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科技大学教育学院,苏州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已经得到全面的提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生活福祉,从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同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获得感”是党中央结合当今中国发展实际创设出的词汇,是衡量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和共享发展改革成果的重要标尺[1]。随着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逐步推动和落实,获得感受到了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获得感”一词被提出后,学术界围绕获得感的概念内涵界定,指标体系构建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截至2020年7月13日,在中国知网上已有651篇论文将获得感作为关键词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纵观现有研究,突出获得感的重要性、探究获得感的具体定义、探索获得感的测量方法并找寻其提升策略等是获得感研究的主要方向[2]。获得感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但学术界对获得感具体概念内涵的界定仍不清晰,在测量获得感的过程中缺乏理论体系的支撑,从而导致获得感测量整体缺乏科学严谨性,同时由于上述缺陷的存在也最终导致了获得感提升策略的相对不足。
心理学是研究人类心理现象的学科。近年来,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已经被应用于社会公共服务等研究领域内。同时围绕幸福感、满意度等获得感相近概念,心理学家们已经通过质性访谈、量表测评、观察、实验等方法,厘清了其认知机制,开发了一系列的测量工具[3,4]。获得感是一种强调客观获得的主观感受,其心理学属性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部分心理学理论已经被应用到获得感的研究中[5]。将心理学领域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想引入获得感研究中为解决获得感研究存在的内涵界定不清晰、测量工具科学性低、民众获得感改善方案缺乏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科学范式。因此,本文结合心理学有关理论思想从获得感的概念内涵、结构探索与测量及提升策略三个方面对当前的获得感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并就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分析与展望,以期促进心理学视域下的获得感研究能够得到进一步应用和发展。
自“获得感”一词被提出以来,针对其具体概念定义的研究便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然而学术界至今尚未能形成获得感准确、统一的定义。“获得感”是一个本土性非常强的“中国概念”,一方面,获得感在国内外尚不存在直接的概念对应[6],在解释获得感的概念及内涵时,往往需要借鉴诸如幸福感、安全感等相似概念的研究,这也导致了部分研究在界定获得感时将其与幸福感、安全感、满意度等概念混为一谈[7];另一方面“获得感”一词扎根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意在衡量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发展成果的多少及由此产生的主观感受,因此在界定获得感时需要考虑到实际获得与主观感受这一双重属性[8-11]。获得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幸福感或安全感,获得感的提升为幸福感和安全感提供可能,是幸福感和安全感形成的基础,但与幸福感和安全感不同的是获得感具有客观获得与主观感受的双重属性。获得感是一个强调客观获得的主观概念,包括客观获得和主观感受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就“客观获得”来说,获得感要以获得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与经济利益为基础,就“主观感受”来说,获得感无法脱离开“客观获得”的基础而独立存在[6]。但如何准确界定客观获得与主观感受,并将二者统一为完整的获得感定义,学术界目前尚无统一定论。因此虽然明确了获得感是一个强调客观获得的主观概念,但其具体概念内涵依旧不够清晰。
学术界至今未能形成科学准确的获得感定义,这与获得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一定的联系。部分研究认为获得感是指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人们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多寡和对于这种成果享受的主观感受与满意程度[12]。研究者虽将获得感与幸福感进行了区分,且同时指出了获得感的客观属性与主观属性,但在这一获得感定义中,其主观获得被视为是一种满意程度。同幸福感相同,满意度不应被等同于获得感,获得感以客观获得作为必要条件,而满意度则侧重强调主观感受。也有学者将获得感认为是个人或者群体在改革和发展前后,对自身客观实际收益得失的主观评价,其重点强调的是结果,而非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实践[13]。此外,获得感还被认为应包括物质方面的获得感、心理方面的获得感,以及公平公正和包容等特征[6,14]。在上述的获得感分类中,实际得失的主观评价、心理方面的获得感、公正、包容等概念,均存在概念定义偏颇之嫌,同时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综上所述,虽然研究者们尝试给出获得感的定义,大部分研究者也意识到要将获得感与幸福感等概念进行区分,但在解构概念时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从而导致其概念内涵略显偏颇,缺乏科学性。
