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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婚姻暴力

婚姻暴力是全球性的社会公共健康问题，自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后，婚姻暴力这一会议议题受到关注，婚姻暴力现象的存在也慢慢得到社会大众的承认，并且在心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中作为研究内容而得到关注（李莹，2013）。

婚姻暴力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方面的侵害行为，包括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等多种形式。乔达诺等人（Giordano et al.，2016）认为，婚姻暴力可分为三个阶段：争议事件、言语激化和躯体暴力。由争议事件引发问题，言语激化矛盾，如果个体不能在此期间进行有效的认知控制，就会上升到躯体暴力，形成惯用的行为模式后，就会发展为婚姻暴力现象。婚姻暴力会给家庭成员带来生理、心理等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与没有婚姻暴力经历的女性相比，遭遇过婚姻暴力的女性，有更大的可能存在颈椎、腰背疼痛等慢性疾病困扰，且其情绪调控能力较弱，出现较多的抑郁情绪，并持续较长时间，导致焦虑症、抑郁症；早期的暴力经历也使其在生活中的创伤情境中形成创伤后应激障碍；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问题使个体表现出入睡困难、神经衰弱等问题的可能性更大，并且出现更多自残、自杀的倾向和行为（Dillon et al.，2013；Dokkedahl et al.，2022；Karystianis et al.，2022）。除此之外，婚姻暴力同样会影响男性群体的心理健康，表现出更多的抑郁情绪，加大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可能性，长期的情绪困扰导致个体易出现自残、自杀的倾向和行为（Randle，2011）。再者，父母之间的暴力行为也会影响家庭成员中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表现在生理、心理和行为等多方面（Prakesh and Jyotsna，2010）。

根据家庭生态系统理论，个体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环境相当于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其由小到大，层层扩散，每一层代表一个系统，对个体的发展产生不同影响，系统之间可相互作用。其中，家庭环境、父母和儿童属于家庭这一生态系统中的三个子系统。对比心理健康儿童和心理问题儿童发现，家庭成员关系、父母教养方式和教育方法与心理健康组儿童心理问题的形成呈负相关，表现出家庭因素促进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而在心理问题组，家庭因素会阻碍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父母和家庭环境子系统均与儿童心理问题的形成呈正相关（桑标、席居哲，2005）。这表明良好的家庭环境、父母关系和父母教养方式可降低儿童心理问题形成的可能性，不良的家庭环境、父母关系和父母教养方式会促进儿童心理问题的形成。

婚姻暴力存在代际传递现象，可用社会学习理论进行解释（Bandura，1969）。在暴力的家庭环境中，儿童所看到的是施暴者与受虐者的态度、行为形象，他们的表现会作为典型的负性榜样被儿童习得，导致儿童成年后在婚姻中出现相似的应对模式。但婚姻暴力对不同性别儿童的影响不同，即儿童期婚姻暴力经历与其成年后的暴力表现存在性别差异。与目睹母亲对父亲施暴相比，目睹父亲对母亲施暴对儿童有更强的影响（柳娜 等，2008）。经历婚姻暴力的男性儿童，在成年后常成为新的施暴者；女性儿童则更容易成为受虐者；童年期遭受虐待会让她们在成年后再次面对暴力时以软弱来应对，导致出现多次、反复受虐的现象。特劳斯（Straus，1988）发现美国家庭中过往婚姻暴力的受害者会成为新的婚姻暴力实施者，其比例达到2/3（Kaufman，1989）。儿童期的婚姻暴力经历会提高自身婚姻暴力的发生率，也会提高对家庭中的儿童施暴的概率。一项对儿童期有目睹父母间暴力或受虐经历的个体追踪研究发现，施暴者目睹父母婚姻暴力的次数是非施暴者的3倍，他们在当年有1/3的人会经历婚姻暴力，且次数是非施暴者的两倍（柳娜 等，2008），这表明婚姻暴力行为存在代际传递现象。

