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Journal Platform

1 孝在人类文化中的作用

孝道是伴随中国人民历史发展的核心文明。孝道不仅规范了家庭成员间的伦理关系，同时也促进了家庭内部更加团结与凝聚，进而使家庭能够很好地传承下去（曹惟纯、叶光辉，2014）。自古以来，孝道便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几千年来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孝道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和谐的人际关系及稳定的社会局面。孝作为儒家核心理论的支柱，它以一种道德规范，让父母与子女相互提供物质及情感需求，即要求成年子女需要优先考虑家庭，进而向自己的父母提供必要的物质以及情感需求，这些充分体现了东亚社会以孝文化规定子女对父母的价值体系（Yeh，2003；Guo et al.，2017）。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孝道规范了子女对父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表现在尊敬与关爱老人，同时为父母养老送终。

孝作为德行之根本，自古就有“百善孝为先”一说。基于中国历史，我们了解到孝道的基础在于祭祀祖先（Hsu，1975）。供奉祖先不仅是君王的责任，普通老百姓也需要祭祀祖先，进而寻求先祖的庇护，来让自己的家族更加福运绵长。一开始人们对孝的理解是孝敬祖先，后来儒家代表孔子完善了孝敬祖先的义务（Wei，1969），进一步强调了家庭、美德及有秩序的社会关系（Bi and D’Agostino，2004）。至此，孔子对于孝的主张，不仅为社会提供了教育及德育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提供了社会结构的模板（Hwang，1987）。

孝道内涵的完善也有其自己的发展阶段。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孝道强调亲缘之间的伦理原则，意味着对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需要有优先待遇（Hwang，1987）。孔子认为孝是一种自然且具有互惠特点的情感，即情感的流动是双向的。然而，父母给予孩子生命，因此为了回报父母的照顾，子女应该在父母年老时提供必要的照料（Yeh，2003）。在汉朝时期，孝道的这种尊亲特点转变为尊重上级，并在清朝末期也一直维持着（Hsu，1975）。这一原则也透露出居于上位者对决策制定的优先权。因此，基于这一原则，孝道的实践就意味着服从等级权威，子女压制自己的需求进而满足父母的要求（Yeh，2003）。这种尊重上级的原则与所属时代的政权统治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父系及皇权统治是绝对权威的代表（Miao，2015）。

随着现代工业化的发展，孝道有关服从等级方面的维度越来越弱，在年轻一代中可能很少被提及，主要是因为在市场的大环境下，年轻人更加能够实现经济自由与独立，进而摆脱对父母的依赖（Yue and Ng，1999）。且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人们受到了更多的价值观及知识的影响，例如平等、自由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如社会等级）（Ng et al. 2000）。但研究发现，照顾并尊敬父母，为其提供经济支持仍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孝道义务（Ng et al. 2000；Yeh 2003）。相比之下，在现代社会中，在年轻一代中比较常见的是对父母的“相互孝顺”（Yeh，2003）。有研究者据此提出了双孝道模型（Yeh，2003），即孝道可分为两个维度：互惠型孝道和专制型孝道。不同的孝道模式反映了子女与父母间不同的亲密关系及互动方式。

孝道是儒家伦理体系的中心支柱（Yeh and Bedford，2019），因此，在古代以儒家治天下的历代王朝中，因为崇尚孝而有着稳定的社会局面及繁盛的家族（Hwang，1987）。现如今，孝道在维持社会稳定等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国家领导人也从法律的角度规定了作为子女应该对父母承担的义务与责任（Miao，2015）。由于现代社会老龄化的问题，养老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来自中国的研究数据表明，遵守孝道规范与更高的经济支持水平相关（Lin and Yi，2011），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问题。我国学者从代际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孝道信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当子女的孝道信仰高时，其自身及父母的幸福感都高（陆洛，2006），同时，积极的亲子关系也能提高双方的生活满意度。不仅如此，外国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互惠性孝道能够提升快乐情绪，降低个体的抑郁与焦虑情绪；而专制性孝道则会增加焦虑和抑郁情绪，降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Chen，2016）。

