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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缘起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二孩”生育率明显提升。这与“全面二孩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年龄偏大的生育者选择生育二胎，会造成第二个孩子与父母年龄差距过大以及两个孩子之间的出生间隔时间较久，即“大龄二孩家庭”的普遍出现。以2016年的数据为例，当年“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约为9，101.0万人，其中40岁及以上者占49.6%。［1］大龄二孩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有独特性，亲子关系、同胞关系也会产生新的模式。因而，如何教养年龄差距较大的子女、协调其同胞关系成为家庭教育中新的重要议题。

同胞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兄弟姐妹从意识到对方存在的那一刻起，通过身体的、言语的和非言语的交流来分享与彼此有关的知识、观点、态度、信念和感受的所有互动。［2］当前同胞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主题：第一，从同胞关系的结构维度与理论视域展开阐述。有学者从社会学习理论出发，提出维度说，将同胞关系划分为亲密、冲突、竞争和权力对比的四维度；［3］而不同于成人之间的同胞关系，儿童青少年在同胞关系上的表现类型可分为温暖和谐型、敌意冲突型、温暖与敌意并存型。［4，5］第二，围绕同胞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个体（同胞）、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进行探究。如同胞出生间隔较小或较大都不利于个体的发展，容易导致同胞关系质量较差。［6］在家庭的相关因素中，亲子关系、父母对孩子的差别对待，以及父母的婚姻关系影响较大。此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同胞关系表现也不相同。如中国的文化背景则强调和谐的作用，强调同胞相处的规则和彼此之间的责任与义务。［7］第三，从同胞关系问题着手提出改善策略。有学者认为减少同胞冲突并非改善同胞关系的最佳方案是积极参与建设性的活动，增强同胞团结与支持，改善同胞情绪理解能力、观点采择能力、情绪调节能力。［8］需要考虑到文化背景的不同，提出相对应的改善策略［9］。

纵观国内外关于家庭同胞关系的相关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现有研究视角主要从父母等成人视角展开，无法准确反映同胞间真实的关系；第二，虽然国内研究者从长子（女）角度去研究同胞关系，但少有从长子（女）角度去分析大龄二孩家庭中同胞关系；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大龄二孩家庭作为较为特殊的多子女家庭，缺乏通过质性研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因此，本研究从“二孩”政策在家庭层面的直接关联方——长子（女）角度出发，对大龄二孩家庭中的同胞关系现状进行调查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有利于营造大龄二孩家庭中良好的家庭氛围，为今后一定增长数量的大龄二孩家庭提供一定的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全国范围共22位在校大学生，有4位来自985高校、10位来自211高校、7位来自一般本科院校、1位来自境外高校。从受访者生源地分布来说，遍及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河北、陕西、辽宁、江西等10多个省份；受访者年龄为19岁至23岁不等，专业覆盖文、理、工、医等学科专业。本研究在同胞性别组合类型上涉及6组姐妹、7组姐弟、5组兄妹、4组兄弟，同胞中的年幼者年龄涵盖5至12岁，整体同胞年龄差距为8至17岁不等，其中以相差9岁至14岁居多。研究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2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了解大龄二孩家庭中同胞关系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在现状描述上涉及温暖、冲突、嫉妒、竞争、长子（女）角色认知等大类维度，在影响因素上涉及个体、家庭、社会外界等维度。访谈结束后，利用MAXQDA 2020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进一步归纳分析，形成三级编码。

此外，本研究将原始材料可视化，删除不必要或极具干扰性的常用词，形成基于访谈文本构成的词云图。如图1所示，“父母”“家庭”是排在前两位的关键词；在图2中，“小时候”“没什么”是受访者最常提到的词，此外，“安全感”“打电话”“所有权”“无所谓”等也是受访者常提及的词语。

3 大龄二孩家庭中同胞关系现状分析

以同胞性别组合类型为分类依据，将原始访谈文本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形成三级编码各6个、二级编码各17个，一级编码为姐妹53个、姐弟44个、兄妹40个、兄弟44个。另根据一级编码所涉及参考点的数量，即典型性，从高到低排序，得到不同性别组合同胞的关系现状，详情如表1、表2所示。

表1 大龄二孩家庭中同胞关系现状编码分析（姐妹、姐弟组合）

Table 1 Coding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sibling relationship in two children families with large age gap (sisters; elder sister and younger brother)

