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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垃圾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之一。面对愈加严重的垃圾问题，垃圾分类行为对于实现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与垃圾分类重要性相悖，根据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中国生活垃圾总量持续增长，2017年已达到约2.15亿吨，仅广东省一年内共填埋1625.8万吨垃圾，垃圾分类回收率不足30%。如何促进人们进行垃圾分类、减少环境污染日益成为社会学、心理学及管理学共同关注的问题（Gifford and Nilsson，2014；Kolodko and Read，2018）。

过往垃圾分类的研究聚焦于可能的环境因素，从客观环境可达性、吸引性和可视性方面探讨了垃圾桶的数量和位置（Kallgren et al.，2000）、环境的整洁度对环保行为的影响。例如有研究指出指导具体化有利于人们减少乱扔垃圾的行为（Kolodko and Read，2018）。也有研究从个体知识、环保价值观、环境态度等方面探讨对环保行为的影响（ Liobikiene and Juknys，2016；Montano et al.，2008）。然而，垃圾分类行为不仅受上述因素影响，它还明显受到社会关系因素影响，例如，作为人与人之间一种特殊影响力的权力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活动。那么，权力感对垃圾分类行为有何影响？其内在的心理机制如何？上述问题亟待解决。

因此，基于社会比较理论，本研究拟建构权力感影响垃圾分类行为的理论模型，探讨权力感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为后续垃圾分类行为研究提供新的方向，同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不同权力感个体的环保行为，为我国社会治理提供合理有效的建议。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权力感与敬畏的关系

权力是指个体可以控制、影响他人的能力（Anderson and Galinsky，2006），其不仅具有社会结构属性（真实的社会关系中的权力结构），而且具有心理属性。换言之，一个人无须真实地处于拥有权力的社会结构情境中，同样可能感知到拥有权力的心理体验。将上述这种个体对自身资源能够影响和控制他人、无须依赖他人能力的主观感知称之为权力感（Tost and Plunkett L，2015）。已有研究表明权力感水平的高低影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过程。然而不同于早期权力感相关研究认为高权力感者倾向于与他人保持距离（Lammers et al.，2012），更加倾向物化他人（Lammers and Stapel，2011）。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高权力感具有积极作用，例如，德威特等（2017）的研究中发现高权力感个体更善于听取他人的建议（De Wit et al.，2017）。

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人们常常通过与他人态度、能力、观点、结果等方面的对比来评价自身的处境和地位。它会影响人们对自我的认知、评价，影响人们的情绪反应，也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认为相较于低权力感个体，高权力感个体掌握着更多的珍贵资源，会产生能动导向，使得个体更关注自我表达、提升和保护（Rucker et al.，2012）。进一步，这种自我表达提升的需要，使得高权力感个体相比于低权力感个体更可能进行上行比较，引发自我超越性情绪（Hu et al.，2018），以最终达到自我提升的目的。

与自我超越情绪内涵相一致，敬畏即是一种包含自我超越情绪的复杂情绪状态。一方面从认知机制层面来看，高权力感个体的社会距离感知更大，解释水平也就更高，心理表征也就更抽象（Magee et al.，2010）。已有研究表明抽象的心理表征更易产生敬畏感的核心特征——浩大感（Prade and Saroglou，2016）。另一方面，相比于低权力感个体，高权力个体具有更加灵活的信息加工方式，较少受到资源限制，更易进行上行比较。高权力感个体往往采取积极主动行为，与个人成就、自然界事物进行上行比较，进而引发敬畏感，并伴随相应的小我感。据此，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权力感正向预测个体的敬畏感。

2.2 敬畏感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关系

敬畏是人们面临浩瀚的事物，并且超越自己目前认知范围的事物时产生的惊异、敬佩和恐惧的复杂情绪体验。一般认为敬畏感属于一种积极的道德情绪范畴，具有亲社会性的益处。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和敬畏的相关研究，发现在个体体验到敬畏情绪时，其注意力开始从自我转移到外界，自我利益和自我需求减弱，变得更注重他人和集体利益。早年研究发现，敬畏会增加个体对所属群体的积极性，增强团体凝聚力，使个体产生更强烈的忠诚和奉献的意愿（Shiota，Keltner，and Mossman，2007）。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敬畏可以促进对未知他人的亲社会态度和行为（Prade and Saroglou，2016），促进绿色消费（Wang et al.，2019）和个体的亲环境行为（孙颖 等，2020）。