当然，对孝道的尊崇不仅仅是亚洲的传统，它在世界各地文化中都能体现（Poskaitë，2014）。根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他们的信徒被要求尊重和爱他们的父母（Dykstra and Fokkema，2012）。在拉丁美洲文化中，对家庭的奉献和忠诚是个人的首要义务，家庭的需求通常优先于个人的需求（Fuligni，2001），且家庭成员之间应该相互支持从而维持家庭的稳定。之前的研究表明，与其他美国群体相比，亚裔及非裔美国人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孝顺水平（Pinquart and Sorenson，2005）。在阿兰达和奈特（Aranda and Knight，1997）的早期研究中，发现拉丁美洲人的子女比白种人更加孝顺。表现出集体主义群体在照顾年迈父母时的高责任水平。然而在安吉拉·科尔和希尔顿（Anngela-Cole and Hilton，2009）的研究中，发现白种人在照顾孱弱老人方面得分要高于日裔美国人，且在照顾老人的时间上也更长。总的来说，在个人主义文化群体中，成年子女也认可孝顺父母的义务，如照顾年长的父母（Dykstra and Fokkema，2012）。

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到21世纪中期老年人口将增至8000多万人（Ortman，Velkoff，and Hogan，2014）。然而现有的医疗系统更多的是应对急性疾病，这就会导致进行医疗保健的人很难得到及时的治疗，具体来说就是老年人可能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关怀。鉴于此，为老年人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与责任则由家人或者朋友承担（Knickman and Snell，2002）。在桑托罗等人（Santoro et al.，2015）的研究中，考察了孝道与年老父母健康及医疗需求间的关系，且考察了不同的文化群体，发现子女责任在白人及西班牙群体的父母医疗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由此看来，孝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医疗系统上的短板，并给老年父母提供适时的帮助。

2 孝在华人群体中能否促进心理和学业发展

国内学者指出，孝道是在家庭内部通过与各成员间的互动而逐渐习得，并在该互动过程中使个体社会化，且子女与父母间早期的亲子互动对孝道的培养作用格外突出（叶光辉、杨国枢，2009）。李琬予和寇彧（2011）也指出父母在子女自主意愿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且在这个过程中对孝道信念的养成又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学习理论也指出在代际传递中社会学习的重要性，有研究者认为代际传递的主要方式表现为：子女模仿父母和父母教导子女（Schonpflug，2001）。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家庭对孝道形成的重要预测作用。因此，不少研究者以此出发，研究了孝道对亲子关系、人际关系及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性的影响。

孝道对亲子关系有着一定的影响（Wang，2010），研究发现孝道信念与积极的代际关系（Lawrence，Bennett，and Markides，1992）和较低的亲子冲突相关（Yeh and Bedford，2004）。金灿灿等人（2011）采用问卷法对六座城市的中学生进行孝道信念、亲子依恋及人际适应状况的调查，发现互惠性孝道与亲社会倾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人际疏离为显著负相关，而权威性孝道在人际适应方面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冯辉等人（2014）采用问卷法研究了大学生孝道信念与人际关系之间的联系，发现当大学生对孝道的认知越认同，在人际关系上表现出的困扰则越少，且良好的孝道认知可以改善其人际关系。

孝道影响着亲子关系，且研究发现子女的孝道能够提升父母的幸福感。陆洛（2006）通过研究我国台湾样本的孝道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父母的幸福感仅仅受到子女孝道观念的影响而与自身的孝道观念无关。在崔慧旭（2016）的研究中，探讨了大学生孝道信念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发现了当个体对互惠性孝道信念的认同水平越高时，其幸福感总体水平也越高。孝道信念是文化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它代表个体对父母所持有的态度，一方面表现出了个体对父母的感恩、尊重及赡养，另一方面当父母能够安享晚年，子女也能从中体会到幸福。另外有研究者通过成年人被试发现，在双元孝道信念中，当成年人持互惠性孝道信念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主观幸福感，也能够随自身幸福感水平的提升进而促进对父母的社会支持（罗雪瑶，2019）。

孝道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健康。魏华等人（2019）通过研究发现互惠性孝道能够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且与非适应性认知及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而专制性孝道则会抑制个体的心理健康，导致焦虑及抑郁。叶光辉（2009）的研究表现出的互惠性孝道多与正向效果有关，例如促进个体的同理心、平等态度等；而专制性孝道的影响效果大多是负向的，包括增加个体焦虑、抑郁情绪，导致攻击行为及抑制个体的认知发展。不仅如此，有研究者发现孝道信念能够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姚金娟，2016b），且互惠性孝道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同时，袁书杰（2017）在关于孝道信念与社会互动中的研究发现，孝道信念能够促进个体的情感联结和表达，这有助于个体与他人进行互动。因此，积极的孝道观念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同时也能提升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及生活满意度。

