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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我国民法典规定，父母对于未成年的子女具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然而在某些家庭当中，因为不同的原因，导致父母无法为自己的孩子提供照顾、养育等责任，更无法扮演好应有的家庭亲职角色，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未成年的子女便担负起了照顾家庭的责任，他们代替了家庭中父母的角色，承担了本不该在他们年龄阶段应承担的责任。国外称这种现象为亲职化（Parentification），英国、澳大利亚称这些未成年人为儿少照顾者（Young Caregivers）。

根据调查显示，英国至少存在80万名儿少照顾者（Joseph et al.，2019），美国更是至少存在140万年轻的照顾者（Young Carer）（Hendricks et al.，2021）。据上述文献显示，国外已经对亲职化开始了细致的研究，并收集了相关数据，单从数据来看，国外的亲职儿童的数量已具相当规模，而国内较之国外则缺乏相关研究及数据。

自亲职化概念诞生以来，国外有关研究多数将贫民窟家庭、困难家庭作为研究对象，皆取得了显著的结果。可见，家庭的困难情况对亲职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儿童人数的规模仍然庞大。据国家教育部数据统计，2021年，脱贫家庭和脱贫不稳定家庭中未成年人有1400多万人，低保家庭中有未成年人700多万人。近年来，优化儿童发展环境，切实保障儿童发展权不仅是国际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更是我国党和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

鉴于此，研究中国本土背景下的亲职化，还原中国家庭亲职儿童的生活样貌，了解中国家庭亲职儿童面临的困难与需求便成为了目前心理学的一大课题。

1 概念界定

亲职化这一概念，最先是1973年米纽琴（Minuchin）在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贫民窟家庭提出的。他认为，在贫民窟家庭中，父母将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在了赚钱养家中，忽略了对子女的关注与教育，在部分贫民窟家庭中，有的孩子替代了父母，承担了一定的家庭劳动，甚至会变成家长情绪上的牺牲品，米纽琴等人把他们称作“亲职儿童”（Parental Child）（Minuchin，1967）。而这种现象在莫里斯（Morris）于1963年的一项研究中被界定为角色反转（Role Reversal），来说明经历过虐待的父母会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有力量的、贴心的家庭角色（Critical and Powerful Parent Figures）（张晨光、刘经伟，2020）。

斯帕克（Spark）和布罗斯佐尔梅尼纳吉（Broszormenyi-Nagy）在一项研究中认为，亲职化是一个家庭关系的模版，是一种亲子关系的扭曲，是错误的跨时代的家庭动力。具体来说，那些自己在童年时期没有得到的满足的成年家庭成员希望通过他们的子女来获得补偿（Spark and Boszormenyi-Nagy，1973），而这个孩子，为了平衡家庭关系，承担了不属于自己年龄阶段的家庭责任。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孩子开始围绕着满足成年人的需求来“塑造自己”，将自己变成了“亲职化的孩子”。布罗斯佐尔梅尼纳吉和斯帕克与米纽琴不同的是，他们以为，亲职化是一个丧失了功能的家庭所独有的观点，并不正确。他们认为，儿童亲职化是一种在日常的亲子之间进行交流的手段，然而，当这种行为超越了家庭的承载能力，并且在没有了外界的支撑之后，这种亲职化就会产生消极的后果，也就是，“亲职化”意味着让儿童提前地担负起了超出其年龄能够接受的职责（谢喆玮、方紫薇，2008）。

后来，米纽琴（Minuchin，1974）提出了家庭系统理论。在其中他提到了“界限”（Boundary）的重要性，他认为最常见的三个家庭子系统为“夫妻子系统、亲职子系统、亲子子系统”，而当家庭界限混乱不清的时候，就会出现孩子的亲职化。

尤尔科维奇（Jurkovic，1997）认为家庭亲职化与子女在家庭关系中感受到的不公平有关，他将亲职化概括为父母将照顾家庭看作是孩子的责任，让孩子在还未成熟的年龄阶段担负了过多的家庭责任，从而造成了父母对孩子的依赖。