表2 大龄二孩家庭中同胞关系现状编码分析（兄妹、兄弟组合）

Table 2 Coding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sibling relationship in two children families with large age gap (elder brother and younger sister; brothers)

通过访谈文本与表1、表2的编码分析，综合考虑不同性别组合的访谈对象所占不同比例与相应参考点数的差异，发现大龄二孩家庭中同胞关系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大龄二孩家庭同胞关系存在共性特征。即相较于“不作为”与“冲突”两个维度的三级编码，“温暖”维度在同胞关系的行为与情绪中占据主要位置；而“同胞嫉妒”作为以往研究较为强调的维度，在大龄二孩家庭中并不凸显。一方面，大龄二孩家庭中同胞关系大体呈现出内部氛围温暖和谐的特征。通过对“温暖”所涉及的二级编码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不同性别组合中，“照顾陪伴”与“主动亲近”这两个二级编码更为突出，而“学业帮助”“陪伴玩耍”“沟通联系”“日常照顾”“分享资源”等作为一级编码，也是同胞间温暖行为的主要体现。如有长女表示“她刚出生没多久我就经常哄她睡觉，后来也是我爸我妈有时候晚回来，也是我带着我妹一起睡觉”（JM18，位置33）。另一方面，就“同胞嫉妒”而言，长子（女）大多表示不会有此类情绪或可以理解彼此成长中的差别，并将其归因于较大的年龄差、不同的社会物质条件与家庭生活水平等，如有长子表示“毕竟我在这个世界的经验比较多，所以跟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生活的话，应该稍微让着她一点儿”（XD14，位置50）。

第二，大龄二孩家庭中不同性别组合的同胞关系存在差异。一是兄妹组合相较于其他性别组合，三级编码中“温暖”维度最为凸显，其中二级编码“考虑深远”的参考点数在各类性别组合中均为占比最多，如有长子表示“就觉得长兄如父吧，应该做一个参谋者，更多是去建议父母怎么做，希望她以后也能达到我目前的水平之类”（XM22，位置44）。二是兄弟组合中“不作为”相较于其他性别组合更为突出，且在二级编码上更倾向于“回避忍让”，其中包括避免情感沟通、需父母干预调解，以及回避建立关系等方面；三是姐弟组合在三级编码参考点数分布上相较更为均匀平稳，而姐妹组合在冲突类型上则更为多元化，其冲突包括肢体、情感、言语等方面，如有重组家庭中的长女甚至表示“她跟自己的妈妈造谣说我虐待她”（JM12，位置53）。

第三，大龄二孩家庭在同胞关系结构、同胞情感态度、长子（女）角色等方面呈现多元化趋向，而其中的极端案例情形也亟需关注。一是在同胞关系结构多元化方面，通过对受访者个体行为、同伴关系、人格发展与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分析，发现本研究涉及的同胞关系可分为温暖和谐型、敌意冲突型、温暖与冲突并存型、不作为型等；二是在情感态度多元化方面，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自己“喜爱”“愿意陪伴”弟弟妹妹，但也有受访者表示“无所谓”“懒得相处”“不知道ta什么看法”，甚至有受访者明确表示出自己对家庭二孩的抵触情绪；三是在长子（女）角色多样化方面，除了交谈、陪伴、共同成长外，部分长子（女）在行为上承担着接送上下学、辅导功课、起居照顾等责任，也有部分在观念方面有“长子如父”“长女如母”等倾向，如有长子认为“我会跟家里建议培养她的方式，然后我希望能够为她未来的成长积累一些资源”（XM21，位置45）。但也有长子（女）表示自己被迫肩负起对弟妹的养护意愿，如有受访者表示“我其他家里人，言里言外已经开始有种让我去抚养的意思了”“不像是长子（女）的义务，更倾向于我是她以后监护人”（JM12，位置95）。此外，本研究也涵盖了一些较为极端的案例，包括父母离异导致同胞分居、长女自身有抑郁症、长子自身学业过于繁忙以致同胞间相处极少等现实情形。值得注意的是，同胞关系与家庭氛围、所有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也有着双向影响，即家庭成员的和睦相处往往促进同胞间的谦让、包容与融洽氛围的形成，而家庭存在明显冲突（如家暴、剧烈争吵、长期离家等）的案例中，同胞间较可能存在一定摩擦，并伴随着敌意、漠不关心等情绪。