获得感具备心理学属性,在心理学视域下,获得感被视为是一种心理现象,对应了一个心理过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学术界对获得感的内涵界定并不清晰。人的心理具备可测性,心理学可以通过人的外显行为来推测人的心理。这种依照一定的心理学理论,使用测验对人的心理特质进行定量描述的活动被称为心理测量。在心理测量领域,研究者可以依照理论对某一心理过程进行自上而下的解构(如智力测验),也可以依照调查数据自下而上地对其进行解构(如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这些解构方法不同于诸如“物质的vs精神的”“横向的vs纵向的”“经济收入vs子女教育”等较为主观的划分,心理测量中的目标分解是严格依照某一成熟的心理学理论或大量自上而下的分析而构成的。因此,就获得感概念内涵界定不清晰这一缺陷而言,结合心理学有关理论,界定和解构获得感的内涵和外延,为获得感提供一个准确且具有普适性的定义,是获得感研究的改进方向之一。
“获得感”诞生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现有研究从公共服务、文化、教育等多个不同的角度对获得感的结构与测量方法进行了探索,得出了部分研究成果,但其科学性还有待考证[15-17]。“获得感”是衡量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和共享发展改革成果的重要标尺,如何科学准确地衡量获得感是获得感研究的关键。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获得感的概念内涵目前尚未统一,获得感的测量研究也相应地呈现出了结构划分多样,测量方式科学性低等问题。现有研究针对获得感的结构划分存在差异,不同研究对象的划分方式各不相同,如在公共服务领域获得感的研究中,获得感被划分为便利性、充足性、普惠性和均等性四个方面[15];在文化服务领域内,获得感则被划分为基础设施、资源内容、外部支持和人才队伍四个方面,而当以青年人作为研究对象时,获得感则被认为包括获得感的项目重要性、当前获得感知和未来获得预期三个方面[16,18]。而即便是在同一研究领域内,获得感的维度划分也存在差异。同样测量人民获得感,王浦劬和季程远将获得感定义为多元利益主体(个体、群体、组织)在改革和发展客观过程中对自身实际所得的主观评价,按照来源将获得感区分为空间维度的“横向获得感”与时间维度的“纵向获得感”[13]。文宏和刘志鹏则将人民获得感分为民生获得感(包括生存保障,发展保障两个维度)、经济获得感(包括宏观经济,个人经济,分配公平三个维度)和政治获得感(包括正风反腐,政治参与两个维度)三个维度[19]。尽管研究者在提出其获得感结构划分时均有其自身依据,但获得感结构维度划分的不一致势必造成研究结果间难以相互比较,从而影响研究对民众获得感真实情况的判断。
获得感结构划分的多样性导致了不同研究之间的结果难以互通,获得感的测量缺乏一套兼具科学性与普适性的测量工具,而现有研究用来测量获得感的工具也存在科学性较低的问题。获得感结构划分的差异本质上是由于获得感概念内涵界定不清晰、不统一所导致,相较于幸福感等概念,获得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概念及结构的界定与划分尚不清晰,因而其在测量工具的选用上也缺乏较为完善的工具,多数研究采用特定领域的调查数据作为衡量获得感的标准,其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在针对人民获得感的研究中,研究者借助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数据对我国人民获得感进行了实证研究[20]。另有研究以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调查中“最近三年您的生活改善属于哪一种?(选项:有改善,改善程度高于社会上多数人;有改善,与社会上多数人差不多;有改善,改善程度低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没有改善;比以前更糟)”一题的得分作为获得感的测量指标[21]。此外通过语义和语素分析,相关研究提出了使用获得感语境的三要素:主体指向性属性,客体具体性和方法可行率,并结合有关公式对获得感进行度量[22]。从心理测量的角度来看,上述测量方式难以代表人们的获得感,其测量结果的科学性有待考证。
现有研究针对获得感的结构划分较为多样,且基于社会调查数据或调查问卷进行的获得感测量难以客观地、科学地反映获得感的真实水平,将心理测量学方法引入获得感测量研究可推动获得感结构划分与测量的科学化。获得感本质上是一种主观感受,具备一定的心理学属性,通过社会调查数据或调查问卷测量出的获得感数据难以有效反应获得感作为主观感受的真实水平,采用上述测量方式实际上是忽略了问卷调查和心理测评量表的区别。问卷调查是针对某些社会现象或者研究者关心的问题而设置的,题目之间结构性差,题目背后缺乏理论支撑。而心理测评量表是按照一套严格的科学程序编制的符合人类心理构成机制的问卷。随着获得感的心理学属性逐渐受到关注,部分研究开始尝试将心理测量学方法应用于获得感结构探索与测量的研究中。董洪杰等人为测量中国人的获得感,按照心理测量学有关步骤编制了获得感量表,首先通过自由联想法形成量表的初始项目,之后进行两次预测并根据结果修订量表,最后通过施测检验其信效度,并选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幸福倾向量表进行效标效度检验[5]。