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科技大学,长沙
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inkblot method,RIM)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投射测验之一[1-3],其主要优势在于内隐人格变量方面的测量。相比于自我报告所提供的信息受到意识的审查和自我监控的限制,RIM方法比传统自我报告方法更能提供动机和情绪方面的信息。但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主试要求高,对被试表现得好坏、答题水平的分析比较困难;投入成本高,只有在招聘高层次人员中才考虑应用;容错率低,记分过程出现纰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结果的判定。我国除有少数学者尝试使用RIM外,多数人对于罗夏墨迹测验的有效性和应用推广持观望态度。如今,基于人工智能的多种心理测量技术不断出现,学者们对研究和推广RIM的必要性仍存在争议[5]。尽管如此,关于罗夏墨迹测验的研究与教学活动还在不断进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开展了相应的本土化研究[6]。
罗夏墨迹测验在20世纪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演变,研究者先后研发了五种系统:Beck系统、Klopfer 系统、Hertz系统、Piotrowski系统及Rapaport系统。1974年,Exner梳理并分析五大系统的利弊,综合五大系统的相关因子与指标,对指导语、施测流程、反应记录、归纳解释等环节做出了系统化的规范和要求。同时结合案例与临床数据研究结果建立了常模,一经推广形成了临床上广泛使用的罗夏墨迹综合系统[7]。综合系统包括六个特殊指数,是分析测验结果的重要依据,分别是知觉思维指数(perceptual-thinking index,PTT)、抑郁指数(depression index,DEPI)、应对缺陷指数(coping deficit index,CDI)、自杀指数(suicide constellation,S-CON)、高警觉指数(hypervigilance index,HVI)和强迫指数(obsessive style index,OBS),各个指数包含不同的变量,记录在特殊指数工作表中。
罗夏墨迹测验最初由湘雅医学院的凌敏猷教授研习并带入我国。1950年前后,刘范和龚耀先开始尝试罗夏墨迹测验,6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相关教材“洛夏测验”。但在之后的十年动乱期间,罗夏的发展由于中国心理测量的研究受限而一直停滞不前。1985年之后由龚耀先将罗夏墨迹测验进行修订[8,9],才正式被引入国内进行培训教育和普及推广,开始逐渐被更多国人知悉。
罗夏墨迹测验在之后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到2000年,在这期间多数人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对于这一测验持有观望态度。第二阶段,从2000年至今是发展研究阶段,罗夏墨迹测验的引入逐渐增加,相关的探索和研究也开始多样化[10]。
发展研究阶段,马春玲自2000年以来一直在研究生班级教授罗夏墨迹测验,并结合相关案例著有相关著作[11]。孟宪璋在2003年对攻击变量近十年的成果做出综述[12],并在2013年出版两本译本:《罗夏综合系统工作手册》和《罗夏综合系统解释入门》。
郭庆科、孟庆茂在2003年将罗夏墨迹测验在西方的发展历史与研究现状做了总结,并具体阐述了在人格研究中的独特作用[13]。孔德生等从综合系统各个指数变量方面归纳了西方在20世纪初的相关研究发展,肯定了其作为投射测验的积极意义及做出更多本土化研究的理论意义[14]。张丹等对罗夏墨迹测验施测过程中被试做出的眼动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开创性地对中国正常人群进行实验,对之后中国本土人群的使用具有启示意义[15]。
李瑾等结合罗夏墨迹测验的发展历史及在我国的研究现状做出综述,表明目前推广RIM的时机已经成熟[16]。中国应该参照国外经验建立相关罗夏研究组织,由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到心理学的其他应用领域逐渐推广。与此同时,以各个机构为依托,各种研究合作也会相应展开。丁昕等依据18篇罗夏综合系统调查报告,运用元分析的方法考察罗夏墨迹测验Exner综合系统常模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对新版常模给出一个更为全面的评价,并为罗夏墨迹测验在国内的推广作铺垫[17]。熊波针对罗夏墨迹测验的跨文化使用问题,比较了中、美、日三个国家的罗夏墨迹测验样本,表明罗夏墨迹测验具有显著的文化差异,各地需要根据实际的文化情况建立常模[18]。李挺业收集了广东省326名健康成人的数据,根据罗夏墨迹测验综合系统常模建立的方法,并建立了罗夏墨迹测验的广东成人常模[19]。随着研究的不断开展,各地培训活动也在逐渐普及,杨东吉沅洪著有《实用罗夏墨迹测试》详细地介绍了片口法的操作及解释规范[20],清华大学已经举办了几期由国际罗夏与投影方法学会成员布鲁斯·史密斯(Bruce Smith)举办的国际罗夏墨迹测验高级培训班[11]。纵观近十年在临床心理诊断中的研究成果,罗夏墨迹测验在临床心理评估中的有效性验证方面需要更多的本土化研究和客观性研究[21]。