4 大龄二孩家庭中同胞关系影响因素分析

4.1 长子（女）及弟妹个体因素

大龄二孩家庭中同胞关系影响因素中长子（女）及弟妹个体影响因素的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大龄二孩家庭中同胞关系影响因素编码分析（长子或长女及弟妹个体因素）

Table 3 Coding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ibling relationship in two children families with large age gap (individual factors of older children and younger siblings)

（1）个体成长环境及发展经历

如上述编码所示，成长环境是成长经历因素中对长子（女）同胞关系影响最大的因素。一方面，从物质生活条件来看，长子（女）与弟妹的成长环境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文化背景的不同产生一定的差异，父母在物质投入与资源倾斜方面，通常有明显的差异。“可能是父母在成长的，也可能是时代的原因，新一代的孩子总是比旧一代的孩子过得幸福，感觉还是有落差的”（JM12，位置74）。另一方面，从情感投入与父母关注角度来讲，较多长子（女）表示弟弟、妹妹会受到父母额外的关注与更温和的教育措施，“我觉得他是吸取之前教育我方面的教训，然后采取了更合适的方式去教育他”（XD2，位置55）。本研究中，大部分长子（女）会对物质资源与情感资源的差别采取包容的态度，“会有些羡慕，但又觉得其实我和他都是父母在他们能力允许的条件下，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了”（XD15，位置48），进而承担长子（女）责任，共建和谐同胞关系；但也有长子（女）因此而心生嫌隙，回避关系建立，对家庭产生冷漠情绪，甚至抵触、排斥家人。

此外，受个体情感经历与心理发展经历影响，长子（女）对同胞的接纳、关注程度呈现较大的差异。个人的教育经验与成长环境也较为明显地会对同胞关系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长子（女）的决策判断与行为选择。通过编码可见，大部分长子（女）对二孩都是接纳、欢迎的态度，在生活中会明显地对弟弟妹妹产生照顾情绪。部分长子（女）由于自身的心理问题，或是与弟弟（妹妹）长期远距离分居，对同胞关系的建立与改善都较为回避。随着年龄增长，长子（女）对事物的理解可能变得更为深刻，尤其体现在与自己成长轨迹一致的事件中。如本研究中，大部分长子（女）会基于自己的经验，对弟弟妹妹做出学业、生活引导，如“我生长在县城，但接触了很多来自城市的同学，我就对现代社会竞争有更深了解。就会对妹妹的英语课程、益智玩具的建议有了更强的目标性，好让她不被县城的教育资源束缚住”（XM21，位置45）。

（2）同胞相处模式及认知差异

如编码所示，长子（女）大多都与弟弟、妹妹建立良好的同胞关系，形成较为和谐、依恋的相处模式。“父母可能希望我们保持一种良性的关系，但是根本不需要他们进行调节，我妹妹很黏我，我也很喜欢她”（XM14，位置66）。同时，年龄差距是长子（女）在访谈时频繁提及的信息，“那我作为姐姐，比她大那么多，肯定很多时候让着她”（JM18，位置35），“我大她比较多，所以我们之间也没有竞争存在的可能性”（XM5，位置42）。可以看到，由于客观上存在的年龄差距，带来明显的认知、情感差异，使得在同胞关系的建立中，长子（女）往往谦让二孩，并主动承担照顾责任。由于价值判断和观念的不同，长子（女）与弟弟（妹妹）的亲密沟通、竞争关系也较少。年龄差距使得长子（女）需要承担起长兄、长姐的责任，以不同的视角去对待同胞关系，因此其在同胞相处中的影响不可忽视。

此外，由于认知能力与判断能力的不同、个体经历的差异，使同胞之间在价值观念、情感态度、思维模式、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存在些许“代沟”，甚至隔阂、矛盾。如弟弟对女性存在着一些偏见与优越感，“我很讨厌充满性别刻板印象的话语，但是我也知道他这样的想法也是由于生长环境的熏陶”（JD8，位置33）。同时，长子（女）对日常相处中的“责任”与“谦让”也较为敏感。由于父母的工作繁忙及自身的成长经历，长子（女）往往会承担起陪伴二孩、一同成长的责任，对弟弟、妹妹成长过程中的困惑进行疏导，适时地引导他们。但也有长子（女）表示，自己像妹妹的“半个妈”，承担起母亲的社会化角色，“我并不是很想去承担这个责任，只是因为我很多时候比较心疼我妈妈，所以会去帮忙带着”（JM18，位置71）。也有长子（女）对未来需要承担的抚养责任感到忧虑，“因为我以后可能还会在物质、精力上面付出更多，包括承担更多的教育和物质责任”（JM12，位置103）。

