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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扶贫要先扶志。单从经济方面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进行帮扶并不能解决其成长及个人发展问题，而由于经济贫困导致的心理“贫困”可能才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1，2］，孤独感较强[3]。

歧视知觉是指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身份（如户口身份、种族等）而受到有区别的或不公正的对待[4]。与客观歧视相比，歧视知觉这一“心理现实”作为实际的变量影响着个体的心理与行为[5]。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会感知到来自他人的偏见和歧视、能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因而产生负面情绪，部分贫困大学生为了避免感受来自他人的偏见而放弃申请学校的各种补助。谢其利等（2016）发现，歧视知觉通过影响社会支持及核心自我评价进而间接影响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6]。余青云等（2018）发现歧视知觉是贫困大学生攻击行为和睡眠问题的危险因素，歧视知觉可以通过提高拒绝敏感性和抑郁进而增加贫困大学生的攻击行为，可以通过提高孤独感和抑郁进而增加贫困大学生睡眠问题的风险[7]。

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是自愿帮助他人且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的行为[8]。利他行为作为最高层次的亲社会行为，不仅对受助者及社会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还给助人者自身带来诸多益处[9]。有研究显示，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来说，他们大多来自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当他们来到位于城市的大学，会产生地域弱势心理，在弱势效应的影响下，其会倾向于表现更多的亲社会行为[10]。因而，在经济、地域等弱势因素导致歧视知觉的心理背景下，虽然贫困大学生会表现出一定的心理健康和行为问题，但在亲社会行为倾向这一积极心理品质上也表现突出，这中间可能存在积极的保护性因素或风险因素。近年来，随着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探究变量之间的作用过程，如中介效应，则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问题的认识。

宽恕作为积极心理学的一部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研究领域所关注的主题，近30年来，社会学家和实践者越来越关注和探索宽恕及其能够提升个人幸福感和改善人际关系的潜力。研究表明宽恕水平越高的人，其幸福感、生活满意、健康关注、利他行为等正性心理健康指标也越高[11]。而社会比较理论中的相对剥夺理论认为，个体主要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来评价自己的地位和处境，弱势群体成员经常体验到一种被剥夺基本权利的感觉，进而对其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如导致抑郁或者愤怒等消极情绪[12]。因此，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歧视知觉对利他行为的负面影响可能是由于歧视知觉导致的相对剥夺感降低了宽恕水平而进一步导致的，即宽恕可能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歧视知觉影响利他行为的中介变量。

综上，本研究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歧视知觉、宽恕和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如下：（1）歧视知觉可以直接影响利他行为；（2）歧视知觉通过宽恕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利他行为，三者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结构方程模型图

Figure 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2 研究对象与工具

2.1 研究对象

选取广东省三所本科高校经资助中心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进行施测，获得1147人的有效数据，其中男生239人，女生908人。

2.2 研究工具

2.2.1 歧视知觉的测量

歧视知觉引用了谢其利所引用的申继亮等（2009）编制修订的歧视知觉问卷中的个体歧视知觉问卷部分[13]，该问卷在其他研究者的研究中展示了良好的信效度、并且适用于大学生，问卷含3个条目，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歧视知觉越强。

2.2.2 宽恕的测量

本研究使用张登浩和罗琴修订版的中文宽恕性特质量表。量表共包含15个条目，五级计分，其中第1、3、6、7和8题反向计分，分数越高表示宽恕水平越高。

2.2.3 利他行为的测量

摘自人性的哲学量表（Philosophies of Human Nature）中的利他行为维度，由14个项目组成，采用6级计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利他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本研究的数据均来源于问卷式的自我报告法，测量中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根据周浩和龙立荣推荐的方法[14]，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设定公因子数为1，得到以下拟合指标：χ2/df=13.78，RMSEA=0.129，CFI=0.507，CFI=0.637。由此可知单一共同因子结构拟合结果不理想，说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歧视知觉、宽恕与利他行为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歧视知觉与利他行为得分呈负相关，与宽恕得分呈正相关，具体见表1。

表1 歧视知觉、宽恕与利他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discrimination perception, forgiveness and altruistic behavior

注：**p<0.01。

3.3 歧视知觉、宽恕中介作用的假设模型检验

根据研究假设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如图2所示，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2/df=4.81，RMSEA=0.058，CFI=0.92，TLI=0.90。从各项拟合指标可以看出，模型较好地拟合了实际观测数据[15]。因此，我们将此模型作为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

由图2可以看出，歧视知觉既能直接预测利他行为，又能通过宽恕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利他行为。模型的通径及其效应分解显示，宽恕在歧视知觉与利他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0.026。

图2 结构方程模型图

Figure 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3.4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程序检验模型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如果通径系数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5]。由表2可知模型中的中介作用通径的95%可信区间不包括0，表明中介作用存在。

表2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Table 2 Bootstrap analysis of significance test of mediation effect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歧视知觉与利他行为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宽恕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歧视知觉、宽恕水平、利他行为两两均呈显著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也为进一步考察宽恕在歧视知觉与利他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提供了前提条件。

首先，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一，即歧视知觉可以负向预测利他行为，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16，17］。说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歧视知觉水平越高，其产生利他行为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当个体主观感知的歧视知觉相对较小时，他们更有可能从事使其在公众眼中看起来更有利的行为，说明歧视知觉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利他行为的风险性因素。根据压力应对理论，歧视知觉是影响弱势群体成员重要的压力来源之一，他们知觉到的危险信息会导致其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并最终导致一系列的压力反应，如抑郁、焦虑等[18]，这种由歧视知觉带来的压力状态并不利于利他行为的发生。

其次，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二，即宽恕在歧视知觉和利他行为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歧视知觉高的个体可以通过降低个体的宽恕水平而降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利他行为可能性。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中的相对剥夺理论[12]，家庭经济困难生可能会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来评价自己的地位和处境，进而容易体验到一种被剥夺基本权利的感觉，这种相对被剥夺的感觉使得其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矛盾冲突时更不容易宽恕，与之而来的愤怒情绪进一步不利于其利他行为的发生。大学生作为国家的希望与未来，培养和促进其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不仅有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更有助于促进良好社会秩序发展[19]。这一结论启示我们，对家庭经济困难生进行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如客观看待他人评价，培养客观积极的自我认识，培养感恩情怀，以降低歧视知觉的负面影响，这对维护其心理健康，促进积极心理品质，如宽恕、利他行为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验证了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歧视知觉对利他行为的负性影响，并且存在“歧视知觉→宽恕→利他行为”的作用通径。未来研究应致力于寻找其他的中介变量和通径，并探讨中介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更全面地揭示二者的影响机制，为提升家庭经济困难生的利他行为倾向，促进其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科学全面的参考。

5 结论

（1）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歧视知觉对利他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2）宽恕在歧视知觉与利他行为间起部分中介重用，歧视知觉可以通过降低宽恕进而降低利他行为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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