查斯（Chase）在1999年的一项研究中提出了家庭亲职化新的模型，该模型认为家庭亲职化是功能性（Functional）或者情绪性（Emotional）的一种角色逆转（Role Reversal），在这种家庭模式下，孩子为了满足家庭的需求，而放弃了自己该年龄阶段正常的需求（Coley and Chase-Lansdale，1999）。

吴嘉瑜（2005）认为，所谓亲职化指的是在家庭互动模式中，儿童或青少年被指定负担原先应由父母所提供的角色与责任。这之中的亲职行为包含了两种形式：一种是工具性的，如洒扫卫生、做饭等；另一种是情绪性的，如扮演父母的咨询师、成为父母情感依赖的对象。

综上所述，对于亲职化这一概念，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但在以上几位学者对于亲职化的描述中，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因素：孩子承担了亲职角色、角色的逆转、世代界限（Generational Boundary）混淆。因此，本文将亲职化的含义总结为：一种扭曲的家庭关系，家庭中的父母在这种关系中期待子女充当自己的父母，来承担超出其年龄阶段的责任。

2 亲职化的两种表现形式

学界普遍认为亲职化存在两种表现形式，分别为功能性亲职化（Instrumental Parentification）和情感性亲职化（Emotional Parentification）。霍普（Hooper，2007）认为功能性的亲职化的孩子会在家庭中表现出主动帮助父母承担家务，如：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照顾弟妹等，而情感性亲职化的孩子会在家庭中表现出满足父母的情绪需求行为，如：做父母的倾听者、扮演父母的咨询师、回应父母的情绪等。

尤尔科维奇（Jurkovic，1997）提出将亲职化划分为破坏性亲职化（Destructive Parentification）和适应性亲职化（Adaptive Parentification）。破坏性亲职化意为在子女承担了超出其年龄阶段的家庭责任和义务的同时，却没有得到家庭的支持和肯定，将对子女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而适应性亲职化指的是在子女做出亲职行为的过程中，他们也从中学习到了生活的方法和技巧，更是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了价值感和家庭的支持。这将有助于今后的发展。

大多数学者不认为情感的亲职化是解决家庭问题的合适方法，结构家庭疗法认为，家庭成员目前存在的问题或症状其实是正在维持或者曾经维持家庭系统的一种策略，但这种结构观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江光荣，2012）。在大多数情况下，情感的亲职化都给予了孩子一定的伤害，这种伤害甚至会持续到成年以后，亲职化的孩子在家庭生活中试图扮演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情绪或心灵上的倾听者，但这种长时间的情感性亲职化，最终会使得孩子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发展来满足父母或兄弟姐妹的需求。

3 亲职化的形成与发展

亲职化的概念从诞生到发展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众多学者对其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阐述。斯帕克和布罗斯佐尔梅尼纳吉（Spark and Broszormenyi-Nagy，1973）认为亲职化是一种世代传递的发展过程，因为孩子的父母在自己的父母那里没有得到需求的满足，因此，将这种需求转移到了子女的身上，在这个亲职化的进程中，家长从子女那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弥补，子女由于担心会丧失与家长之间的感情联结，所以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照顾他人的人，来安慰家长，从而解决一些家庭问题。

家庭动力学认为，一个家族的动力模式会在亲代间传递，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动态模式。上一辈的家庭关系、结构和模式等，都会出现在下一代的家庭之中，随着家庭世代亲子界限越来越模糊，亲职化便出现了。即上一代人无法在自己的家庭中获得满足，便向下一代寻求补偿。杨佳颖（2008）等人的研究表明，当孩子承担了不符合该年龄阶段承担的家庭责任之后，孩子便会对父母形成一种“隐形忠诚”（Invisible Loyalty）。这种孩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把家庭放在第一位，以完成父母的期许为目标，压抑自己真实的感受和需求，对家庭无条件付出，而这样的环境，会对孩子的发展造成重大的危害。