4.2 父母家庭及社会外界因素

大龄二孩家庭里同胞关系影响因素中家庭环境及父母自身的影响因素如表4所示。

表4 大龄二孩家庭中同胞关系影响因素编码分析（家庭环境及父母自身因素）

Table 4 Coding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ibling relationship in two children families with large age gap (family environment and parental factors)

（1）父母教养方式及工作生活状态

如编码所示，父母教养方式在家庭环境的影响因素中占据着较大比重。一方面，大龄二孩家庭中父母对于两个孩子总体相对平等地对待，但也存在一定的态度区别及教育方式上的差异。如有长子表示，“我爸妈对他各方面的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在学习成绩方面的要求会高很多，因为我弟弟比较淘气，也不是很爱学习”（XD9，位置49）；另一方面，父亲与母亲的教育方式及态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即父亲多为放养型和溺爱型，而母亲多为专制型和权威型。如有长子表示，“她（母亲）会对我和弟弟学习上面具体要完成的东西做出详细的罗列，然后我爸爸会管得比较松一点”（XD15，位置65）。

进一步结合访谈文本对教养方式进行归因，其一，缘于父母不同的工作生活状态。父亲的教育缺位一定程度上归结于较大的工作压力及时间精力较少，而母亲的严厉型家庭角色大多出于职业特点。如有长女如此阐述，“我是觉得一方面他们工厂那边接单也比以前多了，他也比较忙。我爸他一开始教育我的方式是快乐最重要，现在我觉得教育挺心累”（JM18，位置87）。其二，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其教养方式及对教育的重视情况，对同胞的相处状态有一定的作用。大多数受访者的父母都至少有一方接受过中专、大专及以上的教育，都较为重视两个子女的教育。有受访者表示“我父母他们的观念就是给成长期的孩子或者在教育上花钱那都是最值得的”（XM21，位置58），也有受访者表示“妹妹的生日礼物我买的都是意志性强一些的，比如我会跟母亲说一定要让她提前上英语课程，提前学习、悟道”（XM21，位置45）。但也有反映父母会因为文化程度的不同而在辅导孩子学业上出现争执的问题，如“因为我妈妈文化程度不高，她希望我爸爸多关注一点我妹妹的学习状态”（JM18，位置29），进而，辅导学业也成为家庭中长子（女）的一部分“责任”，即“我还要负责每天她有数学作业的时候教她数学作业”（JM18，位置44）。

（2）父母相处模式及婚姻关系质量

父母相处模式、婚姻关系质量等因素也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父母教养方式、同胞成长环境，对同胞间的性格、相处方式及相处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从长子（女）的角度来看，父母的婚姻关系与日常相处状态直接影响到家庭氛围，进而对孩子的情绪、性格和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如有受访者表示“我父母关系基本很稳定，比较和睦，相处没什么争吵”，而其在对弟弟的评价中也提到“他非常善于哄人，嘴很甜，和我感觉完全不一样。他和爸爸性格比较像，我和我妈比较像”（JD16，位置64）。

伴随着长子（女）与家中二孩的成长发展，大多数受访者的父母的相处模式与婚姻关系质量都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基于访谈，父母婚姻关系变化带来的结果大多体现于父母自身对两个孩子教育理念、情感态度、陪伴时间等方面的差别对待上，如有受访者表示“随着我渐渐长大，他（父亲）对这个家的付出其实就变小了。其实他们的关系也就那样，我感觉也不是特别和睦”（JM18，位置79）。相应地，此受访者又表示“能明显地感觉到我爸对我妹其实不如对我上心”（JM18，位置85）。值得注意的是，父母相处模式及婚姻质量的变化也影响着大孩与二孩的不同的成长环境及相处模式。如有长子表示：“他们从我两三岁一直到我弟两三岁的时候，一直在考虑离婚”，在其对同胞关系的描述中，也提及：“我其实也弄不太清楚我跟他（弟弟）现在的关系是属于什么样的”（XD1，位置98）。

