个体的公共利益取向,是围观者基于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而参与围观行为。研究发现在网络围观的潜在价值中,有其为社会设定公共议题、权利表达、舆论监督、思想启蒙、建构规范等正向功能,包括知情、表达和监督等方面的权力行使[13],突出了围观的公共属性。从现实来看,对公共事件的围观也是其成立的主要前提,这也被认为是社会公众思想意识尚在发展中的自我启蒙[12]。为何围观者会基于公共利益而行动呢?除了公共意识的觉醒,青年可能会从相应的围观事件中映射出自我利益的得失,反映了公共利益是个人集体利益的集合和映射。在微观组织的研究中发现,目睹到不公正行为时,除了对受害者本身的影响之外,还会影响到个体对组织功能、组织间接态度及组织的合作氛围的认识[17]。事件虽然不直接与自身当前利益有关,但实质上由于事件中的情境和人物等主要特征可能与自身有诸多相似之处,青年大学生从围观事件中透视了对自身未来状况的关注与焦虑。从心理机制来看,组织中的一种不正常的利益得失对周围人的心理变化的解释机制有三个:第一,普遍的同情心,人们会同情弱者而讨厌增加破坏行为的人;第二,预期效应,个体会感觉到自己就是其中被害者,预测这样的行为也许在将来会发生在自己身上[17]。这也说明了公共利益取向是个体对未来公共利益预期走向的判断;第三,解释是个人对社会事件的判断,会激发个体内在镜像性的反应,是一种认知和情感的综合。从认知上对于他人心理视角的适应和理解[18],表现为一个人会不自觉去体会和思考他人的观点。在情感上激发了围观者对他人带有同情性的镜像反应,这也是围观的社会热点容易产生感同身受的原因。
个人利益关注维度,主要反映了围观者对个人利益得失的关注,其基本含义是所参与围观事件的走向和结果对自己的利益有着重要影响,这也是个体参与围观行为的基本目的。所谓关注就是力量,就表明了围观在自身利益维护中的工具性功能。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利益关注更多体现在个体过往的经历和体验中的利益得失,并非针对其所围观事件的直接利益,围观者并非利益博弈的当事方。这一点其实与公共利益取向解释是相互联系的。以往研究发现,对于很多消极的情绪和事件,对他人情感的镜像反应可能与围观者过往的群体神经刺激和经验的情感体验有关系[19],也就是围观行为受到个体在以往自身利益得失的一种认知和情感反应。从事件来看,围观的热点事件基本集中于医疗、卫生、教育、交通、安全、慈善等个人利益更多关联的公共领域[13]。可以推测,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映射,更多体现了个体内在准则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协调。
他人引导,主要是基于环境中他人对围观行为的作用,他人的引导可能会降低潜在围观者对事件的独立判断。而随大流、人云亦云地从众是社会心理学对于围观行为的基本解释,尤其是与相似的群体成员保持一致的需要[20]。如前文所述,他人引导众行为其实也体现了群体规范的作用。事件可能触发了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判断,当青年人被归为或者自认为属于某一个群体以后,群体规范被更容易吸收和融合进入自身的价值体系中去[21],青年们会自动内化群体规则,并按照由群体事件所形成的暂时性群体规则去行事。因此出现了关注、转发、评论等一系列行为,并且这些评论往往带有很强烈的群体性特点。而其内在心理机制是激起个体情绪和减弱精细加工能力。有研究发现在组织中面对“无礼”行为时候,旁观者会产生情绪的亢奋,这种情绪的激起会减少个体认知上的努力,影响其对信息的精细化加工,使得感觉和思维通道变窄[17],进而个体更多是启动了一种简捷的反应模式[21],围观者更容易引发个体泛化行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事物的精细和理性判断。
因此,基于社会规范理论的分类,个体围观行为的心理结构反映了各种规范基于个体的内在价值观、道德观念而综合发挥作用的特点,并且将从众这样的心理机制蕴含在内,这也为后续围观行为发展的驱动模型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围观行为问卷是由公共利益取向、个人利益关注和他人引导三个维度构成,包含12个项目,且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证实其可以作为大学生围观行为相关研究的测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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