尤尔科维奇（Jurkovic，1997）提出了一种整合的模式用以理解亲职化的形成，他赞同世代传递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父母在童年时期没有在祖父母那里获得需求的满足，会影响个体今后发展的自我效能感，造成自我分化的程度低下。更加需要家庭中的成员提供照顾和关注，而父母将这种期待的目光投在了子女的身上，亲职化便由此产生。

米纽琴（Minuchin，1967）认为，家庭界限是亲职化形成的重要的影响因素，过于疏离或过于模糊的家庭界限都会造成家庭成员的角色混乱，而界限的混乱会使得亲子关系和角色发生逆转，从而出现亲职化，亲职化的孩子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难以独立自主，过度卷入家庭问题。

宾·浩尔（Byng-Hall，2002）提出了易导致亲职化的不安全依恋类型，一种是矛盾型依恋（Ambivalent Accachments），一种是混乱型依恋（Disorganized Attachments）。宾·浩尔（Byng-Hall）认为矛盾型依恋的父母他们之所以无法成为孩子需要的好父母是因为他们本身存在过去未解决的问题或情结，他们只能给孩子提供间歇性的情感支持，面对孩子其他的需求则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处于矛盾型依恋的孩子为了得到父母的关注，只能以比其他孩子更独立、更成熟的表现方式以求得父母的陪伴，但这又会引起父母对于自己在童年为获得需求的满足的期待，因此，便会形成亲职化。而宾·浩尔认为混乱型的父母大多都经历过某种创伤，这种创伤可能是来源于父母的童年，也可能来源于家庭成立之后，而当孩子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只会感到恐惧和无助，因此，对于父母的态度就只能是既想要依恋又心生畏惧。因而他们发展出了一些策略来引导自己的父母来关注自己，而当这种策略开始实施的时候，便发生了亲子关系的逆转，出现了亲职化的孩子。

国外学者在研究亲职化的形成及发展过程的时候，大多得出了代间传递或家庭界限模糊的结论。阿格妮斯洛伊等人（Agnes Leu et al.，2018）的一项质性研究认为，儿童进入亲职角色的方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突然地进入（Suddenly），当家庭结构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如：新的兄弟姐妹的出生、单亲父母突发疾病、前主要照顾者的分离或死亡等，这就使得儿童不得不突然开始承担一定的家庭责任；第二种是逐渐的进入（Gradually），在困难家庭中，随着儿童的年龄逐渐增长，儿童往往会逐渐地承担家庭责任，在这项研究中，很多亲职化儿童很难准确地说出自己开始进入亲职角色的时间点；第三种是正常的进入（Normal），大多数的受访者会认为自己的亲职行为是家庭生活中正常的过程，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承担了重大的家庭责任是如何使得他们在家庭结构中处于一个新的位置。

4 亲职化的影响因素

4.1 出生顺序

有研究认为，出生顺序不仅会影响到子女的人格特质，还会影响亲子间的互动关系。我们通常会认为长子或长女或者老幺会更容易卷入家庭问题当中，尤尔科维奇（Jurkovic，1997）研究指出长子、长女尤其是长女，会更容易成为亲职化的对象，但长女一般承担更多的是功能性的亲职化行为，如：承担家务、赚钱养家、照顾弟妹等。罗杰斯（Rogers，2006）认为老大和老二有更多的亲职化行为，并在后续发展当中出现适应方面的困难，具体表现为焦虑、抑郁、自尊水平的低下等。石芳萌（2007）在研究发现老大和中间子女比老幺与独生子女具有更多的功能性亲职化行为；郭孟瑜（2003）在一项研究中发现独生子女的亲职化表现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的任何子女。也有研究发现不同出生顺序的高中生在亲职化的表现上并无差异（柴蘭芬，2006）。