2000年至今,是罗夏墨迹测验在国内逐步发展的阶段,主要应用于临床参考、心理咨询及人才测评等方面。
在临床方面,刘国华、孟宪璋针对罗夏墨迹测验攻击变量展开了对照实验研究,实验证明攻击变量能够根据攻击类型区分罪犯和正常人及其相应外显行为[22,23],应用RIM可以成为预测攻击行为的重要工具之一。受到国外研究的影响,近十年罗夏墨迹测验在儿童临床心理学相关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4]。彭红军等探讨了在不同客体关系水平上不同精神疾病的客体关系特点,罗夏墨迹测验有利于提升丰富临床诊断的效率,可在精神疾病鉴别上作为辅助工具,尤其在犯罪和疾病的预防方面发挥了作用[25]。孟宪璋、李挺业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功能相比于正常人存在较严重的缺陷,以及罗夏墨迹测验自我损伤指数区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敏感性较高,但特异性较低。此研究还说明以美国常模为标准制定的EII在测量中国被试自我损伤情况时可能存在着不足,此结论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26]。
传统的罗夏墨迹测验在其客观性方面一直存在争议,结合具有客观性指标的研究手段可以减少这一弊端。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喜欢从心理与生理的相关性方面挖掘罗夏墨迹测验的价值,包括眼动追踪[27]、瞳孔扩张[28]、惊吓反应的前脉冲抑制[29]、人体皮肤电导[30]、自主神经系统功能[31]等。其中,以罗夏墨迹测验过程为依托,结合眼动技术成为国内比较热门的神经—心理结合点。李瑾、贾德梅通过对比分析抑郁障碍患者与正常人在罗夏墨迹测验自由反应阶段的眼动特征等生理信号,发现抑郁患者具有不同于正常人的眼动特征,罗夏墨迹测验可以作为抑郁障碍临床评估的辅助工具[32]。与此同时,邹洁等借助于眼动仪与罗夏墨迹测验的结合,证实了在不同的反应阶段,眼动规律会因为认知风格改变而具有不同水平的变化[33]。此领域研究将眼动技术与罗夏墨迹测验相结合,增强了其客观性的同时,也丰富了RIM本身的应用价值。在未来,人们会更热衷于现代技术与罗夏墨迹测验结合的方式,弥补测验本身弊端的同时,更能诞生出有价值的成果。
在咨询过程中,使用罗夏墨迹测验使咨询师更加深入地了解来访者的人格特征与心理特征[34]。在国外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测验中,罗夏墨迹测验的应用较为广泛,其重视程度与使用频率不亚于米尼苏达量表。我国的罗夏墨迹测验在心理咨询方面的应用主要以高校学生为主[35,36],屠荣生等通过个案研究,表明罗夏墨迹测验在大学生情绪障碍诊断方面可以作为一种特殊、高效的辅助工具[37]。与标准化的心理自陈量表相比,罗夏测试本身的趣味性可以赋予来访者更多的自我体验空间,减少抵御情绪和心理阻抗,从而暴露病态的人格特质(李志楠,2020)。在未来的心理咨询工作中,可以利用罗夏墨迹测验趣味性与真实性来提升高校心理咨询的效果。
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人格测验是实现人岗匹配的重要依据。瞿晓理等[38]综合大量文献结论,对罗夏墨迹测验在人才测评中的应用原理和现状做出了阐释,肯定了其作为人才测评依据的价值。郭庆科等[39]检验罗夏墨迹测验技术在人员素质测评中的有效性,得出被试信息处理、情绪刺激、管理能力、自我知觉及人际等方面的兴趣与能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看来,罗夏墨迹测验基于本身人格测验的特性,在特殊人才选拔方面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但大多数研究者只言明其价值,未做出相应的实际研究成果。
罗夏墨迹测验在军人群体中的应用较少,主要集中在国外研究。其中在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主要依托战争背景对战后军人进行相关研究;在21世纪初有些许罗夏墨迹测验爱好者脱离战争的主题,针对军人的心理特质和精神疾病的治疗方面展开研究。
早在1927年,在《心理学与士兵》一书中,巴特利对心理学家在战争中的贡献做出了批判性的评价,他表示通过心理检查可以发现一个人的气质,但是更加准确的工具还没有被设计出来[40]。Harrower-Erickson在1940年发文肯定了罗夏墨迹测验在评估方面的价值,表明罗夏墨迹测验的过程是需要严格把控的,并且施测者需要经过专业训练。