垃圾分类行为（garbage sorting behavior，GSB）则是典型的亲环境行为，其是指人们按照一定的准则将垃圾分类储存、投放和搬运，分类的目的是进行废物分流处理，提高资源利用率（王晓楠，2020）。因此，我们认为敬畏同样正向影响垃圾分类这类亲环境行为。据此，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个体的敬畏感能够正向其预测垃圾分类行为。

与此同时，基于综合假设1和假设2，提出研究假设3，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假设3：敬畏感在权力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图1 理论模型图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diagram

3 研究方法

3.1 被试

通过在线数据收集平台（www.wjx.com）样本推荐服务，结合线下校友资源共同收集在职人员数据230份。剔除未通过注意力检测、测谎的无效样本之后，最终有效样本为204份。以往研究表明，通过问卷星在线平台收集的数据与方便抽样收集的数据相比，具有类似的心理测量特征（Sun et al.，2018）。最终有效被试中男性52人，平均年龄为19.77±1.13。所有被试均口头或书面提供知情同意书，均未参与过本研究。

3.2 测量工具

（1）一般权力感

本研究个体的权力感测量采用研究编制的一般权力感量表（Anderson and Galinsky，2006）加以测量，该量表包括8个项目，采用7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其中，1、3、5、8题的计分方式为正向计分，2、4、6、7题的计分方式为反向计分。例如，“我觉得我很有影响力”在该量表中得分越高则代表个体权力水平越高。本研究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7。

（2）敬畏感

本研究针对敬畏的测量采用敬畏量表（Shiota，2006），该量表来源于积极情绪量表，包含6个项目，例如，“我不断寻求一些可以拓宽我的世界观的经历”。该量表采用7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本研究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2。

（3）垃圾分类行为

本研究针对垃圾分类行为的测量采用的是已有探索政策（强制或自愿）和感知角色（自我或他人）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的研究情境（Zhao et al.，2021）。结合本研究需要我们对原情境进行调整，保留了自愿条件下自我感知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即“假设你所在工作和生活的区域已经实施了垃圾分类政策，设置了可分类的垃圾桶。那么你认为你进行垃圾分类行为的意愿有多大呢？”该量表共8个条目，例如“你愿意参与垃圾分类行为吗？”，采用7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本研究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4。

3.3 控制变量：客观社会阶层

根据已有研究，权力感与客观社会阶层密切相关（王若宸，2021）。因此，我们同时测量被试的客观社会阶层，以此作为控制变量。具体而言，参考皮夫（2010）的方法，测量被试的客观社会阶层，共包含4个项目（Piff et al.，2010）。其中，3个项目考察被试自己、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均包括6个水平：（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4）专科；（5）本科；（6）研究生及以上；1个项目考察被试的家庭月平均收入，包括9个水平：（1）2000元以下；（2）2001～6000元；（3）6001～1万元；（4）1万～1.5万元；（5）1.5万～3万元；（6）3万～4.5万元；（7）4.5万～6万元；（8）6万～10万元；（9）10万元以上。在计分时，计算四个项目标准分数的平均值作为客观社会阶层的指标。

4 结果分析

4.1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本研究采用了横截面问卷研究的方法，所有数据均通过被试自我报告获得，可能会出现共同方法偏差。根据已有研究（周浩、龙立荣，2004），我们对未经旋转的原始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大于1的因子共有2个，其中第一个因子能够解释的变异量为28.56%，低于40%的临界指标，因此，本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属于合理范围内，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4.2 相关分析

如表1所示，本研究对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加以测量。结果表明：首先，年龄、性别与客观社会阶层、权力感、敬畏感及垃圾分类行为之间均无显著相关。其次，权力感与敬畏感（r=0.301，p<0.01）及垃圾分类行为（r=0.136，p<0.05）之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与之类似，敬畏感与垃圾分类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r=0.219，p<0.01）。

表1 权力感、敬畏感与垃圾分类行为的相关关系（N=204）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nse of power, sense of awe and garbage sorting behavior (N=204)

注：*p<0.05，**p<0.01；性别：1=男，2=女。

4.3 中介效应全模型检验

首先，我们分别探讨权力感对敬畏感、垃圾分类行为的预测作用。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被试的客观社会阶层这些控制变量之后，结果表明，权力感对敬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1，SE=0.12，p<0.001），敬畏感对垃圾分类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20，SE=0.09，p<0.01），然而权力感对垃圾分类行为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如表2所示。