4.2 性别

学界普遍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亲职化，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被母亲所亲职化。但也有学者强调男性容易受小时候与母亲所产生的联结的影响，卡尔森（Carlson，1995）等人的研究中指出男性出生2～4岁期间存在与母亲出现亲职化的现象，可以显著预测其在青春期的人际交往问题。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通常会认为女性在家庭中是照顾者、倾听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因此，女性中会出现更多的亲职化行为。而且，女性较男性会更多地卷入父母关系的冲突当中，在父母婚姻矛盾中更容易受到伤害，具体表现为与母亲形成联盟而与父亲形成对抗关系（Bell et al.，2001；Buehler et al.，2009；Jurkovic，1997）。贝尔（Bell，2001）在研究中发现男性在家庭问题当中通常会以自身的问题来表现家庭的问题，即通常以代罪羔羊的形式出现。

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亲职化未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郑淑君发现子女性别对涉入父母争吵的三角关系无显著影响；雷贝卡等人（Rebecca A et al.，2007）的研究中也指出在亲职化对自我挫败或受虐的研究中男性和女性无显著差异。

4.3 父母冲突

博恩（Bowen，1985）提出了家庭的三角理论（Family Triangulation），他指出当父母的关系出现矛盾的时候，父母中将会有一方将注意力转移到孩子的身上来引导他去缓和父母间的关系，而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孩子就会被动地卷入家庭问题，来承担亲职角色。霍普（Hooper，2007）认为当父母间发生冲突时，儿童或青少年过早地承担了超出其自身实际发展水平的成人职责，满足父母的情绪需求或协调父母间关系。情绪安全理论认为，当子女认为自己的父母的婚姻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他们对这种问题的焦虑会使得他们采取一些他们自己认为能够解决问题的措施来降低自己的焦虑（Mark et al.，1996）。国外诸多研究也证实了在离婚、受虐待儿童、父母生病、家暴、父母酗酒、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里亲职化的情形较一般家庭严重。

4.4 亲职失功能

亲职失功能指的是父母失去了有效照顾子女的功能，造成亲职失功能的原因有很多，如：单亲家庭、物质滥用、困难家庭、父母一方或双方患有重大疾病等。

诸多研究都表明单亲家庭的孩子比双亲家庭的孩子的亲职化程度高（Levai et al.，1995）。由于家庭结构不完整，父母一方缺位，这时家庭亲职失功能便会造成角色逆转，成为亲职化的孩子。

诸多研究显示在存在父母物质滥用和酗酒的家庭中，儿童会扮演一些角色来维持家庭系统的稳定，比如：代罪羔羊、自暴自弃者、英雄角色、父母的知己等（Burnett et al.，2006；Kelley et al.，2007）。这些孩子的亲职化程度较正常家庭的孩子高。而这些角色是为了弥补父母的亲职失功能而产生的（吴嘉瑜、蔡素妙，2006）。

5 亲职化对孩子发展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国外学者对于亲职化的研究基本聚焦于亲职化对孩子发展的消极影响上，如对身心健康、自我概念、人际关系、亲密关系等方面的不良影响，而布罗斯佐尔梅尼纳吉、斯帕克和霍普等学者提出，亲职化对于孩子的人际觉察能力、同理能力、面对家庭状况的调理能力、人际互动能力有一定的积极影响（Mattanah，2004）。

5.1 积极影响

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表明亲职化有助于提升儿童成人之后的人际交往能力及自我调适能力。瑟吉尔德（Thirkield，2001）的研究发现亲职化的儿童在成年之后的人际交往能力显著高于未出现亲职行为的儿童；侯季吟、蔡麗芳（2013）在研究弱势家庭子女亲职化与利社会行为的相关关系时，发现弱势家庭子女亲职化与利社会行为呈正相关；张虹雯（1999）发现亲职化的儿童其社会适应能力良好，较不容易出现问题行为；沃尔什（Walsh）等人在对移民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承担配偶角色与积极的亲子关系、更好的压力应对相联系（李董平 等，2010）。邓林园、许睿等人（2017）在探究亲子三角关系的研究中指出儿童亲职化程度越高，则在以后发展的过程中采用的积极应对方式越多。李董平等人（2010）指出大学生在儿童时期承担的家庭责任越多，其韧性水平、自尊水平越高。瓦洛（Valleau，1995）发现，亲职化可以促进韧性并增强青少年的应对能力。这意味着儿童亲职化并未阻碍他们的发展，反而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使得他们在后来的发展中比同龄人更具有优势。