临床心理学家坎普尔等结合罗夏墨迹测验的精神科治疗方案对一群处于焦虑状态的士兵进行治疗,在疗养院的恢复期,该方案提升了这些士兵的责任感[41]。詹森与罗特选用罗夏墨迹测验对56名优秀军官和257名预备军官进行了罗夏墨迹测验及其他三项人格测试,研究表明罗夏墨迹测验不适合这些群体[42]。林恩向普通医学专业人士介绍了罗夏墨迹测验的研究结果,表明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适用性[43]。西摩(Seymour)等人采用罗夏墨迹测验对陆军空军作战人员操作疲劳状态下人格动力的结构特征进行了评估[44]。在接下来的发展中,研究者提出罗夏墨迹测验作为人格和情感的调查表,为了更能实现在部队的价值,测验程序上必须重新实现标准化。
布鲁塞尔等在1963年描述和讨论了罗夏墨迹测验法并从文献中对军人的实际应用进行了调查[45]。通过研究在Fort Dix Station医院精神病学服务处的50例病例,研究者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结果进行比较,并阐释出罗夏墨迹测验在军队精神病学中的评估价值。
尽管缺乏可靠的标准化数据,有研究者探究了在印度军人中的罗夏墨迹测验临床应用[46]。研究选取了1256例受试者进行罗夏墨迹测验,其中正常军人300例,普通平民300例,精神分裂症250例,神经症300例,器质性疾病106例。实验结果表明正常印度军队人员与普通平民的罗夏墨迹测验数据存在显著差异,与西方常模也有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是由文化决定的,并不意味着智力低下或精神病态。军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方案与正常军人相比有显著差异,临床治疗之后,这些差异将恢复正常。研究证明由于印度与西方罗夏墨迹测验解释程序存在不同,印度人的罗夏墨迹测验记录数据应该用当地的规则来解释。对于军队人员,应该使用军队人员的规则。
国外的学者对DEPI的效度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大部分研究者证实了DEPI在识别抑郁症方面的效度。塞尔斯通过对照试验(成人抑郁障碍组&人格障碍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组&既有情感障碍又有人格障碍组)及特异性分析,比较了初始版本和修订版本,证明DEPI的命中率有所提高[47]。辛格的研究表明DEPI能够不同程度区分单相抑郁患者、双相躁狂患者及双相抑郁患者(Singer,1993)。排除样本群体过小等研究限制,结果证明相对于双相障碍患者DEPI更适合诊断单相抑郁。Meyer对332名患者进行了对照实验,被试分为抑郁组(n=267)和控制组(n=65)。其中88%的被试与DSM-III-R的诊断结果一致,DEPI和抑郁诊断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48]。
另一些学者普遍得出了DEPI敏感性较低的结论,凯恩等通过设置对照实验,其中抑郁患者组为20名被DSM-III-R诊断为抑郁的成年女性进行罗夏墨迹测验,非临床控制组为20名使用Beck抑郁量表(BDI)排除有抑郁症状的女大学生。与预期相反,抑郁组中DEPI的分数等于或超过5分的人数明显少于控制组中的。同时,研究者发现抑郁组的病态内容变量[49]却明显比控制组多[50]。
尽管不少研究证明罗夏墨迹测验和自我报告测验之间普遍缺乏显著的相关性,但这两种工具都可能是有效的人格评估方法。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分析发现,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MMPI;Hathaway and Mc Kinley,1943)在精神病学诊断等研究中具有比罗夏墨迹测验更高的效度,而在使用较为客观标准变量的研究中,罗夏(Rorschach)的效度更高(Hiller et al.,1999)。除了效度本身,研究者们更加关注评估工具的递增效度,即一种工具比其他工具更好地预测和提供从其他测试中无法获得的信息的能力(Meyer,2000a;Sechrest,1963)。为了实现更广泛的普及,罗夏墨迹测验在预测方面应该要提高评估的效率(Garb et al.,2001;Hunsley and Bailey,2001;Lilienfeld,Wood,and Garb,2000;Viglione,1999)。
心理问题主要有抑郁、双相情感障碍、自杀等方面的有效性研究。