（3）社会舆论影响及教育竞争压力

对于他人价值观念，长子（女）的处理应对方式可分为“坚定自身，不被左右”“对他人观念取长补短”“易被外界声音影响”等。正如部分长子（女）表示：“因为我跟我弟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我知道他们（外界声音）有哪些说的是对的，哪些说的错的。”也有部分长子（女）会依据他人观念，从而取长补短，不时审视自身的同胞关系。即将周围人的声音或大众媒介的评论当作一种例子客观看待，从而在同胞关系上扬长避短（XM22）；审视自身同胞状态，观察比较父母是否有社交平台上所描述的行为（如重男轻女等）（JD6）。亦有少部分受访者表示对外界“长子（女）责任”的相关说法有抵触情绪，或“较少关注，完全不受影响”。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及家庭普遍认为长子（女）女有义务谦让弟妹，这在一定程度上给长子（女）带来情感压力，在长女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而此类外界观念与主流声音使长子（女）易在同胞关系中处于被动接受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此外，教育竞争压力是社会外界因素的重要构成，亦是影响同胞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大龄二孩家庭中，长子（女）与弟妹成长的时代背景差距较大，经济生活条件、父母的教育资源投入、学校教学内容及课外生活都有明显的差异。在纵向比较上，教育竞争压力与家庭经济水平的变化使家庭中的二孩大多享有较为丰富的学习资源与课外活动，使长子（女）产生一定的嫉妒、羡慕情绪。如有长女表示父母在妹妹身上的课外活动投入远大于自身幼时；在横向比较上，现今长子（女）的大学生社会角色与二孩所处于的“教育起跑线”成长阶段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冲突。如若长子（女）自身学业应对与二孩的学业辅导需求间的矛盾无法化解，便容易出现同胞间有网课期间竞争家用学习资源等冲突情形。

5 对策建议

（1）明晰角色定位，同胞协同成长

由于年龄差异，长子（女）往往对年幼同胞肩负起照料责任，甚至承担了父母的教育职能。加之传统社会伦理观念的规定性，长子（女）有较多的情感压力。因此，对长子（女）而言，除了要求其尊重同胞的个性差异，理性对待家庭资源分配与情感投入外，还应减少其父母化的角色职能，使其更多扮演陪伴、协同成长、榜样树立等角色，以平等而非说教的态度去面对同胞。而长子（女）也应当正确认识父母、自己和同胞三者间的位置，逐渐实现情感平衡，坦然面对同胞之间的矛盾与隔阂，提高自己的社会化能力，在陪伴成长中收获更圆满的自我。

（2）父母协同教养，重视孩子特性

如前文所述，父母的婚姻关系质量、协同教养对子女的身心健康及同胞关系有重要作用。因而，除了父母双方形成有效良好的沟通相处模式之外，父亲要减少忽视性的、放纵性的行为，增加亲子间的有效沟通与交流，原先较少参与和关注的父亲应逐渐转变自己的教养方式，拒绝“丧偶式”家庭教育。此外，介于大龄二孩家庭的特殊性，父母双方均需依据两个孩子的个性特点，采取差异性教养方式。长子（女）作为已形成自身价值观念与处事方式的社会个体，父母应充分尊重其思想看法及行为选择，不能将“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等观念强加于其身；对二孩来说，作为未充分社会化的个体，父母应注重长子（女）的榜样作用，既不能简单地照搬先前的教育经验态度，也不能将二孩看作是先前遗憾的弥补，而应根据个性差异，采取针对性的教育方式。

（3）争取社会支持，纠正观念偏差

社会环境是大龄二孩家庭中同胞关系的前提性背景。大龄二孩家庭的产生，与“全面二孩政策”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要做好政策后续跟进，通过网络平台、自媒体服务等在福利支持、教育引导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帮助，为良好家庭氛围的形成、和谐同胞关系的发展提供有力抓手。另一方面，应树立积极正确的主流价值观，纠正“长子（女）必须照料弟妹”“重男轻女”等观念，树立良好的社会舆论，为大龄二孩家庭的良好教育环境提供外部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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