5.2 消极影响

5.2.1 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比勒（Buehler，2009）认为在孩子的童年时代，如果孩子的一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孩子就会对父母失去信任，而这种不信任会逐渐泛化到对其他人的关系当中，造成对他人普遍的不信任，最终影响其人际关系的发展。亲职化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于家庭无私的奉献，压抑自己真实的想法和需求，长时间处于照顾者的角色当中，当这种关系投射到与他人的正常的交往当中的时候，他也是只知道付出，从不索取，在这种境况下，他人会感到接受他的付出存在困难，从而影响其人际关系（Mayseless，2004）。许玲（2021）认为自尊在亲职化与人际交往能力中具有中介作用。

5.2.2 对亲密关系的影响

博恩（Bowen，1993）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原始家庭存在着模糊的界限、纠缠和融合，将会对他在亲密关系中独立性的发展不利。亲职化的个体往往习惯于在关系中自我牺牲，以达到维持关系的目的，因此，会在亲密关系中表现出不对等的关系，当亲职化的个体在亲密关系中发生冲突时，他所采取的对应措施往往与原生家庭中处理相应事件的措施相似，采用如逃避、拒绝、退缩、乞求等方式，应对能力较差，也更容易出现抑郁或焦虑的症状。

5.2.3 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亲职化与诸多心理问题密切相关，如抑郁、焦虑等。雅各布维茨和布什（Jacobvitz and Bush，1996）对女性儿时的亲职化经验和成人后的抑郁症状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与母亲结为世代联盟的女生，在成人后更有可能产生焦虑，而与父亲结为世代联盟的女生，在成人后更有可能产生抑郁症的症状。约翰斯顿（Johnston，1990）研究单亲家庭的研究结果表明，亲子关系的逆转或家庭界限模糊可以预测孩子的人际控制类型、情绪及生理问题；卡普尔（Karple，1976）认为亲职化的孩子会认为难以接触到真实的自我而感到沮丧；尤尔科维奇（Jurkovic，1997）也总结出亲职化的小孩常常苦于低自尊、羞愧、过度的罪恶感当中；克尔和博恩（Kerr and Bowen，1988）在研究中强调亲职化的孩子比较容易出现焦虑、抑郁、身心问题、心理社会功能与行为失常等问题。

吴嘉瑜（2005）指出，一般认为情感性的亲职任务要较功能性的亲职任务更会威胁孩子的心理健康的发展。在一些困难家庭当中，例如：父母重度残疾或重病的家庭、父母长期服刑在押或强制戒毒的家庭、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因其他情况无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家庭、贫困家庭，孩子承担了一些原本应该由父母承担的家庭责任，从而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及父母的焦虑，会给家庭带来积极影响，同时，这种对家庭责任的承担又带给了亲职化的孩子一种成就感，从而给孩子的人生发展带来一些积极影响。但这种成就感如果没有得到家庭的认同，则会给亲职化的孩子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亲职化对于儿童的发展并不一定都是消极的。