在有关动机的研究里，文化在塑造学生成就认知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Hau and Salili，1996）。根据马特（Marchant et al.，2001）等人的观点，与学业成绩相关的教育信念是通过融入家庭内部传递下去的。个体通过内化在家庭中所提倡的有关教育价值观进而影响学生自身的学习态度与动机，最终对孩子的学业起到一定积极影响。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强调学业的重要性，例如古代以考取功名来使家族获得荣誉。亚洲学生的学业成功被视为一种社会化的结果，且与父母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孝道是儒家文化的一种实践，凸显着这种紧密的联系（Yeh，2003）。莫德科维茨（Mordkowitz et al.，1987）等人在对亚裔美国人的研究中发现，父母的爱与子女在学校里努力学习二者之间存在着互惠的关系。原因可能是父母为子女提供经济及情感支持来表达父母的爱，而孩子作为回报父母则表现在学业上努力追求好成绩（Hau and Salili，1996）。Chen等人（2014）的研究中，他们在香港选用了大学生研究了孝道在学习动机及学业成就中的作用，发现了孝道信念能够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且不同孝道模式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同。表现在互惠性孝道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业成绩提高，而专制性孝道会导致学生的学业成绩下降。我们发现，针对孩子的学习及各种领域的信念，是通过亲子互动进行构建和发展的，而孝道就是最有力的表现方式。

3 孝在非华人群体中能否促进心理和学业发展

尽管在研究中发现集体主义群体比个人主义群体更加忠于家庭，但有关孝道的文化价值观存在于所有文化中（Pyke and Bengtson，1996）。在韩国文化中，孝道是维持家庭稳定及家族关系持久的重要原则（Sung，1990），且这些具有权威等级的孝道原则构成了韩国社会及道德的核心价值基础（Lew，2011）。在日本文化中，照顾老人通常被认为是家庭成员及整个社会的道德义务（Traphagan，2005），因为从历史上看，日本家庭提供了照顾老人所需要的环境，包括衣、食、住、行和医疗。无论年龄、经济地位如何，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孝道义务（Dellmann-Jenkins and Brittain，2003），研究发现美国中年子女每周至少都会为父母提供一些日常援助，包括言语建议和金钱援助（Fingerman et al.，2015）。

在很多致力于研究世界各地不同人群照顾年长家人而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文献中（Butler et al.，2005；Schulz and Sherwood，2008），发现作为一种文化信仰的孝道能够塑造子女对父母的态度及行为，进而为父母创造幸福（Kao and Travis，2005）。研究发现，在护理老人的过程中，最常见的心理问题是抑郁症（Bandeira et al.，2007）。Rabia等人（2011）以阿拉伯人为群体进行实验发现，孝顺与抑郁的关系不是负相关，而是通过照顾负担间接相关。孝道在二者间起着中介作用，照顾者认为自己孝顺的程度越高，就越不认为照顾是一种负担。且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心理资源（例如掌控感）可以保护照看者免受消极心理问题的影响。与在东方文化中将孝道作为一种道德义务不同的是，有人认为西方文化中没有关于孝道的规范共识（Fry，1996）。因此，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家庭互动更多的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义务（Fine，2005）。科特尼（Courtney et al.，2015）等人通过研究中年夫妻孝道信念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发现，丈夫的孝顺义务越大，他们对婚姻的满意度越高，而妻子更孝顺的义务与她们较低的婚姻满意度相关。

自21世纪心理学领域开始系统对孝道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以来（Ho，1996），研究者们便从多方面对孝道进行研究，其中一方面便是孝道对心理及行为的影响。在老年医学的相关文献中，主观幸福感是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Peterson，2014），且与健康等相关。近年来，主观幸福感也成为成年子女对父母孝顺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一。有研究发现，成年子女的孝顺行为与生活满意度（Yunong，2012）和心理健康（Cheng，2006）呈正相关。在以韩国人为被试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成年子女对孝道的不支持与韩国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呈负相关（Ju，2016）。劳拉等人（Laura et al.，2013）利用加拿大人、华裔加拿大人，以及中国香港三个群体进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子女孝顺与幸福感存在一些关联。不仅如此，在一项有关孝道疗法的研究中，对于亲子矛盾来说，孝道疗法是一种可行的干预方法，且在西班牙文化中表现得更好（Yvonne，2010）。