董洪杰的研究是心理学应用于获得感研究的大胆尝试,在具体编制过程中研究者采用了自由联想、项目分析、因素分析及信效度检验等具体方法,所得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但由于现有研究尚未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获得感与幸福感、满意度等概念进行区分,因此采用幸福感与满意度作为获得感量表的效标是否准确,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同时研究中所提出的获得感结构维度被认为与Seligman主张的积极心理学PERMA框架相契合,但研究者并未就这一理论与获得感的内在联系进行详细说明,其是否可作为获得感研究的理论支撑还需进一步明确。心理学与获得感研究的结合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部分变量间的关系还需明确,但相较于传统的社会调查数据或调查问卷,借助心理学测量学手段编制出的获得感量表具有严谨的编制过程及清晰的信效度指标,具备较高的准确性与科学性。因此心理学视角下的获得感研究可在清晰界定获得感内涵的基础上,严格依照心理测评量表的编制步骤,构建获得感的科学测评工具。
任何概念的提出总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获得感的提出,正处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为应对多年来高速发展所积累下来的问题,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而共享发展理念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6,23]。如何切实有效地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全社会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学术界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借助相关理论[16,24],通过实证研究构建模型探索出了包括推动包容性发展、改善民生、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等在内的部分获得感改进策略[6,19,25]。
现有研究虽然就获得感的提升策略进行了探索,但具体的获得感提升方案仍相对少见,且提出的方案往往流于形式、观念陈旧、缺乏考证。在针对民众获得感钝化的研究中,研究者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获得感改善四大措施(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确保实实在在地获得;打造平等和谐的社会环境,保护相对公平感;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人民对未来的美好预期;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认同)[24]。虽然针对获得感钝化提出了改进措施,但该研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需求层次理论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准确概括出人们的心理需求。心理学家们也已经提出了诸多更适于新时代的理论来阐述现代人类的基本需求。其次,研究者通过公平感和社会认同感来提升获得感的思路并未经过验证,理论基础薄弱。在学术界尚未就获得感定义达成共识,获得感自身概念内涵界定不清,且在获得感测量工具缺乏科学性的背景下,研究者很难忽略上述问题,提出切实有效的获得感提升策略。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从获得感的概念内涵界定、结构探索与测量及提升策略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获得感是一个具有时代背景的新兴概念,现有研究推动了获得感从理论构想到实际落地的进程,为促进发展改革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做出了贡献。但是获得感的现有研究仍然存在内涵界定不清晰、测量工具科学性低、民众获得感改善方案缺乏等问题。在概念内涵界定方面,现有研究始终未能形成统一准确的获得感定义,对获得感的结构划分也较为多样。与此同时现有的获得感测量工具也存在科学性低等问题,导致研究结果难以相互比较且缺乏准确性,上述问题也最终导致了学术界鲜有切实有效的获得感提升策略出现。随着获得感的心理属性逐渐被学界所关注,将心理学有关概念和方法引入获得感研究,为改善获得感研究中存在的缺陷提供新的思路成为了解决获得感研究现存问题的主要方向之一。
获得感是一个强调客观获得的主观概念,现有的获得感研究存在内涵界定不清晰、测量工具科学性低及民众获得感改善方案缺乏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部分研究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索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获得感具有主观感受的部分,具备心理学属性。吕小康等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指出了获得感的心理学属性,并将心理测量学中测量的两个基本要素:参照点和单位引入到获得感研究之中,以时间节点和参照群体为参照分别从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维度,结合CSS数据对中国社会整体上的获得感进行了分析[26]。董洪杰等人在研究中也指出,获得感是一个具有心理内涵与时代特色的新生概念。研究者为测量中国人的获得感,按照心理测量学有关步骤编制了信效度良好获得感量表,并据此提出了中国人获得感的五维结构(包括获得体验、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与获得分享)[5]。上述研究将心理学的理论思想或方法与获得感研究进行了结合,为获得感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现有研究的心理学理论支撑依旧较为薄弱,同时获得感与幸福感、满意度等概念的关系仍需要基于心理学的视角进行进一步探讨。