5.3 影响亲职化效应的相关变量研究

斯坦因（Stein，1999）在一项纵向研究中发现，父母是AIDS/HIV患者的家庭里，其子女的亲职化经验随时间变化，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均存在；韦斯特和凯勒（West and Keller，1991）研究表明亲职化儿童可能会出现反叛行为；米勒（Miller，1985）提出亲职化会影响儿童的个体化、自主能力；尹相懿（2010）在一项研究中认为亲职化经验未必都是负面经验，对于下一代也有其一定的价值存在。李董平（2010）在研究儿童亲职化与大学生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儿童时期的家庭照料作为保护因素，提升了个体的韧性和自尊水平，进而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在儿童时期有亲职化行为的个体体验到的不公平感越多，将降低个体的韧性和自尊水平。康韶珊（2012）认为亲职化对个体成长产生消极影响是因为父母或重要的他人对于孩子的亲职行为表现出漠不关心，或对孩子的期待超过了其能力范围。这样的表现及期待会降低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影响孩子的自我评价，从而降低自尊水平。还有学者研究了子女亲职化行为影响的好坏，结果表明子女的亲职化行为本身并不一定会造成心理方面的负面影响，也可能是亲职化的子女并不认为亲职行为是辛苦的、是难以忍受的，而他们仅仅害怕付出没有得到肯定或不被理解（黄宗坚，2010）。有研究更深入地探讨了亲职化经历对个体影响的中介因素，如彼得（Peter，2013）的研究表明公平感在亲职化行为和个体身心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如图1所示。公平感能够显著预测亲职化行为对个体的影响作用。在亲职化经验中，如果个体主观知觉不公平感越强烈，则亲职经历对个体产生的影响作用越消极，个体知觉到的不公平感越低，则负面影响越小。但在李董平等人的研究中发现家庭照料与不公平感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张晨光（2020）认为不公平感也并非影响亲职化儿童发展真正问题之所在。因此，亲职化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其间可能还有未探明的中介或调节因素的存在。

图1 亲职化行为、公平感与个体间的关系模型

Figure 1 Parental behavior, perceived justice, and the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individuals

6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和展望

6.1 聚焦跨文化视域下亲职化的研究

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对亲职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亲职化的概念最初是由国外学者提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米纽琴开始定义“亲职化的孩子”的时候是基于一项有关贫民窟家庭的研究。这种亲职化的发生是基于种族文化、家庭环境和经济条件自然而然地发生和发展。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其所担负的家庭责任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的变化而变化。近期有研究者提出亲职化可能是一种受文化约束的家庭体系结构，需要国际研究人员、实践者和决策者仔细考虑（Borchet J，2022）。中国作为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家庭结构以及父母在家庭中所担当的责任和地位与国外家庭判然有别，国内不同民族不同地方文化也各具特色，催化了不同家庭文化的诞生与发展。国外对于亲职化的关注较早，研究成果丰富，我国台湾地区也有一批学者从文化的视角对亲职化进行了研究，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但都统一高度认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深入开展本土研究（赵云龙、高祖会，2016）。国内大陆学者以亲职化为视角的研究起步较晚，在2000年之后，我国关注亲职化的学者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在了亲职化对儿童青少年的消极影响方面，忽略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长兄为父等人文理念，更多地探索亲职化的消极影响，更多地跟随美国学者对亲职化现象学术研究的方向（陈羿蓉，2018），很少有学者关注到亲职化在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国内对于亲职化的研究并没有聚焦到提升亲职化概念的本土适应性这一方面。因此，本土化的亲职化研究亟待加强。

6.2 探讨影响亲职化效应的因素

自亲职化概念诞生以来，大多数学者只关注了亲职化对于个体的消极影响方面，较少学者能够将目光聚焦于亲职化的积极影响方面。近年来也有学者研究了儿童时期亲职行为与其人格特质发展的相关关系，取得了积极的研究结果。从宏观角度来看儿童时期的亲职行为与其毕生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有好有坏，而从单一的文献来看其结论不相一致，这说明其间可能存在诸多调节或中介因素，但国内关于亲职化的调查研究数量极其有限，因此，从事亲职化效应的实证研究是首要任务。

6.3 细化亲职化研究的被试选取方法

国外的有关亲职化的研究对被试的选取大概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来自贫民窟家庭，一类是来自随机取样的家庭。贫民窟家庭往往是社会地位低下，经济条件弱，从而使得父母总是疲于奔命，而忽略了对于子女的教育和关注。基于这样的被试来做亲职化的研究很可能导致实验外部效度差。而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亲职化的形成及机制时，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选取被试很可能导致其研究的被试亲职化行为并不显著而产生误差。在我国探讨亲职化的形成及作用机制时，最好选取困难家庭的子女作为被试，例如：父母重度残疾或重病的家庭、父母长期服刑在押或强制戒毒的家庭、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因其他情况无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家庭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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