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有关学业的问题逐渐成为热点话题，由此人们对学业成绩的兴趣也越来越高（Galindo et al.，2018）。在一些心理学相关文献中，描述了许多与学业失败和学业成就或满意度相关的决定变量，例如：自控力和毅力对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校满意度的影响（Oriol et al.，2017）；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支持对学校成功的影响（Pires et al.，2017）。孝强调社会关系、真诚及正义的重要性，旨在创造更加和谐的社会。由此，Yang（1996）将孝道视为一种社会取向；且在Bedford和Yeh（2019）的研究中，他们将孝道视为一种情景化的人格结构，将个人层面的动机与社会情境相联系。因此，有研究者发现家庭义务与更高的学术成就相关（Fuligni and Zhang，2004）。互惠性孝道与较高的教育水平及生活满意度呈现正相关（Wong et al.，2010），而专制性孝道则与较低水平的教育程度呈现正相关（Yeh，2006）。为了验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孝道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罗兹卡（Rózycka-Tran et al.，2021）等人通过以个人主义为代表的波兰和以集体主义为代表的越南两个被试群体，调查了孝道对个体学业成绩的影响，发现在个人主义文化下，互惠性孝道是学业投入与学业满意度的强预测因子；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专制性孝道是预测学习参与度的更好因素。且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只有互惠性孝道与学习满意度呈正相关。

4 总结与启示

在Zhou等人（2020）有关孝道与学业成功的这篇论文中，研究者通过两个研究来探讨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揭示的孝道与心理及学术发展间的关系是否可以推广至全球范围。作者通过中国初中生作为研究一的被试，旨在分析孝道与学业成绩间的关系，同时考察了自主性在二者之间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互惠孝道通过自主性能够正向预测学业成绩，而专制孝道则是反向预测学业成绩，且与自主性的关系不显著。在研究二中，作者通过两个国家级数据库，即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和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来检验孝道的心理社会和学术影响是否适用于全球背景。结果表明，互惠孝道与自主性和学业成绩呈显著正相关，而这一关系在国家层面上仍然存在。而专制孝道则与学业成绩呈负相关。

有关跨文化的研究课题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西方文化中建立的心理结构是否适用于非西方环境（King and Mc Inerney，2014）。而Zhou等人（2020）所做的研究，是希望有关孝的功能可以推广到全球文化背景下。是因为孝不仅是儒家伦理的核心（Ho，1986），更是几千年来中国的亲子关系及社会化模式的道德基础。然而，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及养老问题的日益突出，对亲子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增多（North and Fiske，2015）。故而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孝道规范对赡养老人的影响，来缓解有关养老的公共经济负担（Ganet al.，2009）。中国的孝道规范包含了亲子关系的相互期望、社会结构及道德要求（Ikels，2004），然而西方社会的学者则以有限的方式定义孝道规范，认为子女赡养父母的责任是单向期望（Silverstein et al.，2006）。由此就会产生像中国孝道这样受文化约束的概念是否能够适用于其他文化背景下。而Zhou等人（2020）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孝的功能可以推广到全球文化背景下。

因此，孝道对于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全球老龄化带来的系列问题，同时孝道对个体的心理及行为都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一些研究者认为孝道信仰正在逐渐减弱（Yeh，1997）。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Yeh（2003）通过历史、文化与社会等因素，提出了孝的双因素模型（DFPM）：互惠性孝道和专制性孝道。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关注于普遍情境的研究，如亲子关系的研究，既能反映出地方特征的独特性，又能反映出普遍或共有的特征（Tsui，2004）。

目前，在中国环境下已有大量针对DFPM的研究，且被用于制定有关老年人护理的公共政策。同时，许多西方国家也在探索家庭和孝道的信仰规范在赡养老年人方面的作用（Silverstein et al.，2012）。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研究来证明孝道对个体心理及行为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跨文化的普遍性。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更好地完善孝道模式，能够促进个体的健康成长及为全球性老龄化问题提供一定的缓解。