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心理学与获得感研究的结合具有良好广阔的研究前景。从现实情况来看,心理学视域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国务院将心理学确定为18个重点发展学科之一。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政法委、中宣部、教育部等十部委2018年联合印发的《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更进一步肯定了心理学的社会价值。提升人民获得感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获得,心理上的获得同样是当前社会背景下重要的一环。从研究方法和范式来看,科学心理学一直是遵循自然科学研究规范而发展起来的,并主张通过大量的精密、严谨的实验研究,探讨人类心理和行为活动的规律。而这些是当前获得感研究所前欠缺的。心理学与获得感在研究方面的结合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存在着理论支撑薄弱,与幸福感、满意度概念区分模糊等问题,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入,融合了心理学理论思想与研究方法的获得感研究将为解决现有研究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心理学家们已经通过质性访谈、量表测评、观察、实验等方法,厘清了安全感、幸福感等心理现象的认知机制,开发了一系列的测量工具,并在政治学、教育学和公共管理等领域取得丰富的成果。从获得感的属性上来看,获得感同幸福感、安全感、满足感一样也应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亟需站在心理学的视角,界定和测量获得感。具体而言,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对未来获得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点展望:第一,结合心理学有关理论,界定和解构获得感的内涵和外延,为获得感提供一个准确且具有普适性的定义。获得感是一个强调客观获得的主观概念,“获得”是获得感产生的必要条件,并且“获得”的对象包括客观物质和主观精神两个层面[27]。部分研究忽略了获得感的主观属性,单纯以客观指标衡量获得感,显然是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的。值得注意的是,未来研究通过心理学理论思想构建获得感的内涵和外延时,同样不能只关注获得感的主观属性,要将客观获得融入进来进而形成获得感的准确定义。同时,获得感产生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之下,对于政策的解读同样是构建获得感内涵与外延的关键之一。未来研究可在充分把握政策与时代背景的前提下,结合具体的心理学理论,统合获得感的客观获得和主观感受,解释其内在的心理过程,最终构建出科学准确且具有普适性的获得感定义。第二,以心理测量为基础,借鉴有关概念测量工具的开发路径,开发获得感的科学测评工具。测量工具的开发是科学化考评获得感的重要基础。以往的获得感测量方式,有的测量了客观获得而忽略了主观感受,有的则过分关注主观层面的测量而忽视了主体是否存在客观获
得[27]。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获得感自身概念内涵不清晰,研究者们对获得感客观获得和主观感受的关系把握不准确所导致的。未来研究在开发获得感测量工具时,首先,要明确获得感的概念内涵与内在逻辑,同时对个体的客观获得和主观感受进行测量。其次,要严格依照心理测评量表的编制步骤,编制出具有良好信效度的获得感量表。第三,在厘清获得感概念内涵,以及拥有科学的获得感测评工具的基础上,开展实证研究,为切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探索出切实有效的改进方案。李昊婷在研究高校思政课获得感时提出获得感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出其存在一个由外到内,由理论到实践的内在心理过程,研究者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了高校思政课获得感的提升路径[17]。客观获得的提升不代表获得感的绝对提升,获得感提升路径的提出是建立在清晰的概念界定和准确的测量数据的基础上的。研究者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将寻找获得感提升策略的研究与获得感概念内涵界定及获得感测量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科学的理论体系支撑下寻找提升获得感的方法。同时,要发挥心理学领域的特点,结合访谈,观察等质性研究手段,挖掘个体真实的“主观感受”,并寻找出与之相对应的“客观获得”。
[1] 李鹏,柏维春.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J].行政论坛,2019,26(4):75-81.