2 婚姻暴力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

2.1 目睹婚姻暴力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目睹婚姻暴力儿童是指那些经常目睹双亲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施予虐待的儿童，包括听到威胁性言语，看到殴打行为或受虐者的伤痕（魏宏晋，2004）。儿童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婚姻暴力中常被忽视，处于被动地位，他们已有的认知往往无法使其完全理解父母间发生婚姻暴力的真正原因和含义，不能对其形成正确的评价，且婚姻暴力会使儿童内心深处产生失宠感，认为自己在家庭中、父母眼中毫无价值，影响心理平衡，导致情绪敏感、脆弱，提高心境低落和抑郁情绪的出现（Madruga et al.，2022），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导致人格发展障碍（Tyler and Brownridge，2022），甚至出现自杀的念头和冲动（Gong et al.，2022）。男性婚姻暴力者的教养方式往往存在情感上的蔑视和专制，暴力的父亲情绪状态不稳定，很少关心孩子的想法、感受和情绪，常以愤怒回应孩子的需要（Giardino et al.，2012；Cater and Forssell，2014；Worley et al.，2004）。孩子更多地将婚姻暴力中的父亲描述为缺乏爱心、拒绝他人、情感上疏远、在需要的时候无法获得或不可靠的（Dick，2005）。父亲的突然愤怒和情绪的不可预测性，使他们感到焦虑和害怕（Buckley et al.，2007），常常担心自己和母亲的安全（Øverlien，2013）。肖敏（2003）对暴力家庭中的中学生心理状况进行分析，发现暴力家庭中的学生存在焦虑、恐怖、敌对、偏执等特点，表现出强迫、人际关系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其比例达到总人数的49.4%。表明家庭环境因素及父母关系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心理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监护人应该为发展中的儿童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2.2 目睹婚姻暴力对儿童人际关系的影响

婚姻暴力中的父母对儿童的情感忽视会影响儿童的社交技能发展，缺乏社交主动性，表现出人际关系障碍。在情感上得到父母的重视与关爱，会提高儿童现实情境中的适应能力。而父母消极的养育方式，如严厉批评或惩罚、拒绝孩子的需求、否认孩子的表现、过度保护或干涉孩子的生活，会阻碍儿童的社会适应，出现适应不良（谢蓓芳 等，2004）。研究发现，目睹婚姻暴力对儿童的人际关系、社交技能与社会适应具有显著的负性影响。在家庭关系方面，目睹婚姻暴力的儿童会在与施暴者交流时感到恐惧，想要逃避；对受害者的态度变得不尊敬，容易对其发脾气。在人际关系方面，目睹婚姻暴力儿童比无婚姻暴力经历的儿童在人际中表现出更多的敌对、攻击性态度，出现更多的攻击性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在人际关系上表现出害怕和退缩。在心理问题方面，目睹婚姻暴力儿童表现出较严重的焦虑和抑郁等情绪困扰，存在早期不良童年经历导致的创伤症状，社会功能较弱，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安全感，早期婚姻暴力经历使他们存在恐惧、害怕，对人群较为疏离，从而无法与他人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并且，因为家庭中的不稳定因素他们常常变得自卑，不愿与他人暴露太多或建立亲密关系（魏宏晋，2004）。

2.3 目睹婚姻暴力对儿童未来暴力行为的影响

处于童年期的儿童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心理和独立的人格，在面对外部不良刺激时没有能力与之抗衡。而在童年期所经历的父母的冷漠忽视、家庭环境的不安宁会给儿童留下最深刻的心理创伤。常处于暴力刺激情境中会导致儿童对暴力脱敏，暴力场景无法再引起他的情绪波动，习以为常，无动于衷，甚至会导致儿童形成“暴力人格”。家庭暴力问卷调查发现，对于家庭暴力，1090个未成年人中，38. 3%的人认为家庭暴力是看情况再定的，6.0%的人认为家庭暴力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蒋月、潘峰，2008）。这说明，应正确引导儿童，使其意识到暴力是用攻击性行为去伤害他人的行为，是错误的行为，不应该是解决问题的预选方案，否则儿童会形成暴力能够解决问题的错误认知，从而出现暴力的代际传递现象。

青少年婚姻暴力与其药物使用、抑郁、创伤后障碍、危险的性行为有关（Holmes and Sher，2013）。荣格等人（Jung et al.，2018）认为，性虐待是预测女性成人婚姻暴力的较强预测因子，而身体和情感方面的儿童虐待和童年接触婚姻暴力是男性成人婚姻暴力的较强预测因子。与女性相比，目睹婚姻暴力的男性在成年后出现暴力犯罪的可能性更大（Bijlsma，2022）。也有研究发现，性侵犯是男性成年婚姻暴力的一个特别显著的预测因子（Fang and Corso，2008）。与未受虐待的对照组相比，那些在童年时期受到虐待的人自主报告更多的婚姻暴力犯罪行为（Milaniak and Widom，2015）。

性别角色预期也会影响婚姻暴力带来的影响，同性父母的行为比异性父母的行为与婚姻暴力的关系更密切。男性被试中，只有父亲的暴力和父母之间的双向暴力可以预测其婚姻暴力犯罪行为，但只有母亲的暴力却不能（Eriksson and Mazerolle，2015），这表现出家庭冲突中性别影响的重要性。性别角色定型观念、对暴力的接受态度及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坚持通常与青年男子和妇女的婚姻暴力行为有正相关关系。