参考文献

[1] Anngela-Cole L，Hilton J M．The role of attitudes and culture in family caregiving for older adults［J］．Home Health Care Services Quarterly，2009，28（2/3）：59-83．

[2] Aranda M P，Knight B．The influence of ethnicity and culture on the caregiver stress and coping process：A sociocultural review and analysis［J］．The Gerontologist，1997（37）：342-354．

[3] Bandeira D R，Pawlowski J，Goncalves T R，et al．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Brazilian caregivers of relatives with dementia［J］．Aging & Mental Health，2007（11）：14-19．

[4] Bedford O，Yeh K H．The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psychology of filial piety：Chinese norms to contextualized personality construct［J］．Front Psychol，2019（10）：100．

[5] Bi L，D’Agostino F．The doctrine of filial piety：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the concenalment case［J］．J Chin Philos，2004（31）：451-467．

[6] Butler S B，Turner W，Kaye L W，et al．Depression and caregiver burden among rural elder caregivers［J］．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2005（46）：47-63．

[7] Chen W W，Wu C W，Yeh K H．How parenting and filial piety influence happiness，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quality of family life in taiwanese adult children［J］．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2016，22（1）：80-96．

[8] Cheng S T，Chan A C M．Filial pie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well older Chinese［J］．J Gerontol B Psychol Sci Soc Sci，2006（61）：262-269．

[9] Courtney A，Polenick M S，Amber J，et al．Filial Obligation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Middle-aged Couples［J］．Gerontologist，2015．

[10] Dellmann-Jenkins M，Brittain L．Young adults’ attitudes toward filial responsibility and actual assistance to elderly family members［J］．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2003（22）：214-229．

[11] Dykstra P A，Fokkema T．Norms of filial obligation in the Netherlands［J］．Population，2012（67）：97-122．

[12] Fine M．Individualization，risk and the body：Sociology and care［J］．Journal of Sociology，2005（41）：247-266．

[13] Fingerman K L，Kim K，Tennant P S，et al．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a daily context［J］．The Gerontologist，2015（00）：1-13．

[14] Fry C L．Age，aging，and culture［M］// R．H．Binstock and L．K．George（Eds），Handbook of ag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San Diego，CA：Academic Press，1996：117-136．

[15] Fuligni A J．Family obligation and the academic motivation of adolescents from Asian，Latin American，and European backgrounds［J］．New Direct Child Adolescent Dev，2001（94）：61-76．

[16] Fuligni A J，Zhang W．Attitudes toward family obliga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contemporary urban and rural China［J］．Child Dev，2004（75）：180-192．

[17] Galindo E，Candeias A A，Pires H S，et al．Editorial：School achievement and failure in Portuguese and Spanish speaking countries［J］．Front Psychol，2018（9）：1074．

[18] Gans D，Silverstein M，Lowenstein A．Do religious children care more and provide more care for older parents? A study of filial norms and behaviors［J］．J Comp Fam Stud，2009（40）：187-201．

[19] Guo Q，Li Y，Yu S．In-law and mate preference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J］．Evol Psychol，2017，15（3）．

[20] Hau K T，Salili F．Achievement goals and causal attributions of Chinese students［M］//S．Lau（Ed．），Growing up the Chinese way：Chinese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Hong Kong，HK：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6：121-145．

[21] Ho D．Chinese patterns of socialization：A critical review［M］//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 M H Bond，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1-37．

[22] Ho D Y F．Filial piety and its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M］// M H Bond，The hand 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155-165．

[23] Hsu F L K．Formantion，change，and problems in history of Chinese filial thoughts［M］//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inese Ideological History．Taipei：Taiwan Student Bookstore，1975：155-200．

[24] Hwang K K．Face and favor：the Chinese power game［J］．Am．J．Sociol，1987（4）：944-974．

[25] Ikels C．Filial Piety：Practice and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East Asia［M］．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2004．

[26] Ju Y J，Han K T，Lee T H，et al．Does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d financial aid from offspring influenc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older parents? A longitudinal study based on findings from the Korean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ing，2006-2012［J］．Health Qual Life Outcomes，2016（14）：1-8．

[27] Kao H S，Travis S S．Development of the expectations of filial piety scale-Spanish version［J］．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2005（52）：682-688．