[2] 刘星.获得感的内涵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老区建设,2019(4):56-60.
[3] 耿晓伟,王惠萍,张峰.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J].心理学探新,2013,33(3):266-270.
[4] 贾东立,李昌俊,李毅峰,等.农村生活满意度问卷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3,27(12):944-948.
[5] 董洪杰,谭旭运,豆雪姣,等.中国人获得感的结构研究[J].心理学探新,2019,39(5): 468-473.
[6] 曹现强,李烁.获得感的时代内涵与国外经验借鉴[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2):18-28.
[7] 张晶.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有效途径[J].党政干部学刊,2016(11):36-41.
[8] 熊建生,程仕波.试论习近平关于人民获得感的思想[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8):105-114,160.
[9] 马振清,刘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深层逻辑联系[J].国家治理,2017(44):45-48.
[10] 石晶.新的美好生活,新的感受期盼:当前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报告[J].国家治理,2017(44):15-36.
[11] 张品.“获得感”的理论内涵及当代价值[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4):402-407.
[12] 丁元竹.让居民拥有获得感必须打通最后一公里:新时期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路径[J].国家治理,2016(2):18-23.
[13] 王浦劬,季程远.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人民获得感的意蕴和量度[J].中国行政管理,2018(1):6-12.
[14] 郑风田,陈思宇.获得感是社会发展最优衡量标准:兼评其与幸福感、包容性发展的区别与联系[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2):6-17.
[15] 阳义南.民生公共服务的国民“获得感”测量与解析:基于MIMIC模型的经验证据[J].公共行政评论,2018,11(5):117-137,189.
[16] 熊文靓,王素芳.公共文化服务的公众获得感测度与提升研究:以辽宁为例[J].图书馆论坛,2020,40(2):45-55.
[17] 李昊婷.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生成机制与提升路径[J].思想教育研究,2019(6):73-77.
[18] 谭旭运,张若玉,董洪杰,等.青年人获得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青年研究,2018(8):49-57.
[19] 文宏,刘志鹏.人民获得感的时序比较:基于中国城乡社会治理数据的实证分析[J].社会科学,2018(3):3-20.
[20] 杨金龙,张士海.中国人民获得感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3):102-112,160.
[21] 孙远太.城市居民社会地位对其获得感的影响分析:基于6省市的调查[J].调研世界,2015(9):18-21.
[22] 杨玉浩.“获得感”的应用语境及度量结构:基于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语义解析[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4):38-44.
[23] 蒋永穆,张晓磊.共享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3):74-78.
[24] 辛秀芹.民众获得感“钝化”的成因分析: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视角[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6(4):56-59.
[25] 黄艳敏,张文娟,赵娟霞.实际获得、公平认知与居民获得感[J].现代经济探讨,2017(11):1-10,59.
[26] 吕小康,黄妍.如何测量“获得感”: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为例[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5(5):46-52.
[27] 吕小康,张子睿.中国民众的医疗获得感及其影响因素[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7(1):9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