国内一些学者对罗夏墨迹测验的有效性进行了综述,郭庆科等人综合国外支持者与反对者多方辩论,对罗夏墨迹测验的信度、效度、常模与标准化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判断,肯定了罗夏墨迹测验在预测外显行为方面的价值,针对不足可在应用中与其他测验结合分析[51]。张丹等[15]对罗夏墨迹测验施测过程中被试呈现的眼动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开创性地对中国正常人群进行实验,发现平均注视时间等变量存在显著性差异,初步验证了罗夏墨迹测验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罗夏墨迹测验抑郁指数和自杀指数得到较多学者的研究验证,相关结果表明罗夏墨迹测验可在临床诊断中作为评估自杀风险、治疗疗效,以及实施危机干预的辅助工具[52]。
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包含躁狂症及抑郁症发作(典型特征)的渐进性精神疾病,其复发可能性很高,具有自杀风险和遗传性[53]。国外很多研究者针对双相情感障碍进行了研究,相对于单相的抑郁症患者,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认知变量方面存在差异。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罗夏墨迹测验被认为是十分有效的预测工具,尤其是评估被试自杀意图方面。Exner 埃克森那在1993年增加了一个自杀指数变量,并且发现12个自杀指数指标中的8个阳性指标能正确地判别出74%的自杀者。迄今为止,已有多项研究证实了自杀指数预测自杀的有效性(Exner,1977;Arffa,1982)。汉塞尔和勒纳的研究证实颜色—阴影混合反应(Color-shading)能正确地识别出86%的自杀患者,识别错误率为19%,证实颜色—阴影混合反应与自杀企图和自我伤害行为的相关性。西尔贝格等借助罗夏墨迹测验对具有自我伤害行为的抑郁青少年群体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用于成人的罗夏墨迹测验自杀指数与用于青少年的有所不同。
与其他投射测验相比,罗夏墨迹测验评估的方式更加成熟、内容更加全面。现如今,经过研究者的不断修订与案例的分析补充,罗夏墨迹测验的标准化和精确化水平在日益成熟。
罗夏墨迹测验在真实性方面独树一帜,孔德生、李志楠等在研究中发现,受测者的掩饰行为没有对罗夏墨迹测验分析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对罗夏墨迹测验应用于人格测验的标准化和科学化进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增强了其说服力。郭庆科曾使用16PF问卷与罗夏墨迹测验进行了对照研究,在解释记分基本含义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罗夏墨迹测验在人格测量方面的效度。在之后的研究中,通过对本科生对照组和阳性组(SCL-90>200,n=51)的罗夏墨迹测验计分对比,表明罗夏墨迹测验某些变量能识别出特殊的心理障碍,肯定了罗夏墨迹测验在测量人格特质方面的潜力。
一是征兵心理检测结构式访谈。入伍心理选拔是针对那些难以提高和改进的个人展开,其目的是淘汰不合适个体,选拔那些可接受特殊训练的人员进入部队。未来可将罗夏墨迹测验作为半结构式访谈的一个工具,针对普测筛出的重点人员进行排查和核实,早期精准筛查心理特质不符合入伍条件或不适合部队生活的人员,将隐患杜绝在军营之外。
二是特殊群体(重点人)的跟踪评估。对于通过心理普测、骨干观察等途径确立的疑似重点人或特殊人,可以借助罗夏墨迹测验的专业优势,进行精准地定期跟踪和评估,了解真实的个性特点和心理状态。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进行干预和转介,多方面促进部队安全稳定。
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对员工的人格测验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内容。曾有学者(瞿晓理 等,2008)(郭庆科 等,2009)综合大量文献,阐述了罗夏墨迹测验在人才测评中的应用现状及有效性分析,初步提出了其研究发展动向。对于军队管理者来说,将合适的人才选拔到合适的位置,做到人岗匹配,对于战斗力生成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来看,罗夏墨迹测验在军队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领域,也是一个有望补充和平衡传统人才评价技术的发展领域。
一是特殊岗位人才选拔。国内有研究团队针对某些特殊岗位展开罗夏墨迹测验的应用研究,结果表明,飞行人员特殊心理特质在罗夏墨迹测验某些指标上有特殊体现。将来可以制定罗夏墨迹测验的飞行人员群体常模,构建优秀飞行员的罗夏墨迹测验预测模型,为飞行人员日常选拔、心理健康评估,以及飞行训练提供科学依据。
二是政治态度与行为测评。曾有研究者指出,可以利用罗夏墨迹测验和政治相关目标变量测量工具联合施测,解析和比对被试对政治相关刺激的反应,进而分析被试政治态度和行为背后深层次的心理机制和人格特点。