[28] King R B，Mc Inerney D M．Culture’s consequences on student motivation：capturing cross-cultural universality and variability through personal investment theory［J］．Educ Psychol，2014（49）：175-198．

[29] Knickman J，Snell E．The 2030 problem：Caring for aging baby boomers［J］．Health Services Research，2002（37）：849-884．

[30] Laura M，Funk，Neena L，et al．Associations Between Filial Responsibility and Caregiver Well-Being：Are There Differences by Cultural Group?［J］．Research on Aging，2013，35（1）：78-95．

[31] Lawrence R H，Bennett J M，Markides K S．Perceived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older mexican americans［J］．Journal of Gerontology，1992，47（2）：S55-65．

[32] Lew S C，Choi W Y，Wang H S．Confucian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n Korea：The significance of filial piety［J］．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2011（11）：171-196．

[33] Lin J，Yi C．Filial norm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o aging parents in China and Taiwa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2011，20（s1）：S120．

[34] Marchant G J，Paulson S E，Rothlisberg B A．Relation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family and school contexts with academic achievement［J］．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2001，38（6）：505-519．

[35] Miao C．The evolution of filial piety and its influence on neighboring countries：taking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as the chief source［J］．Asian Soc Sci，2015（11）：319-325．

[36] Mordkowitz E R，Ginsburg H P．Early academic socialization of successful Asian-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J］．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Laboratory of Comparative Human Cognition，1987，9（2）：85-91．

[37] Ng S H，Loong C，Liu J，et al．Will the young support the old? An individual-and family-level study of filial obligation in two New Zealand cultures［J］．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0（3）：163-182．

[38] North M S，Fiske S T．Modern attitudes toward older adults in the aging world：A cross-cultural meta-analysis［J］．Psychol Bull，2015（141）：993-1021．

[39] Oriol X，Miranda R，Oyanedel J C，et al．The role of self-control and grit in domains of school success in student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J］．Front Psychol，2017（8）：1716．

[40] Ortman J M，Velkoff V A，Hogan H．An aging nation：The older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EB/OL］．［2022-11-03］．http://census.gov/content/dam/Census/library/publications/2014/demo/p25-1140.pdf．

[41] Peterson T L，Chatters L M，Taylor R J，et al．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lder African Americans with DSM IV psychiatric disorders［J］．J Happiness Stud，2014（15）：1179-1196．

[42] Pinquart M，Sorenson S．Ethnic differences in stressors，resources，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of family caregiving：A meta-analysis［J］．The Gerontologist，2005（45）：90-105．

[43] Pires H S，Candeias A A，Grácio L，et al．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upport according to gender in the Portuguese language course achievement［J］．Front Psychol，2017（8）：1610．

[44] Poskaitë L．Filial Piety（xiao 孝）for the Contemporary and Global World［J］．Asian Stud，2014（2）：99-114．

[45] Pyke K D，Bengtson V L．Caring more or less：Individualistic and collectivist systems of family eldercare［J］．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1996（58）：379-392．

[46] Rabia Khalaila，Howard Litwin．Does filial piety decrease depression among family caregivers?［J］．Aging & Mental Health，2011（15）：6，679-686．

[47] Rózycka-Tran J，Jurek P，Truong T K H，et al．The Implications of Filial Piety in Study Engagement and Study Satisfaction：A Polish-Vietnamese Comparison［J］．Front Psychol，2021（11）：525034．

[48] Santoro M S，Liew C V，Holloway B，et al．Honor Thy Parents：An Ethnic Multigroup Analysis of Filial Responsibility，Health Perceptions，and Caregiving Decisions［J］．Research on Aging，2015，38（6）．

[49] Schonpflug U．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values-The role of transmission belts［J］．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2001，32（2）：174-185．

[50] Schulz R，Sherwood P R．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effects of family caregiving［J］．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2008（44）：105-113．

[51] Silverstein M，Conroy S，Gans D．Beyond solidarity，reciprocity and altruism：Moral capital as a unifying concept i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or older people［J］．Age Soc，2012（32）：1246-1262．

[52] Silverstein M，Gans D，Y ang F M．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o aging parents［J］．The role of norms and needs J Fam Issues，2006（27）：1068-1084．