依恋关系是解释青少年犯罪的关键因素，依恋会对个体的社会化和行为准则起制约作用。父母关系不和、经常吵架、对子女冷淡等不良家庭环境使儿童无法形成安全依恋，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生长在婚姻暴力环境下的孩子，比没有暴力经历的儿童蓄意纵火、虐待动物的攻击性行为倾向高出两倍（马丁，1987），出现校园欺凌行为的可能性更高（Lawrence，2022）。

2.4 目睹婚姻暴力对儿童学业情况的影响

学习障碍指有适当学习机会的学龄期儿童，由于环境、心理和素质等方面的问题，致使学习技能的获得或发展出现障碍。学习障碍与家庭中的父母关系紧张密切相关（俞国良，1999）。家庭中的婚姻暴力现象，会使儿童失去安全感，对生活感受到危机和不确定感；加上此类父母不能进行正确的家庭教育，会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情感理解上的缺乏，会使儿童产生情绪上压抑、焦虑，从而出现学习障碍（戴天刚，2015）。

3 婚姻暴力家庭儿童的干预措施建议

个人的成长、发展离不开所处的环境，家庭本是儿童初始社会化的场所，对于目睹婚姻暴力的儿童来讲，却成了他们第一次面临暴力行为方式的主要场所。除了婚姻暴力直接受害者身上诸如血肿、脖子上的勒痕等之类的外部累累伤痕会给孩子留下种种可怕、残酷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创伤，导致男孩更善于进行暴力式的进攻和攻击行为，而女孩则会带着这种创伤进行着痛苦的自我破坏。目睹婚姻暴力的儿童生活在不安定的环境中，自身情感和需要得不到关注和满足，同时又受到父母许多矛盾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使他们的人格不能健全地成长，增加其敌意和恐惧，形成自身反社会和犯罪行为的基础。应采取措施降低婚姻暴力的发生率，并对经历婚姻暴力的儿童进行救助，降低婚姻暴力对他们带来的伤害。

3.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婚姻暴力行为的界定有待进一步完善，应该涵盖生活中实际发生的各种暴力形式，特别是婚姻暴力中的性暴力和精神暴力的具体形式。当事人受到配偶辱骂、冷暴力、恐吓威胁、情感忽视时，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而婚姻暴力在对人的躯体进行伤害时，往往伴有精神上的摧残，因此，对婚姻暴力进行界定时就应突破传统观念的框架（李秀华，2005），重新对多种形式的暴力行为进行界定，完善婚姻暴力的具体内容与形式，并完善、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惩戒（Nguyen and Le，2022）。

3.2 提高个体有关婚姻暴力的社会意识

婚姻暴力的干预一方面要做到有法可依、规范化和制度化，另一方面，大众社会意识的提高也非常重要，我国一直在倡导性别平等，提高女性受教育和参加工作的机会，这同时可以消除过去文化规范中的“男性是一家之主”“家丑不可外扬”“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错误认知（Burse，2022）。与此同时，应提高大众对婚姻暴力的认识，在经历暴力侵犯时知道如何救助自己，并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当整个社会消除性别歧视、人们对婚姻暴力的认知越来越明确时，会有更多受害者在第一时间选择求助，从根本上避免暴力升级导致的恶性后果（毋嫘 等，2013）。

3.3 将婚姻暴力防治纳入儿童救助工作体系

目睹婚姻暴力儿童的情感和处境往往被忽视，应提出相应政策和应对方法，加强对其保护与救助工作（Russell et al.，2022）。目前妇联在反对婚姻暴力方面的工作较完善，与此同时，应加强对婚姻暴力中的儿童的关注，寻找有效的救助方法。结构家庭疗法以家庭为治疗单位，以改变与家人的交往方式为目标，去了解儿童的家庭结构、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方式和儿童的个人心理状态（翟进，2001）。通过改变家庭的结构和互动方式，减少家庭矛盾的出现。社区工作、儿童救助工作应加强政策变革（Letourneau et al.，2022），更多地纳入结构家庭疗法等心理援助手段的应用，帮助父母及儿童重新审视家庭关系，减少其负面影响。

3.4 将婚姻暴力纳入学校教育体系

童年接触婚姻暴力是导致儿童出现情绪问题、人际关系障碍、未来婚姻暴力等问题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应从儿童期对婚姻暴力带来的负性影响进行及时干预。以学校为基础，结合家长或监护人开展预防暴力和干预教育工作，并与相关社区工作者密切合作，寻找专业的心理工作人员的指导与帮助，鼓励家长和学生认识到婚姻暴力是一个重要的健康问题，并提供关于健康沟通和处理冲突的适当方法的建议，降低没有婚姻暴力经历的家庭发生暴力的可能性，从根源上进行抑制，为目睹婚姻暴力的儿童提供及时的心理援助和干预（Gage，2015），减少不良经历对其后续发展产生的负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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