三是军人团队选拔。军事行动往往以团队为单位进行,因此对团队成员选拔具有重要意义。罗夏墨迹测验对于基本的人格特质具有很好的测量效度,可以在评估军人个体特质与组织特点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考虑到军队特殊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目标,未来在此方面的研究可以促进军人选拔效度,进而提升军事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国外的罗夏墨迹测验在心理咨询中的应用较为广泛。在美国,罗夏墨迹测验和MMPI(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一样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心理测验之一。我国的罗夏墨迹测验在心理咨询方面的应用,主要以高校学生为主(李文姣,2015;原蓉霞,2008)。屠荣生等对存在典型情绪障碍的3名大学生进行了个案研究,结果表明,罗夏墨迹测验在大学生情绪障碍诊断方面与其他心理诊断方法相比较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作为一种特殊、高效的工具(屠荣生、原蓉霞,2010)。罗夏墨迹测验的实施,不仅可以帮助咨询师更好地理解来访者,制定针对性的咨询方案,还可以疗愈来访者。
一是深入地理解来访者的心理问题。军事环境具有危险性高等特性,因此,军人群体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要大于普通人群,如有没有得到及时疏导,将会极大地影响部队安全稳定和作战效能。目前,军队基层心理咨询工作多由其他岗位人员兼任,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培训,临床技能相对缺乏。陈雅婷等提出,在咨询过程中,使用罗夏墨迹测验使咨询师更加深入地了解来访者的人格特征与心理特征(陈雅婷、徐光兴,2014)。跟标准化的量表相比,罗夏墨迹测验自身的趣味性能够给予来访者更大的自由反应空间,减少抵御情绪或心理阻抗,减少反应偏向性,加大反应差异性,从而有效鉴别病态的人格特质(李志楠,2020)。因此,在咨询过程中,恰当地应用罗夏墨迹测验,将帮助部队心理咨询师更好地理解来访者,形成工作性诊断,从而更加深入和精准地制定咨询目标和方案,提高咨询效率。
二是在趣味施测的过程中产生疗效。罗夏墨迹测验既是一个诊断工具,也是一个治疗工具。其实施过程就是来访者自我表达的过程,本身就具有疗愈的效果。罗夏墨迹测验凭借其独有的趣味性和科学性,在部队心理咨询工作中具有非常大的应用价值。其测试方式趣味性强,防御性低,可有效降低官兵的紧张感和拘束感,促进情感宣泄和自我探索。如果采用叙事团体辅导与绘画艺术表达结合的方式来实施投射测验,将帮助基层官兵更放松地描绘心路历程,缓解情绪困扰和心理压力。可以针对高原、边防、深海等复杂军事环境,以及部队特殊岗位的特殊工作内容,开展以罗夏墨迹测验为主的投射测验相关团体趣味活动,寓教于乐,促进官兵心理健康和团队积极成长。
国内大多数研究以信效度检验和临床应用为主题展开,少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相对于普通人群,军人群体面临特殊的压力,因此会产生特殊的部队文化。军人群体的特殊性使得罗夏墨迹测验在军队的应用具有独特性、创新性和挑战性。如果要在军队推广应用,需要有系列相关研究成果作为支撑。
一是建立中国军人常模。印度有研究表明,军事人员对罗夏墨迹测验的反应与普通平民相比有显著差异,军人群体内部也存在显著差异(Sam et al.,2005)。结果表明,正常印度军队人员与普通平民的罗夏墨迹测验数据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是由文化决定的。为了在中国军队推广使用罗夏墨迹测验,有必要建立中国军人常模,开展本土化的研究。
二是与生理指标结合。传统的罗夏墨迹测验在客观性方面一直存在争议,结合具有客观性指标的探讨手段可以减少这一弊端。军营文化崇尚纪律严明和整齐划一,实施罗夏墨迹测验时军人可能更容易拘谨和掩饰,将生理指标与传统的罗夏指标相结合,将能极大地提高测验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及时性。
三是与人工智能结合。未来可结合人工智能、数字可视化、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将罗夏墨迹测验的施测、评分解释及信息提取等环节智能化、简洁化。一方面能最大程度保留罗夏墨迹测验精准度高、掩饰性低、评估全面等优势,另一方面能大大减少操作流程的复杂性,降低时间人力成本,从而极大地拓展在军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应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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