[53] Sung K-T．A new look at filial piety：Ideals and practices of family-centered parent care in Korea［J］．The Gerontologist，1990（30）：610-617．

[54] Traphagan J W．Heroes of the antimodern：“Respect for the Elderly Day” and writing the narrative of the elder generation in Japan［J］．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2005，19（2）：99-113．

[55] Tsui A S．Contributing to global management knowledge：A case for high quality indigenous research［J］．Asia Pac J Manag，2004（21）：491-513．

[56] Wang D，Laidlaw K，Power M J，et al．Older people’s belief of filial piety in China：expectation and non-expectation［J］．Clinical Gerontologist，2010，33（1）：21-38．

[57] Wei C T．The change and problems of Chinese filial thoughts［J］．Monthly Rev Arts Sci，1969（3）：1-10．

[58] Wei-Wen Chen，Yi-Lee Wong．What my parents make me believe in learning：The role of filial piety in Hong Kong students’motiva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2014（4）：249-256．

[59] Wong S M，Leung A N M，Mc Bride-Chang C．Adolescent filial piety as a moderator between perceived maternal control and mother adolescent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Hong Kong［J］．Soc Dev，2010（19）：187-201．

[60] Yang K S．The psychology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s a result of societal modernization［M］//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479-498．

[61] Yeh K H，Bedford O．Filial belief and parent-child conflic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2004，39（2）：132-144．

[62] Yeh K H，Bedford O．Filial piety：A test of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J］．Asian J Soc Psychol，2003（6）：215-228，

[63] Yeh K H．Changes in the Taiwanese people’s concept of filial piety［M］//L．Y．Cheng，Y．H．Lu，F．C．Wang．Taiwanese Society in the 1990s．Taipei：Academia Sinica，1997：171-214．

[64] Yeh K H．The beneficial and harmful effects of filial piety：An integrative analysis［M］//Progress in Asian Social Psychology：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Contributions．Santa Barbara，CA：Praeger，2003：67-82．

[65] Yeh K H．The impact of filial piety on the problem behaviours of culturally Chinese adolescents J Psychol［J］．Chinese Societies，2006（7）：237-257．

[66] Yeh K H，Bedford O．The psychology of filial piety and moral decision-making in Chinese people［M］//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ral Development：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

[67] Yue X，Ng S H．Filial obligations and expectations in China：Current views from young and old people in Beijing［J］．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9（2）：215-226．

[68] Yunong H．Family relations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older people：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wo different hukous in China［J］．Ageing Soc，2012（32）：19-40．

[69] Yvonne Garza，Richard E，Watts．Filial Therapy and Hispanic Values：Common Ground for Culturally Sensitive Helping［J］．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2010，88（1）：108-113．

[70] Zhou Jing，Guo．Reciprocal Filial Piety Facilitates Academic Success via Autonomy：Generalizing Findings in Chinese Society to a Global Context［J］．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20（11）：69．

[71] 曹惟纯，叶光辉．高龄化下的代间关系：台湾民众孝道信念变迁趋势分析（1994—2011）［J］．社会学研究，2014，29（2）：116-144．

[72] 崔慧旭．大学生孝道信念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6．

[73] 冯辉，张小培，杨昕岳，等．大学生对孝道的认知及与人际关系的相关研究［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4（12）：49．

[74] 金灿灿，邹泓，余益兵．中学生孝道信念的特点及其与亲子依恋和人际适应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27（6）：619-624．

[75] 李琬予，寇彧．孝道信念的形成与发展：不同文化下亲子互动的视角［J］．心理科学进展，2011，19（7）：1069-1075．

[76] 陆洛，高旭繁，陈芬忆．传统性、现代性、及孝道观念对幸福感的影响：一项亲子对偶设计［J］．本土心理学研究，2006（25）：243-278．

[77] 罗雪瑶．孝道信念、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基于成年人及其父母的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9．

[78] 姚金娟，韦雪艳，耿庆岭，等．中学生的社交自我知觉与自尊在双元孝道与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6，30（8）：593-599．

[79] 叶光辉，杨国枢．中国人的孝道：心理学的分析［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80] 叶光辉．华人孝道双元模型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本土心理学研究，2009（32）：101-148．

[81] 袁书杰．青少年孝道信念与正向思考、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集美大学学报，2017，18（2）：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