表2 社会阶层与垃圾分类的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ocial class an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注：*p<0.05，**p<0.01；性别：1=男，2=女。

因此，控制性别、年龄和客观社会阶层变量，并利用Process插件，在95%置信区间范围下随机取样5000，选择模型4，进行敬畏感的中介效应分析（Preacher and Hayes，2004）。结果表明，敬畏感在权力感与垃圾分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β=0.05，［0.014 to 0.101］），如图2所示。

图2 敬畏感在权力感与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图

Figur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we on power and garbage sorting behavior

5 总讨论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讨权力感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以及其内在心理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权力感影响垃圾分类行为，敬畏感在权力感与垃圾分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权力感通过影响个体敬畏感程度，进而促进个体的垃圾分类行为。高权力感的个体，具有更高的敬畏感，更加倾向进行垃圾分类。

本研究结果对于权力感、敬畏感与垃圾分类行为等方面的研究均有重要理论意义。首先，在社会比较理论基础上，本研究初步揭示了权力感对垃圾分类行为的积极作用。过往研究往往聚焦于探索权力感的消极作用（Magee and Smith，2013），本研究与之不同，通过权力感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探讨，揭示出权力感对垃圾分类行为的积极作用。这为理解权力感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作用提供了更全面、更辩证的视角。此外，本研究对权力感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挖掘，为打开权力感与垃圾分类行为间的黑箱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解释视角与实证证据。具体而言，目前权力感的相关研究主要基于权力感的趋近—回避理论，情境聚焦理论或社会距离理论。本研究则从社会比较理论的视角进行了探索，发现权力感有助于提升个体的敬畏感知，进一步促进个体的垃圾分类行为。

其次，本研究的研究结果探索了影响敬畏感的前因变量。不同于过往敬畏感研究仅仅聚焦于探索其心理与行为后效（Shiota，Keltner，and Mossman，2007）。本研究探索了权力感与敬畏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高权力感与低权力感的个体敬畏感程度存在差异。高权力感的个体具有更高的敬畏感，变得更注重他人和集体利益，更加倾向进行垃圾分类。

最后，本研究为促进个体进行垃圾分类提供了可能的助推路径。垃圾分类需要人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理性角度来看，个体评估进行垃圾分类花费的成本应远高于收益。那么，垃圾分类可看作社会困境问题，即需要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如果所有个体都理性地选择自利行为（例如不进行垃圾分类），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Razmerita et al.，2016）。基于社会困境内涵，我们认为垃圾分类行为的决策过程和结果中涉及“社会关系”这一重要变量，其中权力差异是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Van Lange et al.，2013）。无论是生活还是组织中的社会关系往往存在群体地位差异，拥有的资源或财富，动机与行为也不尽相同（Rieskamp and Todd，2006）。因此，从个体权力感的差异的视角为助推垃圾分类行为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拓展了垃圾分类行为的理论解释。

虽然本文基于社会比较理论，探讨了权力感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初步揭示了权力感影响垃圾分类的内在机制。但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解决和探讨。第一，由于权力感、敬畏感及垃圾分类行为均是个体自我评定，虽然事后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但仍然可能存在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CMV）问题。未来可以采用其他方法在事前控制上述变量之间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例如将权力感与敬畏感分隔时间段测量，或是考虑长时数据研究等。

第二，本研究主要聚焦于权力感对垃圾分类行为这类亲环境行为的积极效应。未来可进一步探索权力感是否对垃圾分类行为存在双刃效应。例如，权力感一方面增加了个体的敬畏感，减小了自我概念的小我，进而增加了亲环境行为。另一方面，根据资源依赖理论（Salancik and Pfeffer，1978），拥有权力一方往往会做出趋近性（Approach）的行为或决策（Keltner，Gruenfeld，and Anderson，2003），带来潜在的消极影响，可能更加不顾集体利益，从而减少亲环境行为。

第三，本研究主要基于问卷测量个体权力感，以及对垃圾分类的影响。后续可以进一步采用实验室实验进行更为严谨的控制，探讨对权力感与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因果链条。例如，可以采用回忆法启动被试的权力感（Galinsky et al.，2003）和敬畏程度，同时操纵权力感与敬畏程度，控制无关变量，进一步揭示权力感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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